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三角洲景观组分判定与景观破碎化分析

以地理信息系统（ＡＲＣ／ＩＮＦＯ）为手段,利用遥感卫星图片（ＴＭ５）及其他相关图件,以地貌、土壤与植被作为景观分类指标,把黄河三角洲的景观分成８大类型,３０个景观类型．在此基础上,以斑块的周长面积比值、相对面积及与其他景观类型之间的空间相关关系作为识别基质的指标,判定黄河三角洲景观的基质是柽柳芦苇潮盐土斜平地景观;根据斑块的周长面积比值识别廊道,并进行定量化研究．采用斑块密度对黄河三角洲景观的破碎化进行分析,发现生态交错带内斑块密度大;老河道附近景观破碎化严重     

基于MaxEnt模式的白头叶猴栖息地评价——以广西崇左白头叶猴保护区为例

针对物种分布格局与其环境变量关系的研究,对于生态廊道规划与环境恢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白头叶猴（Trachypithecus leucocephalus）为研究对象,针对广西崇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1个白头叶猴分布点和11个环境变量数据,利用MaxEnt模型（maximum entropy modeling）对栖息地适宜性进行综合评价,通过模型生成栖息地适宜度指数（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HSI）阈值,划定研究区域为低适生区、适生区和高适生区3种类型,其中低适生区面积为5 061.43 km²,适生区和高适生区面积分别为42.80 km²和20.63 km²。主要环境变量分析表明：年均降水量、土地利用分类、坡度和年平均气温的综合贡献值分别为54.6%、17.4%、11.8%和9.5%,4项环境变量累积贡献值达到93.3%,是影响白头叶猴分布的主要环境因素。为更有效保护白头叶猴及其栖息地,建议在保护区规划生态廊道,扩大恢复区内白头叶猴适宜栖息地面积,以促进白头叶猴种群间基因交流。     

基于目标种保护的生态廊道构建——以崇明岛为例

景观破碎化和适宜生境面积减少是生物多样性降低与物种灭绝的重要因素之一。生态廊道的构建为陆行野生动物扩大活动范围提供了空间途径,从而增加了物种基因交流的机会, 提高了种群的生存能力。上海市崇明岛是一个地理上孤立的冲积沙岛,随着岛上森林斑块的减少与破碎化,依赖林地生境生存的陆行动物个体与种群数量大大减少。本文以崇明岛为例,选择上海市一级保护动物刺猬作为目标种,在分析其生活习性和基质斑块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利用最小耗费模型和GIS手段,实现了生境斑块之间的最佳连接,建立了以目标动物保护为目的的生态廊道规划方案。     

廊道式工程建设对土壤生态环境影响的meta分析

廊道式工程建设对沿线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避免的影响,定量化研究廊道式工程建设对沿线地区土壤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meta分析方法,研究了3种廊道式工程(输油/气管道、公路和铁路)对土壤生态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廊道式工程对土壤理化性质产生一定的影响:3种工程周边的土壤养分指标和土壤含水量的结合效应值均<1;管道工程建设对土壤有机质、有效氮、总氮、总磷和pH的扰动达到显著水平(P<0.05);公路显著降低周边土壤总磷、含水量和CEC的含量(P<0.05),同时公路显著增加了周边土壤容重和pH,结合效应值分别达到1.2265和1.1649,公路造成周边土壤Cu、Zn、Pb、Ni、Cd、Cr和As的显著污染(P<0.05);铁路显著降低沿线土壤有机质和总氮的含量(P<0.05),并且导致周边土壤Cu、Zn、Pb、Cd的显著污染(P<0.05)。     

基于电路理论的金寨县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对保护及修复国土生态空间、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有着重要意义.论文以金寨县为例,将土壤保持、碳固定、水源涵养三项生态系统服务作为提取生态源地的指标,借助InVEST模型中生境质量构建阻力面,最后基于电路理论构建金寨县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金寨县生态安全格局由19个生态源地、28条关键...     

基于地质灾害敏感性的山地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云南省玉溪市为例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作为景观生态学的研究热点之一,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国土生态屏障建设提供了重要途径,尤其对于灾害频发、生态脆弱的滇中地区,其能够有效规避自然灾害、促进区域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本文以玉溪市为例,针对区域生态环境基底特征,选取水源涵养、固碳释氧、土壤保持和生物多样性等生态系统服务评估自然生境重要性,综合考虑单一类型生态系统服务质量和多功能性识别生态源地;并采用地质灾害敏感性修正基于地类赋值的基本阻力面,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识别生态廊道,从而构建玉溪市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 玉溪市生态源地斑块数量为81个,占玉溪市土地总面积的38.4%,与各级自然保护区重合率达75.2%,主要分布在市域西部的山林地和东部的湖泊湿地区域;玉溪市生态廊道总长度1642.04 km,呈“一横三纵”的空间分布格局,沿河谷、断陷盆地等植被覆盖较好的区域延伸.本文针对滇中山地生态脆弱区地质灾害频发特征,构建山地生态安全格局,对于区域山地开发与生态保护能够提供决策指引.     

拖乌山大熊猫廊道人类干扰的空间与时间分布格局——红外相机阵列调查

小相岭山系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栖息地是所有大熊猫栖息地中破碎化问题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而拖乌山廊道则是连接小相岭山系最大两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的关键区域。为调查廊道及其周边人为干扰现状,2015~2016年,在廊道及其周边以阵列方式设置了102台红外相机,对人为干扰的时间和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廊道范围内人为干扰问题较为严重,其中放牧干扰占据绝对多数,共计记录到508次,占总干扰次数的89.7%。从干扰的季节分布看,人类直接干扰在7月和11月较多。放牧干扰中,黄牛(Bos primigenius taurus)在10月最多,牦牛(B.mutus)则在11月前后较多;放羊的干扰在4~7月份较弱,其余月份水平均较高;而放马干扰则集中在7~10月。从空间分布上看,干扰主要集中在廊道的西北部,其次是东北部。研究还发现,黄牛和羊(Caprinae)的干扰主要来自廊道所在县(石棉县),而牦牛和马(Equus caballus caballu)则主要来自邻县(冕宁县)。这提示我们,需要针对不同的干扰采取不同的措施,同时也说明廊道保护工作不能仅仅局限在廊道所在县,还需要与邻县联合开展工作。本研究表明,利用红外相机阵列监测人为干扰对保护地的保护管理工作有重要价值。     

云南省南部山地7种主要入侵植物沿公路两侧的扩散格局

公路被认为是促进入侵植物扩散的主要通道之一。为了揭示公路与植物入侵的关系, 我们在云南省北热带和南亚热带地区选择13条公路, 按照公路性质、修建年代以及干扰历史将公路分为高、中、低3个干扰水平, 研究了7种主要入侵植物在公路两侧的扩散格局, 以及环境因素(干扰、光照、坡向、气候带)对扩散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 紫茎泽兰(Eupatorium adenophorum)、飞机草(E. odoratum)、胜红蓟(Ageratum conyzoides)和肿柄菊(Tithonia diversi-folia)的密度以及紫茎泽兰的频度沿公路扩散格局呈明显的单峰变化, 峰值一般都出现在4 m以内。高干扰公路两侧, 紫茎泽兰、飞机草、胜红蓟、肿柄菊与金腰箭(Synedrella nodiflora)的密度以及紫茎泽兰、飞机草、胜红蓟、肿柄菊的频度均明显高于中、低干扰公路, 说明高干扰公路比中、低干扰公路更有利于促进植物入侵。高光水平下紫茎泽兰、飞机草、胜红蓟的密度以及紫茎泽兰、胜红蓟和金腰箭的频度明显大于中、低光水平, 说明高光水平显著促进公路两侧的这4种入侵植物向远距离扩散。紫茎泽兰、胜红蓟与金腰箭的密度在阳坡显著高于阴坡。紫茎泽兰与肿柄菊主要出现在南亚热带, 而飞机草与金腰箭主要出现在北热带, 胜红蓟与赛葵(Malvastrum coromandelianum)在两种气候带中均有出现。羽芒菊(Tridax procumbens)在公路两侧出现的频率与密度均很低, 无统计学意义。因此, 公路两侧的生境应作为防治外来植物入侵的重点, 提高公路两侧本地植被郁闭度将有利于控制紫茎泽兰等外来植物的进一步扩散。     

城市河道绿带宽度对空气温湿度的影响

以北京市北五环清河旁侧8段不同宽度的绿带为研究对象, 分别对样地和对照样地的气温和相对湿度进行同步测定, 每2 h测定一次, 每个季节连续测定7天。结果显示: 绿带在春、夏、秋季具有增湿降温效应, 并且此效应随着绿带宽度的增加而不断增强, 夏季的增湿降温效应最强, 春、秋季节的增湿降温效应差别不大; 绿带在冬季具有保温增湿效应, 随着绿带宽度的增加, 保温效应不断增强, 增湿效应不断减弱。四季中, 绿带温湿度变化受环境温度的影响较大, 在一天中的14:00-16:00时段, 春、夏、秋季增湿降温效应最强; 在此时段冬季的保温效应最弱, 增湿效应最强。     

厦门市生态安全格局识别与生态管控区分级管控

生态控制区是防止城市建设无序蔓延，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重要生态空间。对城市生态控制区进行分级管控能够充分发挥其在维护城市生态安全，促进城市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等方面的作用。研究基于多源数据融合手段，采用"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生态敏感性-景观连通性"评价结果识别生态源地，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MCR）判定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形成了点-线-面交汇的生态安全格局网络，并将其应用于厦门市生态控制区分级划定。研究结果表明，厦门市生态源地共有17处，面积为604.19 km²，约占厦门市陆域面积的35.54%，包括陆域生态保护红线、水源保护地、森林公园等区域；提取主要生态廊道15条，长度为152.84 km，主要为连接生态源地与海洋的山海生态廊道；设置生态节点22个，主要为生态源地范围外的小面积重要保护区域和具有明确生态保护目标的区域。依据生态安全格局将厦门市生态控制区划分为三级管控区域，其中，生态源地、生态廊道以及生态节点划入一级管控区，面积占比为69.48%；一级管控区外的生态重要区和林地划入二级管控区，面积占比为10.15%；生态控制区内的其他区域划入三级管控区，面积占比为20.37%。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分级管控建议，以期为厦门市实现生态控制区高水平保护与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