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生态安全格局识别与生态管控区分级管控

生态控制区是防止城市建设无序蔓延，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重要生态空间。对城市生态控制区进行分级管控能够充分发挥其在维护城市生态安全，促进城市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等方面的作用。研究基于多源数据融合手段，采用"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生态敏感性-景观连通性"评价结果识别生态源地，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MCR）判定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形成了点-线-面交汇的生态安全格局网络，并将其应用于厦门市生态控制区分级划定。研究结果表明，厦门市生态源地共有17处，面积为604.19 km²，约占厦门市陆域面积的35.54%，包括陆域生态保护红线、水源保护地、森林公园等区域；提取主要生态廊道15条，长度为152.84 km，主要为连接生态源地与海洋的山海生态廊道；设置生态节点22个，主要为生态源地范围外的小面积重要保护区域和具有明确生态保护目标的区域。依据生态安全格局将厦门市生态控制区划分为三级管控区域，其中，生态源地、生态廊道以及生态节点划入一级管控区，面积占比为69.48%；一级管控区外的生态重要区和林地划入二级管控区，面积占比为10.15%；生态控制区内的其他区域划入三级管控区，面积占比为20.37%。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分级管控建议，以期为厦门市实现生态控制区高水平保护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     

基于局地气候优化的城市蓝绿空间规划途径研究进展

在高密度、高强度的城市建设模式下,我国大中城市内部均面临着热岛效应加剧、通风能力下降、灰霾天气频发等局地气候环境问题。城市蓝绿空间作为调控城市风热环境、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关键要素,已成为城市空间规划设计领域应对局地气候问题的重要研究对象。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城市蓝绿空间局地气候效应研究文献资料的回顾,从城市蓝绿空间规划布局、网络构建两个层面,梳理了冷岛景观特征优化、冷岛空间镶嵌布局、通风廊道网络连通、通风廊道界面管控的规划学途径研究进展,并总结了相关研究的主要成果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从智能仿真平台、评估指标体系、规划设计指南、实施保障机制4方面建立城市蓝绿空间规划应对局地气候问题的研究框架,以期为城市气候适应性规划理论创新提供有益启示。     

基于“HY-LM”的生态廊道与生态节点综合识别研究

传统的生态网络或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研究中，多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提取最小费用路径作为生态廊道，并人工判别生态节点，这种方式缺少对生态过程中能量流、信息流等交换过程的考虑，导致生态网络在结构、功能上存在一定的缺失。以福建省上杭县为例，以上杭县森林公园、湿地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等为主要生态源地，从陆生动物迁移特征出发选取土地覆被类型、距道路距离、地形起伏度、坡度、距水域距离、NDVI植被指数等因素为阻力因子，利用熵权法获得权重加权叠加生成综合阻力面，运用水文分析原理Hydrology （HY）和Linkage Mapper工具箱（LM）中电路理论等方法综合识别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运用重力模型对生态廊道重要性进行评价并对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划分等级。研究结果如下：（1）基于LM方法共提取187条生态廊道，生态夹点52个，生态障碍点55个，基于HY方法共提取生态廊道240条，生态节点133个；（2） LM和HY提取的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进行叠加，共提取生态廊道197条，辐射道30条，生态节点283个；（3）运用重力模型提取关键生态廊道103条（含辐射道30条），一般生态廊道124条，同时判别关键生态节点97个，一般生态节点186个，关键生态廊道和关键生态节点主要集中在高阻力和较高阻力值集中的区域，关键生态节点多分布在生态源地周围；（4）对关键生态廊道、关键生态节点缓冲区所在区域土地覆被类型构成进行分析，森林、耕地和草地等土地覆被类型占比具有绝对优势，并从生态连通性和生境质量角度针对各土地覆被类型提出了优化及生态建设策略。研究结果可为区域生态网络安全格局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系统修复等研究提供参考，同时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廊道式建设工程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研究现状与展望

廊道式建设工程是当前十分常见的建设工程项目,它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对廊道式建设工程进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归纳了廊道式建设工程的主要类型,分类概括了其产生的各种生态作用和环境影响,并对影响的复杂性和危害程度进行了阐述;分析了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在廊道式建设工程建设中的重要性,同时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在廊道式建设工程项目中的具体应用和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目前的研究所存在的突出问题,指出今后廊道式建设工程生态环评的发展方向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及模型模拟技术,完善评价方法,提高评价体系的定量化程度和准确度,在细化评价指标的同时关注评价范围的尺度效应,从而使环评工作更具有科学性和可信度。     

基于迁移意愿的动物迁移廊道修正——以德化县云豹为例

针对人工设计的廊道未必是动物最终选择的迁移路径问题,从迁移意愿角度提出了新的解释。基于动物迁移意愿流与水流的相似性,提出了依托动物迁移适宜性图,利用水文分析模块量化并提取迁移意愿流的方法。以福建省德化县境内的国家I级保护动物云豹(Neofelis nebulosa)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在两个保护区之间的迁移意愿流。结果表明:迁移意愿流穿越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法设计的迁移廊道,云豹从意愿流流出位置迁出廊道的可能性较大。可考虑在此处设置人工屏障,以引导云豹按照设计的廊道迁移。该方法对于自然保护规划和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小相岭山系大熊猫廊道规划

廊道能有效地增加栖息地斑块间的大熊猫种群交流,降低种群灭绝的风险。小相岭山系是现存大熊猫种群数量最少的山系之一。通过MAXENT(Maximum Entropy)分析,发现小相岭山系存在7个相对隔离的栖息地斑块,栖息地破碎化严重。为了增加小相岭山系大熊猫种群交流,利用最小代价路径原理和电流理论,从保护管理角度出发,在该区域划定了9条连接大熊猫栖息地斑块的廊道。其中紫马-麻麻地廊道连接该区域面积最大、大熊猫痕迹点最多的两个栖息地斑块,生态意义重大,建议优先建设该廊道。此外,研究划定的多个廊道彼此邻近,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将这些极其邻近或者重叠的廊道合并,并提出"廊道群"的概念。廊道群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极其相邻的廊道构成的网状结构,廊道群作为景观上的网状结构,能同时连接多个栖息地斑块,更有效地增加多个栖息地斑块间的种群交流。由于农田的挤压,部分廊道难以达到大熊猫廊道的最低宽度需求(2230 m),制约了其生态效应的发挥,建议在以后的保护工作中探索农田区域的栖息地恢复方式。     

基于陆海统筹的海岸带城市群生态网络构建方法及应用研究

海岸带地区地处海陆交互作用频繁地带,快速城市化作用下该区域陆海生态斑块破碎化问题突出。以"闽三角"城市群(厦门市-漳州市-泉州市)为例,提取生境敏感区、重要生态功能区及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斑块的空间信息,以陆域的土地利用类型及海域的海洋功能区划构建阻力面,采用最小费用路径法,构建闽三角地区陆海一体化的生态网络,并通过网络闭合度(α指数)、线点率(β指数)和网络连接度(γ指数)评价其生态网络完善度。结果表明:(1)模拟构建的陆海一体化生态网络中连接重要生态斑块的廊道和节点主要分布于陆域的林地、草地和海域的保护区、保留区及特殊利用区等自然属性较高的区域,而人类活动密集的建设用地、港口区等则对生态廊道有较强的阻隔作用;(2)陆海交互作用的海岸带是沿海城市发展的重点区域,同时也是连接陆、海生态斑块的关键生态区域,连接陆海的生态廊道承受着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较大压力;(3)生态网络完善度评价结果(α=0.86,β=2.56,γ=0.91)表明构建的闽三角生态网络目前整体状态正常,但需关注海岸带快速城市化及其他高强度人类活动胁迫下的网络状态演变和预警。以陆海生态网络为基础,统筹闽三角城市群陆域和海域的整体生态安全布局,为海岸带城市群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陆海统筹、生态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支撑。     

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网络构建与优化

生态安全是人类生活的基本保障,快速城镇化致使大型生态源地破碎化、岛屿化,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构建生态网络不仅能加强生态源地间的连通性,完善生态功能,还能提高生态系统的综合能力,改善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以京津冀为研究区,基于地理空间分析技术确定京津冀生态源地,对研究区内的林地、湿地、草地,结合生态红线等进行区域叠加从而完成源地提取;基于最小成本路径方法,考虑土地利用及高程影响因子,提取京津冀城市群生态廊道,分析统计廊道分布情况;结合重力模型与重要生态源地连通性筛选出京津冀重要生态廊道,叠加现有国道、河流构建生态网络,对重要生态节点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生态源地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比例为21.76%,林地、湿地、草地面积占总生态源地面积分别为82.78%,11.05%,6.17%;不同地貌区域生态源地类型不同,林地主要分布在山区,湿地主要分布在平原区域,草地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北部;景观成本值平原区域高于草原和山区,北京、天津、石家庄城区及周边景观成本值最高;采用最小成本路径模型提取廊道579条,其中张家口、承德区域生态网络较好,平原区域生态源地及生态节点缺失较为严重。最后,对北京、天津、白洋淀、衡水湖等重点生态区域提出修复和保护意见,为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提供参考。此外,本研究对其他地区生态网络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持。     

河西走廊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优化研究

基于InVEST生境质量模型和最小阻力模型,以张掖市为例,开展河西走廊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研究。全市划分为适宜生态用地和适宜生产建设用地两部分,共识别生态源地5583km2,提取生态廊道1794km、生态廊道潜在辐射通道485 km,基本形成南部祁连山脉、中部黑河—七家岭台、北部合黎山—龙首山三纵框架的廊道格局,得到生态核心节点22个、生态潜力节点15个。通过分析可得:张掖市生态用地空间分布差异较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需要重点向肃南县以外的其它四县一区倾斜;优先加强焉支山及周边区域生态环境改良,促使已形成的三纵格局廊道聚拢;重点维护核心节点,积极发展潜力节点,加强相邻省市合作,整体推进全市生态环境治理与优化。从生态安全“点—线—面”角度进一步优化了以生态廊道为基础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方法,从应用角度细化了生态节点的重要作用,对当地生态安全格局优化提出了相应策略。     

城市景观生态规划中的廊道效应研究

城市廊道可以分为两类人工廊道与自然廊道,通过廊道效益分界点的位移及廊道模型,分析自然廊道顶点与锋面的形变过程。在单纯经济利益驱动下,城市本质上存在摊大饼倾向。根据廊道效应原理,提出北京在迈向国际大都市发展过程中,应抓住目前修建高速公路、轻轨铁路和地铁干线的有利时机,将传统分散集团式向星状分散集团式城市景观转化,即城市建成区沿主要交通干线象海星的触角式向外扩展,在这些轴线上通过绿地的分割作用产生一系列间断的分散集团、飞地、子城或卫星城,在各星状长轴之间形成插入市中心的楔状绿地,构成人工廊道与自然廊道相间分布、有机分散的景观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