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鲟行为学研究进展

为保护中华鲟繁衍生息,研究人员在中华鲟繁殖、洄游等行为学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为中华鲟的人工增殖放流提供了科学依据。2013年和2014年,连续2年未监测到中华鲟野生群体的自然繁殖行为,中华鲟野生资源的延续已经亮起红灯,而全人工繁殖的中华鲟放流后对野生种群的影响仍无法判断,通过全人工繁殖放流减缓中华鲟鱼物种资源衰退还有很多研究工作需要开展,例如对全人工繁殖中华鲟行为生态学方面的研究、中华鲟放流追踪、放流后中华鲟生活史研究等。以这些研究为基础,合理评价人工增殖放流对野生中华鲟资源的补充效果,提出合理的人工增殖放流方案将是新阶段中华鲟保护的重点和方向。     

长江葛洲坝枢纽坝下江段中华鲟成鱼性腺的观察

1981年1月,葛洲坝水利枢纽截流,中华鲟被大坝所阻而滞留在宜昌以下的江段。 1981年秋季在葛洲坝枢纽的坝下江段采集到中华鲟的Ⅲ、Ⅳ、Ⅵ期卵巢和Ⅲ、Ⅳ、Ⅴ期精巢,1982年秋季又采集到中华鲟产出的卵和早期鱼苗。研究结果表明,中华鲟在坝下江段不仅能发育成熟,而且能自然产卵。为了保护和增殖中华鲟,人工繁殖放流的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同时,必须严禁滥捕,以保护中华鲟资源。       

中华鲟初次全人工繁殖的特性研究

结合中华鲟研究所1994-1999年野生中华鲟人工繁殖亲本的生物学特性和2000-2008年野生成熟亲鱼人工繁殖的情况, 对子一代中华鲟初次全人工繁殖的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虽然初次性成熟的子一代中华鲟个体均小于野生中华鲟的成熟亲本, 但性腺发育良好。经人工催产, 精子具有较高的质量(快速运动60s, 常温存活10min), 卵子也具有较高的受精率(71.4%)和孵化率(64.3%), 并成功的培育出了健康的子二代鱼苗1.8万尾。人工淡水条件下子一代中华鲟的全人工催产繁殖获得了成功, 证实了中华鲟可以在纯淡水中完成其生殖周期。研究结果对濒危物种中华鲟的物种延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长江葛洲坝枢纽坝下江段中华鲟成鱼性腺的观察

1981年1月,葛洲坝水利枢纽截流,中华鲟被大坝所阻而滞留在宜昌以下的江段。1981年秋季在葛洲坝枢纽的坝下江段采集到中华鲟的Ⅲ、Ⅳ、Ⅵ期卵巢和Ⅲ、Ⅳ、Ⅴ期精巢,1982年秋季又采集到中华鲟产出的卵和早期鱼苗。研究结果表明,中华鲟在坝下江段不仅能发育成熟,而且能自然产卵。为了保护和增殖中华鲟,人工繁殖放流的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同时,必须严禁滥捕,以保护中华鲟资源。     

中国淡水鱼类人工增殖放流现状

随着鱼类资源的持续衰退以及保护水产学的兴起,鱼类人工增殖放流已由传统渔业增殖发展成为特有珍稀鱼类种群恢复的主要技术手段。近年来,我国淡水鱼类人工增殖放流涉及水系多、规模大且种类丰富,取得了显著效果并积累了大量基础资料和经验。为深入开展人工增殖放流基础研究,规范技术并提升生态效益,该文收集整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分别从基础理论、塘养种群管理及效果评价等方面阐述人工增殖放流的理论背景,并结合我国"四大家鱼"、中华鲟、胭脂鱼、滇池金线鲃及其他珍稀濒危鱼类人工增殖放流现状,讨论了野外监测和效果评价的作用和意义,提出放流种群遗传局限性、数量和规格权衡以及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权衡等问题,旨在为相关研究和人工放流实践提供系统资料。     

葛洲坝下中华鲟繁殖生物学特性及其人工繁殖效果

以1998—2004年(除2002年外)间从葛洲坝下产卵场捕获的57尾(雌36尾,雄21尾)中华鲟人工繁殖群体为材料,研究了中华鲟人工繁殖群体的繁殖生物学特性.结果表明:1998—2004年间中华鲟雌鲟体长240～320cm,体质量140～432kg,年龄15～30龄;雄鲟体长153～284cm,体质量70～244kg,年龄12～26龄.雌鲟催产率93·1%,雄鲟催产率100%.卵子可明显分为7种颜色;绝对怀卵量为20～59万粒,平均35·8万粒;相对怀卵量820～3020粒·kg-1,平均1590粒·kg-1.精液明显分为4种颜色;绝对采精量1000～5952ml,平均2597·8ml;相对采精量1·25～31·24ml·kg-1,平均13·3ml·kg-1.多年人工催产受精率平均达到63·7%,孵化率达到48·1%,6年共孵化出苗476·2万尾,保证了人工繁殖放流的实施.资料对比显示,中华鲟繁殖群体自然繁殖力大幅下降.     

人工标志放流中华鲟幼鱼的降河洄游

1998— 2 0 0 2年期间 ,向长江放流人工繁殖中华鲟 2月龄稚鲟 (全长 7 5— 17 0cm) 17 5 2万尾 ,其中 7795 7尾用CWT进行标记 ;14月龄幼鲟 (全长 5 5 0— 98 0cm) 4 0 0尾 ,全部用外挂银牌和CWT双重标记。放流后沿长江及沿海收集中华鲟稚鲟和幼鲟样本 ,4年共回收稚鲟样本 6 4 0 0尾 ,幼鲟样本 13尾 ,检测到携带标记的稚鲟和幼鲟各 13尾。人工放流的幼鲟降海洄游的速度平均达到 2 8 6km/ 2 4h(7 1— 10 0 2km/ 2 4h) ,回捕时离放流点的距离从 346—2 4 5 9km ,平均 16 0 0km ,回捕的标志幼鲟有 4 6 2 %的个体来自海区。初步估算出 1999年和 2 0 0 0年人工放流个体在长江口幼鲟种群中的贡献率分别为 2 2 81%和 0 997%。结果表明 ,人工放流中华鲟稚鲟和幼鲟的生长、洄游及分布与自然种群没有明显差异。放流较大规格的幼鲟有利于提高成活率 ,而目前长江中华鲟种群的补充仍以自然繁殖种群为主。     

中华鲟人工繁殖放流现状评价

1984-1998年,在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下游江段,中国集团公司中华鲟研究所共捕捞663尾中华鲟亲鱼用于人工繁殖。各年的捕捞量变动在31—60尾之间。实际用于人工催产的亲鱼年利用率变动在3.1—91.7％之间。平均28.4％。催产卵的年受精率变动在0—85.0％之间,平均66.5％。年人工孵化鲟苗量变动在5—151.9万尾之间,平均54.3万尾。历年合计向长江放流初孵鲟苗4258万尾、幼鲟6.28万尾。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华鲟的人工催产,幼鲟孵化、培育和放流等方面的技术已经发展成熟。     

厦门海域放流中华鲟的迁移和分布

2010～2013年,在厦门九龙江口共标志放流了258尾4～12龄中华鲟(全长142～210 cm),其中13尾个体使用了弹出式卫星档案标志(MK 10-PAT).放流后共收集到21尾个体误捕信息以及10尾卫星标志个体的迁移和分布位点信息,结果显示,中华鲟分布位点主要位于中国沿海大陆架水域,集中分布位点为厦门至舟山群岛之间的近海区.除3尾个体离岸距离为350,41和29 km外,其余个体与海岸线距离均在15 km范围内;从分布纬度来看,向南迁移的纬度范围为1.366°,到达南海海域,向北最远迁移的纬度范围为14.539°,到达朝鲜东部海域,纬度跨度为15.905°.沿大陆架的直线迁移距离和速度分别为449/378 km(卫星标志/回捕个体,范围=11～2205/3～1488 km)和0.18/0.18 km/h(卫星标志/回捕个体,范围=0.03～0.73/0.02～1.07 km/h),卫星遥测中华鲟与回捕中华鲟的迁移速度和迁移距离均没有显著性差异.1尾卫星标志中华鲟的详细迁移监测结果表明,该尾鱼放流后134 d共完成了2205 km距离的迁移,平均迁移速度为0.52 km/h(范围=0.23～7.53 km/h).中华鲟的栖息水温和栖息水深分别为22.8℃(范围=17.2℃～29.5℃)和22.19 m(范围=11.25～32.25 m).中华鲟的海区迁移和分布与水温、盐度、水深和饵料等环境因素有关.研究结果有助于弄清中华鲟在海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和迁移速度,为后期深入研究中华鲟在海区的生境选择特征提供有价值的数据,也为该物种的海洋保护和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蓄养中华鲟的性腺发育与人工繁殖初报易继舫

中华鲟是大型溯河徊游鱼类,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建成后对中华鲟资源产生了严重影响,有关主管部门决定采取以人工繁殖放流为主的保护措施,根据有关资料［１－３］,拟利用在坝下江段易于捕获的Ⅲ期中华鲟亲鱼,通过人工蓄养使性腺发育成熟,为中华鲟人工繁殖提供优质亲鱼。１材料与方法蓄养用Ⅲ期中华鲟全部捕于葛洲坝下江段,用车运至本所专用蓄养池,蓄养池面积８０-２５０ｍ２不等,水源采用河水和井水,水质指标符合渔业用水标准。所有蓄养鱼定期用电子吊秤称重,穿刺取性腺组织,组织切片检查性腺发育状况,确定已达到Ⅳ期末后即进行…     

象山港日本对虾增殖放流的效果评价

日本对虾是中国近海重要的增殖品种,2010年象山港分两批次放流日本对虾苗种约1.67亿尾。通过对放流苗种存活状况、洄游分布、生长特性及回捕情况的跟踪调查,对象山港日本对虾的增殖效果做出初步评价。结果表明:(1)日本对虾放流苗种在8月中旬成为补充群体,集中于港区底部进行索饵育肥;9月中旬,第1、2批放流苗种的平均体长分别达到95.4 mm和71.4 mm,成活率分别约为0.79%和1.06%;10月上旬,随着港区水温降低,增殖苗种资源量锐减。(2)协方差分析表明:日本对虾增殖群体和自然群体的体长-体重关系存在显著性差异,增殖群体的体征状况明显优于自然群体。(3)日本对虾放流苗种在港区主要为桁杆拖虾和地笼网渔业所利用,在港区滞留期间,回捕率约为0.25%。总结发现:栖息地破坏及放流苗种的过早利用是制约象山港日本对虾增殖效果的重要因素,优化增殖策略、保护港区生态环境应是今后港区增殖工作的重点。     

基于Ecopath模型的莱州湾中国对虾增殖生态容量

通过增殖放流,增加优质渔业资源、改善种群结构是渔业资源养护的重要手段,而增殖生态容量的研究是科学实施增殖放流的前提.本文根据2009-2010年的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数据,构建了由26个功能群组成的莱州湾生态系统Ecopath模型,利用该模型分析了生态系统的总体特征、营养相互关系与关键种,计算了放流品种中国对虾的增殖生态容量.结果表明：系统的总初级生产量/总呼吸(TPP/TR)为1.53,总初级生产量/总生物量(TPP/B)为24.54,同时具有较低的循环指数(FCI=0.07)、较高的剩余生产量（434.41 t·km^-2·a^-1）和较低的系统连接指数(CI=0.29),该系统目前处于发育的早期阶段.中国对虾目前不是莱州湾生态系统的关键种,当前中国对虾的生物量为0.1143 t·km^-2,有较大的增殖潜力;当生物量增长25.8倍时,仍不会超过增殖生态容量2.9489 t·km^-2.     

水温影响幼蟹生长特性的初步研究

近年来,在一些进行人工放流增殖河蟹(Eriocheir sinensis)的湖泊中,河蟹的产量占全湖水产品总产的39.5%。继内陆水域河蟹人工放流获得成功之后,各地又进行了池塘养蟹的尝试。我省1987年池塘养蟹面积达567ha,大水面放养河蟹6.87×10~4ha,成蟹总产达1662t。因此,进一步开展河蟹生态学的研究,对发展我国河蟹养殖业或合理制订河蟹自然种群的繁殖保护措施是很有必要的。许步劭等(1980)、赵乃刚(1980)曾对河蟹的人工繁殖和蚤状幼体的发育进行了     

基于微流控芯片的鲑科鱼类单核苷酸多态性分型系统构建

为开发针对大规模样本、低通量位点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分型技术, 研究依据虹鳟高通量SNP芯片检测鲑科4个属不同物种群体样本的结果, 筛选获得了96个高质量共享多态性位点, 应用Fluidigm 96.96微流控动态芯片平台, 构建了用于鲑科物种增殖放流个体识别的SNP分型系统。以细鳞鲑为例评估芯片分型结果可靠性, 分型成功率为98.63%, 与Affymetrix高通量芯片分型一致性达到97.92%。基于该芯片分型结果, 使用CERVUS 3.0.7软件对96尾细鳞鲑子代样本及其候选亲本和干扰亲本进行亲权鉴定, 结果能够准确重现复杂家系的真实系谱, 在用于单亲本亲权鉴定时, 第一亲本非排除率(Non-exclusion probability for first parent, NE-1P)为4.362×10–4, 用于双亲本亲权鉴定时, 双亲非排除率(Non-exclusion probability for parent pair, NE-PP)为6.538×10–12, 完全满足增殖放流回捕个体分子鉴定的需求。基于该芯片分型数据进行STRUCTURE遗传结构分析, 可以明确区分不同来源野生群体的遗传组分, 并对待测个体的遗传组分进行初步判别, 能够满足种群遗传结构初步评估的需求。研究构建的包含96个位点的SNP分型系统, 适合应用于鲑科鱼类增殖放流个体识别、种群遗传结构动态评估, 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增殖放流效果评估。     

绥芬河大麻哈鱼增殖放流效果评估

为评估绥芬河大麻哈鱼增殖放流效果,本研究于2012—2017年在绥芬河东宁段对大麻哈鱼溯河洄游群体进行跟踪监测.共采集样本462尾,其中,标记个体(剪脂鳍)41尾.根据调查数据,计算了大麻哈鱼增殖放流回捕率,评估了增殖放流效果.结果表明: 2010—2012年的大麻哈鱼增殖放流回捕率为0.295%,大麻哈鱼增殖放流数量效益为1∶2.87.标记组和非标记组群体年龄组均为1⁺～5⁺龄,平均年龄分别为3.93和3.63龄.采用Logistic 曲线方程计算标记组和非标记组大麻哈鱼的50%初次性成熟叉长(L₅₀)分别为53.13和49.89 cm.ARSS分析结果显示,大麻哈鱼两组群体的叉长生长差异不显著,但两组间的性成熟比例差异显著.本研究表明大麻哈鱼增殖放流对其资源增殖保护具有重要作用,为今后增殖放流工作提出了建议.     

四川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物种及垂直多样性研究

2016年12月—2018年6月采用样带法和样点法对四川美姑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鸟类资源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并结合相关文献记录,统计出保护区分布有鸟类268种,隶属17目56科。其中,留鸟146种(54.5%)、夏候鸟91种(34.0%)、冬候鸟18种(6.7%)、旅鸟13种(4.9%),以繁殖鸟为主。繁殖鸟类中,以东洋界物种为主(67.5%)。保护区的珍稀濒危鸟类物种数量较多,有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2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16种;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1种、附录Ⅱ12种;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濒危(EN)1种、易危(VU)3种、近危(NT)2种;中国特有种14种。各生境类型中的鸟类丰富度为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灌丛及灌草丛>高山灌丛草甸>水域;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之间的鸟类群落结构相似性最高,水域与其他生境的最低。保护区鸟类物种丰富度在2600~3000m的中海拔地区最高,在高海拔和低海拔较低,物种垂直分布呈中峰模式。本研究丰富了保护区和凉山山系的鸟类资料,为鸟类垂直多样性研究提供了重要案例。     

黑龙江凉水和丰林保护区鸟类和兽类多样性

2013年12月至2015年5月、2014年4月至2015年5月利用红外相机分别对黑龙江凉水保护区和丰林保护区鸟兽多样性进行研究:凉水保护区累计10736个捕获日,获得有效照片总数14726张,兽类独立照片514张,共4目7科11种,鸟类独立照片107张,共4目8科11种;丰林保护区累计7460个捕获日,获得有效照片总数13677张,兽类独立照片638张,共3目6科9种,鸟类独立照片166张,共4目10科16种。凉水保护区实际监测到的鸟兽物种数约为全部鸟兽物种的70%—78%;丰林保护区实际监测到的鸟兽物种数目全部鸟兽物种的80%—89%,保护区内大部分物种被监测到。凉水和丰林保护区兽类相对丰富度最高的均为松鼠(Sciurus vulgaris)和花鼠(Eutamias sibiricus),其次为西伯利亚狍(Capreolus capreolu),鸟类相对丰富度最高的普通鳾(Sitta europaea)和白腹鸫(Turdus pallidus);物种多样性指数显示鸟兽多样性无显著差异;鸟、兽群落相似性指数Cs=0.621,凉水和丰林保护区鸟兽物种有较多重叠。利用红外相机对凉水和丰林保护区鸟兽多样性进行研究发现,兽类中对夜行性小型啮齿类监测不足,监测到的鸟类以林下活动为主。     

中华鲟的性腺发育与退化问题研究

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 是我国的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也是长江水生动物保护的旗舰物种。近年来, 中华鲟已多次被监测到未进行野外自然繁殖, 其生存前景堪忧。有关其没有繁殖的原因存在多方面的争议, 尤其是黄真理等提出葛洲坝水利枢纽修建造成中华鲟性腺退化严重, 是导致中华鲟种群数量急剧减少的主要因素; 同时, 还宣称“中科院水生所有关否定中华鲟性腺退化的方法和材料, 是不充分和不可靠的”。为了避免该错误观点对中华鲟的保护造成误导, 文章从中华鲟的性腺发育过程及退化的判断标准、中华鲟的生活史阶段及性腺状态、葛洲坝与三峡工程对中华鲟繁殖影响等方面, 分析该观点的谬误之处。柯福恩等将正常发育的中华鲟III期性腺误判为是“退化性腺”; 文章认为刚进入长江不久的中华鲟亲鱼即出现性腺退化, 不符合中华鲟性腺发育的规律。多年监测数据显示, 葛洲坝水利枢纽导致中华鲟洄游距离缩短并没有改变中华鲟繁殖的时间格局, 也没有改变中华鲟性腺成熟的比例。黄真理等歪曲他人实际监测的数据, 提出的洄游距离影响中华鲟性腺发育的模型纯粹是不懂鱼类生物学的人玩弄的数学游戏。尽管现阶段中华鲟的保护确实遇到了困境, 但随着“长江十年禁渔”的实施, 电捕和滚钩等彻底取缔, 限制产卵场区域人类活动, 加强中华鲟野外产卵场的修复, 并进行更大规格、更大规模的群体放流, 中华鲟的种群还是有可能恢复的。     

基于稳定同位素技术的增殖放流牙鲆群体鉴别

牙鲆是我国黄渤海重要的增殖放流鱼类,野生群体和放流群体的鉴别是评估牙鲆增殖效果的前提。为了研究稳定同位素技术在增殖放流牙鲆群体鉴别中的应用,本研究以秦皇岛近海增殖放流区捕捞牙鲆幼鱼为对象,先使用项目组前期开发的形态学和分子标记相结合的方法区分野生群体和放流群体,再分别测定肌肉碳、氮稳定同位素值和耳石(全耳石和耳石核心区域)碳、氧稳定同位素值,并以养殖群体为对照。结果表明: 利用肌肉δ¹³C值(野生群体:-17.19‰±0.73‰;放流群体:-17.10‰±0.61‰;养殖群体:-20.75‰±0.07‰)和δ¹⁵N值(野生群体:11.81‰±0.38‰;放流群体:11.62‰±0.48‰;养殖群体:8.64‰±0.60‰)及全耳石中δ¹³C值(野生群体:-4.47‰±0.35‰;放流群体:-4.63‰±0.29‰;养殖群体:-6.59‰±0.58‰)可鉴别出养殖群体,但是无法区分野生群体和放流群体;利用耳石核心区δ¹³C值(野生群体:-4.66‰±0.30‰;放流群体:-5.41‰±0.21‰;养殖群体:-5.37‰±0.19‰)可鉴别出野生群体。3个群体全耳石和耳石核心区δ¹⁸O值均有重叠,无法对群体进行鉴别。表明利用耳石核心区δ¹³C值可鉴别重建牙鲆幼鱼群体中的野生群体和放流群体,并在生殖洄游亲鱼群体的鉴别方面有一定的应用前景,这为后续估计增殖放流对牙鲆早期资源量的补充及深入开展增殖放流效果评估工作提供了基础数据和技术手段。     

张家界大鲵人工放流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大鲵(Andrias davidianus)是我国特有的两栖动物, 由于栖息地破坏和人类过度捕杀等, 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被列为我国II类保护野生动物。为探索大鲵人工放流的有效方法, 实现野生大鲵资源增殖, 作者对2002–2008年间在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进行的大鲵人工放流活动与放流效果进行了评估, 并通过对放流点的隐蔽物、水质及饵料生物等生境特点的分析, 探讨影响放流成败的因素。该保护区内共在9处大鲵原栖息地进行了11次人工放流活动, 共放流各种规格大鲵995尾, 其中4次成功。成功放流的大鲵为1–4.5 kg的性成熟个体, 雌雄比在1:1和1:1.5之间, 成功放流点均有良好的后期管理措施, 如建立保护站, 补充饵料等。虽然所选择的多数放流点生境基本能满足大鲵生长和繁殖的要求, 但由于受水质、饵料或安全某一因素的制约, 野生大鲵资源增殖效果不明显, 导致放流失败。因此我们认为依据野生大鲵繁殖的生境特征标准, 科学选择放流地点, 选择性成熟的大鲵在春季放流, 并进行完善的后期跟踪保护, 可能是大鲵人工放流成功和实现资源增殖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