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策略研究

全球气候变化不仅给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而且严重威胁到生物多样性及生态安全。我国是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气候变化已经在对动物分布、行为和迁移,植物物候、植被和群落结构等方面造成了影响,并增加了珍稀濒危物种的灭绝风险,同时对生态系统的功能方面也造成了明显影响。未来气候变化将成为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制定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和采取适应行动,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本文在分析国外适应策略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生物多样性的现状,提出了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建议,包括制定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开展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监测和评估,针对敏感物种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针对气候变化将导致退化生态系统开展恢复与重建,重点关注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优先区的保护,通过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促进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的提高,期望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     

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管理策略

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是2大全球性热点环境问题。气候变化导致物种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服务降低和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功能受损,威胁到中国国土生态安全格局和生态脆弱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给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新的挑战。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风险管理工作,既是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必要措施,也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结合爱知目标10的实现情况,分析了欧盟、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发布的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技术政策制定情况、中国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进展情况,剖析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存在的问题,包括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亟待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不足、自然保护地之间缺乏适应气候变化的生态廊道网络、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标准缺乏。研究提出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管理策略,包括制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开展自然保护区适应气候变化的风险管理试点、强化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支撑,以期为推进纳入气候变化风险管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利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要危机之一,在以“爱知目标”为代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均未实现的背景下,如何推进变革性转型以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成为当务之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因其坚持整体性、系统性、多样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权衡性和包容性等原则,成为应对全球危机的重要途径。该文通过分析机理和功能层面生物多样性和NbS的关系,阐明了NbS利用恢复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和营养级来指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路径,提出了利用NbS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双重内涵,一是以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为目标,二是利用自然生态过程。在建立NbS和生物多样性关联认知的基础上,该文进一步梳理了NbS的概念内涵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的一致性,以及NbS在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方法,归纳了NbS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国内外实践案例,讨论了NbS协同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多重效益,展望了NbS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规划的愿景,以期为促进《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等框架履约、推进NbS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提供参考。     

生态系统健康与生物多样性*

生态系统健康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活动、社会组织、自然系统及人类健康的整合性学科,主要探讨资源环境管理对策,以及生态系统健康与人类健康的关系。生态系统健康是人类健康的基础,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维护生态系统健康,保护生物多样性,也就是维护人类生存的机会。人类健康依附于健康的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关注和理解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健康、人类健康之间的相互联系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着重综述了生态系统健康的研究内容及全球环境变化背景下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对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效应。     

大尺度陆地生态系统科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及其技术体系之探讨

大尺度的陆地生态系统科学研究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及全球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技需求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生态学及生态系统科学前沿领域,并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实践中快速发展。本文在系统论述大尺度陆地生态系统科学研究的科技使命基础上,重点梳理和探讨了区域及大陆尺度的生态系统科学研究理论基础和方法学问题,进而基于宏生态系统生态学理论,新提出了宏观生态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科学概念及其研究方法体系的逻辑框架。本文重点探讨了: 1) 基于生态系统的系统学特性,发展多维视角的“生态系统科学概念网络体系”;2) 基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涌现性理论,发展“生态系统状态变化分析理论体系”;3) 基于生态系统属性及状态概念,发展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功能-服务级联关系的“整合研究方法学理论体系”的学科内涵及应用问题,进而论述了发展区域及大陆尺度宏观生态系统科学研究的方法体系,提出构建新一代大陆尺度生态系统观测研究实验网络,完善“联网观测-联网实验-数值模拟-知识融合”四位一体的科学研究技术体系的必要性。     

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反馈机制

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是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两大变化。气候变化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方方面面, 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一个主要驱动因子; 反过来, 生物多样性丧失会加剧气候变化。因此, 阻止甚至扭转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当前人类社会亟需解决的全球性问题,但我们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反馈机制尚缺乏清晰认识。本文总结了近年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变化的研究进展, 重点概述了不同组织层次、空间尺度和维度的生物多样性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和反馈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结果发现多数研究关注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影响, 涉及到生物多样性的不同组织层次、维度和营养级, 但针对气候变化间接影响的研究仍然较少, 机理研究同样需要加强; 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功能影响的环境依赖和尺度推演、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的作用机理和量化方法是当前研究面临的挑战; 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系统响应气候变化的作用机制尚无统一的认识; 生物多样性对气候变化的正、负反馈效应是国内外研究的盲点。最后, 本文展望了未来发展方向和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包括多因子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如何惠益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理论如何应用到现实世界; 生物多样性保护对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贡献。     

“自然对人类的贡献”的实现、发展趋势和启示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的目标是加强科学政策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展示IPBES目标的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基础上, IPBES融合多种知识体系, 不断完善、创新, 逐步形成了以“自然对人类的贡献” (NCP)为核心的概念框架。本文首先梳理了NCP的发展历程, 论述了NCP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 指出两者均关注人类福祉, 但与生态系统服务不同的是, NCP涵盖了自然对人类生活的消极影响, 强调社会文化因素、传统知识和土著居民的地位以及人与自然共同作用的重要性。其次, 本文阐述了人与自然共同实现NCP进而影响人类良好生活质量的机制, 并分析了NCP大幅下降的全球趋势, 提出世界各国应不断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 增加国际交流与合作, 致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最后, 本文讨论了NCP在IPBES评估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磋商谈判中的应用前景, 为今后NCP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科学支持。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关系、权衡与管理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是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问题已经成为继气候变化之后的又一个全球性环境热点问题。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生产力、稳定性、抵抗生物入侵以及养分动态的主要决定因素,生物多样性越高,生态系统功能性状的范围越广,生态系统服务质量就越高越稳定。目的是探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1)明确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过程、功能、服务之间的关系;(2)生物多样性在生态系统服务中的角色:生物多样性在不同的空间尺度通过各种形式的运行机制与生态系统服务产生联系,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过程的调节者,是巩固生态系统服务的一个重要因素,生物多样性也是一种终极的生态系统服务,并在遗传和物种水平上直接贡献了其利益和价值;(3)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和协同关系的研究可以更好的帮助管理人员做出有利的决策和保护工作,也是制定规划和适应策略以减少生物多样性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基础;(4)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是不恒定的,有必要共同确定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的空间格局,以有效和可持续的进行生态系统管理;(5)虽然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管理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但相关理论应该在管理、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领域,以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提供之间的协同作用。希望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所帮助。     

大尺度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及国家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技术途径和战略布局

陆地生态系统是地球生物圈系统的核心组分,是人类生活、生产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场所。然而,人类文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在不断地扩大对资源的利用规模和强度,也导致了严重威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系统退化等环境问题。社会公众期望生态学研究能够为区域、大陆及全球尺度的生态系统的利用和保护、维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理论及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本研究以服务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区域生态环境治理,以及宏观生态系统科学发展为目标,回顾了中国的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成效及经验;分析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对大尺度生态系统科学研究的科技需求与时代特征,提出了利用基于自然的宏生态系统途径的新思路提升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及安全格局构建的设想。在此基础上,讨论了中国的大尺度区域安全格局构建及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思路、战略布局、技术途径与科技支撑体系,为中国安全、健康和美丽的国土空间利用及生态文明建设进步提供理论参考。     

发展碳汇交易，改善气候体系

近年来,伴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深化,诸如全球气候变化、臭氧层稀释、生物多样性危机等名词已开始为人们熟知。而随着应对上述危机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不断推出,一些特殊语境下使用的专业词汇也开始进入普通公众的视野,“碳汇”就是其中之一。     

第七届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研讨会会讯

第七届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研讨会将于2006年8月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本次会议由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与有关部门和组织共同主办。会议诚邀全国及海内外有识之士,共同研讨全球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其相关的科学与保护问题。会议主题:(1)全球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2)全球森林生态系统网络与生物多样性永久监测;(3)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安全;(4)湿地生物多样性;(5)全球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6)生物多样性信息管理与知识传播;(7)生态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8)物种濒危机制与保护对策特别专题:(1)生态系统控制实验;(2)…     

区域生态系统健康动态评价——以毛集生态实验区为例

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系统和谐"理念,构建区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体系,对毛集生态试验区生态系统及其4个子系统健康水平和演进趋势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5年尺度上社会系统得分受人口健康水平及民众幸福感知强度制约而增幅不大;经济系统得分提高迅速,增幅达到149.5%,但负外部效应明显;自然系统健康水平先降低再增加,主要受湖泊生物多样性下降影响;风险系统得分先降低再增加,自然-经济-社会耦合系统发展失衡是导致风险水平激增的主要原因。区域生态系统健康各年评价结果均为亚健康隶属,正向隶属先增大后减小,环境负荷增大是造成区域生态系统弹性减弱,敏感性增强,发展活力降低的主要原因。     

自然衰退“史无前例”,物种灭绝率“加速”——IPBES全球评估报告简述

2019年4月29日至5月4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IPBES）第七届全体会议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通过了IPBES全球评估报告,指出当前全球正面临自然衰退"史无前例"和物种灭绝率"加速"的局面,保护和恢复自然需要"变革性改变"。会议于2019年5月6日发布决策者摘要,核心内容包括：（1）自然及其对人类的重要贡献的评估;（2）直接和间接的驱动力分析;（3）全球目标和政策方案;（4）政策工具、选项和最佳实践等内容。IPBES全球评估报告为我国生态系统服务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带来如下启示：（1）系统评估我国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保护现状;（2）探讨推动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变革性方案;（3）加强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与公众宣传。     

青藏高原高寒草地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关系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BEF)之间的关系是目前陆地生态系统生态学研究的热点, 对于生态系统的高效利用与管理意义重大, 而且对于退化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高寒草地是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主体, 近年来, 在气候变化与人为干扰等因素的驱动下, 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功能严重衰退。为此, 本文在综述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研究进展的基础上, 首先从地下生态学过程研究、全球变化对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的影响等方面解析了目前关于草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继而, 从不同草地类型、草地退化程度、放牧、模拟气候变化、刈割、施肥、封育和补播等干扰利用方式对高寒草地物种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的评述。并指出了高寒草地BEF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今后应基于物种功能多样性开展高寒草地BEF研究, 全面且综合地考虑非生物因子(养分资源、外界干扰、环境波动等)对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之间关系的影响, 关注尺度效应和要素耦合在全球气候变化对高寒草地BEF研究中的作用。最后, 以高寒草地BEF研究进展和结论为支撑依据, 综合提出了高寒草地资源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措施与建议: 加强放牧管理, 保护生物多样性; 治理退化草地, 维持生物多样性功能; 加强创新保护理念, 增强生态系统功能。     

生态系统修复国内外研究进展与展望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增加不仅导致生态系统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生物圈资源供给能力降低, 而且极大地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尽管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实施了大量的保护工作, 但全球生态系统退化仍在继续, 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全球性问题。文章首先厘清生态系统修复的发展历程、相关概念与理论。其次, 归纳生态系统修复的全球议题, 涉及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评估、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与碳储存、自然保护地、监测体系与适应性管理、公平性与多主体参与等方面。然后, 总结我国森林、草原、河流与湿地、海洋与海岸带的生态系统退化问题与修复进展, 梳理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修复和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3种措施的进展与不足。最后, 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生态系统修复的多元融资政策与渠道、荒野生态保护修复的探索与实践、城镇生态系统修复的研究与应用以及生态系统修复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维持等五个方面进行展望, 以期为我国进一步开展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相关研究与实践提供指导。     

面向可持续未来的生态系统服务——第十届生态系统服务伙伴关系全球大会述评

第十届生态系统服务伙伴关系全球大会（10th Ecosystem Services Partnership World Conference）于2019年10月20日-10月26日在德国下萨克森州首府汉诺威市召开。本次会议主题为"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与实践前进中的十年：面向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旨在探讨生态系统服务科学研究、政策支持、实践等方面的热点问题,交流最新研究成果,并寻求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解决方案,进一步推动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及实践的有机结合。本文对本次会议的开幕式、7场特邀报告,48个主题会场、160个海报展览等内容进行述评,大会内容围绕当前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前沿与热点领域展开,包括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与模型,生态系统服务与可持续性、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变化与景观格局、区域政策分析与决策支持、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等方向。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进展及展望

生物多样性是衡量生态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集中体现, 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有效载体。中国生物多样性丰富, 位居世界前列。自1992年批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以来, 中国在就地保护、迁地保护、重大生态工程、政策法规、国际合作和科研监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由于各种人为和自然干扰, 中国的各类生态系统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 约15%—20%的动植物物种受到威胁。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的2020年目标未实现, 中国虽有进展也未完全实现目标。面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和2050年全球保护目标, 中国可在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过程中与其他相关国际公约履约一起实施, 参与并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同时在主流化、实现路径、保护和开发模式、保护行动全民化等方面形成变革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行动计划, 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理想状态。     

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人类健康的共同发展——One Health

随着新冠肺炎(COVID-19)的暴发, 野生动物、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的关系再次引起广泛讨论。近20年来, 国际社会对于生物多样性与健康的研究日益增多, 并将它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One Health作为一个新的理念框架, 通过交叉学科的研究和行动来推动包括人、所有其他动物及环境的健康。这个理念被不同国家、国际组织及协定所接纳及推广, 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本文通过总结近些年生物多样性对健康的影响方式、One Health的定义与发展历史、进入生物多样性议程的过程, 提出中国应用One Health改进相关野生动物管理以降低公共卫生危机的可能性的建议, 以及One Health框架内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所需的研究方向。One Health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应重视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在其中的作用, 利用在景观生态学、群落内物种关系动态变化、气候变化影响、土地利用变化模式与趋势的研究, 与人类健康相结合, 提高One Health在应对公共健康和环境健康风险方面的准确性与及时性。同时, 需要加强我国在野生动物管理方面的投入和力度, 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公共健康的联系, 将预警与干预措施前移, 减少疾病暴发带来的社会经济成本。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是重要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议程

<正>生物多样性丧失是全球三大环境危机之一。如何采取有效行动应对危机是全球广泛关注的议题。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CBD, 2022),包括4个长期目标(至2050年)和23个行动目标(至2030年)。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明确了方向和重点,具有指导性和约束力。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拟达到的总目标为“采取紧急行动停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个总目标高于2010年第十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停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总目标,2030年总目标在其基础上又增加了使生物多样性丧失曲线反转,使自然走上恢复之路部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关系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损失是人类面临的两个严峻的全球性环境挑战, 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公约的协作在全球范围内也越来越受重视。本文系统梳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脉络, 探讨了两公约下各缔约方针对相关议题的谈判立场及未来走向, 并对两公约进行了综合评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焦点议题主要有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and Use, Land-Use Change and Forestry, LULUCF)、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的碳排放机制(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Forest Degradation, REDD)及损失和损害国际机制, 《生物多样性公约》下涉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焦点议题主要有协同增效、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的碳排放机制(REDD)和地球工程及相关问题。本文最后还就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国际谈判及国内履约提出了建议: (1)整合谈判团队力量, 促进两公约协同增效; (2)做好交叉议题的研判和谈判预案, 主动引领谈判进程; (3)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提供损失和损害风险评估数据; (4)加强《生物多样性公约》下地球工程议题的科学研究与国际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