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相机技术在我国野生动物监测研究中的应用

<正>长期以来,野生动物(特别是兽类)监测面临着极大困难,具体表现在:(1)许多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日渐减少,甚至濒临灭绝;(2)未经许可,许多珍稀种类禁止采集实体样本;(3)许多动物昼伏夜出,活动隐秘,很难观察到实体,甚至很难发现痕迹;(4)许多动物仅分布在人稀罕至的森林或其他生境中,监测难度大、成本高;(5)野生动物行为习性和生存空间多种多样,难以形成统一的监测方法和技术标准。20世纪90年代以来,"3S"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数码影像技术(如自动相机技术或红外相机技术     

秦岭中段野生动物多样性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库平台介绍

秦岭地处我国中西部, 生物地理位置重要, 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有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秦岭羚牛(Budorcas bedfordi)、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和朱鹮(Nipponia nippon)等4个秦岭森林旗舰物种, 被称为“秦岭四宝”。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开展秦岭野生动物的非损伤性监测不仅可以为秦岭山系提供物种名录信息, 还可以为了解秦岭野生动物的行为和活动格局提供科学数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生态团队自2009-2020年在秦岭中段南坡先后实施了7个项目, 对秦岭南坡的4个保护区进行了野生动物监测, 面积达1,113 km ²(26.5 km × 42 km), 红外相机位点数267个, 相机日数152,160天, 共获取红外相机照片855,260张。共鉴定出27种野生兽类和63种野生鸟类, 并应用这些照片数据开展了信息挖掘工作, 对野生动物行为、稀有物种、与生境的关系, 以及人为活动对野生动物的影响等领域进行了研究, 已取得部分成果。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秦岭中段野生动物多样性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库平台”, 供团队内部及合作者使用。通过10年的监测, 我们提出未来研究建议: (1)对于非常偶见的物种, 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并在更多样化的生境布设相机, 以获取更多影像数据评估其现状; (2)数据库需要在更大程度和深度上进行信息挖掘, 尤其在种间关系、物种-生境关系、种群动态等方面; (3)对典型大种群数量的物种(如秦岭羚牛和野猪Sus scrofa)及食物链顶端大型捕食动物(如金钱豹Panthera pardus)进行种群动态研究, 为整个秦岭生态系统的健康持续提供科学支撑; (4)利用数据库的数据及今后红外相机监测数据进行野生动物疾病的发生发展监测研究。     

浙江德清野化放归朱鹮的繁殖行为

人类干扰影响着野生动物的栖息、生存、繁衍等各个环节。干扰强度不同,对野生动物的负面影响也不同。为了了解不同强度人类干扰对野生动物栖息的影响,2021年1月,在浙江百山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根据人为干扰综合强度预先设定点位,布设40台红外相机。40个点位被分为4种干扰区,干扰强度从低到高依次为基本无干扰区、干扰轻微区、干扰较轻区和干扰较重区,每区10个点位,监测365 d,共监测14 585相机日。研究表明：(1)拍摄到野生动物独立照片4 256张,其中兽类3 485张,鸟类771张。除啮齿类动物外,拍摄到31种动物,其中兽类14种、鸟类17种,另外有3张因照片不够清晰而未能识别鸟的种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种。(2)基本无干扰区、干扰轻微区、干扰较轻区及干扰较重区所拍摄到的野生动物独立照片数量和种类分别为1 798张29种(兽类15种,鸟类14种)、1 308张23种(兽类15种,鸟类8种)、756张19种(兽类12种,鸟类7种)、394张18种(兽类13种,鸟类5种),各区之间的独立照片数量差异极显著(P < 0.01)。随着人类干扰强度的增加,拍摄到的独立照片数量逐渐减少,拍摄到的独立照片数量与人类干扰强度之间存在极显著的负线性关系(P < 0.01)。同时,随着人类干扰强度的增加,拍摄到的野生动物种类也逐渐减少,尤其是鸟类减少幅度更大。(3)国有林内23台相机拍摄到3 163张,计33种(兽类16种、鸟类17种);集体林内17台相机拍摄到1 093张,计22种(其中兽类13种、鸟类9种)。集体林内平均每台红外相机拍摄到的照片数量为国有林的46.75%,差异极显著(P < 0.01),这可能是由于早些年份的林木采伐使栖息地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并导致生境片段化,进而影响野生动物栖息。因而,对于野生动物保护来说,栖息地保护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工作。     

利用红外相机监测大熊猫种群恢复区域生物多样性

红外相机是一种经典的野生动物观测手段,具有连续性、非损伤性等一系列优点,可以很好地应用于对大熊猫（Ailuropodamelanoleuca）等重要野生动物物种的监测。2018年8月至2020年10月两年多时间,本研究在位于秦岭山系中段的陕西黄柏塬、观音山与佛坪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的4条沟谷（大南沟、破碾子沟、大古坪岩屋沟及龙潭子岩屋沟）共架设80台红外相机,对秦岭山系中段大熊猫种群恢复区域的野生动物活动情况进行非损伤性监测。监测期间共获得鸟类与兽类影像34514张,辨认并记录68个物种,包括兽类21种和鸟类47种,在此基础上建立野生动物影像数据库,并利用该数据库分析了监测区域的物种多样性状况。结果显示,研究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各物种丰度分布较为均匀,鸟类的多样性高于兽类,而均匀性较低;在不同沟谷中,佛坪保护区龙潭子岩屋沟的群落丰富性和均匀性均很高,但动物绝对数量较少,有待进一步调查;观音山保护区破碾子沟的群落丰富性和均匀性则最低,应关注这一区域的生态恢复工作;黄柏塬自然保护区大南沟监测到的野生动物总有效照片数与大熊猫有效照片数均最多,侧面说明其在4条沟谷中生态情况恢复相对较好...     

1980—2015年秦岭地区景观格局变化及其对人为干扰的响应

了解景观格局变化及其对人为干扰的响应对于生态系统保护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秦岭地区1980—2015年土地利用数据,基于景观格局指数和地表覆盖分类系统,构建景观格局脆弱度指数和人为干扰度,研究了秦岭地区景观格局时空变化及其对人为干扰的响应.结果表明: 1980—2015年,秦岭地区景观破碎化程度逐渐增加,景观形状变得复杂,景观聚集度、连通性降低,景观格局指数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地形分异特征;景观格局脆弱性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低脆弱区空间格局变化比较明显,主要以西安市、汉中市为中心向周围区域扩张;景观格局人为干扰程度逐渐增加,空间分布表现为东部高、西部低,北坡高、南坡低,周边高、中间低;人为干扰度越大,景观格局脆弱度、斑块密度、Shannon多样性指数越大,聚集指数、最大斑块指数越小;人为干扰程度对景观格局脆弱度影响逐渐减弱,对Shannon多样性指数、最大斑块指数的影响逐渐增强,而对斑块密度、聚集指数的影响变化不明显.     

笼捕法和陷阱法对森林小型兽类多样性监测效率比较

<正>小型兽类包括食虫目(Insectivora)、啮齿目(Rodentia)、翼手目(Chiroptera)、兔形目(Lagomorpha)等,物种数量多,分布广,适应能力强,对环境变化敏感,因此其群落组成和种群数量变化可较好地反映生境变化的质量和人类活动的干扰程度(肖治术等,2002;李俊生等,2003;仝磊和路纪琪,2010)。小型兽类多样性一直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价的重要指示类群之一(周立志和马勇,2002)。统计动物毛发、粪便、巢穴、叫声、足迹等动物痕迹以及直接观察等方法已被广泛用于兽类物种监测和种群密度估计(Eberhardt and Van Etten,1956;Bider,1968;Gannon     

利用红外相机对深圳野生兽类鸟类多样性的调查

城市动物调查对监测生物多样性研究、城市生态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深圳作为新兴崛起的大城市,动物多样性受城市化干扰的程度较传统大城市少,但近年来缺乏对该地区的生物资源进行全面调查。我们于2014年4月至2015年4月,在深圳市（陆域）郊区布设了57个红外相机监测点,对深圳市鸟类和兽类多样性进行了初步调查。在相机累积工作3780个捕获日中,获得动物有效照片607张,经鉴定,可辨识的兽类共3目6科8种;鸟类共计3目9科26种。其中褐翅鸦鹃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名录》的鸟兽共有24种。除鼠类外,相对丰富度较高的物种有灰背鸫、野猪、橙头地鸫、乌灰鸫等。经分析发现都市内野生动物的日活动节律与自然保护区的存在一定差异。本研究为在城市深入开展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手段。     

秦岭大熊猫种群扩散格局及研究方法

种群扩散格局是研究种群扩散规律和机制的关键信息,也是制定物种保护对策的重要基础。大型动物种群扩散格局研究方法为扩散生态学研究的薄弱领域,并制约扩散生态学的发展。以秦岭大熊猫为研究对象,根据2000年以来的种群调查数据,基于大熊猫领域的特性,利用GIS的扩展区分析功能和景观分析方法研究了大熊猫种群分布区及动态;基于聚集的特性,利用GIS的核密度分析功能对大熊猫种群多度和聚集状况及空间变化进行了分析。发现2012年的秦岭大熊猫种群分布区较2000年增加5.5%(即15307.8hm~2),高密度种群聚集区从2处变成1处,种群聚集程度进一步增加、聚集格局的完整性大大提升,尤以中密度聚集区增长最显著,种群格局呈明显的分布区扩张、聚集度增加的态势。表明基于物种的生物学特性,立足于种群分布和多度格局变化,通过长期调查和监测可以有效掌握物种的种群扩散格局;大型动物可根据其生物学特性探索可行的方法与量化种群扩散的参数来研究其扩散格局,从而促进大型动物种群扩散研究的开展。     

秦岭地区土壤侵蚀时空变化及景观格局

土壤侵蚀是制约秦岭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解秦岭地区的土壤侵蚀状况及景观格局的变化,基于2005年、2010年和2015年遥感解译结果,采用通用土壤侵蚀方程RUSLE计算各年的土壤侵蚀量,分析研究区土壤侵蚀的时空变化特征,量化秦岭地区5个流域的土壤侵蚀状况,探讨土壤侵蚀与土地利用及地形因子之间的关系,并对研究区土壤侵蚀景观格局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5—2015年秦岭地区土壤侵蚀强度及面积均有明显改善,2005年和2015年总侵蚀量分别为0.90×10~8和0.33×10~8t,减少了63.33%;研究区内土壤侵蚀在空间上呈现由西向东、由南至北减弱的特征;位于研究区西部的嘉陵江流域土壤侵蚀最为严重,其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土壤侵蚀模数分别为3872. 80、1454.31和1461.91 t·km~(-2)·a~(-1);土壤侵蚀模数与坡度、高程等地形因子呈正相关,具有明显的时空变化特征;区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侵蚀均有减弱的趋势,其中未利用土地土壤侵蚀的降低最为明显;秦岭地区的整体侵蚀景观破碎化程度有所降低,斑块总数减少,破碎度指数变小,景观异质性降低,人类活动对秦岭地区景观的干扰随时间而减弱,生态环境向良性方向发展。     

第六届国际兽类学大会将在澳大利亚举行

第6届国际兽类学大会(ITC6)将于1993年6月4—10日在澳大利亚Sydney召开。本届大会下设20个专题报告会和专题讨论会,包括:早期哺乳类、海洋哺乳类、有袋类的演化、哺乳动物系统分类、消化生理学、蝙蝠生物学、灵长类生物学、猪科生物学、栖息地选择、食虫类生物学、南部大陆动物地理学、濒危物种的保护、干扰生态学、干旱地区的兽类、热带地区的兽类、温带地区的兽类、兽类种群生物学、繁殖生理学、疾病在种群调节中的作用以及野生动物管理。每个专题报告会和专题讨论会都将进行相关的板报交流。每天安排5—6个专题报告和4个专题讨论。大会期间,将组织一次游览和野餐活动,与会代表及随从人员届时可考察澳洲哺乳动物和灌丛栖息地的情况     

植被、海拔、人为干扰对大中型野生动物分布的影响——以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为例

利用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内8条动物监测样线在2003—2010年的生态监测数据,分析了植被、海拔、人为干扰对大中型野生动物分布的影响,结果显示:1)本监测共记录到保护区内大中型野生动物26种,其中兽类18种,鸟类8种,属于我国Ⅰ级、Ⅱ级保护动物的分别有5种和11种。2)针阔混交林和针叶林是大中型野生动物种类最丰富的两种植被类型(分别有26种和17种),阔叶林和灌丛次之(分别为10种和12种),草地最少(2种)。3)海拔2400 m以下的地方,大中型野生动物种类稀少,为10种,2400—2599 m海拔段物种数增加至20种,之后随海拔上升物种丰富度下降。4)人为干扰显著影响大中型野生动物的空间分布:历史上的人类活动将原生森林植被转化为次生的落叶阔叶林、灌丛和草地,使树正、亚纳和尖盘等地下坡位(相对海拔0—199 m)的大中型野生动物的物种丰富度降低(分别为4、2、2种)。包括旅游活动和交通在内的人为干扰,可能导致附近50m海拔范围内保护动物的缺失,并使下坡位的某些物种向高海拔处移动。生境破碎化则使野生动物的种类组成发生改变,使原有森林内部优势种,如羚牛(Budorcas taxicolor),逐渐被适应能力强的物种,如豹猫(Prionailurus bengalensis)、雉鸡(Phasianuscolchicus)和野猪(Sus scrofa)等所取代,并将长期影响野生动物种群的存活。当前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大中型野生动物的分布是植被、海拔与人为干扰综合作用的结果。     

人与大型兽类的冲突: 野生动物保护所面临的新挑战

人和大型兽类的冲突已经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野生动物损害庄稼,捕食家畜,甚至危及到人身安全。人兽冲突增加了野生兽类保护工作的困难。目前,导致人兽冲突比较典型的物种包括野生非洲象和野生亚洲象、绝大多数食肉动物和鹿类等等。引发人和大型兽类冲突的具体原因包括人口增长、野生动物栖息地丧失、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以及实施保护后野生动物种群的恢复,多数情况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减少人和大型兽类的冲突应从两方面着手:加强野生兽类管理,利用各种方法减缓损失;另一方面,关注当地社区,在提高当地人的保护意识的同时也要提高当地的经济水平。     

大型哺乳动物的趋势监测:青海野牛沟和甘肃阿克塞国际狩猎场的案例

大型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估算的理想条件是使用数学模型以及严格的实验设计来选择样本。可是,野外条件状况往往违背数学模型假设前提,不可能随机地选择样本。于是,计算的结果不但不可靠,而且很可能没有意义。就野生动物管理来说,不需要获得一个准确的种群数量,只需一个长期的数量趋势,就足以指导相关管理工作。在中国大型哺乳动物长期监测还没有纳入常规。本文报道了位于青海省野牛沟和甘肃省阿克塞县两个野生有蹄类动物种群数量的长期趋势监测项目。我们这些年里一直用相同的方法持续监测,并明确了监测数值结果包含有不确定性。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仍可以发现监测地点野生有蹄类动物种群变化趋势,这些结果可以帮助野生动物管理者据此变化及时作出相应管理计划。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人兽冲突现状与牧民态度认知研究

在祁连山国家公园,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了解国家公园内牧民对肇事野生动物的态度,为探究野生动物肇事规律、针对肇事动物制定防控措施以及保护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原真性、促进牧民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通过实地走访调查了2014—2016年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牧民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和牧民对于野生动物的态度认知。调查分析发现:11月—次年3月是祁连县野生动物肇事高峰期,狼和雪豹是捕食家畜的主要动物;狼被牧民认为是肇事最严重的动物,而实际数据表明雪豹的肇事频次却要高于狼,这与两种动物生活习性以及保护等级有关,加之牧民对雪豹肇事的容忍度更高;天峻县相比祁连县,除了狼以外其棕熊肇事频次较高,牧民认为应当大力控制狼和棕熊的种群数量,因为棕熊除了捕食家畜,更会伤害牧民和破坏房屋,威胁到牧民的生活,雪豹则需要进一步保护;牧民一般会选择使用牧羊犬和强化圈舍来防止野生动物捕食家畜;羊是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牧民主要经济收入,牧民对狼吃食羊无法容忍,棕熊入户直接掠食伤人现象目前频次不高,但需提前防范。     

基于红外相机的重庆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鸟兽多样性初报

2016年12月—2017年12月,利用红外相机技术对重庆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兽类及地栖鸟类多样性进行了监测。共布设60台红外相机,获得有效照片15 079张,鉴定出兽类4目10科15种,鸟类4目8科19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3种,占物种总数的44.1%。红色名录评估为极危(CR)的1种、濒危(EN)的1种、易危(VU)的4种、近危(NT)的8种,占物种总数的41.2%。兽类中小麂Muntiacus reevesi和猕猴Macaca mulatta的相对多度指数较高,鸟类中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和红腹锦鸡Chrysolophus pictus的较高,它们不同月份的活动分别呈现不同的峰谷特征,但均表现出春夏季较活跃。本研究监测结果将有助于了解保护区内兽类和鸟类的多样性、种群相对多度及分布等重要基础信息,为保护区今后开展工作提供有效资料并指明方向。     

红外相机技术监测喀斯特生境兽类和鸟类多样性及活动节律

2012年8月至2013年11月,在15 hm~2弄岗森林动态监测样地及其周边地区以1台/2 hm~2密度布设了35台红外相机,对研究区域内大中型兽类和林下鸟类资源进行连续监测。共记录到20种兽类和26种鸟类,包括2种国家I级、8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中,小泡巨鼠(Leopoldamys edwardsi)、帚尾豪猪(Atherurus macrourus)、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北树鼩(Tupaia belangeri)、赤麂(Muntiacus muntjak)等5种动物拍摄率和相对丰富度均居于兽类的前5位;白鹇(Lophura nycthemera)、橙头地鸫(Zoothera citrina)和蓝背八色鸫(Pitta soror)的相对丰富度居于鸟类的前3位。虽然每月监测的兽类和鸟类种数、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不存在显著的季节性差异,但不同季节记录到的兽类和鸟类种类存在一定差异。黑叶猴(Trachypithecus francoisi)、野猪(Sus scrofa)2种兽类和斑头鸺鹠(Glaucidium cuculoides)、长尾阔嘴鸟(Psarisomus dalhousiae)、红胁蓝尾鸲(Tarsiger cyanurus)3种鸟类仅在旱季记录到;仙八色鸫(Pitta nympha)和凤头鹰(Accipiter trivirgatus)仅在雨季记录到。活动节律分析结果表明赤麂、北树鼩、赤腹松鼠和白鹇为昼行性动物,帚尾豪猪与小泡巨鼠为夜行性动物。以上研究结果有助于监测喀斯特生境大中型兽类和林下鸟类种群的变化,为保护区有效管理提供数据支持。     

基于相机陷阱技术的阿尔金山北坡水源地鸟兽物种监测

为调查阿尔金山北坡的鸟兽物种多样性和丰富度,2010 - 2012 年,利用相机陷阱调查技术对阿尔金山北坡的7 个水源地进行了监测。监测期间共记录到26 个物种,其中兽类11 种,鸟类15 种。记录到野骆驼、藏野驴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以及雪豹、猞猁、豺等稀有兽类,胡兀鹫、金雕、高山兀鹫等珍稀猛禽。食草动物中野骆驼是水源地占优势地位的物种,也是该地区分布最广的物种。食肉动物中狼和赤狐为广泛分布的物种。对于荒漠地区动物的调查,基于水源地的红外相机监测是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法,同时也为研究社群结构、种间竞争以及不同物种资源利用生态位重叠和分离提供了可能。利用红外相机的水源地监测有助于评估环境变化和人为干扰对野生动物水源利用的影响,并为荒漠地区水源管理和保护提供参考。     

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生岩羊行为谱及PAE编码系统

2015年1月—2016年6月,利用红外相机监测方法对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岩羊Pseudois nayaur进行了行为谱研究。结合照片和视频建立了岩羊行为谱及PAE编码系统,分析了岩羊的9种姿势、68种动作、7种环境和61种行为,并总结出各种行为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相对发生频次。本研究为岩羊行为特征及其栖息地保护提供基础信息,也为其他高海拔珍稀野生动物开展行为谱研究奠定基础。将建立的行为谱与圈养或半圈养状态下的岩羊行为谱进行对比,有助于更深入理解分析动物行为的生物学意义。     

广西猫儿山自然保护区的兽类和鸟类多样性初步调查-基于红外相机监测数据

红外相机技术是监测兽类和鸟类的重要方法,目前已广泛应用于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种群评估和行为生态学等研究领域。2014年7月至2015年1月期间,在广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布设51个红外相机监测位点（分别位于4种生境和7个海拔区域）,对区内大中型兽类及林下鸟类资源多样性进行了初步调查。研究期间共记录到兽类17种、鸟类30种,包括2种国家I级和7种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泡巨鼠（Leopoldamys edwardsi）、红腿长吻松鼠（Dremomys pyrrhomerus）、隐纹松鼠（Tamiops swinhoei）、野猪（Sus scrofa）和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的相对丰富度居于兽类前5位,白鹇（Lophura nycthemera）、紫啸鸫（Myophonus caeruleus）、红嘴相思鸟(Leiothrix lutea)的相对丰富度居于鸟类前3位。在不同生境和海拔,兽类和鸟类物种数、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存在显著差异。混交林中兽类和鸟类的物种数量、多样性和均匀度指数明显高于其它生境;海拔1400-1600 m鸟类物种数明显高于其它海拔区域。本次监测结果初步了解了猫儿山保护区内大中型兽类及林下鸟兽物种组成、相对数量及空间分布,为后期的科研工作及保护管理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资料。     

红外相机技术监测喀斯特生兽类和鸟类多样性及活动节律

2012年8月至2013年11月,在15 hm2弄岗森林动态监测样地及其周边地区以1台/2 hm2密度布设了35台红外相机,对研究区域内大中型兽类和林下鸟类资源进行连续监测。共记录到20种兽类和26种鸟类,包括2种国家I级、8种国家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中,小泡巨鼠（Leopoldamys edwardsi）、帚尾豪猪（Atherurus macrourus）、赤腹松鼠（Callosciurus erythraeus）、北树鼩（Tupaia belangeri）、赤麂（Muntiacus muntjak）等5种动物拍摄率和相对丰富度均居于兽类的前5位;白鹇（Lophura nycthemera）、橙头地鸫（Zoothera citrina）和蓝背八色鸫（Pitta soror）的相对丰富度居于鸟类的前3位。虽然每月监测的鸟兽种数、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均不存在显著的季节性差异,但不同季节记录到的兽类和鸟类种类存在一定差异：黑叶猴（Trachypithecus francoisi）、野猪（Sus scrofa）2种兽类和斑头鸺鹠（Glaucidium cuculoides）、长尾阔嘴鸟（Psarisomus dalhousiae）、红胁蓝尾鸲（Tarsiger cyanurus）3种鸟类仅在旱季记录到;而仙八色鸫（Pitta nympha）和凤头鹰（Accipiter trivirgatus）2种鸟类仅在雨季记录到。活动节律分析结果表明赤麂、北树鼩、赤腹松鼠和白鹇为昼行性动物,帚尾豪猪与小泡巨鼠为夜行性动物。以上研究结果有助于监测喀斯特生境大中型兽类和林下鸟类种群的变化,为保护区有效管理提供数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