栖息地保护对鸟类保护的重要性

栖息地是生物生存和繁衍的场所。栖息地丧失和质量下降都会对野生生物的种群维持带来严重影响。通过2个案例介绍栖息地保护对鸟类保护的重要性:1)韩国西海岸大滨鹬的关键迁徙停歇地丧失导致其种群快速下降;2)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通过治理外来植物互花米草和优化鸟类栖息地,鸟类多样性明显提升。栖息地是生物赖以生存的"家园",开展栖息地保护对野生生物的保护起着关键作用。     

基于鹤群数量和活动时间的白头鹤越冬生境分级

崇明东滩作为国家级鸟类自然保护区,是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白头鹤(Grus moracha)重要的越冬栖息地,但近年来由于人类活动加剧以及外来物种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影响,白头鹤种群的越冬适宜生境也随之变化,给白头鹤种群的保护及区域环境保护带来严峻挑战。本文从4种重要的生境因子(覆被类型、植被盖度、淹水深度、大堤距离)着手,研究了环境变量对鹤群行为方式的影响,并且利用鹤群数量以及鹤群活动时间作为参比标准对环境因子的适宜性进行量化。结果表明:白头鹤在崇明东滩的适宜越冬生境面积为697 hm2,次适宜生境面积为469 hm2,微适宜生境面积为282 hm2,非适生境面积352 hm2,白头鹤适宜生境和非适生境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38.7%和19.6%,其余生境超过区域总面积40%。白头鹤在崇明东滩堤外的潜在适宜生境面积比重较大,这为扩展鹤群的适宜生境面积提供了可能。文章提出了关于白头鹤种群保护及扩大鹤群适宜生境面积的措施及办法:在次适宜和微适宜生境区投放饵料以扩大其适宜生境面积,同时加大对本土物种海三棱藨草(Scirpus mariqueter)的恢复力度。     

基于空间分带的崇明东滩水鸟适宜生境的时空动态分析

本文采用1990—2008年期间6期Landsat TM遥感影像的解译结果,基于ArcGIS空间分带方法并构建生境有利度指数,分析了崇明东滩水鸟适宜生境的时空动态。结果表明：（1）近20 a来,主要受自然湿地的围垦、堤内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和堤外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入侵的影响,崇明东滩海三棱藨草(Scirpus mariqueter)群落（SMC）和养殖塘（AP）的数量特征变化较大,水鸟适宜生境的数量和结构经历了由自然生境到人工生境再到自然生境占支配地位的变化;（2）1990—2008年期间,SMC和AP生境有利度指数值的最高年份分别是1990和2003年,指数值的最低年份分别是2000和2008年;（3）1990s年代的大规模围垦以及互花米草的入侵,致使SMC生境的面积锐减,其主要分布范围从1990年的堤外1000—5000 m变为堤外0—3000 m处,导致SMC生境状况恶化;（4）大堤内AP生境是崇明东滩的重要水鸟生境类型,受堤内土地利用方式改变的影响,该生境2008年的生境有利度指数很低。崇明东滩鸟类生境的管理和保护不仅应重视自然湿地中的光滩与浅水区域,同时更应侧重于海三棱藨草群落和堤内养殖塘的管理和保护,其重点管理和保护范围可界定在堤外3000 m到堤内2000 m之间。崇明东滩水鸟生境的管理应实现多目标管理,维持各类适宜生境的足够面积和合理的空间布局,并在时间尺度上保持相对稳定,才能有效地保护各类水鸟种群及其生物多样性。     

上海地区水鸟群落结构和动态分布特征

为了解上海地区水鸟的栖息状况和种群动态变化,2006—2010年在全市选取9个主要区域开展了全市水鸟同步调查。5年来共记录到水鸟9目17科133种796738只次,其中鸻形目53种,雁形目28种,鹳形目17种,鸥形目16种。按居留类型来分,留鸟、夏候鸟、冬候鸟和旅鸟种类分别占总种类的3.0%、9.0%、43.6%和44.4%。以雁鸭类为主体的冬候鸟迁徙时间一般为9月—次年4月;以鸻鹬类为主体的旅鸟一般为3—5月完成北迁,南迁时间为8—10月。上海市全年水鸟数量较多的区域依次是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南汇东滩和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淀山湖、崇明北湖、宝钢水库和三甲港数量最少。对各调查区域内水鸟的聚类分析和主要类群的生境偏好分析说明,雁鸭类倾向于浅滩生境和开阔水面生境,鸻鹬类倾向于沿海面积较大的浅滩光滩,而滩涂的围垦和人为干扰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水鸟栖息地管理的一些建议。     

崇明东滩鸻鹬类迁徙路线的环志分析

崇明东滩为东亚-澳大利西亚鸻鹬类迁徙路线上的重要迁徙停歇地.本文通过分析崇明东滩回收的异地环志鸻鹬类记录及异地回收的崇明东滩环志的鸻鹬类记录,研究崇明东滩鸻鹬类的迁徙路线.1979～2008年间,崇明东滩共回收到来自澳大利亚西北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美国阿拉斯加及新西兰北岛等17个国家与地区环志的鸻鹬类265只,包括大滨鹬(Calidris tenuirostris)、斑尾塍鹬(Limosa lapponica)、红腹滨鹬(C.canutus)等16种鸟类,其中春季北迁期间的记录占总数的93%;2003～2008年间,澳大利亚西北部、新西兰南岛、中国大陆及新西兰北岛等10个国家与地区回收到崇明东滩环志的大滨鹬、斑尾塍鹬、红腹滨鹬等12种鸟类,共计164只.在所有与崇明东滩鸻鹬类存在迁徙连接的20个国家和地区中,澳大利亚西北部的回收记录占全部回收记录的55%.根据斑尾塍鹬和红腹滨鹬不同亚种的越冬地分布,崇明东滩回收的斑尾塍鹬有L.l.menzbieri与L.l.baueri两个亚种,红腹滨鹬有C.a.piersmai和C.a.rogersi两个亚种.     

崇明东滩越冬鸟类在养殖塘的空间分布

鸟类对空间的利用直接反映对栖息地的选择。通过对崇明东滩养殖塘越冬鸟类群落调查,运用空间自相关检验、空间插值分析和景观格局分析,研究越冬鸟类在养殖塘人工湿地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果显示:雁鸭类和鸻鹬类在养殖塘分布特征显著不同。雁鸭类呈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为聚集分布,且丰富度和多度分布较为一致;而鸻鹬类在养殖塘以随机分布为主,丰富度显示一定的聚集分布。养殖塘已经成为崇明东滩越冬鸟类重要的栖息地,不同生态类群栖息地选择存在差异:芦苇植被发育好,水域面积较小且水深较深,不同斑块以聚集为特征的养殖塘是雁鸭类的适宜生境;鸻鹬类则偏好一定芦苇植被、水域面积大且水深较浅的养殖塘。因此在保护区土地利用和管理时应考虑不同生态类群对栖息地选择的差异。     

长江口盐沼湿地不同亚生境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组成和多样性差异

2015年7月—2016年6月每月在长江口盐沼湿地采集潮沟、光滩和盐沼(以海三棱藨草为主)三种亚生境的大型底栖动物样本,分析其群落组成和多样性差异。结果表明:共采集到大型底栖动物21种,隶属4门、5纲、15科,以软甲纲(7种)和多毛纲(4种)种类较多;潮沟和盐沼亚生境的优势种无差异;盐沼底栖动物物种数最高,潮沟次之,光滩物种数最低;盐沼底栖动物的密度和生物量均高于其他2种亚生境;三种亚生境的大型底栖动物密度两两间差异显著(P0.05),而生物量无显著差异(P0.05);盐沼底栖动物群落的Shannon多样性指数最高(1.08),光滩次之(1.03),而潮沟最低(0.63);光滩底栖动物群落的Simpson物种丰富度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值均高于潮沟和盐沼,反映光滩底栖动物群落种类密度的分布相比其他2种亚生境较为均匀;通过群落聚类和非度量多维标度分析发现,盐沼和潮沟亚生境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较为相似,而与光滩差异较大,引起两者差异的主要贡献种是谭氏泥蟹、河蚬、背蚓虫等。     

崇明东滩春季鸟类群落特征

2003年春季对崇明东滩潮间带不同生境的鸟类群落进行了调查,共记录到鸟类64种,隶属7目15科。崇明东滩潮间带春季鸟类平均密度为14.60只/hm2,鸟类多样性指数2.08、均匀度指数0.49、优势度指数0.22。芦苇带、海三棱草带和盐渍藻类带是东滩潮间带典型的生境,各生境的鸟类种类、密度和多样性差异较大。其中芦苇带25种,平均密度2.56只/hm2;海三棱草带有48种,平均密度15.38只/hm2;盐渍藻类带36种,平均密度21.04只/hm2。3种生境中盐渍藻类带鸟类的生物多样性最高,海三棱草带最低。研究表明,滩涂围垦、人类活动干扰、互花米草的入侵是影响鸟类在东滩栖息的主要因素。     

滩涂作业对上海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的影响评价

2005年3～5月对崇明东滩及周边社区进行了多次社会经济情况调查,从这些调查中获取了目前东滩关于滩涂利用方式、社会经济情况、现有社区管理模式及周边社区对崇明东滩的依赖程度等本底资料。研究表明,崇明东滩及周边社区的本地居民对滩涂的依赖性很低:在总计3364的滩涂作业人员中,崇明当地人仅占6%,他们获得的经济收入也仅占滩涂作业总收入的15%,绝大多数居民家庭经济收入与东滩关系不大。然而,滩涂作业时间及区域与东滩鸟类活动有重叠,且滩涂作业人数众多,对东滩鸟类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破坏鸟类栖息地和减少鸟类食物来源,最终影响到鸟类的生存。因而通过对比候鸟在东滩活动的时间生态位与滩涂作业时间及收入情况,提出有效管理与合理利用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资源的建议。考虑到滩涂作业中存在的"转包"现象使得大部分经济收益被少数人非法获取,因此建议,在崇明东滩应当鼓励开发周边社区产业,比如培育观鸟业,可让渔民尤其是外来人员由渔业捕捞向观鸟业过渡,从而可以实现滩涂利用方式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换;在转换过程中,应该调整滩涂的季节性作业格局,并依据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制定相关的保护及利用政策。     

崇明东滩人工湿地春季水鸟群落结构及其生境分析

崇明东滩处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拥有辽阔的滩涂和丰富的湿地资源,是亚太地区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驿站。然而崇明东滩也是上海促淤圈围重点区域之一,且围垦后滩涂用作多种农业、工业发展,导致当地植物群落和滩涂湿地结构的改变,从而直接造成了鸟类生物多样性的明显下降,因此东滩湿地保护人员采取了修复和优化的治理措施,但治理同时也将自然滩涂改造成人工湿地。本研究将改造后自然滩涂作为研究不同类型人工湿地的水鸟群落结构及其生境关系的研究区域,并把研究区域分为4种不同类型人工湿地,捕鱼港优化区即一期工程(已修复)、鸟类栖息地优化区即二期工程(修复中)、人工鱼蟹塘、耀全农场。本研究目的在于分析这4种不同类型人工湿地中鸟类群落特征并寻找影响鸟类对生境利用的主要因子,同时考虑修复优化工程的保育功能,对不同管理模式下的人工湿地进行研究,从而对湿地改造提出科学的建议。由于前期大量研究表明春季鸟类数量和种类较丰富,能够较好地反映崇明东滩湿地生态现状。因此从2013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在大潮期和小潮期分别对上述4种不同类型人工湿地进行了鸟类及其生境因子调查。此次鸟类调查采用样点法,共统计到水鸟2357只,隶属于6目11科45种,其中斑嘴鸭(Anas poecilorhyncha)、红骨顶(Gallinula chloropus)、金眶鸻(Charadrius dubius)、环颈鸻(C.alexandrinus)、牛背鹭(Bubulcus ibis)、鹤鹬(Tringa erythropus)、林鹬(T.glareola)等25种鸟为优势种。非参数检验分析表明,春季这4类人工湿地水鸟种类、密度、多样性均有显著性差异,一期工程内水鸟的种类、密度、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都为最大。对生境因子与鸟类群落特征进行相关分析,根据非参数检验的结果得出裸露浅滩面积、水域面积、生境小岛个数是影响水鸟分布的关键因子,为此对鸟类栖息地优化区的修复及其完善提出科学建议。     

宁夏沙坡头国家自然保护区鸟类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随着宁夏沙坡头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发展与荒漠化进程,保护区内不同类型的鸟类均面临着日益增加的自然及人为干扰胁迫,鸟类群落的丰富度下降趋势显著。为了改善保护区内鸟类生物多样性现状,优化鸟类栖息地空间结构,基于现有鸟类调查与研究资料,筛选影响鸟类活动的各类阻力指数,建立鸟类活动最小累积阻力面,运用最小阻力模型构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研究结果表明:源地面积为1690.67 hm~2,占保护区总体面积的12.09%;廊道共13条;辐射道共85条;战略点共8个;保护关键区面积为2634.48 hm~2,占保护区总体面积的18.76%。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重点保护地块、保护热点及栖息地之间的联系廊道提出鸟类保护的空间格局优化建议。详细梳理了阻力面模型的构建方法,改进了相关技术环节,为我国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景观安全格局优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与实践指导。     

上海崇明东滩互花米草种子产量及其萌发对温度的响应

外来物种互花米草通过快速的无性和有性繁殖,已在崇明东滩形成了大面积的单优势种群。研究了崇明东滩互花米草入侵区种子产量及温度对其萌发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花米草在潮间带的中潮间带种子产量最高,为44523粒/m²,高潮间带次之,为31150粒/m²,低潮间带最低,为17250粒/m²。各潮间带的种子在10 30℃范围内均能萌发,而且随着温度的升高,萌发率和萌发速度总体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互花米草种子在25℃恒温与20/30℃变温处理下的萌发率最高和萌发速度最快,而且互花米草种子在变温环境下的萌发率高于恒温处理。研究表明,崇明东滩中潮间带互花米草的种子产量和活性最高,是提供有性扩散种源的主要区域,适合种子萌发温度的4-5月是互花米草进行有性扩散的主要季节。研究结果对了解互花米草有性繁殖扩散的时空格局和入侵生态学过程,以及有效控制和管理入侵物种互花米草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MAXENT模型的丹顶鹤营巢生境适宜性分析——以扎龙保护区为例

明确物种繁殖栖息地的潜在分布对于受胁物种的保护与科学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扎龙保护区是国际濒危物种丹顶鹤西部迁徙种群的主要繁殖地之一,近年来繁殖种群数量波动较大。通过GIS空间技术平台,利用MAXENT模型,结合2012—2013年丹顶鹤(Grus japonensis)营巢分布点和环境特征变量,对扎龙保护区丹顶鹤营巢生境的适宜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模型的评价效果达到优秀水平(训练集AUC=0.901);绿度(34.9%)、距道路距离(17.1%)、土壤湿度(16.3%)、海拔(15.7%)是丹顶鹤营巢生境的主要环境特征变量;核心区中部和南部是丹顶鹤主要的适宜营巢分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有少量的适宜营巢区分布,丹顶鹤适宜营巢生境面积为35857.35hm~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7.07%。建议在重点管理核心区的同时,对缓冲区和实验区的小面积芦苇沼泽给予更多关注。     

基于最大熵模型的野生马麝夏季生境适宜性研究

野生马麝(Moschus chrysogaster)是珍稀濒危资源动物,分布于我国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甘肃兴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野生马麝最重要的分布区之一,深入了解保护区的生境结构、质量及分布是对区域内野生马麝进行成功保护的前提和基础,但迄今缺乏大尺度的马麝生境适宜性研究。利用实地调查得到的兴隆山保护区的野生马麝夏季分布点数据,采用最大熵(MaxEnt)模型,结合地形、归一化植被指数、距河流距离、距道路距离等环境变量数据,进行野生马麝的夏季生境适宜性分析。结果表明：影响野生马麝夏季生境适宜性的主要生态因子是海拔、坡向、植被和河流,其贡献率分别达40.3%,23.4%,18.6%和10.9%;兴隆山保护区野生马麝的夏季潜在适宜生境分布面积为123.34 km²,占整个保护区的41.11%,占保护区林地的61.92%;野生马麝夏季潜在适宜生境主要集中在保护区的中部和西部,其中高适宜性生境约为保护区的4.47%,各适宜区间及适宜区之内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连续分布。为加强对兴隆山保护区野生马麝种群及生境的就地保护,建议通过生境保育措施,提高野生马麝潜在分布区的生境适宜性,...     

自然保护区气候变化风险及其评估——以达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从基于风险管理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理论框架和气候变化对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挑战出发,明确了自然保护区气候变化风险的涵义,并以达里诺尔自然保护区鸟类及其赖以生存的水体、草地、林地、沼泽地生境为研究对象,对达里诺尔自然保护区气候变化风险及其变化趋势进行评估和预测.结果表明: 1997—2010年,达里诺尔自然保护区及其水体、草地、林地、沼泽地生境的气候变化风险均呈明显的波动性变化趋势,1999、2001、2005、2008年保护区及其4类生境和2002、2004年沼泽地生境均处于风险状态;与2010年相比,情景A、B、C下2020、2030年保护区及其4类生境的气候变化风险均有所增强;各类生境的气候变化风险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沼泽地生境的气候变化风险较为突出,与其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和丰富的鸟类分布密切相关;人类对水资源、草地资源的过度利用会加剧气候变化对自然保护区的不利影响及其对应的生态风险.总体上,气候变化风险在达里诺尔自然保护区已经显现,气候变化风险管理有助于保持并增强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     

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藏羚适宜生境识别及其保护状况评估

藏羚作为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濒危有蹄类动物的典型代表,其生境保护对于维持其种群存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考虑食物、地形、水系等藏羚关键生境因子及道路、居民点等人为干扰因子,基于生境适宜性模型,对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藏羚的潜在及有效生境适宜性进行了模拟分析.同时,基于保护比例及单位面积对适宜生境的捕获效率,评估了研究区内阿尔金山、可可西里和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各功能分区的保护情况.结果表明： 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潜在和有效适宜生境面积分别为2.84×10⁵和2.08×10⁵ km²,人为干扰造成的生境退化达16.1%.其中,阿尔金山、可可西里和羌塘保护区所覆盖的潜在适宜生境面积分别为2.01×10⁴、3.13×10⁴和1.26×10⁵ km²;考虑道路、居民点等人为干扰因素,其有效适宜生境面积分别为1.75×10⁴、2.81×10⁴和9.95×10⁴ km²,上述干扰因素导致的生境减损率分别为12.9%、10.2%和21.1%,表明羌塘道路、居民点等人为干扰相对较严重.尽管目前该区域3大保护区保护了藏羚2/3以上的适宜生境,体现了良好的保护效率,但仍存在一定游离于保护体系之外的保护空缺.在保护区功能区划水平上,除核心区外,缓冲区和实验区的保护比例和保护效率也不容忽视.为强化对藏羚等濒危有蹄类的保护,有必要在保护区和功能分区水平上对现有保护体系进行优化调整,减少保护空缺、优化功能分区,提高保护体系对生境保护的有效性,并预先保护物种适应气候变化的潜在庇护所.     

内蒙古桦木沟自然保护区夏季鸟类物种多样性调查

为了解鸟类多样性现状,制定科学有效的栖息地保护管理对策,于2006年5～7月利用样线法对内蒙古桦木沟自然保护区鸟类物种多样性进行了调查,并分析了群落结构。结果显示,保护区内有17目44科127种鸟类,其中有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鸟类1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鸟类14种。居留型组成为90种夏候鸟、27种留鸟、10种旅鸟。不同生境类型中的鸟类群落多样性指数以草原湿地最高,均匀性指数以林地和疏林较高。提出保护区在制定鸟类多样性保护对策时应全面考虑各类栖息地的生态作用。     

江西桃红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梅花鹿生境适宜性评价

华南梅花鹿(Cervus nippon)被IUCN列入濒危物种,也是我国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目前种群仅分布于江西、浙江、安徽等狭窄的区域内,形成多个孤立种群,生境破碎和丧失被认为是限制梅花鹿种群增长的主要原因。于2011年3月至2013年3月采用样线法和样方法对桃红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梅花鹿栖息地进行了野外调查,利用空间模拟方法,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空间分析功能,以植被类型、坡度、坡向、海拔和人类干扰活动作为评价因子进行了生境适宜性评价。结果表明,桃红岭地区以森林为主,各类林地面积约9 488.15 hm~2,占75.90%,植被类型分为落叶阔叶林、针叶林、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竹林、灌丛、草丛和芭茅丛,面积分别为1664.57、1638.63、3438.21、1247.15、87.85、1143.88、60.92 hm~2和206.94 hm~2。在不考虑人类活动影响时,梅花鹿的适宜生境和次适宜生境面积分别是2233.99 hm~2和2980.24 hm~2,分别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8.61%和24.83%;而考虑人类活动影响时,梅花鹿的适宜生境和次适宜生境面积分别是1224.04 hm~2和2164.70 hm~2,分别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0.20%和18.04%。由于梅花鹿的生境受到居民点、主要道路、农田耕作、森林采伐等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导致大量适宜和次适宜生境丧失、隔离,景观破碎度指数由0.4345增加到0.5898。以潜在可利用生境面积计算,保护区梅花鹿环境容纳量为(568±160)只,而以实际可利用生境面积计算,则只能容纳(368±105)只。适宜生境的丧失和破碎可能是限制桃红岭梅花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梅花鹿种群恢复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实际调查提出了管理措施。     

基于生态位模型的艾比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马鹿生境评价

生境评价和预测是对濒危物种进行有效保护的基础。通过2013年9月和2014年10月对新疆艾比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2次秋季野外调查共收集了92处马鹿(Cervuselaphus)出现数据,利用马鹿出现数据作为分布点数据,选取地形、植被类型和气候因子3类23种因子作为生境变量,利用MAXENT生态位模型分析了新疆艾比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马鹿秋季生境适宜性分布特征和主要生境因子对马鹿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模型预测结果较高,平均AUC(area under the curve,受试工作者曲线下面值)值为0.976;Jackknife检验结果显示:最热月最高温度对马鹿生境分布的影响较大。植被类型和坡度对马鹿生境分布的影响不大。海拔、年降雨量、气温日较差和最热季平均温度是影响马鹿生境分布的主要生境因子。马鹿秋季生境划分为高适宜、次适宜、低适宜和不适宜4个等级,马鹿的高适宜生境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域的北部,次适宜及低适宜生境区则分布于高适宜生境区的边缘,而不适宜生境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东部地区。研究不仅提供了马鹿在艾比湖的实际分布状况,也为马鹿生境和生境因子的关系方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