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后野生动物及栖息地的调查——以龙溪虹口和千佛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为了解汶川地震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2008年10月中旬，选择在龙溪虹口和千佛山两个自然保护区进行野外实地调查。在调查的20条样线中，发现次生地质灾害体100处，平均面积为（12±2．5）hm^2。地质灾害体按基质成分所占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土壤、裸岩、流石滩、地被残留物，其中部分灾害体上已经长出草本植物。地质灾害点发生比例与坡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地质灾害体的面积和影响范围也呈显著正相关。野外调查中共发现动物活动痕迹点52处，没有发现因地震直接导致伤亡的动物个体，约60％的动物活动痕迹位于距地质灾害体100m的范围内，表明地震后动物的活动区域并未远离崩塌、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体；与震前相比，在旅游景区发现更多野生动物的活动痕迹，表明人类活动停止后，野生动物重新利用这些栖息地。     

道路及道路施工对若尔盖高寒湿地小型兽类及鸟类生境利用的影响

为考察道路和道路施工对若尔盖高寒泥炭湿地野生动物的影响,我们在穿过若尔盖湿地的2条道路两侧,对距道路不同距离的小型兽类和鸟类分布进行了调查,其中小型兽类调查深度距离公路800m,鸟类调查深度距离公路400m。施工中的国道213线路两侧黑唇鼠兔(Ochotonacurzoniae)洞穴高密度区域离道路更远,在道路两侧400m处达到峰值,极显著高于距离道路10m处的密度;而在正常运营中的省道209线两侧,其洞穴密度在200m处达到最高值,与其他距离的洞穴密度没有显著性差异。无论在国道213线还是省道209线,道路对高原鼢鼠(Myospalaxbaileyi)洞穴分布的影响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在正常运营的省道209线两侧,高原鼢鼠土堆密度最高区域为距离道路100m处;而施工的道路两侧高原鼢鼠土堆密度最高区域则出现在距离道路10m处,第二高峰出现在距离道路400m处。雀形目和隼形目鸟类的分布均呈现距离道路越远密度越高的趋势,但是只有距离道路400m处雀形目鸟类的密度显著高于50m与200m处;距离道路不同距离的样线中隼形目鸟类密度和物种丰富度没有显著性差异。由此可以看出,施工中的道路对黑唇鼠兔的影响区域比正常运营的道路更宽,其公路效应域达到400m,400m的调查深度对鸟类尤其是隼形目鸟类来说可能还略有不足。但是,根据此深度的调查可以确定施工中的国道213线雀形目和隼形目鸟类的公路效应域宽度大于400m。     

家域研究进展

家域是动物行为学和保护生物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它在动物对资源环境的适应与选择,种群密度及社会关系等生态学过程研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家域的内涵、特征、估算方法(包括取样方法,样本含量,位点数据自相关,模型评价等)等方面进行阐述,总结了家域估算模型的发展过程及发展方向,评述了3种主要家域估算模型的优势与不足,并结合最新的理论和应用,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建议.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种高山同域鸡形目鸟类的时空生态位比较

高海拔山区气候条件恶劣, 资源匮乏, 探究同域分布的近缘物种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以实现稳定共存, 对于了解高山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格局的形成和维持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鸡形目鸟类飞行能力弱, 属于典型的地栖物种, 生态位空间相对狭窄, 可能面临更高的种间竞争压力。本研究旨在比较几种同域分布的鸡形目鸟类的时空生态位, 为了解高山生态系统同域物种的共存机制提供新的研究案例。2020年4-9月, 研究人员在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拔3,300-4,200 m的高山区域进行了野外调查, 通过样线法和样方法对鸡形目鸟类群落优势物种绿尾虹雉(Lophophorus lhuysii)、雉鹑(Tetraophasis obscurus)和雪鹑(Lerwa lerwa)繁殖期的微生境进行调查, 使用红外相机对其活动节律进行监测, 并运用核密度估计法从微生境利用和日活动节律两个生态维度进行了种间生态位比较。结果显示, 雪鹑在微生境利用和日活动节律上均与其他两个物种存在显著差异。绿尾虹雉与雉鹑在微生境的利用上具有相似偏好; 但绿尾虹雉的早活动高峰晚于雉鹑, 晚活动高峰早于雉鹑, 表现出显著的种间日活动节律差异; 然而, 整合两个维度后, 绿尾虹雉和雉鹑的整体生态位仍然高度重叠, 没有显著分化。本研究表明高山鸡形目物种间的生态位分化体现于多个不同的生态维度, 并且不同物种之间的分化方式有所差异。在空间和时间生态位上的显著分化使雪鹑与同域物种间的竞争压力相对较小, 有利于其实现稳定共存。而绿尾虹雉与雉鹑的整体生态位高度重叠, 建议进一步对其食性开展研究, 探讨营养生态位上的潜在种间分化。     

大熊猫取食竹笋期间的昼夜活动节律和强度

采用内置记录活动水平传感器的GPS项圈研究了卧龙自然保护区3只野生大熊猫春季取食竹笋期间的昼夜活动节律和强度,并分析了太阳辐射、温度因子对大熊猫活动节律与强度的影响。3只大熊猫的平均活动率为68.05%,受孕雌性大熊猫的活动率(70.86%)和活动强度(范围:0-255;水平方向/垂直方向,23.82±0.30/ 17.63±0.22)均比其它两只大熊猫(70.55%, 14.71±0.17/13.52±0.15 ;62.76%,17.74±0.23/13.61±0.18)高。大熊猫有3次活动高峰,分别出现在6:00-7:00,18:00-21:00和23:00-3:00,一个明显的活动低谷,出现在9:00-12:00。大熊猫白天的活动率(68.32%)和活动强度(19.59±0.20/ 15.45±0.15)比夜间(67.67%,17.63±0.19/14.21±0.15)高。大熊猫的活动强度与太阳辐射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r=-0.822, P<0.001),与空气温度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同域分布的珍稀野生动物对放牧的行为响应策略

保护区内放牧活动对野生动物保护存在负面影响,明确不同物种对放牧干扰的行为响应对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保护管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使用红外相机研究卧龙自然保护区放牧活动对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影响,分析放牧激励政策实施前后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及其同域分布的小熊猫(Ailurus fulgens)、川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水鹿(Rusa unicolor) 4种珍稀野生动物的照片数、空间分布以及活动模式的变化,探讨这4种动物对放牧的行为响应策略。结果表明:(1)一期(2012—2013),2012年10月实施了禁马政策,同年12月实施放牧(牛羊)激励政策)家畜照片数量很少,4种野生动物照片数相对较多。二期(2014—2015)家畜的照片数显著增加(P0.01),小熊猫(P0.05)与川金丝猴(P0.01)的照片数均显著减少,大熊猫、水鹿的照片数也呈减少趋势;到三期(2016—2017),大熊猫、小熊猫及水鹿3种关注野生动物的照片数基本回升到激励政策实施前的水平,无川金丝猴照片记录。(2)一期,4种野生动物在研究区域有较广的分布;二期,大熊猫、小熊猫的空间分布范围均缩小,无川金丝猴空间分布信息,而家畜、水鹿的空间分布范围有所增加;到三期,大熊猫、小熊猫的空间分布基本恢复到放牧激励政策实施前的区域,无川金丝猴的空间分布信息。(3)放牧激励政策实施前后,大熊猫、小熊猫及川金丝猴活动模式无明显变化,但水鹿的活动更加集中于傍晚,以避开人类与家畜的活动高峰。同域分布的不同的野生动物对人类活动(如放牧)的行为响应策略不同,各保护区在制定相关保护政策时应综合考虑人类干扰对多个物种的影响,增加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同水塘分布两种无尾两栖类蝌蚪的竞争策略

实验室条件下,通过活动性水平,变态时的体重、增长率和完成变态所需时间考察同水塘分布的中华蟾蜍(Bufo gargarizans)和高原林蛙蝌蚪(Rana kukunoris)的竞争策略。实验按照2×3因子设计,即:食物资源2个水平(高、低),组合方式3个水平(10只中华蟾蜍蝌蚪,记为B组;5只中华蟾蜍蝌蚪和5只高原林蛙蝌蚪,记为BR组;10只高原林蛙蝌蚪,记为R组)。中华蟾蜍蝌蚪的活动性在食物水平低时显著低于食物水平高时,而高原林蛙蝌蚪的活动性在不同食物水平下无显著差异;食物水平低时,混合组的高原林蛙蝌蚪变态时体重和体重增长率都显著高于R组,而混合组中华蟾蜍蝌蚪与B组相比无显著差异;在不同处理组中,食物水平低时混合组中华蟾蜍蝌蚪幼体期最短。这些结果表明:中华蟾蜍蝌蚪在不同食物资源条件下所选择的生存策略可能不同,即食物资源充足时,增加活动性获取更多食物;食物资源有限时,降低活动性且提前完成变态;与中华蟾蜍蝌蚪相比,在食物资源有限时高原林蛙蝌蚪获取食物能力更强。     

利用红外相机调查四川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兽类资源及时空分布特征

为了调查四川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兽类多样性及时空分布特征,2016年10月—2017年10月,在保护区永红、高卓营、白家湾、沙腔4个保护站片区布设了79台红外相机,对研究区域内兽类资源进行了连续监测,记录到兽类5目16科25种,其中物种相对丰富度前10的兽类分别是小熊猫Ailurus fulgens、藏酋猴Macaca thibetana、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猪獾Arctonyx collaris、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中国豪猪Hystrix hodgsoni、野猪Sus scrofa、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中华鬣羚Capricornis milneedwardsii和豹猫Prionailurus bengalensis。在时间节律上,小熊猫和大熊猫在秋、冬季活动更频繁且昼夜都在活动,但以白天活动为主;藏酋猴在秋季和夏季有2个活动高峰期且是典型的昼行型动物,而中国豪猪和豹猫在春季活动相对频繁且都是典型的夜行型动物。在空间分布上,藏酋猴分布范围最大,其次是黄喉貂和小熊猫;不同季节,这10种兽类在各个海拔梯度上的多样性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呈现出垂直迁徙特征。根据红外相机数据反映出的兽类时空分布特征,可以针对保护区珍稀濒危兽类开展更加全面细致的研究,为保护区开展相关保护管理工作提供科学参考。     

若尔盖湿地国家自然保护区三种无尾两栖类夏秋季生境选择

2004年8—9月在若尔盖湿地国家自然保护区采用样方法对高原林蛙(Ranakukunoris)、倭蛙(Nanoranapleskei)和岷山蟾蜍(Bufominshanicus)的生境选择性进行了研究。先设置16个50m×50m的样地,再在每个样地内分25个10m×10m的样方,测量每个样方中的12个生境因子(牧场性质、草本高度、草本盖度、牛粪数量、鼠兔洞口数量、鼢鼠土堆数量、地表温度、地表湿度、土壤温度、离小型水体距离、离大型水体距离、离道路距离)。结果表明:这3种两栖类均偏好离溪流、水塘等小型水体距离较近(≤100m)、离河流、湖泊等大型水体距离较远(>1000m)、适度放牧(牛粪数量1~20)以及无鼠兔(Ochotonasp·)洞口的生境。通过比较,发现高原林蛙和倭蛙显著选择夏牧场、草本高度5·1~10·0cm、离小型水体0~50m的生境,显著不选择鼢鼠土堆太多(>10)的生境;岷山蟾蜍对牧场性质、离道路距离无显著选择性,显著选择草本高度>20·0cm、离小型水体51~100m的生境,不选择无鼢鼠土堆的生境;高原林蛙显著选择离道路>50m的生境;倭蛙显著选择离道路0~50m的生境。3种两栖类在生境选择上产生了一定的分离,表明各自有着特殊的生境需求。判别分析表明,牧场性质、草本高度、地表湿度、土壤温度、鼢鼠土堆数量、离大或小型水体距离、离道路距离是区别3种两栖类生境选择的重要参数。     

沙蜥属系统学研究综述

沙蜥属隶属于鬣蜥科,是欧亚大陆荒漠和稀疏草原常见的蜥蜴。该属特征变异较大,存在许多争议。本文从其分类史、系统演化关系、生物地理学研究三个方面进行总结,并指出沙蜥属卵生类群的系统关系还比较混乱,生物地理历史过程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