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环境保护意愿的调查分析

调查了不同因素对我国居民环境态度的影响,从国家安全和农户意愿双重角度分析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运行状况.结果表明:我国公民的生态环保意识普遍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与经济收入的关系符合环境经济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贫困人口生活在环境恶劣的城市周边地区或环境严重退化的偏远山区,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加剧了城市的环境恶化;通过年龄与环境态度的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居民对环境严重恶化的关切程度及对政府开展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增强;发展经济、强化教育、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是制定环境保护政策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四川九顶山保护区周边社区经济及环境意识调查和建议

应用PRA方法对四川九顶山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5个乡镇的经济状况及居民的环境意识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1）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经济林木产品和矿山务工收入,对森林资源的依赖性不强;2）当地大量的采矿业破坏了自然环境;3）在调查居民的发展愿望时,37％的人认为应大力发展种植业。由于社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居民的发展愿望差异明显;4）各乡镇居民对保护区的认识和环境保护的看法有显著差异,经济发展地区的环境意识较强;5）保护区对居民的宣传教育偏少。保护区应加大对居民的宣教工作,积极开展社区共管;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经济发展的滞后可能影响社区的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所以在推动保护区的工作同时,实现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半城市化地区居民环境意识调查与对比研究——以厦门市集美区为例

半城市化地区已成为城市地理与城市生态领域的研究热点,而对半城市化地区居民环境意识的关注则相对较少。本文以厦门市集美区典型半城市化地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以社区为单位展开环境意识调查,旨在利用统计分析手段,探寻影响半城市化地区居民环境意识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并揭示在不同城市化水平的社区中居民环境意识的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对居民环境意识影响最显著的因素是家庭收入,其次是受教育程度;不同城市化水平的社区类型居民的环境意识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居民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居民环境意识提高的重要保证;同时,提升社区高环境意识形成的氛围,推动社区现代化或城市化改造是提高居民环境意识的一个重要途径。     

四川九顶山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经济及环境意识调查和建议

应用参与式乡村评估方法(PRA)对四川九顶山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5个乡镇的经济状况及居民的环境意识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1)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经济林木产品和矿山务工收入,对森林资源的依赖性不强;(2)当地大量的采矿业破坏了自然环境;(3)在调查居民的发展愿望时,37%的人认为应大力发展种植业,由于社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居民的发展愿望差异明显;(4)各乡镇居民对保护区的认识和环境保护的看法有显著差异,经济发展地区的环境意识较强;(5)保护区对居民的宣传教育偏少.保护区应加大对居民的宣教工作,积极开展社区共管;同时也应注意到经济发展的滞后可能影响社区的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所以在推动保护区的工作同时,应实现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中国环境污染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熵权法测算了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依据Moran指数与散点图、LISA集聚图分析了我国环境污染的空间集群和集聚状况,运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域的环境污染水平和发展趋势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但工业污染排放已趋于较为稳定的状态,居民生活污染已成为区域污染的主要污染源;我国各省域的环境污染具有较强的区位差异性,在空间上存在着显著的集聚性和集群现象;不同因素对环境污染产生的冲击方向及强度均有所差异,但科技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环保意识等因素对环境污染具有反向冲击:开放程度、科技水平的提升可促进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环保意识的增强有利于环境污染水平的降低,但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强化区域环境治理合作、人口空间适度集聚、扩大环境治理投资规模、深化对外开放程度和鼓励产业科技创新等政策建议。     

卧龙自然保护区社区居民政策响应研究

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居民之间具有长期的相互依存关系,二者协调发展是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保护区政策是联结保护区和社区关系的纽带,通过调查和分析社区居民对保护区政策的响应,可以获得改善两者关系的有、效信息。本研究通过对卧龙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自然保护区和社区协调发展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保护区的主要生态保育政策和工程对改善保护区和社区的关系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一是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减少了农业就业人口,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将产生潜在威胁;二是天然林保护工程和以电代柴政策与居民用电消费和补偿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需要制定科学的用电消费和补偿机制。（2）社区居民对自然保护区的认知响应在不同社会特征的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教育水平和性别影响社区居民对保护区现行政策的认知响应,教育水平和居住地点影响社区居民对移民政策的响应,根据上述调查和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加强公众参与,提高教育水平,增加居民就业,科学确定电价以及逐步移民等相应对策。     

重大工程建设区生态环境管理的公众参与——以西气东输工程陕西靖边至上海段为例

重大工程建设在给区域发展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还会对周围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产生影响,如何兼顾工程建设及其所在地区的自然、社会和经济发展,从多尺度、多方面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的生态系统,对于工程建设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对工程建设区实施生态系统管理的主要目标.西气东输工程属于西部投资开发的基础性产业,对于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的资源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该工程本着"绿色工程"的原则在工程建设运行中开展了大量的环保工作,却由于保护工作只集中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且在实施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管道沿线不同人群的看法、愿望和需求,因此未能起到应有的效果.研究主要针对西气东输管道东段沿线的相关公众对管道建设、管道环境影响的看法以及他们的生态环境认识水平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研究发现:①大部分调查对象了解工程建设的意义,但认为工程建设"有利于本地经济的发展"的人数则有明显减少;公众的居住地、文化程度和职业背景是影响其看法的主要因素.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是对管道工程建设的意义认同度较低,因此,需要特别关注这一社会群体的想法和愿望.②西部地区的农民是对工程建设破坏的植被和土壤最为关注的群体,因此,如果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对沿线的土壤、植被采取有效的保护和恢复措施,并对周边居民由此而受到的损失进行合理的赔偿,将极大的提高周边公众对管道工程的认同与支持.③多数调查对象不了解生态恢复公众参与的重要性,而更多人认为应是当地政府和工程施工单位的主要责任,反映出管道沿线公众在这方面的生态环境认识有待提高.     

我国农业环境问题及其防治对策

从农业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破坏现状及环境污染3方面对我国农业环境问题现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对其产生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防治对策。总体上看,我国农业自然资源短缺且受污染严重;农业生态破坏较为严重;由化肥、农药和农膜等农业投入品造成的面源污染日趋严重;秸秆处置不当、畜禽养殖污染、农村生活污染控制不力造成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乡镇企业及城镇污染向农村的转移又进一步使农业环境恶化。我国农业环境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部分农业政策的实施有关;此外,农业环境保护立法不完善、执法不力以及农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环境管理体系不完善等也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基于以上原因,提出解决农业环境问题的如下对策措施：开展农业政策战略环境评价;重视生态建设,推动资源高效利用,发展生态农业;合理控制农用化学品投入,实施种植业清洁生产;加强畜禽养殖污染控制监管;制定激励机制,减轻农业面源污染;建立健全农村环境污染监管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增强农民环境保护意识。     

乌鲁木齐市非环境专业大学生环境保护意识调查与分析

现时在大学接受教育的少数民族青年作为新世纪的创业者和决策者其环境意识将对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影响。从环境保护知识、环境保护态度和环境保护行为等三个方面对新疆大学非环境专业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环境意识水平进行了初步调查及分析。结果表明,非环境专业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环境基本知识,环境态度方面的认识比较好,但环境行为方面还存在有些问题,与生态环保的总体目标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建议学校应该加强大学生的生态与环保方面的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生态环保意识,开展环保实践活动,养成良好的生态环保习惯。     

基于不同利益相关者认知分析的生态移民安置区生态风险识别

生态移民安置区内,不同群体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存在复杂的利益冲突.基于安置区内利益群体对风险类别、干扰强度的识别,构建相应的决策模型,是生态移民安置区生态风险管理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划分出生态移民安置区4类不同利益群体,并采用参与式半结构访谈法和定性聚合法,构建了3类一级变量和13个二级变量的生态风险因子体系,进一步运用模糊认知图模型(FCM)和人工神经网络(ANN)开展生态移民安置区生态风险识别.结果表明: 从利益相关者群体生态风险变量认知来看,其共同点是不同利益群体对垃圾污染风险变量提及数量最多,但整体上又存在显著差异,即管理者注重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居民则关注生活水平的提高,且直接关系到其环保意识和行为;经济活动者多追求经济利益;环境保护者专注于生态环境问题.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认知图论指数结果显示,管理者和环境保护者对安置区生态风险认知较为全面且清晰.从安置区4方利益相关者的整体风险认知结果来看,生态环境风险因子显著影响居民的人身安全及满意度;公共政策对安置区风险管理起关键作用;风险变量的中心度结果进一步表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是防范生态风险的关键.从利益相关者群体生态风险感知与管理情景模拟结果来看,解决垃圾污染有助于生态环境整体改善,且关键是要完善和落实相关公共政策;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直接关系居民生活水平和环保行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影响景观生态格局、生物生境和多样性,同时可提高居民满意度和公众参与度.     

Urgency,development stag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analysis to support differentiation management of water pollution emission contro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 of China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of China have high-density population, developed society and economy, and large water pollution emissions. How to reduce water pollution and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has become the national focus.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policies should consider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stage and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Here, we first analyzed the water pollution emissions intensity of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of China and the urgency of emissions reduction using 8-year environmental statistics from 2003 to 2010. We characterized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ater pollution emissions intens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urther, we built a coordination degree index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ate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s a measure of sustainability. Results show that water pollution emissions intensity decreases as the economy grows from 2003 to 2010. The less-developed regions have a better coordination degree than some more-developed regions, especially those most-developed ones (e.g., Shanghai show more pressures on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than Hebei). The less-developed regions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economic growth to invest more advance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echnologies. The more-developed regions need to upgrade its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municipal infrastructures. Overall, the study provided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understand regional difference in development stage and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in the eastern coastal region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need of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policies to reduce water pollution emissions.     

长江三角洲生态环境脆弱带生态修复技术研究进展

我国长江三角洲作为中国第一大经济区，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其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迅速，但在人类活动的高强度影响和干预下，该地区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生态环境脆弱性程度的增高，脆弱性发展趋势的加快等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着长江三角洲的可持续发展，该区域生态环境呈现出的脆弱性特征已成为我国新的生态环境脆弱带。基于长江三角洲自然、经济、社会和环境状况的数据基础，及国内外脆弱性综合评价指标(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长江三角洲进行生态环境评估发现该区域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为土壤污染、城区大气污染、水环境污染，以及地面沉降等。通过剖析长江三角洲4类生态环境问题(土壤污染、大气污染、水环境污染、地面沉降)的现状、形成的具体原因及带来的影响，结合国内外生态修复技术的研究成果，详细论述了该区域4类生态环境问题的生态修复技术类型(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方法、生态方法)、基本原理及各自的优缺点，同时评估了不同生态修复技术在污染治理过程中的可行性、安全性、经济性，旨在以上述理论研究为参照标准评估该区域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生态修复技术的修复潜力，为长江三角洲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修复提供方案及理论参考。长江三角洲...     

粤北南岭典型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技术模式与效益预评估——基于广东省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框架

广东粤北南岭山区地处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两屏三带”中的南方丘陵山地带的核心区,由于历史上有色金属矿产无序开采、选矿和冶炼等活动,导致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并造成下游区域土壤、水、农作物污染。修复历史遗留矿山、做好源头控制是解决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以典型矿山废弃地单元（废土堆）为例,提出其生态修复工程技术模式与关键技术,开展修复效益预评估方法和实践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粤北南岭山区矿区生态环境问题主要包括矿山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问题突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较大、矿山周边水土污染严重几个方面;矿山生态修复应以防控安全隐患为基础,以恢复生态功能为主要目标,同时治理矿山水土污染。构建了遵循山水林田湖草系统共治的“依山就势”重塑地形、“因势利导”疏导水流、“柔性防护”稳定边坡的粤北南岭废土堆立体生态修复模式,提出了相应的场地平整、清污分流、土壤改良、边坡生态袋植生、立体植被配置等生态恢复关键技术;建立了包括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环境及净化水质4个方面的生态效益评估模型,废土堆修复后生态效益预计可达到66754.25元/a。研究结果可为粤北南岭山区及类似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系统共治提供技术支撑。     

河南省南太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

综合景观管理是基于可持续土地管理（SLM）、可持续林业管理（SFM）和水资源综合管理（IWRM）提出的生态保护和修复方法,强调区域整体性、系统性和多功能性。《河南省南太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实施方案》还在规划设计阶段,概括分析了《河南省南太行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实施方案》中提出的区域生态环境条件、问题、总体思路和目标、总体布局和生态功能分区、主要任务和工程等,并提出管控、修山、治水、护渠、复绿、整地、扩湿等综合性生态修复策略,实施矿山环境治理、流域水环境生态修复、生态系统保护、土地整治与污染生态修复、重要生态系统保育与生物多样性维护、科技创新工程,体现系统性和整体性。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应加强综合景观管理,主要包括开展基于“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规划设计,加强“生命共同体”景观特征和生态过程研究,提升实施项目的多功能性,加强工程技术集成应用和研发,加强公众参与与合作等建议。     

省域森林生态安全评价——基于5省的经验数据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以及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改善生态环境的需求和呼声越来越迫切。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重要资源,森林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生态保障,森林关系国家生态安全。基于森林生态系统与自然、人类社会系统的交互关系,从森林资源状况、地理气候条件、地区社会经济压力、人类管护响应状况四个方面构建省域森林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森林生态安全指数模型。选取我国五个具有代表性的省份:贵州、湖北、浙江、吉林、青海作为试点省份,对其2004—2014年的森林生态安全状况进行评价和对比。结果表明:影响森林生态安全状况的最主要因素是森林资源类因子,在研究期内,5省森林生态安全状况大体上处于改善状态,但省与省之间森林生态安全状况差异显著,吉林省在研究期内森林生态安全整体状况最好,青海省森林生态安全状况较脆弱。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应该加强造林,重视对森林资源的管护,尤其要注意对天然林的保护,维护森林生态安全。     

佛教、道教文化中生态意识及环保实践的比较研究

佛教和道教作为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两个宗教体系,其宗教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剖析其基本教义中的朴素自然观与环保实践方面的异同,从生物学的角度挖掘其中蕴含的生态意识,用现代生态学原理加以解释,得出其中科学的、合理的成分,一方面为我国当前的全民素质教育与可持续发展教育提供生动、科学的教育素材;另一方面为国家制定相关的宗教、环保政策与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尤其能够在宗教地区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及环保工作与宗教活动之间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     

基于遥感生态指数的阜新市生态质量评估

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及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日益增加的压力,如何多方位、客观准确并且快速地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估是目前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以辽宁省阜新市为研究区域,选取2000年、2008年和2016年的遥感影像作为基础研究数据,借助ENVI5.1软件作为数据处理平台,再结合主成分分析方法,借助遥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数RSEI对阜新市的生态质量进行评估。结果表明:2000年、2008年和2016年,阜新市的生态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00—2016年间,研究区RSEI主要由1、2级向3、4、5级转变,生态质量变好和变坏的面积分别占总面积的53.28%和2.38%,生态质量变差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阜新市东北的风沙区和西南部盆地区;而阜新市西南部盆地区主要是市区,该区生态环境质量变差主要在于近年来的城市快速发展,东北部的风沙区与科尔沁沙地接壤,该区的环境变差在于所处地理位置以及防风固沙林中部分林木出现退化现象等,因此能否在快速城市化建设的同时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成为阜新市生态环境质量变化的重要决定因素。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环境空气质量时空变化分析

评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空气质量改善状况,对落实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与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具有现实意义。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县域空气质量为评价对象,基于2015年至2019年的空气质量监测站点日均值数据,对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和变化进行了评价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县域空气质量总体表现较好且仍在稳步提升,转移支付政策对2015—2019年国家重点功能区空气质量的改善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优良天数比例超过90%的县域占比由2015年的33.77%提高到2019年的69.52%,水源涵养区的优良天数占比由2015年的72.71%提高到2019年的92.09%,空气质量改善效果最为显著。2015—2019年间,细颗粒物(PM_2.5)污染占比明显下降,臭氧(O₃)污染占比大幅上升,主要超标污染物由颗粒物逐渐转为颗粒物和臭氧。当前防风固沙区的主要超标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PM₁₀)和细颗粒物,其他三类生态功能区为细颗粒物和臭氧。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空气质量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差异,空气污染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聚集特...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与生态环境时空分异及协同发展格局

京津冀城市群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引发了一系列诸如雾霾、水质污染及生态体系破坏等问题。选取2000—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13个地级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指数评估模型评价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及其子系统指数值,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及其分类原则判定两者协同发展格局。结果表明:(1)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廊坊城市化发展较强,邯郸、秦皇岛、衡水、沧州居中,邢台、保定、张家口、承德较弱;北京、保定、张家口、承德和秦皇岛生态环境保护较好,天津、石家庄、廊坊、邯郸、沧州居中,邢台、衡水、唐山较弱。(2)2000—2007年为城市化缓慢发展阶段,2008—2015年为稳步提升阶段;2000—2010年为生态保护攻坚期,2011—2015年为生态文明建设期,环保投入剧增。(3)高城市化区的空间格局保持不变,偏高城市化区和中城市化区空间格局相对稳定,低城市化区基本不存在;优生态环境区、偏优生态环境区和中生态环境区空间格局相对稳定,劣生态环境保护区不存在。(4)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上升趋势显著,但是濒临失调和中度协调占主导类型,具有较大上升空间;协同发展类型整体上逐渐由城市化滞后演变为生态环境滞后,生态环境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由此,需要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抓手,坚持产业转型升级和"高科技+"的自主优化思想,打造集聚区域特色的"美丽中国"绿色城市化样板区;加大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和宣传,以"生态+"思想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培育区域性绿色小城镇;建立多样化生态保护园区、现代化旅游和康养基地、科技化教育培训机构,促进区域内外多维多向联动发展;保有生态环境危机意识,积极创建保障措施,杜绝重大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