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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治理外来入侵植物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对保护河口湿地鸟类栖息地及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在崇明东滩比较了"淹水刈割"、"反复刈割"及"化学除草"三种措施对大面积互花米草的治理效果及其对大型底栖动物与土著植物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的影响。结果表明,反复刈割措施对互花米草生长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对底栖动物群落的影响较小;使用化学除草剂清除互花米草的效果不明显,对底栖动物群落的影响亦不明显;淹水刈割措施能长期有效地清除互花米草,但长期淹水对底栖动物群落的影响较大,同时亦对芦苇生长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因此,淹水刈割可能是在河口生态系统治理大面积互花米草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在后续管理中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减小对底栖动物及土著植物的影响。  相似文献   
2.
冬季水鸟对崇明东滩水产养殖塘的利用   总被引:3,自引:1,他引:2  
华宁  马志军  马强  宋国贤  汤臣栋  李博  陈家宽 《生态学报》2009,29(12):6342-6350
自然湿地的丧失和退化给依赖湿地生存的水鸟带来了严重威胁,人工湿地作为水鸟栖息地的功能日益受到关注.水产养殖塘是人工湿地的重要类型之一.通过研究崇明东滩水产养殖塘冬季水鸟群落组成及其栖息地特征,发现大面积养殖塘比小面积养殖塘吸引更多种类和更高密度的水鸟.养殖塘在放水前水位较高时吸引更多游禽栖息,而在放水后水位较低时吸引更多涉禽;在放水过程中,养殖塘中水鸟的种类最多,密度最大.另外,在放水的不同时期,不同的环境因子对水鸟群落的影响不同:放水之前,养殖塘水面面积和平均水深是水鸟种类和数量的主要影响因子,其中游禽种类和数量受水面面积影响较大,涉禽种类和数量受平均水深影响较大;放水过程中,裸地面积、芦苇面积、干扰程度、平均水深和水深变异对水鸟、游禽和涉禽的种类和数量起主要作用;放水之后,水深变异对水鸟种类和数量的影响较大,而影响游禽种类和数量的主要因子是水面面积,影响涉禽种类和数量的主要因子是水深变异.研究表明,通过对影响水鸟栖息地利用的主要因子的有效管理,养殖塘在提供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能为水鸟提供适宜的栖息地.  相似文献   
3.
裴恩乐  袁晓  汤臣栋  蔡音亭  吴迪 《生态学杂志》2012,31(10):2599-2605
为了解上海地区水鸟的栖息状况和种群动态变化,2006—2010年在全市选取9个主要区域开展了全市水鸟同步调查。5年来共记录到水鸟9目17科133种796738只次,其中鸻形目53种,雁形目28种,鹳形目17种,鸥形目16种。按居留类型来分,留鸟、夏候鸟、冬候鸟和旅鸟种类分别占总种类的3.0%、9.0%、43.6%和44.4%。以雁鸭类为主体的冬候鸟迁徙时间一般为9月—次年4月;以鸻鹬类为主体的旅鸟一般为3—5月完成北迁,南迁时间为8—10月。上海市全年水鸟数量较多的区域依次是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南汇东滩和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淀山湖、崇明北湖、宝钢水库和三甲港数量最少。对各调查区域内水鸟的聚类分析和主要类群的生境偏好分析说明,雁鸭类倾向于浅滩生境和开阔水面生境,鸻鹬类倾向于沿海面积较大的浅滩光滩,而滩涂的围垦和人为干扰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水鸟栖息地管理的一些建议。  相似文献   
4.
崇明东滩人工湿地春季水鸟群落结构及其生境分析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崇明东滩处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拥有辽阔的滩涂和丰富的湿地资源,是亚太地区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驿站。然而崇明东滩也是上海促淤圈围重点区域之一,且围垦后滩涂用作多种农业、工业发展,导致当地植物群落和滩涂湿地结构的改变,从而直接造成了鸟类生物多样性的明显下降,因此东滩湿地保护人员采取了修复和优化的治理措施,但治理同时也将自然滩涂改造成人工湿地。本研究将改造后自然滩涂作为研究不同类型人工湿地的水鸟群落结构及其生境关系的研究区域,并把研究区域分为4种不同类型人工湿地,捕鱼港优化区即一期工程(已修复)、鸟类栖息地优化区即二期工程(修复中)、人工鱼蟹塘、耀全农场。本研究目的在于分析这4种不同类型人工湿地中鸟类群落特征并寻找影响鸟类对生境利用的主要因子,同时考虑修复优化工程的保育功能,对不同管理模式下的人工湿地进行研究,从而对湿地改造提出科学的建议。由于前期大量研究表明春季鸟类数量和种类较丰富,能够较好地反映崇明东滩湿地生态现状。因此从2013年3月下旬至5月上旬在大潮期和小潮期分别对上述4种不同类型人工湿地进行了鸟类及其生境因子调查。此次鸟类调查采用样点法,共统计到水鸟2357只,隶属于6目11科45种,其中斑嘴鸭(Anas poecilorhyncha)、红骨顶(Gallinula chloropus)、金眶鸻(Charadrius dubius)、环颈鸻(C.alexandrinus)、牛背鹭(Bubulcus ibis)、鹤鹬(Tringa erythropus)、林鹬(T.glareola)等25种鸟为优势种。非参数检验分析表明,春季这4类人工湿地水鸟种类、密度、多样性均有显著性差异,一期工程内水鸟的种类、密度、多样性指数、均匀度指数都为最大。对生境因子与鸟类群落特征进行相关分析,根据非参数检验的结果得出裸露浅滩面积、水域面积、生境小岛个数是影响水鸟分布的关键因子,为此对鸟类栖息地优化区的修复及其完善提出科学建议。  相似文献   
5.
正大型浮游动物(Macrozooplankton)是指体长介于1 mm和1 cm之间的浮游动物[1]。它们主要以碎屑、细菌、藻类、原生动物和中小型浮游动物等为食,同时本身又是鱼类、虾蟹类和水鸟等动物的饵料[2,3],在生态系统食物网中处于中间环节,通过能量传递联系着生产者和次级消费者。  相似文献   
6.
崇明东滩抛荒鱼塘的自然演替过程对水鸟群落的影响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人工湿地抛荒的现象普遍存在,但针对抛荒后的自然演替过程对水鸟群落影响的研究较少.于2007、2008、2011年对崇明东滩自然抛荒的人工鱼塘水鸟群落展开调查,探究抛荒后的自然演替过程对水鸟群落结构及不同水鸟类群的影响.3a累计观察到水鸟59种12819只,隶属6目12科.其中抛荒前最多,共53种11001只;抛荒第1年22种1673只;抛荒第4年最少,9种145只.鱼塘抛荒后水鸟种类和数量下降剧烈,物种多样性先上升再下降,均匀度逐年上升,优势度先下降再上升.方差分析结果表明,5个群落特征都存在极显著年度差异(P1<0.01;P2<0.01;P3<0.01;P4=0.003;P5<0.01).非参数检验结果表明,不同类群水鸟的种类和数量逐年下降趋势明显,且年际差异极显著.即抛荒后的自然演替过程对水鸟群落产生了不利影响.建议采取人工管理措施防止旱化,增加环境异质性,恢复水鸟群落多样性.  相似文献   
7.
遥感与GIS支持下的崇明东滩迁徙鸟类生境适宜性分析   总被引:6,自引:2,他引:4  
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位于长江入海口,是国际迁徙鸟类重要的栖息地.受自然和社会因素影响,该地区鸟类栖息环境正处于快速变化.研究采用面向对象的图像分割方法提取鸟类生境适宜性多边形评价单元,根据近年来野外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迁徙鸟类生存的地类、植被、潮沟、底栖生物等关键环境因素,建立了鸟类与关键环境影响因素的定性定量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技术,进行了崇明东滩鸟类保护区内主要四大鸟类种群雁鸭类、鸻鹬类、鹭类以及鸥类的生境适宜性分析.结果表明:(1)崇明东滩迁徙鸟类生境较适宜的面积占保护区总面积40%左右;(2)光滩区域、与光滩邻近的海三棱藨草带以及潮沟地带是鸟类生境适宜性较好的地理区域;(3)基于面向对象的遥感分析技术和GIS空间分析技术,能有效且简便地对生态环境处于快速动态变化中的物种生境适宜性进行快速、客观准确的分析评价,其结果可为崇明东滩鸟类种群及其生存环境规划、保护和管理提供基础科学依据.  相似文献   
8.
阐明水鸟栖息地利用与环境因子的关系有助于制定针对性的水鸟保护对策。本研究在2012~2013年冬季对崇明东滩鸟类栖息地优化区内越冬水鸟的种类、数量以及6种环境因子(植被面积比例、裸地面积比例、水深、地形变异、栖息地结构多样性和干扰)进行调查,以了解水鸟对人工湿地的栖息地利用及其影响因子。野外调查共记录到水鸟24种9 018只,其中优势种为斑嘴鸭(Anas poecilorhyncha)和绿头鸭(A.platyrhynchos);栖息地优化区内水鸟休息的个体数量占总数量的79.2%,这表明优化区是大多数水鸟的休息地,而小(Tachybaptus ruficollis)、白骨顶(Fulica atra)、黑水鸡(Gallinula chloropus)、白琵鹭(Platalea leucorodia)和黑脸琵鹭(P.minor)的觅食个体数量超过60%,说明优化区也为这些鸟类提供了觅食地。逐步回归分析表明,裸地面积比例是影响越冬水鸟种类分布的最主要因子;尽管游禽在地形变异较大、植被面积比例较低的区域数量较多,但在休息时游禽更偏好于裸地面积比例较高的区域,而涉禽休息时偏好于地形变异较大的区域。为增加栖息地优化区内的水鸟多样性,建议在优化区内种植水鸟可食的沉水植物以增加水鸟的食物资源,同时增加裸地面积比例和地形变异程度,更好地为水鸟提供栖息地。  相似文献   
9.
崇明东滩是亚太地区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中转站,也是上海地区促淤圈围的重点区域。水稻(Oryza sativa)田作为当地分布广泛且重点改造的人工湿地,研究其是否具有水鸟招引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于2013和2014年冬季采用样方法对崇明东滩两种不同管理模式的水稻田,即2013年开始改造的传统模式水稻田和改造多年的机械化模式水稻田,进行了水鸟群落及生境因子调查,以探究不同管理模式下水稻田内生境差异,水鸟对不同生境的利用程度及其不同生境中的关键因子对水鸟分布的影响。调查期间共记录到水鸟5目7科18种1 795只次,其中传统模式水稻田记录到水鸟5目6科17种1 756只次,优势种为绿翅鸭(Anas crecca)、斑嘴鸭(A.poecilorhyncha)、鹤鹬(Tringa erythropus);机械化模式水稻田录到水鸟4目5科6种39只次,优势种为小??(Tachybaptus ruficollis)和凤头麦鸡(Vanellus vanellus)。T检验结果显示,传统模式水稻田对水鸟的招引效果(即多度和物种丰富度)显著优于机械化模式水稻田,2014年改造后传统模式水稻田的水鸟招引效果显著优于2013改造初期。多元回归分析显示,明水面面积比例是影响水稻田水鸟种类、数量分布的最重要因子。结果表明,明水面面积和适合的水位高度是影响冬季水稻田水鸟招引效果的主要因素,为提高冬季水稻田水鸟保育效果,应注重营造、维护冬季水稻田中水文条件。  相似文献   
10.
快速准确地鉴定两性同型鸟类个体性别在鸟类生态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择2008年春季迁徙期在崇明东滩停歇的大滨鹬(Calidris tenuirostris)、红腹滨鹬(C.canutus)、红颈滨鹬(C.ruficollis)、尖尾滨鹬(C.acuminata)及翘嘴鹬(Xenus cinereus)5种两性同型的鹬类,用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性别鉴定,并基于个体的形态特征(体重、翅长、喙长、头喙长及跗跖长)采用判别分析方法对性别进行判定。结果表明,尖尾滨鹬雄性各形态特征均显著大于雌性,其他4种鹬类则相反。5种鹬类形态特征的性别差异指数在0.5%~25.3%之间,重叠度在29.4%~98.6%之间。5种鹬类判别分析判定性别的准确率在(0.69±0.06)~(0.96±0.01)之间,其中,尖尾滨鹬判别准确率(0.96)最高,翘嘴鹬判别准确率(0.69)最低。形态特征在两性间的差异程度影响性别的判别准确率。另外,两性性比对性别判别的准确率也有影响:性比偏雄性鸟类的雄性判别准确率高于雌性,而性比偏雌性鸟类的雌性判别准确率高于雄性。采用判别分析估测的性比与分子生物学鉴定结果相似,表明判别分析在判定种群的性比方面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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