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认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态度直接影响野生动物保护政策有效实施以及人与野生动物共存机制。迄今,学术界鲜有从原住民认知与意愿角度探讨野生动物肇事的成果,基于自然保护地国家公园的相关研究尚未见报道。根据449份有效调查问卷及深度访谈数据,论文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探讨武夷山国家公园原住民对野生动物肇事的认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多数原住民经历过野生动物肇事,其农作物及牲畜受到严重损害,野猪（Sus scrofa）为研究区域主要的肇事动物。（2）种群数量增加、食物短缺和生存空间受限是野生动物肇事的主要原因。（3）学历、经历及认可政府应对肇事的方式对原住民防范野生动物肇事意愿的影响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遵循生态规律、保护栖息地、提升认知与意愿、实行社区共管、建立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机制以及引入野生动物致害赔偿保险等对策,希望能够深化对野生动物肇事特征及机理的科学认识,为有效缓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推进国家公园人与野生动物和谐提供政策参考。     

国家公园农户对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购买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例

国家公园内人与野生动物冲突严重,建立野生动物肇事保险机制是减缓冲突的重要举措。以大熊猫国家公园周边社区为例,分析建立国家公园以及农户风险偏好对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并探讨冲突程度和制度信任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建立国家公园显著增加了农户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购买意愿,而农户风险偏好对保险购买意愿会产生负向显著影响。冲突程度和制度信任是重要的中介变量,冲突程度和制度信任均对农户保险购买意愿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建立国家公园显著增加了人与野生动物冲突严重程度,进而对保险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此外,建立国家公园显著降低了农户制度信任,进而对保险购买意愿产生负向影响。农户风险偏好对野生动物肇事损失程度产生正向显著影响,进而对保险购买意愿产生正向影响。农户风险偏好对制度信任影响并不显著。基于此,研究提出吸纳社会资本参与,拓宽野生动物肇事保险资金来源,开展社区共管、地役权补偿等措施提升社区信任以及建立基于农户自主防护行为的野生动物肇事保险机制等政策建议。     

贵州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猪危害特征与居民态度分析

野猪对农作物的危害是当前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典型案例,分析其危害特征,掌握当地居民对野猪危害与保护管理的态度,对于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与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决策尤为重要。对贵州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调查研究发现,野猪一年四季均危害农作物,危害高峰期在 2-4 月与10-12 月,主要受作物收获期影响;农耕地在保护区的位置、距道路距离及距水源距离显著影响野猪对农耕地的危害,农耕地距道路(< 55 m)和水源越近(< 270 m),遭受危害程度越高。保护区的实验区和周边区域人居活动强烈,但野猪危害较其他区域严重,野猪危害农地时对水源因素较距居民点距离、距林缘距离、隐蔽因素更为敏感。70% 的当地居民认为野猪危害是由于种群数量过多引起。55% 的当地居民不赞同国家保护野猪的政策,62% 的赞同猎杀野猪控制其种群数量增长。受访者年龄与野猪危害程度两因素显著影响居民对野猪的容忍度,50 - 70 岁是当地社区居民的主要人群,也是态度中立及容忍度较高的人群。为有效减少野猪危害损失,调和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矛盾,建议保护区管理者根据野猪危害特征,帮助当地居民建立有效防控措施和有效快速的危害评估与损失补偿机制,同时根据当地居民的态度特征,做好保护政策的宣教工作。     

卧龙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肇事农地特征及影响机制

野生动物肇事是保护区内部和周边地区的普遍现象,严重影响了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性,是当前保护区管理面临的新问题。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于2014年7—8月以问卷调查方式获取了170个农地的野生动物肇事信息,建立了野生动物肇事与不同农地特征之间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并通过赤池信息量准则筛选出3个拟合优良的回归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野生动物肇事与农地特征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其中农地种植作物类型、农地与森林、公路的距离、围栏的使用等农地特征意义显著(P值均小于0.01)。进而探讨了上述农地特征对野生动物肇事的影响机制及原因,并据此结果提出了野生动物肇事地的评价和管理、调整作物种植结构、统一规划和管理防护措施、减轻当地居民对农业的依赖等缓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对策。     

太行山东北部区域野生动物损害及损害补偿

人兽冲突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研究主题,合理的损害补偿有助于野生动物可持续保护及管理。为探究太行山东北部区域野生动物损害及损害补偿,于2019年与2020年7—9月对区域内主要肇事野生动物(野猪Sus scrofa和狗獾Meles leucurus)进行了种群及损害调查;2021年7—8月基于访谈,对区域的损害赔偿及社区的受偿意愿进行了量化计测和分析。结果表明,太行山东北部区域的野猪(密度为(6.283±1.274)只/km²)及狗獾(密度为(4.855±1.610)只/km²)种群较大,对区域内的农业生产带来了较大损害,且肇事频率呈上升趋势;已有的防控手段效果有限,当地社区对野生动物保护支持度较高,但对肇事动物保护的态度相对消极;区域内的野生动物损害补偿已普遍施行,有效补偿了受损农户的部分经济损失,但也存在补偿覆盖不全面、补偿标准模糊及补偿数额偏低等问题。当地农户的受偿意愿((10962.60±1751.55)元/hm²)与其文化程度、损害补偿满意度和野生动物保护态度负相关,与保护政策支持度正相关。根据调研结果,建议加...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人兽冲突现状与牧民态度认知研究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了解国家公园内牧民对肇事野生动物的态度,为探究野生动物肇事规律、针对肇事动物制定防控措施以及保护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原真性、促进牧民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通过实地走访调查了2014—2016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牧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和牧民对于野生动物的态度认知。调查分析发现:11月—次年3月是祁连县野生动物肇事高峰期,狼和雪豹是捕食家畜的主要动物;狼被牧民认为是肇事最严重的动物,而实际数据表明雪豹的肇事频次却要高于狼,这与两种动物生活习性以及保护等级有关,加之牧民对雪豹肇事的容忍度更高;天峻县相比祁连县,除了狼以外其棕熊肇事频次较高,牧民认为应当大力控制狼和棕熊的种群数量,因为棕熊除了捕食家畜,更会伤害牧民和破坏房屋,威胁到牧民的生活,雪豹则需要进一步保护;牧民一般会选择使用牧羊犬和强化圈舍来防止野生动物捕食家畜;羊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牧民主要经济收入,牧民对狼吃食羊无法容忍,棕熊入户直接掠食伤人现象目前频次不高,但需提前防范。     

野生动物就地保护与其分布地经济发展的相容性

生态文明建设对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实践中,需要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和成功案例,并克服目前我国野生动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综述了国内外相关文献,认为:目前世界上的野生动物就地保护方式主要是建立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在发挥保护作用同时,也给周边居民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制约了野生动物保护与当地社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传统的"命令-控制型"保护政策忽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需求,不利于形成居民积极的保护态度;居民的保护态度除了受来自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害的影响,还和周边居民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等密切相关;为提高居民保护积极性,经济激励机制有着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外保护工作中一般应用的经济激励措施主要包括直接经济补偿、生态旅游、现代狩猎、生态补偿等。     

野生动物肇事：研究热点、难点与争论焦点

文章系统地回顾了野生动物肇事研究进展,对时空规律、肇事损害与评估以及防范策略等热点与难点进行全面梳理;同时指出当前争论的焦点,即如何协同社区发展与野生动物保护、当地原住民或动物哪方应当搬迁、如何开展动物肇事补偿、是否采用生物或基因控制等。在此基础上,展望了未来的研究趋势,强调突破人类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引入多学科研究视角、兼顾利益攸关者的不同需求以及关注自然保护地等,希望能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若尔盖人-狼冲突现状与管理研究

大中型食肉动物肇事事件导致人类与野生动物关系恶化,给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若尔盖湿地是我国三大湿地之一,湿地、草原分布广泛,生物多样性丰富,畜牧业发达,但近年来狼(Canis lupus)捕杀牲畜的肇事事件时有发生。为了解若尔盖野生狼肇事件的空间分布以及牧民对人-狼冲突管理的看法,本研究于2022年对若尔盖县13个乡镇83个行政村进行走访调查。结果表明：(1)多数受访者(66.0%)认为在过去5年内,若尔盖县野生狼数量有所增加;(2)狼肇事事件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最严重的是包座乡。包座乡临近山区,该区域牧场面积广阔、牧民饲养牲畜数量多等原因导致该镇发生狼肇事事件较多;(3)对于狼肇事,绝大多数牧民(85.0%)更希望采取经济补偿或者驱赶措施,只有少数牧民(9.4%)希望采取捕杀的措施;(4)影响牧民对狼肇事管理措施的偏好因子中,受教育程度、年龄、民族以及被杀牲畜数量有显著影响。建议加强狼种群监测管理,采取措施减少狼捕杀牲畜,优化补偿机制,缓解当地牧民与狼之间的矛盾。本研究为当前若尔盖县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决策提供了依据,对其他地区大型食肉动物与当地居民冲突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人熊冲突现状与牧民态度认知研究

大型哺乳动物肇事导致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恶化,报复性猎杀严重威胁到野生动物的生存。三江源国家公园内人熊冲突问题严重,棕熊肇事不断突破了当地牧民的容忍度,严重影响其保护的积极性,了解人熊冲突现状和牧民态度认知对于制定和实施有效的防熊措施至关重要。通过分析2014年1月—2017年12月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内上报的296起棕熊肇事案件,同时结合半结构式访谈法对71户牧民进行访谈,以期了解该地区人熊冲突现状和牧民对棕熊的态度认知。研究结果表明:(1)棕熊主要肇事类型为入侵房屋,同时也捕食少量牲畜,以绵羊和山羊为主;(2)每年6—8月为人熊冲突高发期,8—10月为案件上报高峰期;(3)年纪较小和经历过棕熊肇事的受访者对棕熊的态度更为消极;(4)多数受访者认为过去10年里棕熊种群数量有所增加,其主要原因是新枪支政策的执行;(5)大部分受访者在防熊措施选择偏好上较为保守,认为修筑水泥墙和找人看守是保护财产最有效的两种途径。建议地方政府完善当前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制度,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人熊冲突管理过程;提升电围栏防控技术,选择合适地点建立棕熊补饲站;为了保护人身安全,允许牧民在一定范围内合法使用防熊喷雾;未来应加强牧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棕熊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     

卧龙自然保护区社区居民政策响应研究

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居民之间具有长期的相互依存关系,二者协调发展是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保护区政策是联结保护区和社区关系的纽带,通过调查和分析社区居民对保护区政策的响应,可以获得改善两者关系的有、效信息。本研究通过对卧龙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自然保护区和社区协调发展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保护区的主要生态保育政策和工程对改善保护区和社区的关系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一是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减少了农业就业人口,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将产生潜在威胁;二是天然林保护工程和以电代柴政策与居民用电消费和补偿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需要制定科学的用电消费和补偿机制。（2）社区居民对自然保护区的认知响应在不同社会特征的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教育水平和性别影响社区居民对保护区现行政策的认知响应,教育水平和居住地点影响社区居民对移民政策的响应,根据上述调查和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加强公众参与,提高教育水平,增加居民就业,科学确定电价以及逐步移民等相应对策。     

野生动物肇事对武夷山国家公园农户生计影响研究

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参考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野生动物肇事下农户生计损失的评估框架,基于449户问卷调查数据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探讨生计损失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野生动物肇事造成的农户生计损失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本维度,其后依次为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人力资本损失最小;（2）性别、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收入、耕地面积、养殖牲畜规模、生计多样化、应对策略多样化、是否获得政府扶贫救助以及与国家公园的距离对于各维度生计资本损失都有一定影响;（3）农户采用改变种植结构与生计类型、搬迁、减少外出等方式进行适应,倾向于采取夜晚结队轮流敲打、使用喇叭、制作“汗衣”等传统方式进行防范。在此基础上,提出协同维护农户生计安全与保护野生动物的对策,希望能够为缓解国家公园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实现人与野生动物共存提供科学参考。     

卧龙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模式探讨

针对目前国内外广泛出现的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的矛盾冲突,研究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卧龙保护区)为例,从就业机会、野生动物的破坏及补偿、对资源利用的限制、旅游的开展、社区参与、家畜的饲养和放牧、非木林产品的采集、狩猎、农业活动和传统保护等10个方面,向卧龙保护区内的农户、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和游客等4类人群发放调查问卷,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关系模式(包括发展协调型、社区不利型、保护区不利型和冲突竞争型)及其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4类人群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模式的界定有显著差异(P＜0.05),但皆以发展协调型为主导模式.卧龙保护区对当地社区的影响主要是:提高当地知名度、发展旅游业提高收入、限制资源的利用等;当地社区对卧龙保护区的影响主要是:协助保护野生动植物、参加联防工作、放牧破坏生物生境等.影响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是:政策、旅游和社区活动.建议建立专职的社区共管部门,聘请当地居民参与生态旅游,并设立野生动物破坏补偿委员会.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的评价便于管理人员整体把握各项社区管理措施的管理成效,从关系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着手,提高保护区的社区管理水平.     

耕作方式对玉-豆轮作地表节肢动物多样性及其营养结构的影响

为阐明长期不同耕作方式对轮作种植模式黑土农田地表节肢动物多样性及其营养结构的影响,2015年5月至9月间,利用陷阱法对连续13年玉米大豆轮作模式的定位试验站三种耕作方式(免耕、垄作、秋翻)的地表节肢动物群落进行了调查。共捕获动物1002只,隶属于3纲11目29科37个类群,凹唇蚁、玉米毛蚁和直角通缘步甲为优势类群。免耕(NT,no tillage)有利于增加蜘蛛类群密度,垄作(RT,ridge tillage)和秋翻(MP,mould board plough)显著增加了玉米毛蚁密度。耕作方式仅对群落密度有显著影响显著影响(P0.05),而大豆不同生育阶段显著或极显著的影响地表节肢动物群落组成特征(P0.05; P0.001)。长期玉米大豆轮作种植的地表节肢动物群落营养功能群在不同耕作方式中所占比例不同,保护性耕作方式(NT、RT)更有利于捕食性和植食性动物的生存和繁殖,常规耕作(MP)则是杂食性动物占据优势,明显呈现对不稳定环境的适应。大豆不同生育期,各功能群的个体数与类群数的动态变化不尽一致,不具有明显的规律性。研究结果表明,免耕轮作对维持地表节肢动物群落内部物种间的关系及其营养结构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保护性耕作和轮作种植模式相结合可维持农田生态系统平衡。     

太行山华北豹袭击家畜的时空特点与管理建议: 以山西省和顺县为例

人兽冲突是全球野生动物保护面临的共同挑战。袭击家畜是大型食肉动物引发人兽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管理不当还会导致针对大型食肉动物的报复性猎杀等严重威胁。冲突的缓解需要深入了解冲突发生的规律与原因, 评估当地社区与居民的态度与看法, 以采取因地制宜的管理措施。太行山是华北豹(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的核心分布区, 华北豹袭击家牛的问题是该区域野生华北豹保护中面临的一大挑战。本研究以山西省和顺县为研究区域, 在多方联合发起的“和顺县华北豹袭击家牛肇事补偿项目”实施过程中, 系统收集了2015-2019年期间华北豹袭击家畜事件的记录, 结合同期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 探究了袭击事件的时空分布格局, 并从生境和猎物的角度分析了背后的原因。本文还评估了豹肇事造成的经济损失, 以及受损农户对华北豹的态度和对补偿的满意度。2015-2019年, 项目区域内共记录到华北豹袭击家牛事件195起, 向116户受损农户提供补偿资金共27.05万元。分析结果显示, 华北豹袭击家牛事件在夏季最多, 时间上与家牛上山散放的季节重叠; 袭击风险随狍(Capreolus pygargus)相对多度的上升而下降, 随家牛相对多度和距村庄距离的增加而上升, 但保护区内外和华北豹相对多度对袭击风险的影响不显著。对107名受损农户的访谈结果显示, 华北豹袭击家牛事件虽然对当地畜牧业所造成的整体损失较小, 但对受损农户而言其家庭收入损失严重, 因此导致受损农户对华北豹持负面态度, 且认为现有的补偿金额偏低。基于本研究的结果, 我们提出如下管理建议以期缓解未来该地区华北豹带来的人兽冲突: (1)加强放牧管理、改进管理方式, 特别是限制牛群离开村庄的距离, 以及在家牛散放期间将牛群每晚赶回牛圈以降低家畜被袭击的风险; (2)开展禁牧试点, 严格划分允许放牧与禁止放牧的区域; (3)继续开展华北豹袭击家牛的定损与补偿工作, 降低当地农户的经济损失, 同时开展社区走访、自然教育, 提升当地居民对华北豹的容忍度; (4)加强野生动物种群的监测与保护, 促进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存。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流域中下游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偏好研究——以渭河流域为例

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中,相关利益主体的生态补偿意愿和行为的分析对政策的管理和执行至关重要。运用选择实验法对渭河流域中下游居民的支付意愿进行考察,通过构建Mixed Logit模型对城乡居民的支付意愿及其偏好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镇和农村居民的选择显著受到水质、河流面积/水量、水土流失情况、动物种类/数量这4个属性变量的正向影响,支付金额的负向影响;其次,城镇和农村居民对水质这一属性具有最高的支付意愿,对河流面积/水量这一属性具有次高的支付意愿,而对动物种类/数量这一属性具有最低的支付意愿;最后,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平均支付意愿分别为13.168元月~(-1)人~(-1)和9.050元月~(-1)人~(-1),前者的支付意愿明显高于后者。     

北京市湿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确定合理的湿地生态补偿标准是构建有效湿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以北京市境内的湿地为研究对象,利用DPSIR模型明晰北京市湿地生态补偿的机理;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分别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和Tobit模型对影响受调查者受偿态度和受偿意愿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运用条件价值法以及考虑时间价值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修正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确定最终的生态补偿标准,并对北京市制定湿地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了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北京市合理的湿地生态补偿标准为2.728×10⁴-4.84×10⁴元hm^-2a^-1;（2）地区差异、受调查者对湿地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湿地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显著影响其受偿态度;（3）地区差异、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情况、对生态补偿的了解程度显著影响其受偿意愿;（4）为减少将来推进湿地生态补偿过程中可能遭遇的潜在阻碍,北京市应该加强湿地保护相关政策的宣传普及工作,注重对基层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协调湿地政策与社区的关系;（5）有必要结合地区特征制定差异化的湿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结果可为今后北京市探索建立湿地生态补偿机制、提升湿地保护效率提供科学数据和理论参考。     

热带雨林公路建设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及保护研究进展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陆地生态系统,公路等线性基础设施建设是导致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主要因素之一。公路切割热带雨林地区野生动物栖息地,对野生动物造成致死是最为显著的影响,其次是阻隔野生动物的移动。另外,噪声、灯光和空气污染等造成野生动物回避公路,野生动物的行为特征发生改变,栖息地破碎化导致小种群的出现,当道路密度达到阈值,可能导致种群的非线性降低或损失。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当前国际上主要措施有:合理规划路线;科学设置动物通道;针对道路致死、动物通道、路域动物活动等开展持续性监测与研究;构建多部门、多领域的合作机制,多渠道、多路径加强热带雨林公路建设中野生动物的管理。本研究提出了未来我国热带雨林公路建设野生动物保护研究需重视的4个方面:(1)加强基础研究,开展技术攻关;(2)编制标准规范,更好指导工程建设;(3)多学科团队合作,参与公路建设全过程;(4)加强管理教育,降低人为干扰。     

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片区周边社区人熊冲突现状

亚洲黑熊 (Ursus thibetanus) 与人类之间的冲突普遍存在。在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人熊冲突严重威胁了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命安全。因此研究人熊冲突现状是了解其发生机制并提出缓解冲突措施的基础。我们于2019年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法对高黎贡山保护区保山片区周边社区的79位居民进行了人熊冲突相关的调查。结果表明亚洲黑熊在高黎贡山保护区周边社区的肇事类型按发生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破坏农作物 (119起)、捕食家畜 (43起)、损害蜂箱 (40起) 和伤人 (5起)。亚洲黑熊造成受访者经济损失最多的肇事类型是捕食家畜 (799 200元),之后依次为损害蜂箱 (309 300元) 和破坏农作物 (298 790元)。在高黎贡山保护区周边社区亚洲黑熊肇事的高峰期是每年的7—9月。在高黎贡山东西两侧亚洲黑熊肇事特征明显不同：东坡以破坏农作物为主,而损害蜂箱在西坡最常见。居住在高黎贡山西坡的村民比在东坡的村民对亚洲黑熊持有更为消极的态度,但消极的态度没有导致他们对黑熊进行报复性捕杀。此外,在高黎贡山周边社区72.0%的受访者表示没听说过当地有偷猎黑熊的事件,98.6%的受访者表示没听说过熊产品交易事件,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在未来也没有使用熊产品的意愿。本文分析了高黎贡山保护区保山片区周边社区人熊冲突的现状,探讨了人熊冲突的空间和时间格局,为在高黎贡山开展缓解人熊冲突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扎根理论的社区参与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机制研究

大量研究表明自然保护地周边社区居民对保护地的态度是影响社区参与保护，实现保护地管理目标的主要因素，由此建立了"认知-态度-参与"的行为逻辑。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希望进一步推进社区与保护地的关系，全面提升自然保护管理效率，也建立在对这一行为逻辑的认同之上。为验证社区认知与行为的关系，并为促进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提供科学支持，研究试图分析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社区居民的国家公园的"认知-态度-参与"的行为逻辑以揭示社区参与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深层机制。与一般研究不同在于，本研究是针对正在建设中的国家公园，使得本地利益相关方的态度有机会影响国家公园建设进程。为获得社区"认知-态度-参与"核心观念，探索社区参与的过程和方式，提出促进社区参与的方法，研究采用扎根理论这一质性研究方法，基于对本地利益相关者采用半结构化开放问题的深度访谈，归纳出概念与范畴，形成社区参与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理论。研究首先形成45个概念与13个范畴，通过范式模型研究发现，稳定资源使用权利、引导社区参与决策、保障社区发展权利、创新社区产业模式、提高个体适应能力、降低政策风险影响等六个主范畴能够解释社区居民对国家公园的认知-态度-参与这一行为逻辑。通过归纳主范畴，研究进一步提炼出社区参与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理论核心在于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的自主性、创新性与适应性，其内在机制在于社区参与是一个自主性提高的动态过程，需要通过保障社区生计资源禀赋来实现长期的价值转化，最终使其成为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的组成部分。在理论阐释基础上，研究提出从改善社区认知、提升社区参与角度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的路径。研究也指出，所提出的社区参与机制理论能够提炼量化指标评价社区参与，追踪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