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雄性羚牛的发情行为与其社会状态的关系

2004年5月31日至8月31日在陕西省佛坪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羚牛秦岭亚种(Budorcas taxicolorbedfordi)的繁殖行为及雄牛的社会状态进行了研究。研究期间每天在比较容易见到羚牛的区域内沿固定路线寻找羚牛,在不惊扰羚牛正常活动的情况下,记录牛群大小、群内个体的性别、年龄、雄性的社会状态,即是单独活动还是在繁殖群中;社会状态的变动,即每只是进入还是离开繁殖群;羚牛群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入群的独牛与群内其它雄牛之间的行为、与群内雌牛之间的行为。同时用摄像机辅助记录羚牛在群内的行为,并根据图像资料对记录的数据进行校正。研究期间累计对277头次雄性羚牛的繁殖行为进行了观察,记录到241次繁殖行为。虽然6月初至8月下旬都可以见到羚牛的繁殖活动,但80%以上的繁殖行为发生在6月20日至7月10日期间,其中以6月21~30日间的繁殖活动最多(105次)。繁殖季节中雄性羚牛有两种社会状态,即在繁殖群中和单独活动(即独牛)。研究期间累计的独牛比例占成年雄性的30·32%,其中72·62%的独牛出现在6月10日至7月10日。6月21~30日间独牛比例最高,占成年雄性个体的50·67%。雄牛进出繁殖群的现象比较常见,独牛的比例与繁殖行为正相关。繁殖高峰期后,单独活动的雄牛数量迅速减少。雄牛的社会状态会随着繁殖期的不同阶段发生改变,独牛在不同繁殖群之间移动寻求更多的交配机会。我们的研究结果不支持以往认为独牛是繁殖争斗失败者的观点。     

汶川地震后野生动物及栖息地的调查——以龙溪虹口和千佛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为了解汶川地震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2008年10月中旬,选择在龙溪虹口和千佛山两个自然保护区进行野外实地调查。在调查的20条样线中,发现次生地质灾害体100处,平均面积为（12±2．5）hm^2。地质灾害体按基质成分所占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土壤、裸岩、流石滩、地被残留物,其中部分灾害体上已经长出草本植物。地质灾害点发生比例与坡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地质灾害体的面积和影响范围也呈显著正相关。野外调查中共发现动物活动痕迹点52处,没有发现因地震直接导致伤亡的动物个体,约60％的动物活动痕迹位于距地质灾害体100m的范围内,表明地震后动物的活动区域并未远离崩塌、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体;与震前相比,在旅游景区发现更多野生动物的活动痕迹,表明人类活动停止后,野生动物重新利用这些栖息地。     

华北棉区各代棉铃虫生命表及南北棉铃虫发生特征研究

通过对以河北饶阳为代表的华北棉区棉铃虫动态的研究,建立了各代棉铃虫自然种群生命表．结果表明,华北棉区第l-4代棉铃虫总死亡率分别为98．3％、98．34％;98.69%和9.13%,各代棉铃虫种群的趋势指数I值分别为3.97、1.50、1.41和1.09.与以江苏南通为代表的南方棉区生命表参数相比较发现,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棉铃虫的存活率曲线都属于A型曲线,即卵至2龄期死亡率较大,3龄以后死亡率较小的凹型曲线。南方棉区棉铃虫消亡的关键因子是风雨冲刷作用,而北方则是天敌的捕食作用;南北棉区的棉铃虫孵化期为1龄期,易受不良环境的影响,死亡率较大,为关键虫期;北方棉区主要危害世代是2、3代棉铃虫,南方棉区为3、4代棉铃虫,由此讨论了南北棉区各世代棉铃虫的发生危害特点。     

探讨我国森林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规范

野生动物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监测与保护管理评价的关键指标, 因此对野生动物进行长期监测是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CForBio)等大尺度生物多样性监测研究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以来, CForBio网络陆续在多个森林动态监测样地开展以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多样性。随着我国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网络的初步形成, 亟待建立和执行基于红外相机技术的统一监测规范。基于3年来在我国森林动态监测样地红外相机监测的进展情况, 以及热带生态评价与监测网络针对陆生脊椎动物(兽类和鸟类)所提出的红外相机监测规范, 本文从监测规范和监测注意事项等方面探讨了我国森林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的现状和未来。     

利用红外相机监测西双版纳森林动态样地的野生动物多样性

<正>西双版纳位于云南的西南部,属于热带亚洲地区的最北缘,热带地区的代表性植被热带雨林和亚热带地区的代表性植被常绿阔叶林在这一区域内镶嵌分布(ZhangCao,1995)。西双版纳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印缅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Myers et al.,2000),整个地区的面积仅占中国的0.2%,却承载了我国21.7%的兽类、36.2%的鸟类和16%的高等植物种类(ZhangCao,1995)。但是在最近几十年间,这里的天然森林不断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处于持续的面积减少和破碎化过程中(Li et al.,2009)。     

城市扩张对北京市城乡结合部自然和农业景观的影响——以昌平区三镇为例

城乡结合部自然和农业生态系统是确保城市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础。研究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乡结合部自然和农业景观的时空演变规律和驱动因素,能够为相关规划的编制和保护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支撑。以北京市三个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乡镇为例,通过对1999、2004和2010年三期SPOT遥感影像的解译,获取三镇三个时期土地利用/覆盖(Land Use/Land Cover,LULC)数据。在此基础上,借助Arc GIS空间叠加功能和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1999—2010年三镇LULC的时空变化特征;并通过空间自相性和景观连通性分析,研究近十年来三镇建设用地的空间聚集特征以及自然和农业景观空间连通性的变化,分析城市扩张对三镇自然和农业景观格局和稳定性的影响。最后,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三镇自然和农业景观变化的驱动力。结果表明,1999—2010年三镇经历了剧烈的LUCC过程,建设用地、林地和草地面积大幅增加,伴随的是农业用地和水域面积的急剧减少。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之间都存在着相互转移,特别是农业用地向建设用地、林地和草地,以及林地向建设用地转移明显。新增建设用地大多通过侵占原有建设用地周边的农业用地和林地,而实现"成片蔓延式"扩张;并造成了三镇自然和农业景观连通性的急剧下降,危及到该区域生态系统结构的完整性和功能的持续性。社会经济发展、土地利用规划、公共政策等共同决定着三镇LUCC的结构、规模和空间分布,是三镇自然和农业景观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力。     

生态位因子分析在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生境评价中的应用

生态位因子分析是研究物种地理分布的一种多变量分析方法,其最大优点是模型计算只需物种“出现点”的数据,而不需要“非出现点”数据,在生境评价与生境预测中得到广泛应用。将该方法应用于大熊猫生境适宜性评价中,利用大熊猫活动痕迹点和遥感数据分析了平武县大熊猫生境分布现状,综合评价了该县自然保护区的分布状况和存在的保护空缺。研究结果表明,大熊猫偏好在中高海拔（>2128 m）的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中活动,而避免在落叶阔叶林和灌丛林中活动,避免在有人为干扰的地区活动,农田是对大熊猫活动影响强度最大的人为干扰因子。平武县大熊猫生境主要分布在该县西部和北部地区,总面积为234033 hm2,其中适宜生境为106345 hm2,次适宜生境为127688 hm2。目前该县已建的3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使47.2%的大熊猫生境得到保护（包括49.2%的适宜生境和45.6%的次适宜生境）,尽管如此,保护区之间连接性差,存在严重的保护空缺。该县北部的白马乡、木座乡是大熊猫的主要分布区,却没有得到保护区的有效保护,建议在该地区新建自然保护区。     

青城山森林公园兽类和鸟类资源初步调查: 基于红外相机数据

<正>陆生脊椎动物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评价的重要指示类群(Morrison et al.,2007;Liu et al.,2013)。全球多数生态系统中,许多大中型脊椎动物的种群数量在急剧下降,不少物种甚至遭遇灭顶之灾。而人类活动影响(如猎杀、森林砍伐、外来物种侵入、栖息地破坏和片断化等)是引起这些野生动物种群和群落变化的直接或间接原因(Morrison et al.,2007)。同时,野生动物种群和群落变化对生态系统其他物种也产生了严重的生态后果,如食果动物的     

运用红外相机对八大公山森林动态样地鸟兽的初步调查

<正>湖南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简称八大公山保护区)位于武陵山山脉北端,由斗篷山、杉木界和天平山3个片区组成,总面积约232 km2,地理坐标为29°39′18″–29°49′48″N,109°41′45″–110°09′50″E。该保护区保存了亚热带完整的常绿阔叶林,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是我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理想区域(卢志军,2011)。区内为溶岩发育的崎岖山原地貌,海拔395.0–1,890.4 m。该区域属于北亚热带山地湿润季风气候,具有北亚热带向温带过渡的气     

棉铃虫老熟幼虫有效越冬虫量的分析

通过从棉田和玉米田采回的第 4代老熟幼虫的化蛹率和羽化率观察 ,发现棉田和玉米田的老熟幼虫化蛹率分别为 65%～ 83 0 5%和 55%～ 80 % ,其化蛹后的羽化率分别为 1 0 %～ 87%和 1 3 %～77% ,而且 2种寄主作物间无显著差异。由此进一步分析了棉田和玉米田老熟幼虫的有效越冬虫率和有效越冬虫量 ,作者认为 8月 3 1日至 9月 1 0日是棉铃虫老熟幼虫有效越冬虫量的主要来源期 ,且棉田显著高于玉米田 ,构成了第 2年棉铃虫种群发生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