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保护区群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管理对策

本文作者根据秦岭保护区群内７个自然保护区（保护站）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问题：一、牛背梁自然保护区的形状、大小、边界区划不合理;二、各自然保护区由于投资和建立时间不同,发展不平衡。三、周边地区商业采伐严重;四、农业蚕食,非法利用自然资源现象得不到制止;五、交通道路穿越保护区,影响动物基因交流;六、旅游开发缺乏统一管理。采取的对策主要是：一、在主要动物活动地带建立联合管理区和生物走廊带;二、加强对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投资;三、加强对穿越保护区公路沿线的管理;四、解决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开展社区共管工作;五、对旅游实行规范化管理;六、开展多种经营创收。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存在的问题及其管理对策

自然保护区内开展生态旅游,可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增加保护区的经济收入,但也会对保护区的生态平衡和动植物资源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何处理好自然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该文对国内外开展生态旅游的自然保护区进行了调查分析,结论认为,在自然保护区内开展生态旅游,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管理措施,进行科学规划,完善管理制度和监测体系,以达到不破坏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永续利用的目的。     

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环境指标与生态旅游评价指标初探——以北京松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生态旅游已成为当今旅游业的热点,而自然保护区则是开展生态旅游的重要依托。如何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是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北京的生态环境及其旅游中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在保护区内积极开展具有特色的生态旅游,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态旅游评价指标体系,为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与开发,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科学的决策依据;为松山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管理,提供了新思路和途径。     

环长白山旅游公路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随着中国公路建设大规模向生态敏感区延伸,野生动物保护问题凸显.但目前国内公路对野生动物影响的系统研究较少.2008年11月-2012年2月,采用样线法、红外相机监测法等对毗邻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环长白山旅游公路进行了动物致死、公路对动物的影响域、动物穿越公路、动物通道利用率等研究.结果表明:路域500 m范围内哺乳类、鸟类、爬行类和两栖类种类占到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的42.86％、24.78％、66.67％和66.67％,国家级保护物种达11种(Ⅰ级2种,Ⅱ级9种);一共有59种3475个动物被致死,平均达到61.6个·100 km-1,两栖类最多,达到2996个;环长白山旅游公路对鸟类和哺乳类物种丰富度无影响,但鸟兽活动痕迹有向路域200 m范围集中趋势;10次冬季调查发现,13种动物穿越公路共502次,穿越次数最多的是黄鼬,达到169次,动物偏好于自然保护区段穿越公路(原始红松阔叶林段落);有6种中大型动物利用桥涵穿越公路,桥梁和涵洞利用率分别达到88％和44.2％,植被类型、人为干扰、通道尺寸都对通道利用率有影响.提出了具体的保护对策.     

环长白山旅游公路对中大型兽类的阻隔作用

道路对野生动物的阻隔作用是理解道路对野生动物影响的重要内容。选择毗邻和穿越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环长白山旅游公路,于2008—2012年通过路域样线调查,评价了公路对中大型兽类的阻隔作用以及不同植被类型对中大型兽类活动的影响。结果显示:(1)路域500 m范围内有12种中大型兽类活动,包括5种国家级保护物种;(2)红松阔叶林中的中大型兽类的种类和痕迹数量显著大于白桦次生林;(3)公路的自然保护区侧兽类种类显著大于非保护区侧,尤其在雪季,自然保护区侧的兽类种类和痕迹数量都显著大于非保护区侧;(4)野猪(Sus scrofa)、西伯利亚狍(Capreolus pygargus)、黄鼬(Mustela sibirica)、紫貂(Martes zibellina)、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狗獾(Meles leucurus)、松鼠(Sciurus vulgaris)和东北兔(Lepus mandshuricus)的痕迹数量在公路两侧和不同植被类型中都无显著差异,但黄鼬的痕迹数量在雪季时的红松阔叶林内显著大于白桦次生林,野猪和西伯利亚狍在非雪季时的红松阔叶林显著大于白桦次生林;(5)雪季,从路域50 m范围内兽类痕迹数量与兽类穿越率的关系来看,马鹿(Cervus elaphus)穿越公路通道被限制在K25~K27区间,受公路阻隔影响较大;(6)兽类年度穿越率与交通量呈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本研究表明,环长白山旅游公路对兽类阻隔作用已经显现,且随着时间推移,阻隔作用有加强趋势。鉴于自然保护区外围人为干扰大的现状,提出应加强自然保护区之间的动物迁移走廊建设的建议。     

陕西青木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脊椎动物 物种多样性现状和保护成效

野生动物资源本底是自然保护区开展生物多样性有效管理的基础。为了掌握脊椎动物资源现状和评估保护成效,在2017和2018年,利用样线法和红外相机陷阱法等方法,对陕西青木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脊椎动物资源进行了实地调查,并采用专家打分法对该保护区保护成效进行赋值评估。结果表明：（1）青木川自然保护区现已记录野生脊椎动物342种,隶属5纲32目91科233属,其中,国家I级、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别为10种和41种;与2002年保护区建立初期相比,增加了4目9科46属83种,其中,鸟类物种数增加最多,达55种,两栖类仅增加1种。（2）青木川镇游客总量从2009年的5万余人次/年,发展到2017年的162万人次/年,保护区外围的旅游开发对该保护区脊椎动物及栖息地均有一定的潜在影响。（3）过去30年内土地利用模式变化明显,2001年未建立保护区时,该区域农业用地面积约占总面积的33%,建立保护区后至2018年,农业用地仅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使得区域内脊椎动物的栖息地面积显著增加。（4）保护区的保护成效显著,主要干扰因素发生变化,表现为保护区脊椎动物物种总数明显增加,栖息地适宜性和区域完整性显著增强,主要干扰因素类型已由早期的农林牧渔活动转变为现在的外围旅游开发。     

卧龙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模式探讨

针对目前国内外广泛出现的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的矛盾冲突,研究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卧龙保护区)为例,从就业机会、野生动物的破坏及补偿、对资源利用的限制、旅游的开展、社区参与、家畜的饲养和放牧、非木林产品的采集、狩猎、农业活动和传统保护等10个方面,向卧龙保护区内的农户、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和游客等4类人群发放调查问卷,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关系模式(包括发展协调型、社区不利型、保护区不利型和冲突竞争型)及其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4类人群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模式的界定有显著差异(P＜0.05),但皆以发展协调型为主导模式.卧龙保护区对当地社区的影响主要是:提高当地知名度、发展旅游业提高收入、限制资源的利用等;当地社区对卧龙保护区的影响主要是:协助保护野生动植物、参加联防工作、放牧破坏生物生境等.影响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是:政策、旅游和社区活动.建议建立专职的社区共管部门,聘请当地居民参与生态旅游,并设立野生动物破坏补偿委员会.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的评价便于管理人员整体把握各项社区管理措施的管理成效,从关系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着手,提高保护区的社区管理水平.     

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的典型模式

随着全球自然保护区数量以及保护区内部及周边人口的与日俱增,保护与发展的和谐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本文将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看作两个互相作用的系统,从自然保护区对当地社区经济发展、生活质量和文化教育的影响以及当地社区对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两方面剖析了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的3种典型模式：发展平衡型、发展失衡型和冲突竞争型,其中发展失衡型又分为社区不利型和保护区不利型。然后从就业机会、野生动物对农作物和家畜的破坏及补偿、对资源利用的限制、旅游的开展、社区参与、家畜的饲养和放牧、非木林产品的采集、狩猎、农业活动以及传统保护等10个方面对3种模式加以识别。这种模式的划分以及关键行为特征的识别便于保护区为社区管理工作定位,有助于保护区与社区的和谐发展。     

四川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监测取得丰硕成果

<正>开展野生动物监测是自然保护区的一项基本职责。掌握目标物种及其主要伴生动物的种群状况对于加强野生动物的保护与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四川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03°57'~104°04'E,28°39'~28°43'N)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境内,主要保护对象为四川山鹧鸪Arborophila rufipectus等珍稀雉科鸟类及其栖息地,海拔范围900~2009 m,总面积约3500 hm2。2013年4月—2014年3月,保护区管理局联合乐山师范学院西南山地濒危鸟类保护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利用红外相机对四川山鹧鸪及其主要伴生动物进行了为期近1年的监测,取得丰硕成果。     

汕头海岸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资源与开发前景分析

生态旅游是生态、经济和社会三种效益相统一的旅游资源开发新思路。根据汕头海岸湿地自然保护区的自然环境和景观资源特点及其分布状况,在该保护区内适度开展生态旅游活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和勘探,发现海岸湿地的自然旅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地理位置条件优越,周边人文、海域景观丰富多彩。对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进行了总体规划,拟将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即新津河口至南港口的834.89hm²湿地作为开展生态旅游活动区。并进行了环境容量及旅游效益分析。通过生态旅游活动,不但能为保护区增强自我发展潜力,还能促进周边群众发展服务性经营,增加经济收入,扩大人员就业。     

卧龙自然保护区社区居民政策响应研究

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居民之间具有长期的相互依存关系,二者协调发展是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保护区政策是联结保护区和社区关系的纽带,通过调查和分析社区居民对保护区政策的响应,可以获得改善两者关系的有、效信息。本研究通过对卧龙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自然保护区和社区协调发展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保护区的主要生态保育政策和工程对改善保护区和社区的关系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一是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减少了农业就业人口,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将产生潜在威胁;二是天然林保护工程和以电代柴政策与居民用电消费和补偿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需要制定科学的用电消费和补偿机制。（2）社区居民对自然保护区的认知响应在不同社会特征的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教育水平和性别影响社区居民对保护区现行政策的认知响应,教育水平和居住地点影响社区居民对移民政策的响应,根据上述调查和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加强公众参与,提高教育水平,增加居民就业,科学确定电价以及逐步移民等相应对策。     

观音山自然保护区和佛坪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种群的分布格局

2007年10月和2008年4月,对佛坪自然保护区和观音山自然保护区内大熊猫的活动痕迹进行了样线调查,研究了该区内大熊猫种群及其同域主要伴生动物的分布情况,并分析了影响大熊猫活动分布格局的环境因素.结果表明：观音山和佛坪自然保护区的大熊猫及同域主要伴生野生动物的分布格局基本一致,大熊猫在观音山自然保护区的活动痕迹密度、范围均小于佛坪自然保护区;研究区内2个大熊猫高密度等级的活动中心均分布在佛坪自然保护区内;观音山自然保护区内的大部分地区无大熊猫活动;羚牛、斑羚、野猪等大熊猫主要伴生动物在观音山自然保护区内的活动痕迹数量高于佛坪保护区;人类干扰可能对大熊猫种群活动的分布格局产生影响.     

中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有效性的现状评价与对策

基于世界银行(WB)/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开发的管理有效性跟踪工具调查表,对中国535个自然保护区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了保护区管理有效性的现状评价与对策.结果表明： 535个自然保护区的平均分数为51.95分,其中分数低于60分的保护区占69.35%,说明我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水平总体偏低;不同保护区级别和建立时间的保护区管理有效性得分的差异显著（P<0.01）,保护区级别越高、建立时间越长,管理有效性的分数越高;而不同保护区面积和类型间保护区管理有效性分数的差异不显著（P>0.05）;管理基础、管理机制、管理行为和管理效果4个指标类别的平均分数分别为1.55、1.44、1.52和1.90分;从全部指标的得分情况来看,保护对象的管理、保护状况、保护区边界、资源管理和保护区机构是平均分数最高的指标,设备使用和维护、社区共管、事业费、经费管理、保护区管理体制及保护区管理办法的平均分数最低.中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体系与制度已基本建立,重要的保护对象和价值基本得到了保护,但在管理机制和基础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建议从经费分配机制和经费管理机制、内部建设以及社区参与3个方面加以改善.     

福建漳江口红树林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

福建漳江口红树林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东经117024/07//～117030/00// ,北纬23053/45//～23056/00//的云霄县内,总面积2 360 hm2;是福建省唯一的一个红树林国家级保护区。本文介绍了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现状,保护区内现有生物物种688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19种,“三有”动物162种,中日协定保护候鸟77种,中澳协定保护候鸟41种,有全国最大面积的白骨壤林。并提出了符合保护区管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实施政策、尽快在保护区建立生态旅游区、加强保护区的科学研究和扩大国内外联系,搞好管护。     

自然保护区管理效果影响因素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效果是保护区管理工作能力的重要考核指标。由于管理基础、管理机制和管理行为的不同,对保护区的管理效果产生影响的因素也有差异。为了剖析保护区管理过程中各项管理要素对管理效果产生影响情况及其重要程度,从林业系统中选取15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问卷调查,从26项管理要素中得到14项能体现管理有效性的关键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利用X^2检验的方法,分析这些关键评价指标与保护区的管理效果之间的关系,为今后的管理工作提供参考依据。经过研究,自然保护区管理效果的3个指标（保护状况E1、保护区控制E2、对当地社区经济效益的影响E3）中,目前E1在各个保护区中的管理效果得分中最高,这说明维护保护区的保护状况仍是各个保护区最为重视的工作目标;而保护区管理有效性评价指标中各个因子对于管理效果有不同的影响结果。在这些管理评价指标中,宣传项目是唯一对保护区管理效果中的3个指标都有影响的因素,并对E1这一管理效果因素影响最大,而管理监督评价和旅游管理与收费则是分别对E2、E3的影响最大。通过分析,将会更加明确保护区的管理因素中各个指标的重要性,通过对采取合理的方式,最终可以提高保护区的管理效果。     

北京市自然保护区空间布局与三区二带理念

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北京市自然保护区的空间布局,通过Arcgis软件,矢量化北京市保护区边界,使得自然保护区成为研究底图中的斑块,参照位置的不同,利用Fragstats软件计算聚集度指数（AI）从而提出三区划分的假设,将北京市分成3个大的保护区体系,在此基础之上,计算各个保护区之间的几何最近邻距离（ENN）,证明三区划分的合理性。然后,通过小班数据,分析连接三区廊道之间的土地利用结构,为北京市划分出连接保护区体系的西部山脉廊道和东部水域廊道。最终形成北京市自然保护区分布格局三区二带规划理念。     

基于MaxEnt模型的兴隆山保护区野生马麝秋季生境适宜性评价

生境适宜性评价对野生动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管理均具有重要意义。甘肃兴隆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野生马麝(Moschus chrysogaster)的重要分布区,为了解该保护区野生马麝的生境状况,本研究利用红外相机于2021年秋季在兴隆山保护区采集野生马麝分布数据,结合地形、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距离河流距离和距离道路距离等环境因子变量,通过MaxEnt模型对野生马麝的秋季生境进行了适宜性评价。结果表明：NDVI、道路距离、河流距离和海拔是影响兴隆山保护区野生马麝秋季生境适宜性的主要因子,其贡献率分别为33.20%、22.70%、16.70%和14.60%;兴隆山保护区野生马麝的秋季潜在适宜区面积为75.22 km²,占保护区面积的26.13%;其中,高适宜区主要分布在保护区西北部和东南部区域,占保护区面积3.26%。本研究确定了兴隆山保护区野生马麝秋季适宜生境的分布状况及关键环境影响因子,可为优化野生马麝保护和生境管理提供重要参考。     

中国自然保护区网络现状分析与优化设想

我国的自然保护区已覆盖了近15%的国土面积。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地理学方法（Geographic approach to protec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tiy,GAP）分析了自然保护区的布局和现状。结果表明：我国自然保护区已基本上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但现有保护区网络布局有待进一步合理化：许多重要的、我国特有的或分布狭域的自然生态系统类型、一些珍稀濒危动植物的栖息地、许多稀有或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自然资源的产地等尚未被全部纳入保护体系内。作者建议未来自然保护区建设要从以保护物种为中心转向以保护生态系统为中心。应立足现有保护区网络,以扩建原有保护区为主;将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保护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建立跨国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区规划要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如在西部应以建立大型自然保护区为主;中、东部人口稠密地区以建立中小型保护区和保护点为主;在候鸟越冬、繁殖与停歇地,可建立季节性保护区等。     

自然保护区管理有效性评价方法的比较与应用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开展自然保护区管理有效性评价是了解自然保护区管理状况、提升保护区管理水平、实现保护区管理目标的有效途径。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世界保护区委员会(WCPA)提出的保护区管理有效性评价框架的基础上, 世界上很多国家和组织机构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开发了更为详细的评价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归为4类, 包括基于证据的深入评价法、基于同行评定的综合评价法、基于专家知识的快速记分评价法, 以及基于假设的分类评价法。本文比较了这4类方法的应用范围、对象、目的、形式, 以及各类方法的优缺点及其适用条件, 总结了8种主要方法的评价指标的构成及其应用现状。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自然保护区管理有效性评价方法在中国自然保护区中的应用及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适用于中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有效性评价的方法及其评价指标构成。     

黑龙江省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功能区划的研究

自然保护是全人为共同关切的问题。近些年来,黑龙江省自然保护区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保护区类型多样、分布广泛、数量逐年增加。但是,目前在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是存在一定问题。突出表现在经济开发与自然保护的关系上,管理工作滞后。为进一步加强全省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本文从２４个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功能研究入手,根据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区的特点和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对策和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