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郊区狗獾活动规律的初步研究

2007年1月～2008年1月在上海郊区奉贤,通过红外监视仪埘狗獾Meles meles活动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狗獾晚间出洞活动,出洞时间集中在19:00～22:00,该时间段出洞次数占总次数的72.7%.返回洞穴的时间集中在凌晨2:00-4:00,该时间段回洞次数占总数的84.5%.狗獾每晚在洞外活动持续时间平均6 h.季节间的活动持续时间存在显著差异,其巾秋季活动持续时间最长达8.23 h,冬季活动持续时间最短为3.11 h.上海郊区生活的狗獾无冬眠行为.     

青海湖地区狗獾分类地位和狗獾属进化历史探讨

本研究选择线粒体细胞色素b (cytochrome b, Cyt b)和控制区(control region, CR)片段作为分子标记, 探讨了青海湖地区狗獾(Meles sp.)的系统发育地位和狗獾属分歧时间。研究结果支持目前将狗獾属分为4个种的结论。Cyt b和CR片段序列拼接后总长1,652 bp, 23条序列共定义了21个单倍型。研究结果表明欧亚大陆狗獾分为东西两个支系, 每个支系进一步分为两个种: 东部支系包括亚洲狗獾(M. leucurus)和日本狗獾(M. anakuma); 西部支系包括欧洲狗獾(M. meles)和西南亚狗獾(M. canescens)。贝叶斯树和单倍型网络关系图都支持青海湖地区狗獾属于亚洲狗獾。分歧时间的估算结果与古生物学证据相符, 东部支系和西部支系在2.24 Ma左右产生分歧, 西南亚狗獾在1.27 Ma左右从欧洲狗獾分出, 而日本狗獾和亚洲狗獾的分化时间为0.99 Ma左右。     

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水源地蒙古野驴的活动节律: 基于红外相机监测数据

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主要分布在亚洲中部的荒漠、半荒漠和荒漠草原地区, 是我国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其奔跑速度快、警惕性高、分布区域偏僻, 迄今为止对其活动节律仅有半散养条件下昼间的研究。我们于2013年4-11月在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选取13处水源地, 布设28台红外相机, 对其在荒漠水源地的全天候活动节律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 (1)蒙古野驴在春、夏、秋季的有效照片数量分别为294张、1,990张、2,679张, 其活动频率为秋季>夏季>春季。(2)蒙古野驴昼间集群平均数量大于夜间。(3)蒙古野驴在水源地具有稳定的日活动节律, 时间分配上呈典型的“U”型, 其活动在0:00-1:00达到高峰, 7:00-9:00间快速下降, 12:00-13:00和16:00-17:00是一天中的两个低谷, 在21:00-22:00间快速上升。研究水源地周围蒙古野驴的活动节律可为卡拉麦里山有蹄类自然保护区乃至新疆北部荒漠有蹄类的监测及有效保护管理提供依据, 并能对同域生存的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ii)的野化工作起借鉴作用。     

中国大鲵的活动节律及繁殖行为描记

采用定时定点观察法,对仿生态条件下养殖的中国大鲵(Andrias davidianus)活动节律及繁殖行为进行了观察。结果表明,大鲵活动具有明显的昼夜节律变化,白天隐藏在洞穴中不活动,每天20:30时部分大鲵开始出洞活动,21:00时至次日凌晨1:00时为活动高峰期,1:00时后部分大鲵开始陆续回到洞穴,3:00时后又全部隐藏在洞穴中;大鲵的夜间活动随季节的变化而发生周期性变化,8～9月出洞活动的大鲵数量达到一年之中的最大值。大鲵尤其是雄鲵在繁殖季节表现出明显多样的繁殖行为:①推沙行为;②求偶行为,包括聚集、露头、巡视、追随、尾阴探究、亲吻、邀请和爬跨8种行为型;③冲凉行为;④护卵行为;⑤婚配行为。     

张掖湿地芨芨草叶大小和叶脉密度的权衡关系

叶大小-叶脉密度的权衡关系是植物叶经济谱理论的基础, 对理解资源竞争条件下植物叶片的物理构建与生理代谢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该文采用标准化主轴估计(standardized major axis estimation, SMA)的方法, 按芨芨草(Achnatherum splendens)株丛密度设置I (>12丛·m^-2)、II (8-12丛·m^-2)、III (4-8丛·m^-2)和IV (<4丛·m^-2) 4个密度梯度, 以叶面积和叶干质量分别表示叶大小, 对张掖洪泛平原湿地不同密度条件下芨芨草种群的叶大小和叶脉密度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随着芨芨草株丛密度的降低, 湿地群落的土壤含水量逐渐减小、土壤电导率逐渐增加, 芨芨草的净光合速率(P_n)、蒸腾速率(T_r)和分枝数呈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叶面积、叶干质量、比叶面积和株高呈逐渐减小趋势、光合有效辐射(PAR)和叶脉密度呈逐渐增加趋势; 芨芨草叶大小和叶脉密度在高密度(I)和低密度(IV)样地均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p < 0.01), 中密度(II、III)样地二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p < 0.05); 叶大小和叶脉密度回归方程的SMA斜率在不同密度样地均显著小于-1 (p < 0.05), 即芨芨草叶大小和叶脉密度呈“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在高密度湿地群落芨芨草倾向于大叶片低叶脉密度的叶片构建模式, 在低密度湿地群落选择小叶片高叶脉密度的异速生长模式, 体现了密度制约下湿地植物的生物量分配格局和资源利用对策。     

人工光暗条件下花绒寄甲成虫活动行为节律

【目的】花绒寄甲 Dastarcus helophoroides (Fairmaire)是林木蛀干害虫重要的天敌昆虫,研究其行为活动昼夜节律,可以深入了解该虫的生物学特性、阐明其生活习性。【方法】采用室内（温度27±1℃、相对湿度65%±10%）条件下雌雄单头隔离饲养的方法,将该虫的行为活动分为移动、取食、饮水、木块处静息和木块外静息5种行为,每隔30 min记录一次,于2014年7月10-15日连续进行观察。【结果】移动和木块处静息行为存在明显的昼夜节律;移动行为主要发生在暗期,移动高峰发生在20:30-22:30和2:00-4:00之间,而在光期的6:00-16:30之间移动行为发生较少木块处静息行为主要发生在光期的9:30-16:30和暗期的0:00-1:30之间,而在20:30-23:00 的暗期中木块处静息行为发生较少。一天内,该虫发生取食和饮水行为均较少,两类行为主要发生在0:00-14:00之间。木块外静息行为主要发生在暗期的0:30-3:30和20:00-22:00之间。雌、雄成虫的各行为出现的时间和发生百分率无显著差异。【结论】花绒寄甲成虫活动行为受到光、暗条件的显著影响,移动行为主要发生在暗期,而各活动行为在雌、雄虫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评估荒漠猫的日活动节律: 基于红外相机与卫星颈圈数据的对比

对于活动隐秘、难以直接观察的野生猫科动物, 红外相机与卫星追踪颈圈是目前研究其日活动节律的两种主要采样工具。日活动节律基于对动物活跃状态(即活跃或不活跃)的判断, 由于获取数据的机制不同, 两种方法所获得的动物日活动节律模式之间可能存在差异, 但缺乏基于野外实地调查的系统对比评估和分析。荒漠猫(Felis bieti)分布于青藏高原东部, 是唯一的中国特有猫科动物, 被列为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本研究以荒漠猫为例, 使用红外相机和卫星追踪颈圈两种工具, 于2020年6月至2021年12月对青海祁连山地区的荒漠猫进行调查, 分别基于放置在荒漠猫洞口(相机位点2个, 独立有效探测173次)、兽径(相机位点23个, 独立有效探测423次)两种红外相机布设方式和卫星追踪颈圈(追踪个体10只, 总有效定位点62,942个)所得的数据, 评估了该物种的日活动节律, 并对不同途径所得的活动节律模式间的差异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 荒漠猫全天都有活动, 在黄昏17:00-19:00时段存在一个活动高峰。全部红外相机探测数据与颈圈活动量数据获得的活动曲线重叠系数最高, 为0.89。与卫星追踪颈圈方法相比, 红外相机数据反映出16:00-21:00的活动水平更高; 这一时间段较高的活动主要来自洞口位点的红外相机探测数据。荒漠猫行为谱的对比分析结果显示, 不同方法所判断的动物“活跃”状态所对应的行为类型不同: 安装在洞口处的红外相机记录以繁殖、育幼相关的社会行为为主; 安装在兽径处的红外相机记录以移动、觅食等行为为主; 而卫星追踪颈圈只能相对粗略地区分荒漠猫的移动和静止。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不同方法所获得的野生猫科动物的“活动节律”之间存在差异; 在不同方法记录到的数据中, 二元化的“活跃”或“不活跃”分类背后所反映的动物行为类别和含义是不同的。在对比不同方法获得的活动节律时需要谨慎, 应在对动物的行为模式和规律深入全面了解的基础上, 对数据做出恰当、准确的解读。     

贵州荔波玉屏洞穴陆生动物食物来源及营养级

洞穴是“极端地下生物多样性”的聚集地, 为了揭示洞穴陆生动物的食物来源以及营养级关系, 本文于2016年10月对贵州荔波玉屏镇的3个代表性洞穴内的陆生动物进行调查, 应用¹³C和¹⁵N稳定同位素方法, 分析了洞内陆生动物和基础碳源的δ¹³C、δ¹⁵N值变化特征, 探究了各动物类群的营养级位置以及不同的基础碳源对动物的食物源的贡献率。结果表明: 洞穴植物的δ¹³C值范围为-38.25‰ ± 0.95‰至-29.44‰ ± 0.49‰, 土壤有机质δ¹³C值范围为-32.73‰ ± 0.03‰至-24.68‰ ± 0.41‰, 大部分不在洞穴植物的δ¹³C变化范围内。洞穴动物δ¹³C、δ¹⁵N值范围分别为-34.22‰ ± 0.39‰至-14.83‰ ± 0.78‰、1.86‰ ± 0.20‰至16.43‰ ± 0.05‰, 表现出较大的种(或类群)间差异。IsoSource软件估算结果表明, 洞穴土壤有机质对78.3%动物类群的食物源的贡献率高于植物。荔波玉屏洞穴消费者的营养级范围为1.01-5.32, 其中, 巨蚓科、螺类、潮虫科、马陆、大蚊科、夜蛾科主要处于第2营养层次; 蚰蜒科、蚁蛉科(幼虫)、蝙蝠处于第3营养层次; 蜚蠊科处于第2-3营养层次; 驼螽科、蠼螋科处于第2-4营养层次; 蜘蛛处于第2-5营养层次, 跨3个营养级。综上认为, 洞穴土壤有机质是洞穴消费者的主要食物基础。大部分同一类群的动物在洞穴中所处的营养级位置较稳定, 少部分同属于一个类群的动物在不同洞穴或同一洞穴不同光带所处的营养级位置有差异。     

库木塔格沙漠地区野骆驼活动节律与家域特征

野生双峰驼(Camelus ferus)生存于中亚沙漠腹地, 是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探究野骆驼活动节律和家域状况, 了解其时间和空间尺度上的活动模式, 为其有效保护管理提供支持。本研究于2012年5月至2013年7月利用GPS跟踪项圈先后对库木塔格沙漠地区7峰野骆驼进行轨迹跟踪。利用跟踪数据对野骆驼活动节律进行分析, 并采用布朗桥模型对野骆驼家域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1)野骆驼日活动节律呈现明显双峰模式, 属晨昏活动类型, 活动高峰期主要出现于上午6:00-9:00及下午15:00-20:00。(2)野骆驼晨昏活动高峰存在明显的季节性变动, 双峰从暖季到冷季向中午移动, 按间隔时间长短排序为: 夏季 > 春季 > 秋季 > 冬季。(3)野骆驼日活动强度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 大小关系为: 夏季 > 秋季 > 春季和冬季, 春季和冬季间差异不显著。(4)野骆驼为核心家域利用类型, 且存在多个核心家域, 一些野骆驼家域分布于沙漠南北两侧, 意味着其具有横跨沙漠的运动能力。(5)野骆驼个体间家域面积差异显著, 性别间家域面积差异不显著。季节间家域面积差异显著, 从大到小排序为: 夏季(1,256.27 ± 427.45 km²) > 春季(556.90 ± 259.35 km²) > 秋季(396.77 ± 82.31 km²) > 冬季(250.83 ± 99.64 km²)。     

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猪空间分布及活动节律

为了解浙江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野猪(Sus scrofa)的分布及活动节律,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我们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对其进行了网格化监测。在千顷塘和龙塘山区域总计布设109个红外相机监测点,共计调查39 240个相机日。结果表明,在千顷塘区域,野猪倾向于在落叶阔叶林(拍摄率5.33 ±5.64)和针阔混交林(3.75 ±3.46)活动,而在龙塘山区域,则倾向于针阔混交林(4.32 ±5.21);千顷塘与龙塘山区域野猪各月间的日活动差异指数α均存在极显著差异(P < 0.01),冬季的α值高于其他季节;昼行性指数β的平均值分别为0.870和0.768,显著高于理论值13/24(P < 0.01),表明清凉峰的野猪种群具有明显的昼行性特征,且在冬季的活动时间分配较之其他季节更不均匀。通过核密度估计法分析不同季节野猪的日活动节律发现,保护区内野猪春季有晨昏两个活动高峰(08:00-10:00、17:00-19:00),冬季活动高峰出现在午后(13:00-17:00),其他季节无明显活动高峰。本研究有助于加深对野猪华南亚种生态习性的认知,为保护区的野生动物管理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贵州省石阡鸳鸯湖国家湿地公园越冬鸳鸯数量、分布及日行为初探

为了解贵州省石阡鸳鸯湖国家湿地公园越冬鸳鸯Aix galericulata的种群密度、日行为特征及人为干扰对其的影响,于2017年10月—2018年3月,采用直接计数法对鸳鸯数量、性比及人为干扰下的种群密度进行了22次调查。越冬中期,种群数量稳定在755只±17只,性比为1.14∶1,各条河沟的数量之间的差异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X^2=84.041,df=5,P<0.01),即大河、小河与坝坎为鸳鸯分布及活动的主要区域;种群密度与人为干扰次数呈极显著负相关(R=-0.799,n=90,P<0.01),在人为干扰次数为1次±1次的区域,种群密度为42只/hm^2±3只/hm^2～53只/hm^2±14只/hm^2,当人为干扰次数达到7次±3次时,几乎没有鸳鸯活动。同时采用瞬时扫描法对鸳鸯的8种越冬行为进行了34 d(442 h)的观察,共记录各行为136 933次。取食、休息和修整为鸳鸯的主要行为;除了修整,鸳鸯在保育区与非保育区的各行为时间分配差异有高度统计学意义(P<0.01);越冬日行为节律极具规律性,取食高峰在07∶00—08∶00、14∶00—15∶00和17∶00—18∶00;休息高峰在13∶00—14∶00和15∶00—16∶00;飞行高峰在06∶00—07∶00(飞回湖区)和18∶00—19∶00(飞往夜栖地);修整在各时间段发生均较为频繁。     

高原鼠兔种群恢复过程中的洞穴分布动态

高原鼠兔洞穴系统的恢复是其种群恢复的关键指标之一,洞穴分布的变化可以反映种群的动态。本研究于2014-2016年在青海省祁连县对2.79 hm2高寒草甸内高原鼠兔(Ochotona curzoniae)种群密度、洞穴密度和洞穴的相对位置进行跟踪观测。其中包括6个50m×50m 的灭鼠堵洞处理、6个30m×30m 的灭鼠处理和3个50m×50m的对照处理。分别采用平均最近邻指数和平均拥挤度指数分析洞穴系统中有效洞、弃洞、粪坑和嬉戏坑的分布模式及洞系表现面积,并对各参数进行描述性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高原鼠兔种群密度恢复过程中（1）有效洞的空间格局由随机向离散分布转变,弃洞由随机向聚集分布转变,粪坑和嬉戏坑无明显变化趋势;有效洞和弃洞分布格局的恢复都朝向灭鼠前状态,但恢复的都不充分;（2）有效洞最近邻指数与其自身密度正相关;弃洞最邻近指数与其自身密度负相关;粪坑、嬉戏坑最近邻指数与其自身密度无显著相关性;其中,仅粪坑的分布最近邻指数与高原鼠兔种群密度呈显著负相关;（3）有效洞与粪坑、嬉戏坑表现面积的变化情况较为一致,与弃洞呈互补态势;洞系表现面积的变异性远小于洞穴密度。结果说明：（1）高原鼠兔洞穴分布格局和洞穴密度的恢复具有滞后性;（2）有效洞、弃洞的分布格局主要受洞穴密度的影响;（3）高原鼠兔种群的恢复过程中对洞系面积的需求优先于洞口数量。     

基于红外相机数据评估华南地区豹猫的种群密度和活动节律

可靠的种群密度数据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十分重要。豹猫(Prionailurus bengalensis)是中国分布最广且常见的猫科动物, 但野生种群密度估算的研究并不多。本研究于2020年6月至2021年5月在香港新界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开展红外相机调查, 利用空间标记-重捕法估算当地豹猫的种群密度并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其活动节律。本次调查以网格方式布置红外相机, 在约1.5 km²的研究范围之内设置了19个相机位点, 每个位点安装2台相机以获取豹猫身体两侧花纹来进行个体识别。连续12个月调查共捕获113次有效的豹猫拍摄事件, 当中仅61次事件的照片足够清晰以进行个体识别。基于种群封闭的要求, 我们以2个月为单位将12个月的数据分为6个采样期去分析豹猫种群密度, 结果显示仅两个采样期的估算值最为准确, 分别为0.64 ± 0.31 (0.26-1.55)只/km²和0.87 ± 0.48 (0.31-2.40)只/km², 是已知全球豹猫密度最高的地点之一。结果还发现, 雨季研究地点的豹猫并无明显的日活动节律, 在旱季则偏夜行-晨昏行性多一些, 但也有一定的日间活动; 雨季和旱季的日活动节律无显著差异。本研究是首次以个体识别配以空间标记-重捕模型对中国大陆地区豹猫种群密度调查的研究; 我们也提出一些关于红外相机架设方法的建议, 以提高照片个体识别的准确度并增加重捕次数, 最后提高密度估算的准确度。本研究也进一步证明豹猫适应性极强, 在活动节律上表现出极高的可塑性, 在严格保护下可以恢复健康的种群。     

红砂根系分叉数和分支角度权衡关系的坡向差异

根系构型是决定根系分布及其对土体搜索效率的重要因素, 是植物与资源环境异质性相互适应的结果。利用ArcGIS建立研究区域的数字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 采用全根系挖掘法, 研究了祁连山北坡荒漠草原不同坡向红砂(Reaumuria songarica)根系分叉数和分支角度的关系。结果表明: 不同坡向梯度草地群落的盖度、密度、高度和土壤含水量呈不同的变化趋势(p < 0.05), 红砂种群的密度、高度和根冠比等生物学特征的变化规律存在差异(p < 0.05); 不同坡向红砂根系分叉数和分支角度的相关性存在差异(p < 0.05), 在南坡和北坡红砂根系分叉数和分支角度之间存在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 < 0.01), 在东坡和西坡根系分叉数和分支角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 < 0.05), 红砂根系分配给根系分叉数和分支角度的资源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 随着坡向由南坡向西坡、东坡、北坡转变, 红砂根系分叉数和分支角度回归方程的标准化主轴斜率逐渐减小(p < 0.05), 红砂根系构型模式由扩散型转向聚集型。不同坡向红砂根系合理权衡连接长度和分支角度的资源配置模式, 反映了异质生境中植物种群应对资源多重竞争的环境生态适应机制。     

中华鬣羚行为谱及PAE编码系统的建立

栖息地破碎化、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着中华鬣羚(Capricornis sumatraensis)的生存。目前, 中华鬣羚的行为研究还比较匮乏, 因此有必要构建中华鬣羚的行为谱及PAE (posture-act-environment)编码系统, 以期促进其基础行为资料的完善, 为深入开展科学研究和保护工作奠定基础。本文旨在: (1)参照国内常用的动物行为编码方法, 以“姿势-动作-环境”为轴心, 建立中华鬣羚的行为谱及PAE编码系统, 并随机抽取20%的中华鬣羚视频作为检测样本, 对行为谱的实际使用效果进行测试。(2)对中华鬣羚的行为数据进行统计并通过计算行为多样性指数, 分析各特定年龄组间的行为多样性差异, 检验特定年龄组与行为多样性指数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 (1)通过区别和归类中华鬣羚的10种姿势、80种动作、9种环境、78种行为, 首次建立了中华鬣羚的行为谱及PAE编码系统。经测试, 该行为谱能够客观地对中华鬣羚行为进行识别和归类。(2)与亚成体和幼体相比, 中华鬣羚成体特定行为类型的行为多样性指数(A_variable)、绝对行为多样性指数(A)、相对行为多样性指数(r)和校正行为多样性指数(r-variable)均为最高; 中华鬣羚亚成体特定行为类型的行为多样性指数(A_variable)、绝对行为多样性指数(A)、相对行为多样性指数(r)介于成体和幼体之间; 中华鬣羚幼体的特定行为类型的行为多样性指数(A_variable)、绝对行为多样性指数(A)和相对行为多样性指数(r)最低, 校正行为多样性指数(r-variable)高于亚成体。(3)中华鬣羚行为谱可用于其行为学研究, 今后应获取繁殖行为的图像数据, 更新行为谱及PAE编码系统。(4) 3个特定年龄组中华鬣羚的各行为多样性指数之间差异不显著(F = 0.013, P = 0.987), 从幼体到成体, 中华鬣羚的特定行为类型的行为多样性指数(A_variable)、绝对行为多样性指数(A)和相对行为多样性指数(r)随年龄的增大呈递增趋势。综上所述, 我们应深入研究中华鬣羚行为学, 为其保护工作提供科学支撑。     

河南内乡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豹猫及其潜在猎物之间日活动节律的季节性

日活动节律是动物应对食物可利用性、天敌捕食风险和环境条件等变化的适应性特征。阐明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日活动节律以及相关影响因素, 对于理解不同物种的生存策略、指导保护对策至关重要。然而, 由于采样方法的限制和人类干扰下的快速环境变化, 人们对许多野生动物日活动节律的了解并不全面, 甚至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以往认为夜行性的豹猫(Prionailurus bengalensis)被发现有一定程度的日间活动, 并增加晨昏活动, 这说明有必要深入调查豹猫等野生动物的昼夜节律为何存在这些变化。本研究在河南内乡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红外相机技术对豹猫及其潜在猎物进行调查, 基于核密度函数比较分析了豹猫与其潜在猎物在冷、暖季节的日活动节律。2016年全年设置了55个红外相机位点, 累计14,972个相机工作日, 获得豹猫及其潜在猎物的独立有效照片1,343张。结果显示, 该保护区内豹猫、蒙古兔(Lepus tolai)和鼠类以夜间活动为主, 其中豹猫有明显的晨昏活动高峰, 而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岩松鼠(Sciurotamias davidianus)、红腹锦鸡(Chrysolophus pictus)和勺鸡(Pucrasia macrolopha)均在昼间活动。活动重叠度分析结果显示, 豹猫与夜行性的蒙古兔和鼠类在冷季和暖季均有较高重叠度(Δ ≥ 0.50), 但与其他猎物之间的重叠度均相对较低(Δ ≤ 0.40)。本研究显示豹猫及其猎物的昼夜节律既有保守性, 也具有一定的季节可塑性, 可能受到季节性猎物分布和环境变化的影响。因此, 需要加强调查研究来充分认识不同物种日活动节律的季节性变化规律及其驱动因素。     

风筝果镜像花的雌雄异位变化及传粉生态型的形成

亚洲特有植物风筝果(Hiptage benghalensis)镜像花(mirror-image flowers)的雌雄异位变化极大, 柱头与可育花药的空间距离在海南岛与云南西双版纳种群仅有2-4 mm, 而在贵州及云南东南部种群可达10-12 mm。为验证 “镜像花雌雄异位的变化是各个地理种群受到传粉昆虫体型大小选择的结果”假说, 本文开展了传粉生态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 探讨风筝果不同地理种群的雌雄异位变化是否与当地传粉者体型相关, 是否有着遗传基础, 以及是否形成了“传粉生态型”(pollination ecotype)。结果表明, 雌雄异位程度大的贵州种群和云南东南部种群, 其传粉者也是体型较大的木蜂(Xylocopa nasalis)和熊蜂一种(Bombus sp.); 雌雄异位程度小的海南岛种群和云南西双版纳种群的传粉者则是体型较小的大蜜蜂(Apis dorsata)、西方蜜蜂(A. mellifera)。除了雌雄异位的明显分化(F = 53.69, P < 0.01)之外, 花柱长度也在这两类种群之间差异显著(F = 12.5, P < 0.05), 与传粉昆虫身体长度密切相关。通过叶绿体ycf1b、rbcL和细胞核ITS 3个DNA片段的序列分析, 由大型蜂传粉的雌雄异位程度较大的3个种群(贵州和云南东南部种群)遗传关系极近, 与小型蜂传粉种群(雌雄异位较小的海南岛种群和云南西双版纳种群)存在明显的遗传分化。这些结果显示, 风筝果不同地理种群的镜像花雌雄异位程度的变化可能是适应局域不同体型大小的传粉昆虫的选择结果, 而且种群间出现了基因流的隔断, 可能与大型蜂、小型蜂传粉的两种生态型有关。镜像花通过雌雄异位的变化适应不同地域的传粉者而形成传粉生态型, 这种传粉生态型及其传粉隔离机制可能是风筝果属物种形成与维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紫色土区不同秸秆还田量对土壤线虫群落的影响

为了研究不同秸秆还田量对紫色土区土壤线虫群落的影响, 作者于2011年5月和9月对川中丘陵区的100% (RMW1)、50%(RMW2)、30%(RMW3)和空白对照(CK)4种秸秆还田量的农田土壤线虫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 随着秸秆还田量的下降, 土壤线虫的群落结构有一定变化。总体上, 群落密度、食真菌类群和捕食-杂食类群的密度呈波动增加; 食细菌类群的密度持续增加; 植物寄生类群密度、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植物寄生成熟指数(PPI)和瓦斯乐斯卡指数(WI)呈先增加后下降的变化趋势, 且多样性指数在秸秆还田量为30-50%之间最高; 类群数、自由生活成熟指数(MI)、线虫通路比值(CR)则先下降后增加; 所有变化均不显著(P > 0.05)。土壤速效钾含量随秸秆还田量的增加显著提高(P < 0.05), 且与线虫群落多样性指数呈显著负相关(P < 0.05)。研究结果表明, 在紫色土区秸秆还田主要是通过改变土壤钾含量对土壤线虫群落产生影响, 且秸秆还田量在30-50%之间时有利于维持线虫群落多样性。     

大熊猫取食竹笋期间的昼夜活动节律和强度

采用内置记录活动水平传感器的GPS项圈研究了卧龙自然保护区3只野生大熊猫春季取食竹笋期间的昼夜活动节律和强度,并分析了太阳辐射、温度因子对大熊猫活动节律与强度的影响。3只大熊猫的平均活动率为68.05%,受孕雌性大熊猫的活动率(70.86%)和活动强度(范围:0-255;水平方向/垂直方向,23.82±0.30/ 17.63±0.22)均比其它两只大熊猫(70.55%, 14.71±0.17/13.52±0.15 ;62.76%,17.74±0.23/13.61±0.18)高。大熊猫有3次活动高峰,分别出现在6:00-7:00,18:00-21:00和23:00-3:00,一个明显的活动低谷,出现在9:00-12:00。大熊猫白天的活动率(68.32%)和活动强度(19.59±0.20/ 15.45±0.15)比夜间(67.67%,17.63±0.19/14.21±0.15)高。大熊猫的活动强度与太阳辐射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r=-0.822, P<0.001),与空气温度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海南凤仙花不同海拔种群的传粉生物学

凤仙花属(Impatiens)植物具有极为广泛的多样性和类型各异的特化传粉者, 被誉为“双子叶的兰花”, 受到众多传粉生物学家的关注。本文以海南特有种海南凤仙花(Impatiens hainanensis)为研究对象, 对3个不同海拔梯度的种群进行了开花生物学特性和开花物候、花器官结构、花粉活力和柱头活性、传粉者种类和访花行为及繁育系统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 单花花期4.10 ± 0.46 d, 雄性期和雌性期分别约为3.15 ± 0.24 d和0.95 ± 0.36 d; 种群开花峰期在8月初, 高海拔种群的花期高峰相对滞后。低、中海拔种群花粉活力呈现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 以开花第2 d花粉活力最高; 高海拔种群花粉活力随开花时间推移逐渐下降; 柱头活性随开花时间的推移而增强, 高海拔种群开花各天次均较低、中海拔种群低。主要传粉昆虫为黄黑无垫蜂(Amegilla leptocoma)和绿条无垫蜂(A. zonata), 低、中海拔种群以黄黑无垫蜂为主, 高海拔种群以绿条无垫蜂为主。未观察到自动自花授粉和无融合生殖现象, 人工授粉能明显增加坐果率(75-90%), 自然坐果率在高海拔种群相对较低(40-60%), 说明存在较强的传粉者限制。海南凤仙花的保护需要同时关注其有效传粉者的保护, 促进有效传粉昆虫在不同海拔种群之间的往来, 保证种群间的花粉流与种子流, 维持海南凤仙花的种群遗传多样性与有效种群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