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闵行区园林鸟类群落嵌套结构

城市中的园林绿地呈现斑块状分布,其栖息地特征与岛屿栖息地相似。2008年11月至2009年10月,对上海市闵行区内的7块城市绿地进行调查,记录雀形目鸟类的分布情况,并运用Nestedness temperature calculator软件,检验其群落结构是否符合嵌套结构。运用Arc GIS软件分析该地区的卫星图片,收集7块样地的面积、绿地盖度、水源距离和人为干扰程度等数据,结合实地调查所得到的数据,分析这一嵌套结构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上海市闵行区城市绿地中的雀形目鸟类分布是显著的嵌套结构,园林面积、绿地面积和水源情况都对其嵌套结构有显著影响。但是与真正岛屿上存在的群落分布嵌套结构不同,人为干扰程度对这一结构也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基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影响上海市园林鸟类的群落嵌套结构的主要原因是栖息地的结构和人为干扰程度。因此,建议在规划和建设城市公园和绿地时,应该偏重于面积较大,植被盖度和丰富度高,结构合理的园林,并且尽量减少人为干扰。     

神农架川金丝猴栖息地森林群落的数量分类与排序

在神农架川金丝猴生境典型地段设立样方58块,根据样方资料对神农架川金丝猴栖息地的森林群落用组平均法分类和DCA排序.用组平均法将58块样地分为9个群系,依据《中国植被》的分类原则和系统将研究区植物群落划归为7个植被型.样地的DCA排序较好地揭示了该区森林群落的分布格局与环境梯度的关系;DCA第二轴明显地反映出森林群落的海拔梯度变化,沿DCA第二轴从右到左,海拔逐渐升高;第一轴表现了各植物群落或植物种所在环境的坡度、坡向,即水分和光照因素,沿第一轴从下到上,坡度渐缓、坡向渐向阳.其中海拔梯度是环境因子中对森林群落起决定性作用的因子.研究表明,巴山冷杉+糙皮桦-大齿槭+尾萼蔷薇-高原露珠草+星果草群系发育较好,高大树木占有较大的比例,是神农架川金丝猴最适宜栖息地.7个植被型物种丰富度指数在群落梯度上呈规律性波动.其中针叶林和针叶-阔叶混交林中,物种丰富度指数在群落梯度上的总体趋势表现为灌木层＞草木层＞乔木层;在常绿阔叶林和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中,该趋势为灌木层＞乔木层＞草本层;在落叶阔叶林中,其丰富度指数的趋势为灌木层＞草本层和乔木层.不同植被类型川金丝猴食源植物种类在群落梯度上的变化趋势与物种丰富度指数相同,但地衣类植物作为川金丝猴冬季的重要食物只在针叶林和针叶-阔叶混交林中生长.本研究为制定栖息地保护计划,更好地保护神农架川金丝猴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     

汶川地震对四川龙溪—虹口和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大熊猫栖息地利用格局的影响

2008年的汶川地震发生在大熊猫集中分布的区域,对大熊猫的栖息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利用龙溪—虹口和唐家河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震前(2003～ 2007)和地震后(2008～ 2010)共计7年的大熊猫监测数据,就汶川地震对大熊猫栖息地利用格局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地震前5年,大熊猫对栖息地的利用格局在年间没有显著变化;(2)地震后的2年间,大熊猫对栖息地的利用格局在年间没有显著变化;(3)地震前后连续7年调查的样线中,大熊猫对栖息地的利用格局在年间没有显著变化;(4)在龙溪一虹口保护区,大熊猫对样线的利用与滑坡体的面积没有显著关系,即大熊猫对栖息地的空间利用没有受到滑坡体面积大小的显著影响;(5)虽然从现有资料发现地震对大熊猫栖息地的利用格局没有显著的影响,但仍然需要在震后加强对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     

用模块化分子元件调控和编程生物系统

合成生物学的目标包括“通过合成来理解生命”以及用现代工程学方法设计合成复杂生物系统．其工程学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可集成、可调控、可重用、功能多样的蛋白质、RNA、DNA等基本分子元件．以分子机制为基础,合理设计与实验室进化相结合,改造和创建生物分子的相互作用特异性、调控方式、定量活性等,是实现生物系统人工调控与编程的重要策略,同时为自下而上设计合成日益复杂的人工生物系统奠定基础．     

陕西牛背梁自然保护区血雉对栖息地的选择

2009年1月～2010年12月,对牛背梁自然保护区血雉栖息地选择与利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血雉Ithaginis cruentus sinensis David栖息分布于秦岭主脊以南海拔2000～2500 m中山地带、乔木高度较矮(5～10 m)、郁闭度较低(0.3～0.5)、林下灌木稀疏(≤0.2)的针阔混交林中.从地形情况来看,则多活动于山坡的上坡位或梁脊处、坡度相对较为平缓(≤25°)地带的半阴半阳坡.距离水源较远(150 m),对人为干扰的敏感性相对较弱.从对各生态因子的偏好性来看,血雉比较偏好坡度相对较陡(25°～40°)、乔木高度低矮(≤5 m)、郁闭度低(≤0.2)的针叶林,以及盖度在0.3～0.6的竹林、隐蔽性较高(≤5 m)、距离水源较近(50～100 m)的环境,而对其他因子的选择性和偏好性则无差异.主成分分析表明,血雉栖息地选择的主要因子有3种:干扰因子(依次为坡向、植被类型、坡位、乔木高度与人为干扰距离)、隐蔽因子(灌木盖度、竹林盖度、隐蔽性、坡度、乔木郁闭度和水源距离)和食物因子(灌木盖度).人为活动干扰是影响血雉对栖息地各生态因子选择的最根本的诱因.     

卧龙保护区三江片区大熊猫嗅味树分布初步调查

2011年5月上旬,对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江中河杜鹃海子区域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发情场的嗅味标记和嗅味树进行了调查,以了解大熊猫的发情场位置,为确定保护区内重点保护区域提供证据,同时增加对大熊猫生物学特性的了解.在海拔2300 ～2800m间,共布设5条样线,每条样线调查一次,测量记录样线上594株乔木的种类、高度、胸径和嗅味标记状况.调查共发现16株被大熊猫标记的嗅味树,其中75.00％位于坡度20°以下平缓上升的兽径和山脊,嗅味树平均胸径为56.5 cm±20.7 cm (n=16),81.25％为铁杉Tsuga spp.,93.75％树皮粗糙,标记中心的平均高度为53.7 cm±20.3 cm (n=16).此外,从调查结果及野外红外触发相机拍摄到的大熊猫行为照片,初步得知杜鹃海子区域是春季卧龙大熊猫发情交配的重要场所,是大熊猫种群的关键栖息地,目前保护区已制定了相应的保护政策,加强对该区域的保护力度.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教育模式研究

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和实质,提出公众生态教育开展过程必须遵循的原则,并构建了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教育模式,阐明其构成要素、机制和特点。根据情感教育理论,结合獐子岛全民生态教育培训的案例,对受教育方的生态需求和生态关注进行辨析,阐述了教育过程设计的依据、方法和步骤,并提出具体的实施办法和保障措施,为公众生态教育提供理论指导。     

新疆雪豹调查中的痕迹分析

雪豹(Unciauncia)属于中亚高山高度濒危动物,夜行性,极其罕见。新疆雪豹研究小组2004年9~11月,在新疆的北塔山、阿尔泰山东部、天山东部和托木尔峰地区大约9个地点,对雪豹的痕迹进行了全面调查。共计完成67个样线,总长度47776m,其中发现遗留痕迹的样线有27条,痕迹数118个,平均为2.47个/km。记录到的痕迹有粪团、嗅痕(气味标记)、足迹、刨痕、卧迹、爪印、毛发、尿迹、血迹、剩余食物(动物尸体)和吼声等。同步还完成了200余份问卷调查表,充分了解雪豹与当地居民的冲突。最后,通过痕迹学的分析,初步掌握雪豹的栖息地选择、领域范围、分布规律和相对密度。这对于种群数量估计和物种的保护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植物生长季节不同栖息地高原鼠兔的食物选择

本文采用胃内容物镜检分析法,对栖息于青藏高原矮嵩草草甸、垂穗披碱草草甸和杂类草草甸中的高原鼠兔的主要食物组成进行了比较分析,旨在探讨栖息地变化对高原鼠兔食物组成的影响,揭示高原鼠兔对栖息地变化的生存对策和适应性.研究结果表明:在矮嵩草草甸,高原鼠兔主要取食垂穗披碱草、早熟禾、蓝花棘豆和甘肃棘豆;在垂穗披碱草草甸,主要选择垂穗披碱草、甘肃棘豆、蓝花棘豆、矮嵩草和二柱头蔗草;在杂类草草甸,喜食植物种类为垂穗披碱草、蓝花棘豆、甘肃棘豆、早熟禾、弱小火绒草、长茎藁本、兰石草和红花岩生忍冬.在整个植物生长季节,高原鼠兔在3种栖息地共取食27种植物,其中垂穗披碱草、甘肃棘豆和蓝花棘豆在不同栖息地中选择指数较高,为高原鼠兔优先选择的食物;在不同栖息地,高原鼠兔取食植物有差别,垂穗披碱草草甸为16种、矮嵩草草甸为22种,杂类草草甸为24种;喜食食物比例也存在着明显差别,在垂穗披碱草草甸,垂穗披碱草比例高达40.5%,在矮嵩草草甸,甘肃棘豆比例也达到23.7%,而在杂类草草甸,选食比例最高的兰石草仅为14.6%,说明在该草甸高原鼠兔食物选择呈现泛化趋势.相似性指数分析结果也表明,杂类草草甸中高原鼠兔主要食物组成与其它两种栖息地有较大的区别.从而说明当栖息地植物群落种类组成发生变化后,高原鼠兔可以通过改变其食物组成而适应新的栖息地.     

汶川地震后野生动物及栖息地的调查——以龙溪虹口和千佛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为了解汶川地震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2008年10月中旬,选择在龙溪虹口和千佛山两个自然保护区进行野外实地调查。在调查的20条样线中,发现次生地质灾害体100处,平均面积为（12±2．5）hm^2。地质灾害体按基质成分所占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土壤、裸岩、流石滩、地被残留物,其中部分灾害体上已经长出草本植物。地质灾害点发生比例与坡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地质灾害体的面积和影响范围也呈显著正相关。野外调查中共发现动物活动痕迹点52处,没有发现因地震直接导致伤亡的动物个体,约60％的动物活动痕迹位于距地质灾害体100m的范围内,表明地震后动物的活动区域并未远离崩塌、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体;与震前相比,在旅游景区发现更多野生动物的活动痕迹,表明人类活动停止后,野生动物重新利用这些栖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