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生态学(Macroecology)及其研究

宏生态学是生态学与其他宏观学科不断交叉和融合后的产物。它以个体、种群和物种的生态特征在大时空尺度上的格局和变化规律为主要研究内容,它比其他生态学更强调归纳和推论,也更依赖数据的积累。近年来,宏生态学在对物种一面积关系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对生物类群间的物种数量的协同变化以及物种和高级分类单元间的关系等进行了新的研究;宏生态学试图将有机论和个体论结合来探讨和总结群落结构中的物种组成规律;并对物种多度和分布格局间的关系从生态位和异质种群角度进行新的解释;个体大小频次分布规律是宏生态学一重要内容,对其深入研究和探讨已与物种多度、能量、分布面积、历史起源等多方面特征相结合,并得到一些普遍性规律;最后,宏生态学还探讨物种在地理区域上的普遍性的分布模式,并对其假说进行检验和探讨。宏生态学在中国还处于刚起步阶段,但中国具有资源的优势,并具有一定的数据积累,将在宏生态学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模式、功能及规划原则

自然保护区是就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途径,然而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了一些保护区设计方面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自然保护区与非自然保护区之间的过渡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提出了在自然保护区内设立缓冲区的想法。现在缓冲区已经成为自然保护区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生态缓冲和社会缓冲两大主要功能。本文归纳了自然保护区缓冲区的定义、模式和类型,回顾了缓冲区的发展,总结了缓冲区的规划原则。最后,我们还对国内保护区缓冲区的现状进行了讨论。     

粪样在野生动物研究中的作用

野生动物数量少,取样难度大;在野外工作时,动物肌肉和血液样品还难以保存。这些给野生动物研究带来很大不便。由于动物粪样容易收集,易于保存,对动物的影响小,在野生动物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粪样分析已经应用在动物的领域、食性、消化动态、疾病与寄生虫、种群数量和遗传结构、有效种群大小、食物链与食物网、能量流与物质流的研究等方面。研究证明,在野生动物的研究和保护中,通过粪样可以得到许多关键性问题的答案。     

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蒙古野驴和鹅喉羚种群密度和数量

2006年9月至2007年12月, 在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采用截线取样法调查了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和鹅喉羚(Gazella subgutturosa sairensis)的种群密度。蒙古野驴野外调查样线总长6,696.4 km, 发现7,758 匹蒙古野驴; 鹅喉羚样线总长8,428.84 km, 发现8,586头鹅喉羚。采用Distance 5.0估算了蒙古野驴和鹅喉羚的密度和遇见率。从春季到秋季, 蒙古野驴遇见率在0.058–0.092匹/km之间变化, 而鹅喉羚遇见率则在0.096–0.342头/ km之间变化。春季蒙古野驴种群密度为0.55 ± 0.20 匹/km2 (平均数 ± 标准差,下同), 夏季为0.60 ± 0.13 匹/km2, 秋季为0.78 ± 0.19匹/km2和冬季为0.54 ± 0.14 匹/km2。蒙古野驴适宜栖息面积5,800 km2。春季到冬季, 蒙古野驴种群数量在3,379到5,318匹之间变化。鹅喉羚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种群密度分别为1.14 ± 0.18头/km2, 0.95 ± 0.12头/km2, 1.08 ± 0.18头/km2和1.54 ± 0.31头/km2。该保护区的鹅喉羚冬季和春季适宜栖息面积均为10,000 km2, 夏季为12,000 km2, 秋季为15,000 km2。估算该区域春季鹅喉羚数量为14,286头, 夏季为6,628头, 秋季为8,337头, 冬季为19,677头。本研究的结果将为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蒙古野驴和鹅喉羚长期监测提供基础数据。     

察青松多白唇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白唇鹿对夏季生境的选择

白唇鹿是青藏高原特有鹿种,人们对其生境选择与利用知之甚少。2009 年6 -8 月和2011 年7 - 8 月,用痕迹检验法和直接观察法研究了察青松多白唇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白唇鹿的夏季生境选择。在保护区内若当沟和麻绒沟两个白唇鹿集中分布区域测定了195 个样方中的植被类型、海拔高度、坡位、坡度、坡向、离水源距离、隐蔽度和人类活动干扰8 个生态因子。用Vanderloeg 和Scavia 选择指数和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白唇鹿夏季生境选择的影响因子。结果表明:白唇鹿夏季倾向于选择海拔4 000 m 以上中上坡位的高山草甸生境和离水源距离500 m 以外的阳坡或阴坡生境;而回避坡度大于60 度、裸岩生境、下坡位生境和半阴坡生境。除隐蔽条件和人类活动干扰外,其余6 个生态因子均对白唇鹿夏季生境选择有明显的影响。生态因子主成分分析表明前3 个主成分的贡献量为68. 8% ,其中:第1 主成分的贡献率为39.76% ,该主成分与坡位、坡度和海拔的相关系数绝对值较大;第二主成分的贡献率为16.32% ,与其相关系数绝对值较高的是隐蔽条件与植被类型;第三主成分的贡献率为12. 71% ,与其相关系数绝对值较高的是坡向。     

天际线扫描: 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新方法

<正>环境问题迫切需要开展未来学研究,许多过去看来是边际的问题已经成为政府议事日程中主要的问题,例如全球变化、恐怖主义等,能源、食物和水资源安全以及由于生物多样性丧失而导致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失很快将成为下一批类似的问题(Sutherland et al.,2009)。针对英国制定未来保护政策和环境问题决策的迫切需要,剑桥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Sutherland等(2008)提出了对环境与生     

探索长江流域物种濒危机制与保护对策

据IUCN2004年颁布的红色名录统计,全球大约12%的鸟类、23%的兽类、32%的两栖动物和10%的高等植物濒临灭绝(Ballie et al.,2004)。由于对全球爬行动物的统计尚未全部完成,我们尚不知道爬行动物的具体濒危比例。但是,在统计得比较完全的龟鳖类爬行动物中,42%的种类濒临灭绝。全球     

中国引入大独角犀的适宜地点在哪里?

正化石记录表明:独角犀亚科(Rhinocerotinae)、双角犀亚科(Dicerotinae)、板齿犀亚科(Elasmotherinae)犀类在第四纪时期曾广泛分布于中国(周明镇,1955)。最后一次冰期之后,中国气候转暖(竺可桢,1972),分布在南方的动物扩散到北方。除板齿犀亚科绝灭于中更新世、披毛犀(Coelodonta antiquitatis)绝灭于晚更新世以外,全新世时中国仍有犀牛分布(刘洪杰,1993)。据文焕然等(1981)、何业恒(1993)考证,大独角     

论保护地分类与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中国保护地建设

中国正在开展一场以国家公园为龙头的保护地建设, 面临着一个跨领域、跨行业、全空间的保护地分类管理难题。世界各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保护地, 这些保护地存在着“同物异名、同名异物、一物多名”现象。IUCN提出了一个保护地分类系统, 以期将所有的保护地纳入一个体系。人们试图按照IUCN的保护地分类系统对现有保护地分类, 但是IUCN保护地分类系统的定义模糊, 无量化标准, 而保护地的属性常常存在非唯一属性等问题。保护地分类是一个学术问题, 可以自由探讨, 百家争鸣; 而保护地的管理是行政问题, 必须有章可依, 有法可循。中国现有10多种不同的保护地类型, 本身就是一种分类体系, 有的保护地, 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等已经有相应的行政法规和管理经验。中国国家公园应整合优化而不是取代现有的其他类型保护地。以国家公园为龙头的中国保护地体系需要顶层设计和专门立法。保护地应当推动当地社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