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平原东北部湿地生态安全格局设计

以三江平原东北部为研究区域,采用"3S"技术和数学模型,根据景观尺度上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方法,对三江平原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行规划设计.利用GAP分析方法预测湿地鸟类丰富度,并评价和计算了湿地鸟类干扰度,在此基础上构建物种运动阻力模型,并利用此模型计算物种运动阻力指数,建立物种运动等阻力面,在阻力面上识别战略点、辐射道和源间联接等景观组分.为了保护本区的湿地生物多样性,提出扩大保护区的面积、建立保护区与热点之间的廊道和设立微型保护地块的规划措施.提出的湿地鸟类多样性保护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技术与方法,不但为三江平原湿地及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而且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论与方法.     

基于物种分布的北京平原生态网络构建

高强度的城市化活动导致了生物栖息地破碎化、退化和消失,是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建立城市地区生态网络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途径。因其他物种数据可获得性差,以观测的典型鸟类群落为指示物种,探讨构建生态网络,可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新思路。以北京市平原区为研究范围,重点基于86种鸟类分布大数据,通过Maxent模型掩膜生成栖息地源地并进行分级,在GIS技术的支撑下,以土地利用数据建立鸟类活动阻力面,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算法,模拟并形成了平原地区分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研究结果表明,河湖湿地和城市公园组成了北京平原地区生态网络的优势景观类型,占平原区生态空间的81%。基于景观类型大小与物种数量的线性关系筛选出分级生物栖息地,其中一级生物栖息地58个,二级生物栖息地146个,通过模型模拟形成了平原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二级生态网络,共948条网络,长3760km。筛选出重要生态节点12处,关键生态廊道6条,是保护平原地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生态设施。该生态网络的实施对于提升首都平原区的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价值,研究结果可为国土生态空间优化提供重要科学依据和参考。     

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自然保护区网络构建与优化——以秦岭地区为例

构建自然保护区网络并探讨保护成效最大化,逐渐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热点。本文以秦岭为研究区域,通过生态脆弱性、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生物多样性丰富度和气候变化评价划分生态源地,选取海拔、坡度、土地利用等8个阻力因子作为生态约束条件建立阻力面,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计算生态源地的最小累积阻力面,并结合现有自然保护区体系进行保护空缺分析、确定生态廊道、辨识生态节点,构建和优化一个空间明晰的自然保护区网络。结果表明:秦岭地区生态源地面积为25088.84 km2,占总面积的24.66%,较低阻力区面积最大,占区域总面积的25.06%。结合现有自然保护区体系进行保护空缺分析,构建出由点、线、面交织的自然保护区网络,包括38个生态节点、40条生态廊道、1个较大的生态源区和若干个小面积源区。以期为该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和自然保护区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西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格局评估

选择831种西南地区重要保护物种为指示物种,分析指示物种空间分布特征,基于系统保护规划理论应用MARXAN模型评估西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格局,确定优先保护区域,在最小保护成本条件下达到最优化的保护效果。结果表明: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面积89.88×10~4km~2,占西南研究区面积的37%;保护优先区内除鸟类外其他类别栖息地面积均超过各自栖息地面积50%,其中94%指示物种栖息地面积比例超过60%;GAP分析发现,保护优先区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存在空间分布不匹配的现象;建议在原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础上优先扩充保护区范围,并借助国家公园建设等政策适当建立新的自然保护体系。     

福建省自然保护区生态网络的构建与优化

自然保护区对维护物种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造成自然保护区不断被蚕食和破坏,保护区日益破碎,生物多样性不断减少.构建生态网络能够有效连接破碎生境,为物种保护提供空间保障.本文基于ArcGIS软件平台,在确定源地斑块和景观阻力面的基础上,采用最小耗费距离模型构建福建省自然保护区潜在生态网络,并基于连通性指数和重力模型对构建网络前后的连通性和廊道重要性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价,最后提出生态网络优化的措施和对策.结果表明: 林地、草地、湿地是研究区潜在廊道的重要景观构成类型;面积大的生境斑块在网络中的重要性较高;构建网络后,景观整体连通性指数和可能连通性指数显著提高;不同斑块间的相互作用强度差异很大,但相互作用力大的斑块间的廊道在生态网络中的重要性程度较高.本研究结果可为福建省自然保护和规划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     

生物保护视角下乡村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永安镇后加楼村为例

近年来随着乡村快速发展, 乡村景观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 同时对生物生境产生了严重威胁, 如何以景观的视角对村落动物栖息地进行识别并保护是村落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中的重要问题。选取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永安镇后加楼村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MCR模型构建代表种运动阻力面, 把单一物种阻力面叠加, 运用回溯成本栅格判别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 依此构建研究区动物保护安全格局。结果显示: (1)研究区生态源地面积74.25 hm2, 占研究区面积28.17%, 主要由林地和草地组成; (2)研究区景观格局分为核心区、缓冲区、控制区3个层级, 分别占比41.64%、65.56%和76.88%; (3)识别生态廊道10条, 生态节点6个, 合理优化研究区土地格局对维护村域生态安全尤为重要。本研究可为今后村域生态保护和规划提供新的思路。     

基于景观安全格局的香格里拉县生态用地规划

通过构建不同水平的景观安全格局,可以为区域的生态用地规划提供相应对策。香格里拉县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态安全问题已经提到日程。选择研究区内的5个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为"源",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目标,选择地表景观类型、坡度两个因子及相应的阻力因子系数进行分析。采用GIS中的空间分析工具,计算建立了地表景观类型、坡度两个单因子的最小累积阻力面,在此基础上,利用加权叠加方法构建了两个因子的最小累积阻力面。根据最小累积阻力阈值,建立了"源"间生态廊道及"源"与外部联系的辐射道,确定了关键的战略点,最终完成景观安全格局的构建。基于生物多样性目标得到了低、中、高3个不同安全水平的生态用地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12.81%、44.1%和80.3%。为制定研究区生态安全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     

外来树种桉树引种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

以大面积桉树引种区云南省澜沧县为研究区,以自然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的整体保护为目标,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开展了桉树引种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的定量研究.结果表明:(1)基于GIS技术和“成本距离加权”制图分析工具,将生物和景观等综合因素融入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把“源”扩展的生态过程与景观格局结合起来,应用于桉树引种的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中是可行的.(2)选择次生常绿阔林为保护“源”,地表覆盖类型、海拔、坡度、土壤质地和公路等为阻力因子,建立最小累计阻力面,识别了廊道、辐射道和战略点等生态安全格局组分;用最小累积阻力阈值划分了生态缓冲区、生态过渡区、生态边缘区、农业耕作区和居民生活区等生态功能区,并界定桉树禁止种植区和桉树可种植区,最终组合成两个方案的中级和高级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方案一,中级和高级安全水平的桉树可种植区面积分别占研究区面积的33.48％和19.27％.方案二,中级和高级安全水平的桉树可种植区面积分别占研究区面积的28.37％和15.17％.(3)从“源”的扩展效果、保护广度、管理成本、难易程度及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等方面评价,认为方案二的中级安全水平格局能够相对满足澜沧县对生态、经济发展的要求.研究结果为制定研究区生态安全策略提供参考.     

三江平原湿地鸟类丰富度的空间格局及热点地区保护

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的开垦开发活动使湿地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导致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格局及热点地区的保护成为研究的热点。在对三江平原湿地鸟类预测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三江平原湿地鸟类丰富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并找出湿地鸟类多样性的热点地区及优先保护顺序。研究结果表明,三江平原湿地鸟类丰富度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保护区及周边地区、河流和湖泊沿岸,是新建和扩建自然保护区的最佳区域。湿地鸟类丰富度高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农田景观中,将它们设立成微型保护地块对于区域景观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湿地鸟类物种丰富度、国家级保护湿地鸟类、生境类型和结构、距最近保护区距离、破碎度、干扰度等指标,在研究区内共找到13个热点地区,总面积为1018.7km²,占研究区总面积的8%;利用系统聚类分析,将13个热点地区划分成3种优先保护顺序。构建的小区域范围内寻找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方法,为相关政府部门更有效地进行湿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焦点物种的北京市生物保护安全格局规划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及周边地区生物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构成严重威胁。如何在景观尺度上判别对于生物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的栖息地及其空间格局成为了重要问题。选取快速城市化的典型地区——北京市作为研究对象,将焦点物种和景观安全格局方法相结合,对北京市生物保护安全格局进行判别和规划。根据焦点物种的定义和选取标准,将在栖息地类型、生物学特征等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大白鹭(Casmerodius albus)、绿头鸭(Anas platyrhynchos)、环颈雉(Phasianus colchicus)选作北京市的焦点物种,应用最小阻力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技术,对焦点物种的栖息地适宜性进行分析,并建立物种运动的等阻力面,根据阻力面的空间特征对北京市生物保护安全格局进行规划。结果显示:规划后的安全格局的斑块数量、分离度、邻近距离显著下降,平均斑块面积和最大斑块指数显著上升;该格局用约60%的土地,保护了北京市主要生境类型及关键性空间格局,可有效缓解栖息地丧失和破碎化的问题,从而达到保护整体生物多样性的目的。这一研究方法和成果可为北京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城乡生态建设提供决策依据,也对同类研究具有借鉴价值。     

甘肃黑河内陆河湿地自然保护区候鸟多样性

甘肃黑河为我国第二大内陆河,位于其中游的黑河湿地自然保护区为内陆河流湿地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2008年分季节采用样线法和样点法调查该保护区湿地、农田村庄、人工林和荒漠4种生境的鸟类种类和数量。调查共记录保护区分布的鸟类17目35科116种,其中夏候鸟73种(占鸟类种类的62.93%),迁徙过路鸟20种(占17.24%),留鸟17种(占14.66%),冬候鸟6种(占5.17%)。其中,属于《湿地公约》的水禽56种。在湿地生境共记录鸟类70种,占保护区鸟类种数的60.34%,其中繁殖期在湿地生境栖息的鸟类有50种,绝大部分为夏候鸟(47种),留鸟只有3种;迁徙季节分布有44种鸟类,其中迁徙过路鸟(只在迁徙季节见到)有17种,占迁徙季节鸟类种类数的38.64%。村庄农田、人工林以及荒漠生境中,繁殖期和迁飞期共记录鸟类57种,夏候鸟有33种,留鸟有17种,迁徙过路鸟只有3种。甘肃张掖黑河湿地保护区是众多水禽在我国西北地区的重要繁殖地和迁徙停歇地,是我国候鸟迁徙西部路线上的关键区域。     

遥感与GIS支持下的崇明东滩迁徙鸟类生境适宜性分析

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位于长江入海口,是国际迁徙鸟类重要的栖息地.受自然和社会因素影响,该地区鸟类栖息环境正处于快速变化.研究采用面向对象的图像分割方法提取鸟类生境适宜性多边形评价单元,根据近年来野外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迁徙鸟类生存的地类、植被、潮沟、底栖生物等关键环境因素,建立了鸟类与关键环境影响因素的定性定量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技术,进行了崇明东滩鸟类保护区内主要四大鸟类种群雁鸭类、鸻鹬类、鹭类以及鸥类的生境适宜性分析.结果表明:(1)崇明东滩迁徙鸟类生境较适宜的面积占保护区总面积40%左右;(2)光滩区域、与光滩邻近的海三棱藨草带以及潮沟地带是鸟类生境适宜性较好的地理区域;(3)基于面向对象的遥感分析技术和GIS空间分析技术,能有效且简便地对生态环境处于快速动态变化中的物种生境适宜性进行快速、客观准确的分析评价,其结果可为崇明东滩鸟类种群及其生存环境规划、保护和管理提供基础科学依据.     

陕西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的鸟类多样性及G-F指数分析

2003年7月和2004年5月,利用样线法对陕西老县城自然保护区进行了鸟类多样性调查,结合历史资料,老县城自然保护区共有鸟类13目36科107属190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16种,我国特有鸟类12种。按季节型区分,其中留鸟116种,夏候鸟56种,冬候鸟、旅鸟和迷鸟共计18种,从分布型区分,东洋种、古北种和广布种分别为70种、87种和33种。多样性指数分析显示,阔叶林生境中鸟类资源最为丰富,其次为针阔混交林。老县城自然保护区鸟类的优势种为红嘴蓝鹊(Urocissa erythrorhyncha)、星鸦(Nucifraga caryocatactes),此外,山雀类(Parusspp.)、柳莺类(Phylloscopusspp.)以及环颈雉(Phasianuscolchicus)也有较大的种群。同时,将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的鸟类多样性与其周边的佛坪、长青、太白等自然保护区进行了G-F指数对比分析。发现佛坪自然保护区的鸟类多样性无论是F指数、G指数还是G-F指数均为最高,佛坪在鸟纲(AVES)科属水平上拥有相对较高的鸟类多样性。用基于科属水平的G-F指数与基于物种水平的Shannon-Wiener指数相结合评价某一地区的鸟类多样性,将更为客观。     

海南岛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组成和区系的研究

报道了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鸟类资源的调查,记录了该保护区鸟类１１８种,隶属１３目３５科,其中有５９种属冬候鸟,５７种属留鸟和２种属夏候鸟。根据中国动物地理区,东寨港保护区有６０种鸟类属古北界物种、４３种是东洋界物种和１５种是广布种。还分析了该保护区鸟类组成区系和鸟类生态群的特征。     

四川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物种及垂直多样性研究

2016年12月—2018年6月采用样带法和样点法对四川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鸟类资源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并结合相关文献记录,统计出保护区分布有鸟类268种,隶属17目56科。其中,留鸟146种(54.5%)、夏候鸟91种(34.0%)、冬候鸟18种(6.7%)、旅鸟13种(4.9%),以繁殖鸟为主。繁殖鸟类中,以东洋界物种为主(67.5%)。保护区的珍稀濒危鸟类物种数量较多,有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2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16种;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1种、附录Ⅱ12种;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濒危(EN)1种、易危(VU)3种、近危(NT)2种;中国特有种14种。各生境类型中的鸟类丰富度为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灌丛及灌草丛>高山灌丛草甸>水域;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之间的鸟类群落结构相似性最高,水域与其他生境的最低。保护区鸟类物种丰富度在2600~3000m的中海拔地区最高,在高海拔和低海拔较低,物种垂直分布呈中峰模式。本研究丰富了保护区和凉山山系的鸟类资料,为鸟类垂直多样性研究提供了重要案例。     

宁夏沙坡头干旱沙漠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稳定性评估

稳定性是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决定生态系统兴亡的重要特征。宁夏中卫沙坡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位于干旱沙漠区以荒漠为背景的自然保护区,具有脆弱性（生态与环境）、过渡性（草原向荒漠、沙漠向城市）与复合性（自然与人工生态系统并存）的特点,对其进行生态系统稳定性评估研究,对于维护腾格里沙漠西南缘生态安全和实现宁夏中卫市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总结国内外生态系统稳定性评估研究基础上,基于稳定性三维内涵（恢复力稳定性、抵抗力稳定性和演替稳定性）、评估指标构建（原则与逻辑框架及指标体系）、评估方法确立（红绿灯综合评估法）等,针对性地开展沙坡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稳定性示范性评估,发现：1）近20年19个单项指标中,多数指标情况趋于变好,少部分进一步恶化,保持基本稳定仅两个。2）影响生态系统稳定性的要素由群落组成为主转变为以生境条件为主;2001年、2005年、2007年、2010年、2012年和2014年6个关键年份中,生态系统稳定性3个内涵对稳定性的贡献基本以抵抗力稳定性或恢复力稳定性为主。3）保护区整体生态稳定指数ESI由0.41增至0.661,稳定状态从临界到稳定,总体上保护区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这主要得益于长期的治沙防沙与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大规模推沙造林、各种生态监测和维护、大规模取黄河水灌溉等。     

广西恩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和鸟类多样性红外相机监测初报

2019年12月—2021年1月,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在广西恩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布设了58个红外相机监测位点,对保护区内的兽类及地栖性鸟类多样性开展监测。本次监测共完成17 332个相机工作日,累计获得独立有效照片6 680张。共鉴定出兽类5目13科20种,鸟类9目20科61种,其中黑叶猴(Trachypithecus francoisi)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6种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评估为濒危(EN)的有2种,易危(VU) 6种,近危(NT) 19种。物种相对多度指数(RAI)最高的兽类是小泡巨鼠(Leopoldamys edwardsi),鸟类是白鹇(Lophura nycthemera)。本次监测初步掌握了广西恩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兽类及地栖性鸟类的种类组成和相对多度指数,为后续开展野生动物研究与保护管理工作提供基础资料。     

机场鸟击防治的景观生态学途径

鸟击事件是全球范围的航空难题。随着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和航班量的增多,近年来鸟击事件逐年增加。科学快速的识别机场周围高危鸟类防治的关键区域,合理使用景观生态学途径来布局与规划鸟击防治手段是机场鸟击研究的空白点。对华北地区某机场的鸟情和生态环境开展调研,得到该机场及其周边地区的3种高危鸟类分布规律。通过构建高危鸟类的生态安全格局,并结合分区域防治的思路,最终得到该机场高危鸟类防治生态安全格局。从而识别出需要驱赶、防范与引诱的斑块、廊道与战略点,进而采取排斥力与吸引力结合的双向驱鸟策略。研究结果表明：（1）该机场8 km范围内鹭科类分布较多,廊道密集;雁鸭类与鸥科类栖息地较少但仍有廊道穿场。应对该范围内林地、水域等环境进行整修与清理,减少鹭科类的栖息地,切断高危鸟类飞行廊道。（2）该机场8-15 km范围内应重点做好雁鸭类的防护,及时切断雁鸭类向8 km范围内飞行的廊道。加强保护和改造连接15 km范围外的鸟类飞行廊道。（3）该机场15-20 km范围内应增加鸟类吸引力,打造连续的保护战略点,从而形成环状飞行廊道,将高危鸟类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和鸟类多样性红外相机调查结果初报

掌握野生动植物本底资源是各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监测研究和保护管理的重要环节。为了建立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兽类和鸟类多样性资源的长期监测机制,于2013年9月至2014年11月,我们采用红外相机技术在龙溪沟和虹口峡谷等区域按公里网格布设了57个监测点,调查地面活动的兽类和鸟类。红外相机累计工作达11,847个工作日,共记录到兽类和鸟类物种61种,其中兽类5目12科21种,鸟类3目10科40种,包括猎隼（Falco cherrug）、光背地鸫（Zoothera mollissima）、长尾地鸫（Zoothera dixoni）、灰翅鸫（Turdus boulboul）、锈脸钩嘴鹛（Pomatorhinus erythrogenys）、红嘴鸦雀（Conostoma aemodium）和褐鸦雀（Paradoxornis unicolor）7种鸟类为保护区新记录种。调查到的兽类被列为国家I级和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分别为4种和5种,被IUCN红色名录评估为“濒危EN”和“易危VU” 的物种各3种,被评为 “近危NT”级别的物种有4种;鸟类被列为国家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有5种,被IUCN红色名录评估为“濒危EN”的物种有1种。本次调查补充更新了龙溪-虹口自然保护区地栖息鸟类名录,初步了解了保护区内地面活动大中型兽类和鸟类的物种组成和分布,为保护区建立野生动物红外相机常规监测和保护管理提供了基础数据。     

广东石门台自然保护区鸟类组成和区系的研究

对石门台自然保护区鸟类组成、鸟类区系和鸟类物种多样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该保护区有鸟类208种,隶属16目41科,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有2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有25种.在该保护区有分布的208种鸟类中,属留鸟的有156种,属冬候鸟的有 44种,属夏候鸟的有8种.根据中国动物区系的区划,石门台自然保护区分布的鸟类属东洋界物种的有136种,属古北界物种的有43种,属广布种的有29种.本文还分析和研究了石门台自然保护区鸟类区系特征、鸟类生态分布群和经济鸟类等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