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城市森林群落的树种组合选择

通过对沈阳市建成区公园树木的调查分析,获得各树种的综合表现排序,并利用Jaccard定量修正系数进行树种问关联性分析。结果表明,沈阳市建成区城市森林群落的最佳树种组合为5组,参考树种组合3组,且选择树种与各树种的综合表现评价相一致;对沈阳城市森林的树种进行选择分析,提出沈阳城市森林的参考骨干树种和基调树种;分析了沈阳市建成区公园树种分布的现状,并提出其发展建议。     

哈尔滨市城市森林树种种类组成特征及配置合理性

城市森林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舒适的居住环境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城市森林树种配置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城市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在植物配置上国外流行10/20/30法则即最合理的配置是某一种的比例不能超过10%、属的比例不能超过20%、科的比例不能超过30%,否则将影响生态系统的稳定。而目前国内尚未根据这一经验法则对城市森林进行系统研究。在哈尔滨市四环以内的区域选取了196块城市森林样地,调查其树种组成并按行政区域、城市环路和林型进行分类,基于10/20/30法则对哈尔滨市城市森林树种配置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哈尔滨市城市森林常见树种共66种隶属于34属18科;最常见的种是银中杨(Populus alba)(13.5%),最常见的属是杨属(37.6%),最常见科是杨柳科(45.5%);哈尔滨市城市森林在种的水平上配置比较合理,但在属和科的水平上配置不合理,其主要原因是哈尔滨市城市森林中单种属(科)占绝对优势。因此,在今后的城市森林建设中应减少杨属和杨柳科植物的使用,增加其他科属植物的使用频率。同时,本研究为哈尔滨市不同行政区域、城市环路和林分类型的树种选择提出了具体建议。     

中国35个城市行道树树种组成特征研究

明确城市森林树种组成是城市森林建设与管理的基础。以往研究多局限在特定城市或区域，难以准确揭示其普遍规律。本研究基于百度街景选取全国35个主要城市，共设置88 632个样点。并根据地理区域将这些城市划分为北方、南方、青藏和西北城市，比较不同区域城市行道树树种组成差异。结果表明：①基于街景调查我国常用行道树共99种，最常见的是杨树（Populus spp.）、柳树（Salix spp.）、香樟（Cinnamomum camphora）、雪松（Cedrus deodara）和国槐（Sophora japonica）；②我国南方城市行道树种多选用阔叶树如香樟，北方和西北城市行道树则以杨树、柳树和槐树为主，青藏地区行道树以杨树和针叶树为主；③依据10/20/30经验法则，仅有昆明和桂林城市行道树在种的水平上配置较为合理，其他城市植物配置均不合理，尤其克拉玛依市的杨树相对多度高达61.2%，长沙市和杭州市的樟树比例超过树种总数的50%，单个树种优势明显，4个区域行道树树种水平上配置均不合理。今后在行道树种选择时北方、西北和青藏区域城市应减少杨树、柳树、松树和槐树等的利用，南方地区应增加适宜本土生长的其他树木种类。本研究为我国合理规划城市行道树，系统开展多城市对比和综合提升生态服务功能提供了重要参数。     

沈阳城市森林常见树种的物候特征

城市绿化树种的物候配置是城市园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沈阳城市森林常见树种为对象,利用6年的物候观测数据,绘出了28种主要乔灌木的物候谱。分析各物候现象之间关系,将其划分成4大组:萌动展叶现象组、叶变色现象组、落叶现象组和花果现象组;并根据叶变色和开花早晚对其进行聚类分组,为城市森林树种选择、树种组成和效益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沈阳城市森林生态规划建设

工业发展与城市化使城市环境不断恶化,城市森林作为改善环境质量的有效途径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本文首先对城市森林生态规划的内涵、原则及其总体目标进行了阐述,然后重点对沈阳城市森林生态规划建设进行了介绍,同时,针对沈阳市城市森林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性意见,以期对沈阳城市生态建设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城市森林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工业的发展与人口剧增使城市环境不断恶化 ,引起人们对生活空间质量日益关注与重视。城市森林作为解决城市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而得到广泛研究。为推进城市森林的进一步研究 ,本文阐明了城市森林的概念、性质、分类及范围 ,并从城市森林的研究方法、结构、功能、维护管理与规划建设等几方面 ,对我国城市森林的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     

城市森林建设四种乔木树种蒸腾耗水特征

城市树木与森林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其生态环境服务、景观美化和休闲娱乐等功能得到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广泛的重视.配置合理的城市树木与森林,建设节水型城市森林是水资源短缺地区城市生态建设必须重视的问题之一.以大连市劳动公园4种主要乔木树种雪松(Cedrus deodara)、榉树(Zelkova serrata)、丝棉木(Euonymus bungeanus)及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为研究对象,应用TDP(Thermal Dissipation Probe)技术分别对每个树种3个径阶的单株树木蒸腾耗水进行了研究,并测定同期气候环境因子及0～25cm,25～50cm,50～75cm,75～100cm土壤含水量的动态变化.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树种生长季内蒸腾耗水具有明显的昼夜变化规律,3个径阶雪松夜间蒸腾量占全天的6.3%～33.9%;榉树占 12.4%～30.8%;丝棉木占6.5%～27.6%;水杉占6.0%～21.1%.受气候环境因子、土壤含水量以及树木生长节律的影响,各树种日蒸腾耗水量从9月以后表现为递减的变化.晴天、雨天与阴天3种典型天气条件下树木液流速率表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晴天液流速率曲线较平缓且峰值范围较宽,液流开始升高时间最早,开始降低时间最晚,液流通量最大;雨天,峰值陡且窄,液流开始升高时间最晚,开始降低时间最早,液流通量最小;阴天表现居中.对各树种在整个生长季内蒸腾量从大到小的排序,径阶为10cm的树种为:丝棉木>榉树;径阶为14cm的树种为:丝棉木>榉树>雪松>水杉;径阶为18cm的树种为:雪松>丝棉木>榉树>水杉;径阶为24cm的树种为:雪松>水杉.     

珠江三角洲不同污染梯度下森林优势种叶片和枝条S含量比较

植物的吸储作用对降低环境中含硫污染物浓度有积极意义。筛选珠江三角洲地区具有不同污染程度的3处森林类型,检测了32个树种叶片和枝条中的总S含量(其中广州市白云区帽峰山次生常绿阔叶林16个树种,广州市南沙区海岸防护人工林11个树种,佛山市顺德区龙凤山人工改造恢复林5个树种)。结果显示:该32个物种的叶片和枝条中硫含量平均值分别为(0.24±0.02)%和(0.14±0.02)%,叶片硫含量显著高于枝条中的(P=0.000)。相同森林类型不同物种间叶片(和枝条)中硫含量呈现显著差异。帽峰山和南沙森林样地中优势种叶片(和枝条)中硫含量近似,分别为(0.22±0.01)%和(0.22±0.02)%(枝条:(0.13±0.01)%和(0.10±0.01)%);而龙凤山的最高,叶片和枝条中分别为(0.39±0.13)%和(0.28±0.09)%;多重检验结果显示,在龙凤山森林类型植物体吸储硫元素的量,显著大于帽峰山和南沙森林类型,这与不同森林类型所处空气环境中S污染物格局较为吻合。在近缘类群中(如豆科、樟科),叶片(和枝条)中硫含量的差异显著,暗示近缘植物类群(在科的水平上)在吸储硫元素方面受系统发育约束作用不明显。在本土树种和引进树种中,叶片(和枝条)中硫含量没有显著差异,可能与所处环境的过滤作用相关。广州和佛山地区各林型的植物体内硫含量存在的差异,基本反映出该两地区空气环境中受含硫污染物的影响程度。今后在该地区的造林过程中,应更多考虑应用S污染物吸储能力较强的树种,并注重本土树种和引进树种的组配,构建适应当地环境条件的森林群落。     

珠江三角洲地区森林生物量及其动态

利用生物量转换因子连续函数法,通过69组不同龄级的森林样地实测数据,拟合了珠江三角洲主要森林类型的生物量和蓄积量之间的回归方程,并结合3个时段森林清查资料,估算了区域森林生物量及其动态.结果表明：珠江三角洲的中幼林面积占森林总面积的80％以上,其林下植被生物量约占森林总生物量的33％,充分考虑林下植被生物量能提高区域森林生物量估算的精度.在1989—1993年、1994—1998年、1999—2003年3个研究时段,珠江三角洲森林生物量共增加了14.67×10⁶ t.其中,马尾松林、常绿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的生物量约占区域总生物量的80％,是区域森林生物量的主体;而中、幼林的生物量所占比例达90％,但呈逐年下降趋势.珠江三角洲快速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对区域森林生物量的积累并没有产生明显影响,区域森林面积基本保持不变,而区域森林生物量呈逐年增长趋势,年增长率为1.2％.随着珠江三角洲区域中、幼林不断发育成熟,区域森林的生物量将不断增加,其环境效应也将不断增强.     

GF1-WFV与Landsat8-OLI对植被信息的提取差异研究

随着遥感技术的不断发展,中高分辨率影像逐渐在植被监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明确高分辨率传感器在不同生态系统植被提取中的必要性,以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为研究对象,设置城市区域和森林区域两个应用靶区,以GF1-WFV和Landsat8-OLI两种传感器同期影像为对比数据集,探究不同分辨率下遥感植被信息提取差异。结果表明:①Landsat 8对比GF-1在城市区域和森林区域的植被指数高估、低估状态相反,城市区域GF-1的NDVI(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和SAVI(Soil-Adjusted Vegetation Index,SAVI)均值比Landsat 8低5.69%和1.41%,在森林区域则高出0.77%和5.86%;②高分辨率影像避免了城市中绿化植被(GF-1植被占比71.30%和71.31%,Landsat 8为58.28%和58.30%)和森林中裸地、道路(GF-1植被占比94.97%和94.92%,Landsat 8为95.00%和94.99%)被漏提。③在分级面积上,Landsat 8相比GF-1数据在城市区域存在低覆盖度等级的6.67%和6.77%低估,在森林区域出现高覆盖度等级的12.11%和12.47%高估。研究结果反映了低绿化建成区和高密度林区更加需要使用高分影像作为植被监测工具。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生态安全保障技术研究

近年来,在工业化、城镇化迅速推进和人口急剧增长的同时,珠三角城市群正面临严重的现代城市生态问题。生态安全问题已成为珠三角地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制约瓶颈,对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生态安全保障技术"项目将围绕脆弱生态修复与保护这一科技需求,对珠三角城市群复合生态系统进行综合研究。项目将针对内部互动复杂、空间组织紧凑、经济关联密切的城市群复合生态系统,开展城市群生态基底核算与健康诊断、城市群代谢模拟与生态风险预测预警技术、城市群生态安全格局网络设计及生态安全保障技术、城市群生态景观重建与生态空间修复技术、濒海城市群受损生境修复与生态安全保障技术以及城市群生态安全调控技术集成及协同监管平台构建与示范等六方面的研究。项目将为珠三角城市群生态问题的识别、评估与调控提供有效的理论基础、方法体系及技术示范,由之将为保障该城市群的生态安全提供科学支持,并带来显著的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     

基于MODIS-归一化植被指数的广东省植被覆盖与土地利用变化研究

基于MODIS-NDVI遥感植被指数,利用像元二分模型进行植被覆盖度提取,结合趋势分析和显著性检验等方法,对2000—2020年间广东省的植被覆盖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并结合土地利用变化图谱,探究土地利用类型对植被覆盖时空变化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1)2000—2020年,广东省植被覆盖度整体以0.23%/a的变化率呈波动增长趋势,但空间异质性显著,呈现出以珠三角地区为中心向外辐射递增的趋势;(2)广东省多年平均植被覆盖度介于0.7—0.76,以中高和高植被覆盖度为主,低植被覆盖区约占研究区总面积的4.37%。全省以植被改善为主(78.18%),显著和极显著退化区域占全区面积的5.84%,主要集中分布在珠三角、粤东沿海以及粤西沿海等地区;(3)研究区以耕地与林地的图谱单元互换为主要土地利用变化特征,而城乡、工矿、居民用地在耕地和林地的占用和补充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反映出城乡建设过程中对耕地和林地的大量占用;植被覆盖变化与土地利用变化存在响应联系,且各土地利用类型对植被覆盖度的贡献各异;向城乡、工矿、居民用地转化的图谱与植被显著和极显著退化区高度重合,说明耕地和林地向城乡、工矿、居民...     

基于“退化压力-供给状态-修复潜力”框架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综合考虑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状态、城市化的生态系统压力以及经济发展支撑生态修复的潜力，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有助于提供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融合的空间途径，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与协同治理。基于"退化压力-供给状态-修复潜力"框架，系统评估珠江三角洲生态系统的压力、状态与潜力，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结果表明，压力指标在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形成连片的高值区并逐渐向外部肇庆市、惠州市、江门市的中心城区辐射；供给指标空间分布差异较大，低值区与高值区之间缺乏自然过渡；潜力指标高值区主要位于各市高度发达的中心城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共划分出五大类型区，其中生态优先修复区（压力高-供给低-潜力低）位于广佛都市圈的交界地带，东莞市，珠海市与中山市的中心城区，占珠江三角洲土地总面积9.39%，亟待整合生态修复专项经费开展区际协同治理；生态治理调控区（压力低-供给低-潜力低）主要位于广州市的南沙区，佛山市、中山市与珠海市的非中心城区，占比12.98%，区域经济发展需强化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生态自主修复区（压力高-供给低-潜力高）主要位于深圳市的宝安区、南山区与福田区，广州市的中心城区以及佛山市的禅城区，占比3.24%，应坚持地区生态保护修复政策、加大生态环境治理投资力度。研究结果明晰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将为生态修复工程的系统布局提供空间决策指引。     

珠三角地区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探究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是当前我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通过探讨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机制,构建两者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物理学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测算2007—2018年珠三角地区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探讨分析。结果表明：珠三角各市的科技创新综合指数与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且两者耦合度、耦合协调度也呈现出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的演进特征。在空间分布上,珠三角地区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以珠江入海口城市“广深佛莞”为中心,向两侧递减的空间格局。在作用类型上,珠三角多数城市在2007年的科技创新能力起到明显地滞后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与生态环境之间达到基本协调,甚至高级协调水平;而肇庆市发展相对缓慢,仍处于“基本失调—科技创新受阻型”。以区域高质量发展为引领,通过加大创新要素投入、控制污染物排放、合理布局生态用地等方法提高生态创新,有助于未来珠三角实现科技创新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基于适应性循环理论的区域生态风险时空演变评估——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在城市扩张和气候变化背景下，三角洲社会与生态系统正遭受多方面风险威胁，适应性视角下的区域生态风险评估有助于理解复杂系统与风险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适应性规划策略提供空间定量参考。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社会-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耦合适应性循环与区域生态风险评估理论，构建"潜力-连通度-韧性"适应性生态风险评估框架，从整体和动态的角度评估区域在当前与未来适应性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布与各城市所处的适应性循环阶段。结果表明，适应性生态风险由沿海区-城市群-生态区域呈现由较高到高再到低的趋势，大城市外围现已出现较高风险。至2030年，风险整体呈上升趋势，高风险向中小城市和生态区域蔓延。从适应性循环阶段来看，杭州、宁波等14个城市处于生态风险较低的重组阶段。常州、南通等8个城市处于风险升高的开发阶段。上海、南京、无锡和苏州处于城市发展成熟风险开始降低的保护阶段。本研究通过评估长三角城市群适应性生态风险，得到高风险区分布与各个城市的适应性风险趋势，为长三角城市群动态变化下的适应性规划策略制定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以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1980-2015年珠三角城市群城市扩张的时空特征分析

以珠三角城市群9座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1980-2015年3期遥感影像提取的土地利用数据,通过扩张强度、扩张速率以及景观格局指数定量分析珠三角城市群尺度上城市扩张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城市群扩张数量特征：1980-2015年珠三角城市群建设用地面积扩张约3倍,1980-2000和2000-2015期间分别扩张1513.1、3043.8 km²;扩张强度不断增强,扩张速率明显加快。（2）城市群扩张空间特征：珠三角城市群中扩张迅速的城市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中部的城镇密集带及沿海地区;扩张较慢的城市主要分布在靠内陆的周边地带。（3）基于时间尺度发现珠三角城市群结构的演变呈现出由单核模式（广州,1980年）-双核模式（广州、深圳,2000年）-多中心、网络化模式演化的特征（东莞、中山等相邻城市,2015年）。（4）基于景观格局特征,珠三角区域扩张快速的城市形状复杂,结构趋于分散;扩张较慢的城市形状更规则,分布更聚集。（5）天然的人文联系与优越的地理位置、社会经济、政府政策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等因素共同驱动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该研究对提高城市群规划管理水平具有参考价值。     

城市群生态网络协同构建场景要素与路径分析——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城市群生态网络构建是城市与区域协同发展面临的重要场景之一,合理的生态网络能加强生态源地间的连通性,提高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有效缓解生态环境问题,对保障城市与区域生态安全,提升人类福祉具有重要意义。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为例,以场景为依托开展生态网络协同构建场景要素与协同路径分析,结合景观连通性和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方法（MSPA）获得生态源地,并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识别生态廊道与生态节点,构建大湾区生态网络总体格局,最后从跨区域协作角度探讨城市群生态网络协同构建的潜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生态网络由40个生态源地、780条潜在生态廊道与892个生态节点构成,生态源地面积1.88万km²,占湾区总面积比例为33%,所识别的生态源地及生态廊道与自然保护区、广东省万里碧道、珠江三角洲绿道网重合程度较高;（2）识别跨区域生态廊道552条,其中,跨越佛山与广州市的生态廊道较多,一半以上的廊道跨越三个及以上城市,跨陆海区域的生态廊道连接了湾区南部主要沿海城市,构成陆海生态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3）提出城市群生态网络协同构建的潜在模式,应结合生态源地、生态廊道、生态节点等构建主体,分析城市内、城市间生态网络构建过程涉及的协同需求、协同对象,探索差异化的协同路径;（4）以场景为依托识别城市群生态网络构建场景的主题、时空特征、对象、路径和价值,可为进一步开展生态网络协同构建与应用示范过程提供指导。本研究是对城市群生态网络协同建设的有益探索,基于跨区域生态廊道协同构建场景模式的探讨能够为今后进一步探索区域统筹协同机制、实现景观格局协同构建和优化、促进区域生态共建共享提供理论依据。     

珠江三角洲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探讨

从珠江三角洲的区位条件、客源市场、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生态旅游资源等五方面对其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进一步探讨其生态旅游发展的区域特征与差异。研究发现珠三角的生态旅游发展呈现区域极不平衡的特征,其中“金三角”区生态旅游发展的资本雄厚,但存在资源相对集中,竞争过于激烈与发展模式单一等的困难,而非“金三角”区生态旅游发展起步晚,基础设施有待完善。根据两区域的发展不足,继而提出进行资源整合,重点发展生态度假游和深层次挖掘岭南文化内涵,创建有特色的岭南文化生态旅游等可持续发展建议。     

珠三角河网区典型生境植物群落构成特征及生态修复

如何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三生空间高度混杂地区的高质量协同发展是珠三角河网区新时期面对的重要难题。以2018—2021年间积累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针对广佛地区20处样地202个样点，综合生态学数量分析与风景园林学空间分析方法，研究河网区典型生境的植物群落构成特征及应用。结果表明：(1)珠三角河网区植物物种丰富，维管束植物共122科382属551种；植物群落“乔、灌、草、藤本”垂直结构完整，但乡土植物占比较低、外来入侵较严重；(2)动物友好植物种类丰富，共有鸟类友好植物88种、昆虫类友好植物90种、鱼类两栖类友好植物34种，但缺乏针对动物友好生境的科学配置；(3)河网区包括滨水、坑塘、农田、聚落四类典型生境以及9个稳定的植物群系，但在长期人为干扰下其生态功能和水乡风貌特征被严重削弱。最后，以佛山大美公园为例，探讨了以恢复河网区生物多样性和特色景观风貌为目标的生态修复实践。研究为珠三角河网区地域性景观恢复和三生空间混杂区域的近自然生态修复提供了重要的规划设计蓝本和实践示范。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的广东省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生态空间结构合理有序是区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构建省域生态安全格局,优化生态空间结构,有利于提高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并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同互惠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广东省为例,通过重要性-敏感性的生态评估方法识别广东省重要的生态源地,使用最小阻力模型识别重要生态廊道,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并对生态空间结构的调整和管控提出策略。结果表明：（1）重要的生态源地面积为54636.77 km²,占广东省国土面积的25.04%;（2）研究所识别的生态源地与广东省生态红线和自然保护地的重合程度较高,在自然保护地和生态源地的基础上共选出87处重要生态源地;（3）广东省生态廊道的总长度为7400 km,廊道周边的主要以林地为主;（4）广东省的生态空间主要以环珠三角生态屏障和外围生态屏障为主,其中环珠三角生态屏障的面积、生态重要性略高于北部生态屏障。所构建的生态安全格局可以为广东省的生态安全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也可以为完整生态保护体系的构建提供政策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