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15省儿童青少年肉类摄入情况和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中国15省（区、直辖市）儿童青少年肉类摄入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2015年中国居民营养状况变迁的队列研究资料,选取有完整连续3天24h膳食调查数据6～17岁的1 974名儿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应用Kruskal Wallis 或Wilcoxon rank sum非参数检验和χ2检验分析不同特征的儿童青少年肉类的摄入量,各类肉类摄入量占总摄入量的比例和消费率。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儿童青少年肉类摄入情况的影响因素。结果：儿童青少年肉类的摄入量P50（P25,P75）为77.0 g/d（33.3 g/d,133.3 g/d）。高、中等城市化社区,家庭收入高的儿童青少年肉类摄入达到推荐量的概率高于低城市化社区、家庭收入低的儿童青少年。结论：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肉类消费以猪肉为主,城市化水平和人均家庭收入是儿童青少年肉类摄入的影响因素。     

中国居民环境保护意愿的调查分析

调查了不同因素对我国居民环境态度的影响,从国家安全和农户意愿双重角度分析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运行状况.结果表明:我国公民的生态环保意识普遍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与经济收入的关系符合环境经济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贫困人口生活在环境恶劣的城市周边地区或环境严重退化的偏远山区,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加剧了城市的环境恶化;通过年龄与环境态度的比较分析发现,我国居民对环境严重恶化的关切程度及对政府开展环境保护的支持力度增强;发展经济、强化教育、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是制定环境保护政策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关于我国国民环境的态度调查

2004年10月随机抽取了北京、上海、河北、河南、湖南、陕西六省市对5000余位国民做了环境态度问卷调查.了解我国民众的生态观念、制约因素、以及潜在的保护环境的动机.调查结果显示,91%的被访者感到我国环境已严重恶化,78%的被访者支持政府耗资3000多亿元人民币开展退耕还林项目.居民的环境意识同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年龄、职业、居住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其中经济收入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居民环境意识变化的首要因素.区域差异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现阶段的环境压力主要集中在贫困的边远山区和快速崛起的城市周边地区,把发展经济、改善教育、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环境修复有机地结合起来,是生态政策管理的根本途径.     

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改变的作用及机制——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是缓和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常用措施之一，其核心目的是补偿社区居民的经济损失并最终改善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实现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研究了目前以及假设补偿后社区居民态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在对态度进行多维特征划分的基础上，使用Wilcoxon秩和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改变的作用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可显著改变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且均发生了积极的改变，但对不同维度态度的改变作用不同。其中，喜厌态度的改变最明显，其次是捕杀态度和保护态度，最后是期望态度。肇事补偿对于社区居民的态度及其改变作用受到其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其中是否受到过野生动物破坏、耕作总收入或总收入中耕作收入比重以及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社区居民的态度，农地总面积、牲畜数量、玉米地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情感态度的改变，玉米地损失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行为态度的改变。论文进一步讨论了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普及肇事补偿制度、完善肇事补偿机制、调整生计策略和种植结构、通过多种...     

辽宁省重化工业地区公众的环境意识调查与评价

公众环境意识对国家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重要影响.辽宁省中部重化工业区公众环境意识水平的调查对象为5个城市的居民、决策者、教师、学生、企业职工与农民,主要调查内容包括公众对环境质量变化的评价、对所居住社区环境的满意程度、公众关注的环境问题、环境污染类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原因、造成地区环境质量差异的原因、对环境保护的认知程度及国家未来的发展目标等.调查表明,78.7%的公众认为环境质量同5年前相比明显好转;但65.3%的公众认为居住社区环境一般,公众对于环保经费的使用排序为垃圾处理＞植树造林＞建污水处理厂＞改善空气质量.总体来看,多数公众缺乏必要的环境保护知识,对水体、食品污染的严重性普遍认识不足;居民环保意识差对环境质量改善具有明显制约作用;公众对环境意识宣传具有很强要求.本调查结果可为研究辽宁地区的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政府部门制定各种环保政策法规提供依据.     

辽宁省中部城市群居民地的分布格局

根据2006年Landsat TM影像,利用Erdas和ArcGIS软件,结合区划理论和聚落地理学,对辽宁省中部城市群的居民地分布格局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辽宁省中部城市群居民地在斑块数量上主要以小型斑块为主,斑块面积<1 km2的斑块数量达斑块总数的96.38%,在斑块面积上以沈阳等几个大型城市的居民地占主要地位。2)依据居民地面积的空间比重将辽宁省中部城市群居民地划分为东部地区、沈阳地区和西部地区3个特征区域,其中沈阳地区平均斑块面积最大,城市化程度最高;西部地区斑块密度最大,居民地最为密集;东部地区平均斑块面积和斑块密度均最小,居民地发育程度低于另2个区域。3)尽管居民地在3个区域内都呈随机分布,但其指示参数——最邻近点指数还是体现出明显的区划差异。4)居民地分布受中心城市的影响显著,各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不同,大小依次为沈阳>鞍山>铁岭>营口>辽阳>本溪>抚顺。     

城市社区尺度的生态交通评价指标

交通出行的便捷和绿色程度是城市生态社区评价的关键内容。基于生态社区评价研究中交通出行相关指标的筛选及分析,选择了评价社区交通出行生态水平的5项关键指标,即居民工作出行时长,社区停车状况,绿色出行比例,公共交通满意度,社区停车环境满意度,建立了基于交通出行数据采集的客观评价和基于居民满意度问卷调查的主观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选择北京市城区和近郊的4个不同社区案例进行调查、评价和比较,验证评价指标的有效性及北京典型社区的交通出行生态水平。北京居民工作出行时长在60 min以内的占样本总量的75%左右,7%的居民出行时长在90 min以上;居民平均绿色出行比例为69.5%;北京居民对公共交通的满意度约为46%,对社区停车环境满意度则不足19%。居民工作出行时长指标可以更直接的反应交通便捷程度,而公共交通的便利程度会影响到居民选择绿色出行方式的比例。     

卧龙自然保护区社区居民政策响应研究

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居民之间具有长期的相互依存关系,二者协调发展是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保护区政策是联结保护区和社区关系的纽带,通过调查和分析社区居民对保护区政策的响应,可以获得改善两者关系的有、效信息。本研究通过对卧龙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自然保护区和社区协调发展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保护区的主要生态保育政策和工程对改善保护区和社区的关系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一是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减少了农业就业人口,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将产生潜在威胁;二是天然林保护工程和以电代柴政策与居民用电消费和补偿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需要制定科学的用电消费和补偿机制。（2）社区居民对自然保护区的认知响应在不同社会特征的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教育水平和性别影响社区居民对保护区现行政策的认知响应,教育水平和居住地点影响社区居民对移民政策的响应,根据上述调查和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加强公众参与,提高教育水平,增加居民就业,科学确定电价以及逐步移民等相应对策。     

城市化对城市麻雀栖息地利用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

本文以北京市为例研究了城市化水平不同的8个区域中麻雀(Passermontanus)的数量分布现状以及影响麻雀分布的栖息地因子。结果表明,越冬期和繁殖期的麻雀数量均与城市化程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城市化程度高的城市中心商业区、高层居民区和城市主干道中的麻雀数量均很少;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城乡结合区、公园、城市的平房区及古建筑区域中麻雀数量均较多;高校校园和低层楼房居民区,虽然城市化程度相对较高,但由于植被较丰富,麻雀数量也较多。平房面积、针叶树数量、阔叶树数量、空调数量、高层楼房的面积、硬化地面的面积、人流量及车流量是影响麻雀栖息地利用的重要因素。其中平房面积、针叶树、阔叶树、空调的数量增加,可为麻雀提供栖息条件而有利于麻雀的利用;硬化地面的面积、高层楼房的面积、人流量及车流量的增加,由于减少了杂草等麻雀的食物来源并增加了干扰,不利于麻雀的利用。结果表明,虽然麻雀是一个适应人类生活环境的物种,但在快速的城市化变迁中,它已表现出对高度城市化环境的不适应。在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中,应考虑到为以麻雀为代表的城市鸟类提供生存必要的植被和繁殖场所,构建人鸟和谐共存的生态城市。     

深圳城市扩展模式的时空演变格局及驱动力分析

城市扩展是城市化过程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研究不同城市扩展模式的景观格局演变规律对理解城市化过程, 揭示城市格局演变规律和形态发展特征具有重要意义。以快速城市化典型地区--深圳市为研究区域, 通过对1980-2010年6期Landsat遥感影像进行解译, 将城市扩展模式识别与景观格局指数分析方法相结合, 对城市景观格局进行分析, 对比不同区域不同扩展模式的城市扩展格局, 并探究城市增长的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结果表明: 过去30年间城市用地类型转变为深圳景观主导类型, 其空间格局破碎化程度增加, 2005年后斑块破碎化程度下降; 两种城市增长模式中, 边缘扩展是城市增长的主要方式; 深圳城市扩展格局动态是以国家政策为导向的经济发展、人类活动和城市规划等多重因素共同驱动作用的结果。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城市化时空格局变化及其驱动力

城市化是最极端的人为土地覆盖的转变,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与服务的影响远超出城市本身的范围.基于3个时段土地利用数据,本研究利用景观格局分析方法分析了不同空间幅度下鄂尔多斯东四旗城市化景观时空格局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城市化对地区生态、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整体景观的破碎化和复杂性程度增大,各斑块类型表现出独特的空间特征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沙地和城市用地变化幅度最大,耕地受城市化的影响最严重.从驱动力的定性分析看,资源因素、城市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是驱动地区城市化景观时空格局变化的重要驱动因子.     

基于CVM的黄河三角洲城市噪声环境质量改善的居民支付意愿研究

运用CVM和统计分析方法,调查了黄河三角洲城市噪声环境质量改善居民的支付意愿,得出愿意为城市噪声质量改善支付部分金钱的占71.3%,支付额平均为3.64元/(月.人);性别和教育程度对居民支付意愿均无显著影响,年龄、月收入和噪声影响程度对居民支付意愿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职业对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变化规律不明显。性别和噪声影响程度对支付水平无显著影响,年龄和教育程度对支付水平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职业和月收入对支付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城-镇-乡人口教育差距的演变及影响机制

在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以平均受教育水平测量的城乡人口教育差距,并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倒U型发展,乡村、县镇与城市之间的差距都在不断扩大。对近20年间差距演变的过程进行分析表明,乡村和县镇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增长速度始终低于城市,尤其是县镇区域几乎没有增长。通过对主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并没有促使已经存在的差距自然消弥,城乡两个被分割的群体通过显性渠道与隐性渠道不断地文化教育再生产是差距存在和扩大的社会基础;高中阶段教育投入的增加更多是促进了城镇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初中阶段教育投入城乡差距的扩大直接导致人口受教育程度差距的扩大,而小学阶段教育投入城乡差距没有显示出统计上显著的影响;非户籍人口流动造成城乡人口结构的异质化,并进而扩大城乡常住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户籍人口迁入对城市和县镇人口受教育程度都有提升作用,迁出在抵消迁入的提升作用后,仍然导致城市与县镇之间教育差距的扩大。     

四川九顶山保护区周边社区经济及环境意识调查和建议

应用PRA方法对四川九顶山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5个乡镇的经济状况及居民的环境意识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1）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经济林木产品和矿山务工收入,对森林资源的依赖性不强;2）当地大量的采矿业破坏了自然环境;3）在调查居民的发展愿望时,37％的人认为应大力发展种植业。由于社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居民的发展愿望差异明显;4）各乡镇居民对保护区的认识和环境保护的看法有显著差异,经济发展地区的环境意识较强;5）保护区对居民的宣传教育偏少。保护区应加大对居民的宣教工作,积极开展社区共管;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经济发展的滞后可能影响社区的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所以在推动保护区的工作同时,实现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陕西省安康市居民健康相关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陕西省安康市居民健康相关行为及影响因素,为以后开展安康市社区居民健康教育提供数据。方法:选择定额抽样法,对安康市的15岁以上的4500名居民的健康行为行为进行问卷调查,其中2370名医院门诊患者、2130名社区居民,问卷调查内容包含吸烟、酗酒、运动锻炼与获取卫生保健知识的主动性,采用Logistic回归、X2检验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经过调查得知,12.9%吸烟者、6.9%的酗酒者、61.8%经常参加运动锻炼者、67.1%主动获取保健知识者。通过Logistic分析得知,年龄是酗酒、获取卫生知识主动性的影响因素;性别是影响吸烟、酗酒、获取卫生保健知识主动性的影响因素;文化程度是吸烟、酗酒、获取卫生保健知识主动性的影响因素;在业状况是运动锻炼、获取卫生保健知识主动性的影响因素。结论:经过本次调查分析后,陕西省安康市的居民健康相关行为主要与在业状况、性别与文化程度相关,协助城市居民养成良好的健康行为,健康教育主要目标是阻止危害健康的行为,以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     

城市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交互关系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探索生态系统服务与城市化的空间交互关系为城市发展和保护提供新的视角。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以其2015年的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等数据为基础,利用格网分析和空间自相关模型解析城市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交互规律。结果表明:(1)长株潭城市群城市化水平空间分布区域差异性显著,城市化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城市化地区、正在城市化地区和生态绿心保护区,表现出从城市化地区向周边地区依次递减的态势。(2)受城市化水平和土地利用变化等影响,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并呈现出"中心-外围"逐步升高的趋势。(3)长株潭城市群城市化与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之间呈显著负相关,由于驱动机制的不同,城市化地区、正在城市化地区和生态绿心保护区的城市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4)长株潭城市群的各项生态系统服务与城市化之间存在四种空间相关类型。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零散分布在整个研究区域,面积较小;高低集聚区分布在湘潭县西南部、株洲县东南部,面积较大;低高集聚区分布集中在城市化地区,呈现块状分布,面积较大。     

典型社区家庭消费碳排放特征与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家庭消费碳排放是中国碳排放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从消费角度研究家庭碳排量特征及影响因素对家庭碳减排和低碳社区建设有重要意义。使用碳排放系数法和消费者生活方式法计算北京市5种典型社区家庭消费月均碳排量,通过最优尺度回归和多重比较分析对不同社区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北京市5种社区户均碳排放总量及构成差异显著,影响因素不一致。其中：（1）平房类社区家庭直接碳排量732.26 kgCO₂/月高于其他社区,燃煤取暖是平房社区家庭直接碳排放高的主要因素,单位社区、政策性住房社区和商品房社区家庭直接碳排量较低,约50.00 kgCO₂/月。家庭类型显著影响每个社区家庭直接碳排量,家庭积极参与节能环保活动有利于减少家庭直接碳排放;（2）商品房社区家庭间接碳排量最高,达3879.06 kgCO₂/月,平房类社区家庭最低,间接碳排量仅为商品房社区的1/3,间接碳排放是家庭生活消费碳排放的主体。食品和居住消费产生的间接碳排量较高,老龄化社区家庭医疗保健消费碳排量更高;（3）家庭类型和月总收入对所有社区家庭间接碳排量影响显著,但社区环保工作满意度、社区环境满意度、家庭节能环保活动参与度、耐用品使用年限等因素影响程度存在差异,胡同社区和平房类社区中受教育水平高的家庭产生的间接碳排量更高,需积极灌输环保理念。进一步分析了主要影响因素在不同水平下对应的家庭碳排量差异程度与变化规律,有助于社区管理者识别高碳排家庭,为社区低碳管理提供新思路。     

京津冀城市群用水效率及其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

深入分析京津冀城市群用水效率与城市化水平的相互关系,揭示不同城市城市化水平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有助于缓解水资源短缺问题。结合超效率数据包络模型,定量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不同行业的用水效率,从人口、经济、社会与土地等不同城市化角度,全面分析了城市发展水平与生活、工业、农业三大行业用水效率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结论为:(1)2006—2015年,京津冀城市群生活和工业用水效率总体上略微下降,而农业用水效率明显上升;不同城市之间存在明显差别,唐山、衡水与沧州市各行业用水效率均较高,邯郸和邢台市各行业用水效率均偏低。(2)城市发展水平对不同行业用水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可以显著提高生活用水效率,但对工业和农业用水效率具有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综合用水效率仅受到经济城市化的显著影响,相关系数达0.19,表明提高用水效率的关键是进一步调整经济产业结构。(3)城市化水平与用水效率梯度的匹配状态较差。一方面,京津冀13个城市中达到匹配的城市仅有4个,占京津冀城市总数的30.77%,匹配程度较低。另一方面,不存在城市化水平和用水效率双高型的城市,匹配层次较低。综上所述,针对京津冀城市化发展与用水效率的失衡关系,应审视水资源投入产出结构并尝试行业联动等节水发展模式。     

人文因素对中国灰水经济生产率的影响

促进水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前我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以灰水经济生产率为研究主体,将其定义为GDP与灰水足迹之比,基于对我国31个省市(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数据尚未统计)2000—2014年灰水经济生产率区域特征和空间相关性的分析,利用空间Durbin模型对人文因素与灰水经济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灰水经济生产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西部,西部地区最低;(2)各省区灰水经济生产率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正自相关性且空间集聚程度较高,近年来区域间的分化加剧;(3)从全国范围来看,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度、城镇化水平及社会福利有利于本地灰水经济生产率增长,提高受教育程度和社会福利对邻近地区灰水经济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4)从各分区情况来看,提升民众受教育程度、产业结构优化度、城镇化水平和社会福利都对东部地区灰水经济生产率具有显著积极效用,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西部地区灰水经济生产率增加;在间接效应结果中,东部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中部社区服务机构的减少,西部社会福利的改善都对相应邻近地区灰水经济生产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此外,各地需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地区GDP,促进经济与环境健康发展。提出了推动我国水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丽江市家庭能耗碳排放特征及影响因素

现代社会中人类活动对碳排放的影响日益显著.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其消费活动产生的碳排放是全社会碳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丽江市农村和市区家庭生活用能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农村家庭生活用能以木柴为主,沼气和电为辅;市区家庭的生活用能以电为主,其次是液化气和蜂窝煤.从碳排放构成来看,农村地区木柴消费为家庭能源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占总碳排的83.6％;市区电力消费为家庭能源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占总碳排的88.4％.农村地区家庭的碳排放远高于市区家庭,主要原因是木柴的碳排放因子(1.87 kg CO2/kg)远高于电能的边际排放因子(0.7134 kg CO2·kW-1·h-1).从各影响因素与家庭主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回归结果来看,在农村地区,家庭规模、家庭收入、教育水平均对家庭木柴消费碳排放有显著的影响,但影响方向和程度有一定的差别;在市区,年龄结构、教育水平、家庭规模、住房面积均会不同程度增加家庭电能消费碳排放.建议政府在完善“家电下乡”政策、增加农村家庭收入、加强农村居民教育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以减少丽江市整体的家庭能耗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