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axEnt模型的渤海湾沿岸鸻鹬类栖息地适宜性评价

渤海湾沿岸是鸻鹬类迁徙路线的重要栖息地。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栖息地面积减少,质量恶化。因此,开展渤海湾沿岸鸻鹬类栖息地适宜性评价,对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有重要意义。基于鸻鹬类点位信息和环境因子数据,利用MaxEnt模型对渤海湾沿岸2000年和2015年鸻鹬类栖息地适宜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土地利用/覆被、NDVI、年均气温、坡向是影响鸻鹬类分布的主要因子;鸻鹬类适宜栖息地主要分布在河北唐山南部和天津滨海地区。研究时段内渤海湾沿岸适宜栖息地面积总体有所下降,河北适宜栖息地面积下降,天津和山东增加;栖息地适宜性增加地区主要集中于天津南部、山东东南部,下降地区主要分布在河北丰南、黄骅及天津宁河县。该研究可识别渤海湾沿岸鸻鹬类适宜栖息地的分布范围及变化趋势,对该区域鸻鹬类保护及栖息地管理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北戴河地区鸻形目鸟类觅食生境动态变化

生境破坏是目前野生动物保护面临主要问题,加强生境恢复与重建对保护珍稀物种具有重要意义.将3S技术运用到北戴河地区鸻形目鸟类觅食生境评价中,分析了近20a(1987～2006年)北戴河地区鸻形目鸟类觅食生境的动态变化,结果:鸻形目鸟类最适宜觅食生境和适宜觅食生境分布面积在1993年最大;觅食生境变化以1993年为分水岭;最适宜觅食生境和适宜生分布面积呈下降趋势(倒U形分布),不适宜觅食生境分布面积呈增加趋势(U形分布).北戴河地区鸻形目鸟类觅食生境变化主要影响因素是人类活动增加.     

崇明东滩越冬鸟类在养殖塘的空间分布

鸟类对空间的利用直接反映对栖息地的选择。通过对崇明东滩养殖塘越冬鸟类群落调查,运用空间自相关检验、空间插值分析和景观格局分析,研究越冬鸟类在养殖塘人工湿地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果显示:雁鸭类和鸻鹬类在养殖塘分布特征显著不同。雁鸭类呈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为聚集分布,且丰富度和多度分布较为一致;而鸻鹬类在养殖塘以随机分布为主,丰富度显示一定的聚集分布。养殖塘已经成为崇明东滩越冬鸟类重要的栖息地,不同生态类群栖息地选择存在差异:芦苇植被发育好,水域面积较小且水深较深,不同斑块以聚集为特征的养殖塘是雁鸭类的适宜生境;鸻鹬类则偏好一定芦苇植被、水域面积大且水深较浅的养殖塘。因此在保护区土地利用和管理时应考虑不同生态类群对栖息地选择的差异。     

山东曲阜大沂河春季鸻鹬类的初步调查

2008年3月至5月初,采用样方法对山东曲阜大沂河流域的鸻鹬类进行了调查.共记录8种鸻鹬类,隶属3科4属.发现保留了天然地貌的河道比人工改造的河道更适宜鸻鹬类栖息;天然河道中,水面积比例为0.4和0.6的生境更吸引鸻鹬类,鸻鹬类数量随着青草覆盖率的增加而上升;人为干扰对鸻鹬类的数量有显著影响,充分的隐蔽条件会降低人为干扰对鸻鹬类的影响.保护大沂河的鸻鹬类多样性将为曲阜市的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并为南四湖流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有益经验.     

青海湖鸻鹬类群落特征和时空分布

于2006年至2009年间对环青海湖鸻鹬类的群落特征和时空分布进行了资源调查,以期对青海湖保护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根据青海湖的地形、植被和水系分布以及水鸟聚集特点,环青海湖选择了15个调查地点,采用直接计数法进行了14次调查,并应用Shannon-wiener指数进行了多样性分析。共记录到鸻鹬类4科28种。数量上红脚鹬(Tringa totanus)、环颈鸻(Charadrius alexandrinus)和黑尾塍鹬(Limosa limosa)是当地的主要物种,分别占鸻鹬类调查总数的33.3%、22.0%和16.2%。分布上环颈鸻最为广泛,在各调查地点均有发现,其次为红脚鹬、黑尾塍鹬和青脚滨鹬(Calidris temminckii),分布地点达10处以上。黑马河和布哈河口多样性较高,这与其适宜的河漫滩和沼泽等栖息环境以及丰富的食物有关。季节上8~10月多样性较高,其次是4~5月。青海湖鸻鹬类的数量高峰依次为10月、8月和5月,物种数高峰为8月和4月,并且秋季物种数高于春季。主要物种红脚鹬和环颈鸻的迁徙动态较为一致,均是8月份达到全年数量最高值,次高峰为5月和10月;黑尾塍鹬的数量在10月份达到全年最高峰。青海湖鸻鹬类迁徙时间与渤海湾较为一致,这可能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迁徙模式有关。鄱阳湖和洞庭湖的鸻鹬类主要物种与青海湖比较接近,但数量远远多于青海湖。近年来,游客和游船等人为活动的增加导致青海湖产生局部污染,因此应重视环青海湖生态环境的保护管理,减少对鸻鹬类等水鸟栖息地的人为干扰。     

环渤海滨海湿地鸻鹬类水鸟多样性及其环境影响因子

环渤海湿地是水鸟南北迁徙的重要驿站,尤其对于该线路上的鸻鹬鸟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环渤海地区12处典型滨海湿地为研究对象,于2016-2020年每年春季开展水鸟调查,明确了鸻鹬类水鸟群落组成及其时空变化,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分析了鸻鹬类水鸟多样性与环境因子的响应关系,评估了各环境因子的影响强度。结果表明：（1）共记录到鸻鹬类水鸟7科51种,几乎全部为旅鸟。全球极危物种1种,濒危物种3种,近危物种9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8种。黑腹滨鹬（Calidris alpina）、大滨鹬（Calidris tenuirostris）、黑尾塍鹬（Limosa limosa）、灰鸻（Pluvialis squatarola）、斑尾塍鹬（Limosa lapponica）个体数量最多。（2）山东黄河三角洲、辽宁辽河口、天津北大港等河口湿地,水鸟种类多,单位面积水鸟数量较少。（3）河北沧州沿海、山东滨州贝壳堤岛及其周边区域为环渤海地区湿地集中区,水鸟种类较多。（4）综合影响强度为保护强度>食物>气候,建立自然保护地是保护水鸟多样性的最有效措施。（5）建议将河北南大港湿地和鸟类省级自然保护区提升至国家级,扩大滨州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对山东黄河三角洲、辽宁辽河口覆盖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进行优化整合。研究结果能为环渤海地区鸻鹬类水鸟保护策略的制定提供相关依据。     

1990—2015年三江平原生态功能区水禽栖息地适宜性动态

作为国际重要湿地,三江平原生态功能区是重要的水禽栖息地.随着人类活动干扰、土地利用和全球气候变化,栖息地适宜性逐渐引起生态学家的重视.本文以Landsat TM/ETM+/OLI和HJ-1B为遥感信息源,采用面向对象分类方法提取土地覆被空间信息;采用综合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水源状况(湖泊和河流密度)、干扰条件(居民地和道路密度)、遮蔽物(土地覆被类型和坡度)和食物丰富度(NDVI)等因子的权重;根据水禽栖息地适宜性评价系统获得三江平原生态功能区1990、2000、2010和2015年水禽栖息地适宜性结果,并分析其时空分布和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 近25年间,三江平原生态功能区水禽栖息地适宜性最好区域面积减少3.2%,主要由于湿地开垦和退化;适宜性最好区域空间分布特征明显,主要分布于黑龙江、挠力河、乌苏里江、穆棱河以及兴凯湖等水补给充足的沿岸区域.适宜性良好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饶河县,到2010和2015年,虎林县和抚远县也变为适宜性良好区域的重要分布区,主要由于该区水田面积大幅增加.适宜性一般区域分布较零散,其面积先增加后减少.适宜性差的区域面积在1990—2000年间增加6.7%,2000—2015年间减少3.1%.土地覆被变化是水禽栖息地适宜性等级变化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人口和经济增长以及气候的变干、变暖使水禽栖息地适宜性降低;保护区的建立使水禽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黄渤海濒危水鸟栖息地动态变化研究

中国滨海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候鸟重要的停歇地、繁殖地和越冬地,土地利用变化所引发的滨海湿地退化导致水鸟栖息地类别和面积发生了很大转变,影响迁徙水鸟种群数量的稳定性。然而,土地利用变化在哪些区域和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迁徙水鸟的栖息地分布尚不清晰。以土地围垦典型区域黄渤海滨海湿地为研究区,以受胁濒危水鸟物种勺嘴鹬、大滨鹬、大杓鹬、小青脚鹬、黑脸琵鹭、黄嘴白鹭、遗鸥、黑嘴鸥为研究对象,结合物种分布模型MaxEnt和GIS空间分析,模拟2000、2015、2020年水鸟栖息地时空分布,探索过去20年栖息地分布的时空变化,分析水鸟种群变化趋势,识别水鸟栖息地保护优先区域,提出水鸟栖息地保护管理建议。结果显示：2000—2020年,8个水鸟物种栖息地主要分布在渤海湾、莱州湾、江苏盐城沿岸、如东-东台沿岸区域。所有物种的栖息地面积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其中7个物种栖息地下降比例超过50%,下降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渤海湾、江苏盐城沿岸、东台条子泥、小洋口沿岸,滨海湿地丧失是导致水鸟栖息地面积下降的直接因素。7个物种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研究所确定的水鸟保护优先区面积达240.32 km^2...     

长江口滩涂围垦后水鸟群落结构的变化——以南汇东滩为例

近年来长江口滩涂湿地高强度的促淤围垦对生物多样性保育造成了严重影响。本研究于2006至2010年在南汇东滩进行了水鸟调查,研究围垦后堤内环境的快速演替过程对水鸟的群落结构的影响。通过分析鸻鹬类、雁鸭类和鹭类三类主要水鸟类群,结果表明鸻鹬类的总数呈严重下降趋势（ANOVA, p=0.009）,而雁鸭类和鹭类总数在上升（ANOVA,p=0.015;p=0.00）;在种类数量方面,鸻鹬类和雁鸭类差异不显著（ANOVA,p=0.597;p=0.523）,鹭类种类数变化极显著（ANOVA ,p=0.00）。同时,通过对水鸟的栖息地选择因子偏好的分析, 发现滩涂减少是鸻鹬类减少的主要因素,而大型鱼塘和芦苇增加是雁鸭类和鹭类增加的重要原因。为此我们提出相应海岸带湿地管理建议。     

基于MaxEnt模型的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蓝马鸡栖息地适宜性评价

明确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和影响因子,是有效的栖息地管理和物种保护的基础。基于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2001至2018年间的野外调查记录,首次使用MaxEnt模型对蓝马鸡（Crossoptilon auritum）栖息地适宜性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显示：（1）地形特征和极端时期的气候是影响蓝马鸡栖息地适宜性的主要环境因子,年最低温高于-14.4℃、海拔约2430-3100 m、坡度小于40°、靠近河流且最干月降水低于4.4 mm的区域属于蓝马鸡的适宜栖息地;（2）保护区内共有蓝马鸡栖息地102.28 km²,约占保护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其中适宜栖息地面积59.41 km²,次适宜栖息地面积42.87 km²,为该物种提供了面积巨大且连通性极好的栖息地;（3）在不适宜蓝马鸡分布的区域,海拔过高和最干月降水量较大是限制其栖息地适宜性的主要环境因子。目前保护区内主要的人为干扰类型是牦牛和马匹的放牧活动,并且放牧强度和区域有扩大趋势,潜在威胁着蓝马鸡种群及其栖息地。因此,基于模型结果和野外调查,为避免保护区内蓝马鸡栖息地的退化和破碎化,提出了控制放牧数量和面积、增强对放牧人员的宣传教育以及定期监测河流水质的保护建议,以期促进蓝马鸡的种群和栖息地保护。     

2010-2019年不同海湾迁徙水鸟栖息地适宜性变化对比研究

滨海湿地是迁徙水鸟的重要迁飞通道和主要栖息地,评估沿海迁徙水鸟栖息地适宜性及变化态势能为栖息地的合理规划与管理提供科学参考,对迁徙水鸟的保护有重要意义。选择紧邻城市和乡村的深圳湾和雷州湾为研究区,在水鸟栖息地生态系统类型分类的基础上,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水鸟栖息地适宜性评价因子,设计栖息地、食物、水分、人类干扰条件及其子类的权重,对栖息地适宜性进行等级划分,分析比较2010-2019年迁徙水鸟栖息地适宜性的时空分布差异,探索适宜性变化差异的原因并给出合理化建议。结果表明：（1）2010-2019年深圳湾有193.4 hm²强干扰区域转变化为中等及弱干扰;雷州湾有16.36 hm²的中等干扰转化为弱、无干扰;（2）深圳湾栖息地适宜性以中等适宜类型为主,2010年和2019年面积占比分别为83.74%和88.71%;雷州湾栖息地适宜性主要以较适宜和中等适宜类型为主,2010年面积占比为86.72%,2010-2019年面积占比基本不变,总体适宜性高于深圳湾。（3）2010-2019年,深圳湾不适宜和较适宜面积分别减少245.54 hm²和26.37 hm²,均转化为中等适宜类型;雷州湾有24.31 hm²的中等和较适宜栖息地转化为适宜类型。     

印度野牛在中国的分布及其栖息地适宜性分析

印度野牛(Bos gaurus)在中国分布在云南省南部和西藏藏南地区。2016年2-3月和2016年11-12月, 我们在西双版纳州、普洱市及高黎贡山区域开展印度野牛调查, 并对藏南地区进行文献调研, 共获得47处印度野牛有效出现位点数据。目前云南地区印度野牛种群数量约180-210头, 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在高黎贡山未发现印度野牛。利用印度野牛分布位点数据, 选取地形、土地覆被类型、人类足迹指数、距水源和道路距离以及气候共5类14种因子作为自变量建立MaxEnt生态位模型, 通过模拟云南和西藏印度野牛的适宜分布区, 分析各环境因子对该物种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 模型预测精度较高, 平均AUC (area under the curve)值为0.994。印度野牛潜在适宜栖息地可划分为高适宜、次适宜、低适宜和不适宜4个等级。高适宜栖息地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和藏南地区, 其中西双版纳部分镶嵌有次适宜和低适宜栖息地斑块, 面积为4,987 km²; 藏南部分高适宜栖息地面积为13,995 km²。次适宜栖息地主要分布于云南省南部、高黎贡山区域以及藏南高适宜栖息地区的边缘, 总面积为32,778 km²。低适宜和不适宜栖息地区连接成片, 位于云南省中部、北部地区和藏南地区北部。Jackknife检验结果显示, 季节温度变化和等温线对印度野牛潜在分布区的影响较大, 而地形因子和降水变化的影响较弱。遥感地物分类结果表明: 橡胶林等人工经济林的种植占据了西双版纳野牛的适宜栖息地, 降低了景观连接度。建议管理部门加大对天然林的保护力度, 控制橡胶林等人工林在野牛适宜栖息地的扩张, 提高景观连接度, 以促进该物种种群的恢复。     

黑龙江省老爷岭南部穆棱林区马鹿种群分布数量及生境适宜性评价

开展野生动物种群分布数量和生境适宜性评价研究是制定物种科学保护决策的基础和关键。以东北马鹿(Cervus canadensis xanthopygus)为研究对象,于2015—2020年在黑龙江省老爷岭南部穆棱林区,采用大样方调查方法收集马鹿在雪地留下的足迹信息分析马鹿种群数量;通过相机监测、足迹链跟踪和大样方调查3种方法综合收集马鹿活动点信息,利用最大熵(MaxEnt)建模分析马鹿生境适宜性。马鹿种群分布数量研究结果表明,穆棱林区马鹿种群密度为(0.0645±0.009)只/km~2,种群数量为47—61只,主要分布在研究地区南部的和平、龙爪沟和共和林场。生境分析结果表明：人为干扰因子中,居民区对MaxEnt模型的贡献率为44%,马鹿主要在距居民区距离约5 km和10—15 km的区域活动,在偏僻的林间小道和乡村道路马鹿生境适宜性较高,其对模型贡献率分别为16.8%和10.2%;植被因子中,在距常绿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距离4 km范围内,随距离增加马鹿生境适宜性逐渐降低。生境适宜性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地区马鹿适宜生境和次适宜生境面积为87.09 km~2,仅占研究区域的10.39%,主要...     

大兴安岭南段马鹿生境适宜性分析与生态廊道构建

构建生态廊道在缓解生境破碎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维持濒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结构完整与功能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以内蒙古大兴安岭南段分布的马鹿(Cervus elaphus)种群为研究对象,利用MaxEnt模型对其生境适宜性进行分析,并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潜在生态扩散廊道,探讨大兴安岭南段区域隔离马鹿种群的栖息地连通方案。结果显示,马鹿栖息地呈破碎化状态,种群有明显的隔离分布趋势,现有适宜栖息地具有海拔较低(800—1200 m)、坡度较缓(<15°)、靠近水源、植被类型多为靠近山林的灌丛或草地等特点。所构建12条生态廊道具有经过河流浅水节段、远离村落等特点,便于落实栖息地生态恢复管理措施。研究从区域尺度综合分析了大兴安岭南段马鹿栖息地现状及连通性,有助于优化适宜栖息地格局,促进马鹿扩散和栖息地连通,为该物种隔离种群及其栖息地保护规划提供现实指导和基础资料。     

元江-李仙江流域亚洲象生境适宜性评价——基于荟萃分析和遥感大数据分析

生境适宜性评价是物种保护和生境管理与规划的基础。近几十年来，云南境内野生亚洲象数量剧增，外扩迁移事件频发，而新迁入区域生境适宜状况因物种出现点数据缺乏而难以评价，掣肘迁移亚洲象保护与风险防范应急。以亚洲象新近迁入的元江-李仙江流域为案例区，采用荟萃分析统计亚洲象生境评价因子，结合相关性分析和方差膨胀因子独立性检验，筛选出生境评价因子；基于开源遥感数据产品量化生境因子，综合主成分分析和层次分析计算生境评价因子权重，采用生境适宜性指数(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 HSI)模型评价元江-李仙江流域亚洲象生境适宜性，并分析其景观格局。结果表明：(1)元江-李仙江流域亚洲象生境适宜性空间格局主要表现为由下游至上游呈递减趋势，最适生境主要分布于流域下游段，而流域上游段适宜生境少；(2)元江流域生境适宜性低于李仙江流域，且其生境斑块连接度更低、破碎化更严重；(3)2021年“北移象群”北迁沿程生境适宜性由西南向东北呈下降趋势。基于亚洲象生境适宜性评价结果，科学引导野生亚洲象迁入适宜生境区，以规避人象冲突，保障外迁亚洲象群及其活动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服务于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基于最大熵模型的野生马麝夏季生境适宜性研究

野生马麝(Moschus chrysogaster)是珍稀濒危资源动物,分布于我国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甘肃兴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野生马麝最重要的分布区之一,深入了解保护区的生境结构、质量及分布是对区域内野生马麝进行成功保护的前提和基础,但迄今缺乏大尺度的马麝生境适宜性研究。利用实地调查得到的兴隆山保护区的野生马麝夏季分布点数据,采用最大熵(MaxEnt)模型,结合地形、归一化植被指数、距河流距离、距道路距离等环境变量数据,进行野生马麝的夏季生境适宜性分析。结果表明：影响野生马麝夏季生境适宜性的主要生态因子是海拔、坡向、植被和河流,其贡献率分别达40.3%,23.4%,18.6%和10.9%;兴隆山保护区野生马麝的夏季潜在适宜生境分布面积为123.34 km²,占整个保护区的41.11%,占保护区林地的61.92%;野生马麝夏季潜在适宜生境主要集中在保护区的中部和西部,其中高适宜性生境约为保护区的4.47%,各适宜区间及适宜区之内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连续分布。为加强对兴隆山保护区野生马麝种群及生境的就地保护,建议通过生境保育措施,提高野生马麝潜在分布区的生境适宜性,...     

Multiple habitat use by declining migratory birds necessitates joined‐up conservation

Many species depend on multiple habitats at different points in space and time. Their effective conservation requires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and when each habitat is used, coupled with adequate protection. Migratory shorebirds use intertidal and supratidal wetlands, both of which are affected by coastal landscape change. Yet the extent to which shorebirds use artificial supratidal habitats, particularly at highly developed stopover sites,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leading to potential deficiencies in habitat management. We surveyed shorebirds on their southward migration in southern Jiangsu, a critical stopover region in the East Asian Australasian Flyway (EAAF), to measure their use of artificial supratidal habitats and assess linkages between intertidal and supratidal habitat use. To inform management, we examined how biophysical features influenced occupancy of supratidal habitats, and whether these habitats were used for roosting or foraging. We found that shorebirds at four of five sites were limited to artificial supratidal habitats at high tide for ~11–25 days per month because natural intertidal flats were completely covered by seawater. Within the supratidal landscape, at least 37 shorebird species aggregated on artificial wetlands, and shorebirds were more abundant on larger ponds with less water cover, less vegetation, at least one unvegetated bund, and fewer built structures nearby. Artificial supratidal habitats were rarely used for foraging and rarely occupied when intertidal flats were available, underscoring th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supratidal roosting habitat and intertidal foraging habitat. Joined‐up artificial supratidal management and natural intertidal habitat conservation are clearly required at our study site given the simultaneous dependence by over 35,000 migrating shorebirds on both habitats. Guided by observed patterns of habitat use, there is a clear opportunity to improve habitat condition by working with local land custodians to consider shorebird habitat requirements when managing supratidal ponds. This approach is likely applicable to shorebird sites throughout the EAAF.     

老爷岭南部狍冬季移动、卧息生境选择及其适宜性评价

在动物生境研究中,移动生境和卧息生境是生境研究的焦点。开展移动生境和卧息生境选择,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生境评价,有利于深入了解动物对移动和卧息生境条件的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栖息地保护计划。以东北虎（Panthera tigris altaica）的主要猎物物种之一-狍（Capreolus pygargus）为研究对象,于2017-2019年冬季积雪覆盖期在老爷岭南部通过随机布设28个大样方和84条用于足迹链跟踪的样线收集狍的移动点和卧息点信息,再结合近年来收集的东北虎出现点,利用广义可加模型（GAM）和最大熵模型（MaxEnt）进行狍移动、卧息生境选择及评价研究。移动生境选择研究表明,狍在移动的过程中偏好选择坡度小、距农田距离>500 m、远离道路、居民点和低海拔或较高海拔的区域;移动生境评价分析表明,移动适宜和次适宜生境面积之和为1318.16 km²,占研究区域面积的51.28%,当加入虎活动点影响因子后,狍移动适宜和次适宜生境面积之和为901.52 km²,适宜和次适宜生境面积之和减少了31.61%。狍卧息生境选择研究表明,水源、农田、道路和雪深是影响狍卧息的关键因素,其中雪深对狍卧息生境选择的贡献率达到70.13%;卧息生境评价表明,卧息适宜和次适宜生境面积之和为1243.77 km²,占研究区域面积的48.39%,当加入虎出现点因子后,适宜生境和次适宜生境面积之和减少了61.00%,仅为485.02 km²。研究认为,虎的出现对狍移动和卧息生境选择均产生影响,虎的活动及捕食行为可能会减少狍的活动范围和频次,狍远离虎活动区域卧息休息,压缩了狍适宜卧息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