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青木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脊椎动物 物种多样性现状和保护成效

野生动物资源本底是自然保护区开展生物多样性有效管理的基础。为了掌握脊椎动物资源现状和评估保护成效,在2017和2018年,利用样线法和红外相机陷阱法等方法,对陕西青木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脊椎动物资源进行了实地调查,并采用专家打分法对该保护区保护成效进行赋值评估。结果表明：（1）青木川自然保护区现已记录野生脊椎动物342种,隶属5纲32目91科233属,其中,国家I级、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别为10种和41种;与2002年保护区建立初期相比,增加了4目9科46属83种,其中,鸟类物种数增加最多,达55种,两栖类仅增加1种。（2）青木川镇游客总量从2009年的5万余人次/年,发展到2017年的162万人次/年,保护区外围的旅游开发对该保护区脊椎动物及栖息地均有一定的潜在影响。（3）过去30年内土地利用模式变化明显,2001年未建立保护区时,该区域农业用地面积约占总面积的33%,建立保护区后至2018年,农业用地仅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使得区域内脊椎动物的栖息地面积显著增加。（4）保护区的保护成效显著,主要干扰因素发生变化,表现为保护区脊椎动物物种总数明显增加,栖息地适宜性和区域完整性显著增强,主要干扰因素类型已由早期的农林牧渔活动转变为现在的外围旅游开发。     

散放麇鹿的警戒行为模式、警戒距离及其季节差异

警戒行为是动物对生存环境的风险或潜在风险的一种行为反应（Lima and Zollner,1996;Treves。2000）。近年来关于警戒行为的研究正在成为热点,内容涉及了警戒行为模式、警戒行为与反捕食策略的关系和群体警戒等诸多方面（Limaand Zollner,1996;Beauchamp,2001;Hassand Valenzuela,2002）,并形成了两个从不同侧面阐述警戒行为功能和影响因素的重要理论：“个体风险理论”和“群体大小效应理论”（Limaand Dill,1990;Quenette,1990;Roberts,1996;Burgerand Gochfeld,2000）。关于鹿类动物警戒行为的研究只见于狍（Capreolus pygargus,Rebyeta1．,1999）、白尾鹿（Odocoileus virginianus,Lingleand Wilson,2001）和黑尾鹿（Odocoileus hemionus,Lingleand Wilson,2001）。     

散放麋鹿的警戒行为模式、警戒距离及其季节差异

警戒行为是动物对生存环境的风险或潜在风险的一种行为反应(Li ma and Zollner,1996;Treves,2000)。近年来关于警戒行为的研究正在成为热点,内容涉及了警戒行为模式、警戒行为与反捕食策略的关系和群体警戒等诸多方面(Li maand Zollner,1996;Beauchamp,2001;Hass andValenzuela     

书评

20世纪末,人们开始注意到动物行为研究在物种保护中的作用。然而,关于动物行为与物种保护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人们还不甚了解就地保护或者迁地保护动物时需要考虑的行为学因素。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起步较晚,尤其缺少行为学理论与动物保护方面的研究和实践。     

保护行为学:正在兴起的保护生物学分支学科

过去的30年里,人们利用动物行为的进化生物学方法来解决保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行为学、行为生态学与保护生物学相结合,产生了保护生物学的一个新分支学科——保护行为学。保护行为学的研究目的是：从物种保护实践中发现环境对动物行为的影响以及行为的生态适应性,并把动物行为学和行为生态学理论应用到物种保护实践中,从而促进物种保护工作。目前全球有10％的物种濒临灭绝,生物多样性保护日趋紧迫,保护行为学的诞生为行为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也表明行为学家和保护生物学家正在担负起挽救濒危物种的使命。不久的将来,保护行为学及其相关学科将更加繁荣。     

内蒙古巴彦淖尔盟蒙古野驴的数量、分布和保护对策

20 0 0年 7月中旬至 8月上旬 ,大批蒙古野驴从蒙古共和国进入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和乌拉特后旗境内。 2 0 0 0年 9月对该地区蒙古野驴的数量、分布和保护情况等进行了考察 ,发现蒙古野驴主要活动在巴彦淖尔盟乌拉特中旗和乌拉特后旗中蒙边境沿线的梭形狭长地带。蒙古野驴活动区东端最南点在乌拉特中旗敦德乌素嘎查 (42°1 7′N ,1 0 8°3 0′E) ,距边境 2 3km ,西端最南点在乌拉特后旗乌力吉图嘎查以西 (42°0 8′N ,1 0 6°3 6′E) ,距边境 1 2km。活动区中部的南限在北纬 42°0 1′,距正北方边境 44km ,活动区面积约 5 3 80km2 。根据样带法调查计算估计该分布区蒙古野驴总数约在 1 1 40 0头左右。目前蒙古野驴种群在该地区的分布尚未完全稳定。密集的人口 ,有限的食物资源和偷猎是影响蒙古野驴种群在该分布区稳定生存的主要因素     

雄性麋鹿的吼叫行为、序位等级与成功繁殖

为探讨雄性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的吼叫行为与序位等级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成功繁殖中的作用。2000年7－8月,在北京麋鹿苑选定12头成体雄鹿,用目标取样法观察记录每头鹿的吼叫、圈群和交配行为的发生频次。用有效比值[被雌鹿接受的频次／雄鹿圈群（或交配）的总频次]来衡量雄鹿圈群行为（或交配行为）的有效性。依据雄鹿在发情期的表现状态,把雄鹿归为3类：占有雌鹿群的“群主”（4头）、未占有雌鹿群而挑战“群主”的“挑战者”（5头）和远离繁殖群的“单身汉”（3头）。不同序位等级雄鹿的吼叫频次、圈群（或交配）行为频次、圈群行为（或交配行为）的有效值存在显著差异（P＜0.05）。对吼叫行为的分析表明：“群主”吼叫频次最高,“单身汉”吼叫频次最低。“群主”的有效值最高,“单身汉”的有效值最低。据此认为雄性麋鹿的吼叫行为与其序位等级密切相关,而序位等级又决定了雄鹿参与繁殖的机会。此外,还记录到占群雄鹿的警戒吼叫,这是对Wemmer et al.(1983)警戒吼叫行为仅见于雌鹿的观察结果的补充。     

行为的结构、刚性和多样性

有关动物行为的定义、结构和多样性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研究领域。然而,动物行为多样性不仅是一个生物多样性基础理论问题,也与濒危动物的成功保护有关。本文定义了动物行为以及行为的刚性与弹性,探讨了行为表达的空间条件以及生境因素与行为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雌雄大熊猫个体在较大的活动空间里的发情行为表现的频次及活动频率显著地高于那些在较小的空间里的雌雄个体,说明活动空间对雄性或雌性大熊猫的发情行为有显著影响。圈养空间影响麋鹿的社会行为、通讯行为和聚群行为。圈养在小圈中的麋鹿没有出现同性聚群现象,当圈养麋鹿野放后即表现出这种现象。圈养环境中长大的动物个体由于缺乏行为的表达空间,仅仅表现出刚性大的行为,丧失了许多弹性大的行为,从而导致动物行为的多样性下降。对那些生活在开阔草原和荒漠上的野生有蹄类动物实施迁地保护时,必须考虑其逃逸空间,为那些动物建立自然保护区时,则必须考虑其迁移空间。此外,动物行为的多样性与生境元素有关。我们应当给圈养动物提供复杂而多样的环境,以增加圈养野生动物表达寻找食物、建立领域、筑巢和避开不利环境等行为的可能性,维持濒危个体的行为多样性。     

印度野牛在中国的分布及其栖息地适宜性分析

印度野牛(Bos gaurus)在中国分布在云南省南部和西藏藏南地区。2016年2–3月和2016年11–12月,我们在西双版纳州、普洱市及高黎贡山区域开展印度野牛调查,并对藏南地区进行文献调研,共获得47处印度野牛有效出现位点数据。目前云南地区印度野牛种群数量约180–210头,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在高黎贡山未发现印度野牛。利用印度野牛分布位点数据,选取地形、土地覆被类型、人类足迹指数、距水源和道路距离以及气候共5类14种因子作为自变量建立MaxEnt生态位模型,通过模拟云南和西藏印度野牛的适宜分布区,分析各环境因子对该物种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模型预测精度较高,平均AUC (area under the curve)值为0.994。印度野牛潜在适宜栖息地可划分为高适宜、次适宜、低适宜和不适宜4个等级。高适宜栖息地主要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和藏南地区,其中西双版纳部分镶嵌有次适宜和低适宜栖息地斑块,面积为4,987 km2;藏南部分高适宜栖息地面积为13,995 km2。次适宜栖息地主要分布于云南省南部、高黎贡山区域以及藏南高适宜栖息地区的边缘,总面积为32,778 km2。低适宜和不适宜栖息地区连接成片,位于云南省中部、北部地区和藏南地区北部。Jackknife检验结果显示,季节温度变化和等温线对印度野牛潜在分布区的影响较大,而地形因子和降水变化的影响较弱。遥感地物分类结果表明:橡胶林等人工经济林的种植占据了西双版纳野牛的适宜栖息地,降低了景观连接度。建议管理部门加大对天然林的保护力度,控制橡胶林等人工林在野牛适宜栖息地的扩张,提高景观连接度,以促进该物种种群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