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牧对甘肃多儿保护区大熊猫小种群形成的驱动探讨

小种群是在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影响下,形成具有生存风险的隔离或异质种群,认识其形成原因并制定保护对策是开展救护行动的基础。野生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具有许多相互隔离的小种群,各小种群的生存状况决定该物种的整体保护成效。本文以甘肃多儿保护区大熊猫种群为例,在对保护区内大熊猫进行种群分布、空间利用、干扰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开展栖息地适宜性评价,分析了保护区大熊猫有效利用空间及其时空格局与环境容纳量。结果显示：(1)保护区适宜栖息地面积5 789.2 hm²,次适宜栖息地面积18 165.6 hm²,共占保护区总面积43.9%。优质栖息地主要分布在工布龙区域,该区域森林和生态系统保持原生状态,也是保护区大熊猫的主要分布区;(2)工布龙区域总面积9 949.7 hm²,其中适宜和次适宜栖息地共5 129.4 hm²,牧场是大熊猫栖息地的主要干扰因子,放牧干扰下工布龙区域适宜和次适宜栖息地面积共减少12.9%,破碎化水平加剧;(3)牧场与大熊猫栖息地镶嵌分布,导致适宜栖息地隔离,放...     

秦岭中段南坡景观格局与大熊猫栖息地的关系

景观格局是各种生态过程在不同尺度上作用的结果 ,同时景观格局强烈影响着生境内种群的生物学过程 ;种群的结构和分布状况同栖息地景观格局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借助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对秦岭中段南坡地区 3个保护区 (佛坪、长青和观音山 )大熊猫栖息地的景观格局及其与大熊猫活动痕迹密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该研究首先绘制了景观类型格局图并进行总体斑块格局分析 ,其次分别从保护区尺度和 1km2 尺度分析平均斑块分维数、破碎度指数和香农多样性指数 ,以进行比较 ;最后在 1km2尺度上统计分析大熊猫活动密度同景观格局指数分布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 :(1)各自然保护区内的景观格局存在着差异性 ,佛坪保护区景观多样性水平较高 ,长青保护区居中 ,观音山保护区最低 ;(2 )各保护区内部受人为干扰和生境恢复程度不同 ,使得景观破碎化程度在佛坪保护区最低 ,长青保护区居中 ,观音山保护区最高 ;(3)大熊猫活动密度有集中分布的趋势 ,高密度区域主要分布在佛坪中部和长青北部 ;(4 )在 1km2尺度 ,3个保护区大熊猫活动痕迹密度同景观指数格局之间存在不同的相关性 ,说明不同的景观格局会影响到大熊猫的活动和生境利用。     

四川小相岭山系大熊猫种群及栖息地调查

小相岭山系是现存大熊猫种群数量最少的山系之一。根据全国第3次大熊猫及其栖息地调查结果,小相岭山系大熊猫栖息地分布在石棉、冕宁和九龙三县,栖息地总面积802.04 km²,大熊猫种群数量有32只。大熊猫在3个位于小相岭山系的自然保护区内种群数量和栖息地面积分别为:四川冶勒自然保护区9只,栖息地面积168.01 km²;四川栗子坪自然保护区14只,栖息地面积306.38 km²;四川贡嘎山自然保护区1只,栖息地面积15.19 km²。在3个保护区大熊猫栖息地总面积为489.58 km²,占各山系大熊猫栖息地总面积的61.05%;有大熊猫24只,占大熊猫种群数量的75.0%。小相岭山系大熊猫meta种群栖息地片段化比较严重,它由2个种群和2个孤立分布点组成。南北方向从成都至昆明的108国道以东的种群A有大熊猫13只,栖息地面积263.54 km², 完整性较好,大熊猫分布比较集中。108国道以西的种群B有大熊猫19只,栖息地面积为538.50 km²,栖息地破碎。该山系大熊猫数量少,栖息地片段化严重,需加强保护。
     

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林缘社区饲养犬只对大熊猫时空节律的影响

人类对于野生动物的影响复杂多样, 其中家养动物所产生的干扰往往被忽视, 例如保护区林缘社区饲养的家犬。半散放的家犬(Canis familiaris)进入野生动物栖息地, 对保护区内以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为代表的野生动物可能产生重要影响。为明确家犬进入林区活动范围对大熊猫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红外相机技术和GPS项圈无线追踪技术对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家犬对大熊猫潜在栖息地范围和时间节律的影响进行研究, 利用MaxEnt模型对家犬活动范围及大熊猫潜在栖息地进行预测。结果表明: 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大熊猫潜在栖息地面积为885.8 km², 约占保护区总面积的48.2%; 家犬活动面积为861.2 km², 约占保护区总面积的47.6%。家犬活动范围与大熊猫潜在栖息地重叠的面积约占保护区面积的28.2%, 且多集中在低海拔的常绿阔叶林。大熊猫在有家犬出现的位点和没有家犬出现的位点日活动节律具有显著差异。本研究揭示了家犬进入林区对大熊猫栖息地潜在影响的空间范围, 为保护区开展生物多样性管理提供了关键信息, 对于其他保护区具有借鉴意义。     

观音山自然保护区和佛坪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种群的分布格局

2007年10月和2008年4月,对佛坪自然保护区和观音山自然保护区内大熊猫的活动痕迹进行了样线调查,研究了该区内大熊猫种群及其同域主要伴生动物的分布情况,并分析了影响大熊猫活动分布格局的环境因素.结果表明：观音山和佛坪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及同域主要伴生野生动物的分布格局基本一致,大熊猫在观音山自然保护区的活动痕迹密度、范围均小于佛坪自然保护区;研究区内2个大熊猫高密度等级的活动中心均分布在佛坪自然保护区内;观音山自然保护区内的大部分地区无大熊猫活动;羚牛、斑羚、野猪等大熊猫主要伴生动物在观音山自然保护区内的活动痕迹数量高于佛坪保护区;人类干扰可能对大熊猫种群活动的分布格局产生影响.     

从长期监测数据看佛坪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种群的发展趋势与生态习性

野生动物监测在保护管理自然资源以确保可持续利用上占有关键地位,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成为濒危物种乃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国,对大型哺乳动物的长期监测基本尚未纳入常规,针对野生种群的监测报道迄今罕见。本文以佛坪自然保护区2000 ～ 2006 年大熊猫监测数据为基础,通过大熊猫遗留的新鲜粪便等痕迹指标探讨了该地大熊猫种群的发展趋势与监测数据所反映的大熊猫生态习性。结果显示该保护区内大熊猫种群略显缓慢增加的趋势(t = 1.98,P = 0. 082),不同季节痕迹的海拔变化表明,该地大熊猫有季节性垂直迁移的生态习性。此外,监测数据所反映的大熊猫空间分布等亦与其他相关研究大致吻合,表明该保护区所采用的监测方法有在全国其他大熊猫保护区推广利用的潜在价值。     

基于野外痕迹点和GIS技术定量评估步道对大熊猫活动的影响

道路建设不仅直接导致野生动物死亡,还能对栖息地形成阻碍效应,导致小种群出现或隔离,增加物种灭绝的风险。生态学家在道路对野生动物影响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进展是道路影响域(road-effectzone)的提出,但影响域既不能反映道路影响的变化性,也难以满足栖息地评估对数据的要求。为此,我们以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为例来探讨道路影响的定量评估方法。在佛坪和长青保护区内选择了3条步道,获取了步道周边1,042个大熊猫的痕迹点数据,通过GIS计算各痕迹点到步道的距离,统计距离步道每20m内的痕迹点数量,以此作为其活动频率。在距步道每100m处设置检测点,通过非参数检验比较检测点前后活动频率分布的变化,寻找道路对大熊猫活动影响的突变点,确定影响变化的阈值距离和评价标准。研究发现在距离步道1,000m内,随距离的增加,大熊猫活动频率逐渐增大,大熊猫有明显的回避效应;在距步道500m、1,000m处发现活动频率发生了显著变化,为影响的阈值距离。本研究基于痕迹点和阈值距离的评估方法可以反映道路影响连续、渐变的特点,使定量、准确评估其影响成为可能。     

基于椭圆脐点突变模型的大熊猫生存状态研究

得益于有力的保护,大熊猫受威胁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根据全国大熊猫调查数据,近年来,大熊猫野生种群与栖息地面积总体上均处于持续增加态势;同时,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与局域种群隔离也呈加剧的趋势。两相对比,形成悖论现象,难以正确认知当前大熊猫的生存状态。大熊猫作为高度特化的K对策大型动物,其生存高度依赖于栖息地生态系统,极易受栖息地丧失与破碎化的影响。对大熊猫生存状态的研究,不应局限于栖息地或种群等单项指标的变化,而应基于系统科学的整体视角。结合全国第三、四次大熊猫调查数据,对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与栖息地及潜在栖息地的面积进行复相关分析,发现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与栖息地、潜在栖息地的面积之间存在着高度显著正相关,表明三者之间存在着稳定而密切的耦合关系,进而建立了大熊猫种群与栖息地、潜在栖息地之间的耦合函数。突变理论作为一种成熟的系统科学理论,提供了较完备的数学方法,利用系统中少量的关键指标便可实现对系统行为的刻画。基于突变理论,以大熊猫分布区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大熊猫种群数量、栖息地与潜在栖息地的面积为系统关键指标,利用种群与栖息地、潜在栖息地之间的耦合函数,构建了"大熊猫—栖息地"系统椭圆脐点突变模型,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进行研究。发现虽然野生种群数量、栖息地与潜在栖息地的面积均持续增长,但严峻的局域种群生存危机与栖息地的高度破碎化,从总体上削弱了系统的稳定性,大熊猫分布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处于持续下降态势,且濒临系统临界状态,生态系统具有较大的退化压力,大熊猫的生存危机依然严峻。     

完达山东部林区野猪种群数量和栖息地特征的初步分析

2008 年11 月18 日至2009 年3 月20 日,为了调查黑龙江省完达山东部林区野猪种群数量和栖息地特征,我们采用随机布设样线的方法在东方红林业局境内13 个林场共布设大样方40 个,样线200 条。调查结果表明,东方红林业局境内野猪分布平均密度为0.175 头/ km² , 种群数量为546 ～ 680 头;野猪主要分布在河口、奇源、青山、五林洞、独木河、海音山和东林7 个林场,位于海拔300 ～ 800 m 的范围内。1989 年调查的野猪平均密度为0.372 头/ km² ,种群数量为1302 ; 2002 年调查的野猪平均密度为0. 342 头/ km² , 种群数量为1 198 头。近年来野猪种群密度降低,种群数量呈加速下降趋势。对野猪栖息地特征分析表明,野猪喜欢选择中坡位、阳坡、坡度小于5°、地表植被盖度大于30% 、隐蔽度和郁闭度在25% ～ 50% 之间的生境。阔叶林、灌丛是野猪的主要栖息地。非法捕猎、森林采伐、坚果采摘和东北虎的捕食是造成野猪种群数量减少、栖息地质量下降的主要因素。     

基于MaxEnt模型的人类干扰对滇金丝猴潜在分布的影响

滇金丝猴 (Rhinopithecus bieti) 是我国特有的濒危灵长类动物,预测其栖息地变化,评估人类活动影响,进而识别保护空缺,对该物种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出行大数据估计人类出行密度,并将这一指标引入栖息地模型的构建;运用MaxEnt模型和空间分析技术分别构建自然环境和人类干扰两种情景下滇金丝猴的适宜栖息地模型,并分析自然环境与人类干扰两类共计11个变量对栖息地的影响。结果显示：(1) MaxEnt模型的预测精度较高,基于出行大数据的人类出行密度这一指标能很好表征人类干扰对栖息地的影响。(2) 模型预测得到滇金丝猴高适宜栖息地面积3 487.28 km²,认为影响滇金丝猴潜在分布的主要环境变量是海拔、年降水量、人类出行密度和距道路距离。(3) 人类干扰对滇金丝猴栖息地有明显的负影响 (使适宜栖息地面积相较于自然环境下减少9.32%),其中人类出行活动对滇金丝猴的栖息地干扰最为明显;同时还发现研究区78.8%的区域均受到一个或多个人类变量的较强干扰。(4) 在现有15个滇金丝猴群的活动斑块中,3个同时具有较高栖息地适宜性和较多人类干扰的斑块,可作为重点保护区域;同时发现栖息地质量在距道路和居民点约2 500 m处均出现明显拐点,可作为开展保护工作的缓冲区参考距离。降低这些区域的人类干扰强度,对滇金丝猴的生存具有更重要的现实保护意义。     

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藏羚适宜生境识别及其保护状况评估

藏羚作为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濒危有蹄类动物的典型代表,其生境保护对于维持其种群存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考虑食物、地形、水系等藏羚关键生境因子及道路、居民点等人为干扰因子,基于生境适宜性模型,对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藏羚的潜在及有效生境适宜性进行了模拟分析.同时,基于保护比例及单位面积对适宜生境的捕获效率,评估了研究区内阿尔金山、可可西里和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各功能分区的保护情况.结果表明： 青藏高原高寒荒漠区潜在和有效适宜生境面积分别为2.84×10⁵和2.08×10⁵ km²,人为干扰造成的生境退化达16.1%.其中,阿尔金山、可可西里和羌塘保护区所覆盖的潜在适宜生境面积分别为2.01×10⁴、3.13×10⁴和1.26×10⁵ km²;考虑道路、居民点等人为干扰因素,其有效适宜生境面积分别为1.75×10⁴、2.81×10⁴和9.95×10⁴ km²,上述干扰因素导致的生境减损率分别为12.9%、10.2%和21.1%,表明羌塘道路、居民点等人为干扰相对较严重.尽管目前该区域3大保护区保护了藏羚2/3以上的适宜生境,体现了良好的保护效率,但仍存在一定游离于保护体系之外的保护空缺.在保护区功能区划水平上,除核心区外,缓冲区和实验区的保护比例和保护效率也不容忽视.为强化对藏羚等濒危有蹄类的保护,有必要在保护区和功能分区水平上对现有保护体系进行优化调整,减少保护空缺、优化功能分区,提高保护体系对生境保护的有效性,并预先保护物种适应气候变化的潜在庇护所.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山水林田湖草的时空分异

祁连山国家公园被确定为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后,对其生态环境保护、管制、修复提出了更高、更精准的要求。基于1980—2018年遥感影像数据,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空间信息格局图谱,分析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一般控制区和核心保护区山水林田湖草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 研究期间,草地是公园主体景观,面积为8174.93 km²,其中,核心保护区草地面积是一般控制区的1.2倍;裸岩石质地是未利用土地的主要类型,分别占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未利用土地面积的86.7%和79.4%;一般控制区的林地面积大于核心保护区;核心保护区的水域面积是一般控制区的4.9倍,核心保护区90.4%的水域面积为永久性冰川雪地;旱地主要集中在一般控制区。1980—2018年间,水域面积呈降低趋势,减少186.75 km²,其中,永久性冰川雪地下降最明显,一般控制区和核心保护区分别下降12.05和175.88 km²;林地、草地整体呈增加趋势,核心保护区高、中、低覆盖度草地的变化趋势均大于一般控制区,1990—2000年变化最明显,1980—2018年一般控制区高、中覆盖度草地和核心保护区高、低覆盖度草地存在退化现象;裸岩石质地呈上升趋势,而永久性冰川雪地呈下降趋势。永久性冰川雪地和裸岩石质地是公园内变化最明显的地类,核心保护区冰川退缩速度比一般控制区退缩速度明显,其转为裸岩石质地主要发生在1980—1990和2000—2010年。     

洋太公路对秦岭大熊猫栖息地景观格局的影响

洋县至太白县省级公路(洋太公路)穿越了秦岭大熊猫栖息地,可能对该地区大熊猫种群交流产生影响.以北京一号卫星遥感图像为数据源,采用分层提取法对道路建设前大熊猫栖息地景观类型进行分类,随后在GIS软件ArcMap的支持下对分类结果进行更新,模拟得到道路建设后的大熊猫栖息地景观格局,利用Fragstats软件从斑块和景观2个层次上计算了洋太公路修建前后大熊猫栖息地景观指数.结果表明:洋太公路穿越了9.4 km的林地斑块,公路建设使沿线两侧500 m范围6.9%的土地面积转化为建设用地,其中林地面积减少0.9%,各斑块类型的破碎度增加;公路建设后,Shannon多样性指数和CONTAG指数在离公路两侧300 m处变化最大,随着距离公路长度的增加逐渐趋于相同,表明公路建设对景观格局的影响随着空间尺度的增大而减弱.最后,提出了该地区大熊猫栖息地保护与管理建议.     

秦岭南坡两个大熊猫活动密集区的生境特征及大熊猫对生境的选择

对秦岭佛坪和长青2个保护区的大熊猫活动密集区的系列生境因子(包括海拔、坡度、坡向、水系密度、生境类型、竹子种类)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其与大熊猫痕迹点的关系。结果表明：佛坪和长青保护区的生境特征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故2个保护区的大熊猫对生境的选择也呈相似性和差异性;在长青和佛坪保护区各存在1个大熊猫活动密集区,其具有明显的宏观生境特征;大熊猫活动密集区的生境资源可获得性和大熊猫对生境因子的适应选择对应关系明显;秦岭南坡大熊猫选择的生境特征主要是：海拔1 200～2 600 m,坡度20°～40°,水系密度为2～3条·km^-2,针阔叶混交林,巴山木竹和秦岭箭竹的分布区。     

凉山山系大熊猫和黑熊适宜生境预测及重叠分析

研究同域物种的分布格局及重叠状况对物种的区域整合保护管理及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实践价值。本研究基于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及长期野外调查数据, 利用MaxEnt模型预测了凉山山系两种同域分布的熊科动物——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和黑熊(Ursus thibetanus)的适宜生境, 基于适宜生境预测结果, 分析了两个物种的生境需求因子、生境破碎化现状及重叠状况。结果显示: (1)大熊猫和黑熊的适宜生境分布格局相似, 主要分布在凉山山系的山脊地带, 适宜生境面积分别为1,383.84 km²和2,411.49 km²; (2)两个物种的适宜生境都较为破碎, 且存在一些隔离分布区, 相较而言, 黑熊适宜生境的连通性要优于大熊猫; (3)两个物种生态位重叠度较高(D = 0.654, I = 0.901), 适宜生境重叠面积为958.29 km², 分别占大熊猫和黑熊适宜生境总面积的69.25%和39.74%; (4)两个物种对环境因子的选择和响应表现出了相似性和差异性。相似性在于对两个物种生境分布影响最大的两个因子均为距居民点距离和海拔; 差异性在于对大熊猫生境分布影响次之的因子是植被类型和最冷季均温, 而黑熊的是年最大EVI指数和距道路距离。为了更有效地保护两个物种, 应加强对人类干扰的控制和植被的恢复, 对栖息地实行连通管理, 并建立多物种保护规划。     

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种群生存力模拟分析

采用漩涡模型Vortex mondel 713 , 模拟了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种群在未来100年内的变动趋势。结果显示: 在无交配限制、无密度制约、无近亲交配衰退等条件下, 马边大风顶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 在考虑近交衰退的影响后, 遗传多样性水平降低, 灭绝率提高; 竹子开花虽能加速大熊猫种群的绝灭, 但由于保护区分布有多个竹种,因此并不会对大熊猫种群产生灾难性影响; 但是人为捕杀可迅速减少大熊猫种群数量, 加速其灭绝过程。因此, 对该保护区大熊猫进行保护的最重要措施就是严格控制人为捕杀, 并保护栖息地及走廊带。     

成渝城市群区域生态与城镇发展双网络格局分析及时空演变

协调生态网络格局与城镇网络格局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基于2000、2010、2020年成渝城市群3期土地利用数据,应用形态空间格局分析(MSPA)、景观格局指数、景观连通性、最小累计阻力(MCR)模型等方法构建研究区生态源地与生态廊道、经济社会源地与交通廊道形成的区域生态网络格局与城镇发展网络格局,分析节点、廊道、源地、网络等“点、线、面、网”4类空间要素特征与演变趋势,探讨区域双网络格局空间关系与干扰时空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2000—2020年,研究区生态源地与生态廊道受到不同程度城镇化影响,两者总面积分别减少2660.26 km²、1169.9 km²,经济社会源地与交通廊道总面积则分别增长4324.19 km²、2392.14 km²;(2)以重庆中部、四川西南部为核心的高密度区生态关键点在2000—2020年间重心呈现先由东至西南迁移,后又向东及东北回移的趋势,数量减少了311,同时2020年生态干扰点数量达到2000年的3倍;(3)2000—2020年交通廊道对生态源地的干扰不...     

西双版纳亚洲象的栖息地评价

本文利用亚洲象种群野外调查数据,结合3S技术,应用生态位因子分析（Ecological Niche Factor Analysis,ENFA）模型对西双版纳亚洲象的栖息地状况进行评价,并对适宜栖息地做出预测。结果表明：ENFA分析的边界值M=1.375＞1,耐受值T=0.478,说明亚洲象对环境条件有一定选择性和耐受性,但生态位仍不宽,专化程度较高;影响亚洲象栖息地质量的最重要因素为植被因素,尤其是竹林和竹阔混交林;在本研究中,象群在农地中的分布点占所有分布点的45.2%,它们对栖息地预测结果的影响显著,与有农地象分布点所预测的亚洲象栖息地相比,无农地象分布点所预测的亚洲象总栖息地面积共减少2652.5 km²,其中农地面积减少最大,共计1788 km²,所占比例由35.7%降低至6.3%,因此,有农地象分布点所预测得到的亚洲象栖息地分布是人为干扰模式下的亚洲象栖息地状况,而无农地象分布点所预测的亚洲象栖息地是真正适宜亚洲象生存的栖息地;这些栖息地主要分布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勐养、勐仑、勐腊、尚勇子保护区和纳板河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及其周边地区,且已呈现岛屿化,因此急需在勐养子保护区和普洱之间、勐腊和尚勇子保护区之间以及中国-老挝边境地区建立生态廊道以保护亚洲象种群的长期维持和健康发展。     

汶川地震对四川龙溪—虹口和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大熊猫栖息地利用格局的影响

2008年的汶川地震发生在大熊猫集中分布的区域,对大熊猫的栖息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利用龙溪—虹口和唐家河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震前(2003～ 2007)和地震后(2008～ 2010)共计7年的大熊猫监测数据,就汶川地震对大熊猫栖息地利用格局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地震前5年,大熊猫对栖息地的利用格局在年间没有显著变化;(2)地震后的2年间,大熊猫对栖息地的利用格局在年间没有显著变化;(3)地震前后连续7年调查的样线中,大熊猫对栖息地的利用格局在年间没有显著变化;(4)在龙溪一虹口保护区,大熊猫对样线的利用与滑坡体的面积没有显著关系,即大熊猫对栖息地的空间利用没有受到滑坡体面积大小的显著影响;(5)虽然从现有资料发现地震对大熊猫栖息地的利用格局没有显著的影响,但仍然需要在震后加强对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     

基于MaxEnt模式的白头叶猴栖息地评价——以广西崇左白头叶猴保护区为例

针对物种分布格局与其环境变量关系的研究,对于生态廊道规划与环境恢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白头叶猴（Trachypithecus leucocephalus）为研究对象,针对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1个白头叶猴分布点和11个环境变量数据,利用MaxEnt模型（maximum entropy modeling）对栖息地适宜性进行综合评价,通过模型生成栖息地适宜度指数（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HSI）阈值,划定研究区域为低适生区、适生区和高适生区3种类型,其中低适生区面积为5 061.43 km²,适生区和高适生区面积分别为42.80 km²和20.63 km²。主要环境变量分析表明：年均降水量、土地利用分类、坡度和年平均气温的综合贡献值分别为54.6%、17.4%、11.8%和9.5%,4项环境变量累积贡献值达到93.3%,是影响白头叶猴分布的主要环境因素。为更有效保护白头叶猴及其栖息地,建议在保护区规划生态廊道,扩大恢复区内白头叶猴适宜栖息地面积,以促进白头叶猴种群间基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