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青木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脊椎动物 物种多样性现状和保护成效

野生动物资源本底是自然保护区开展生物多样性有效管理的基础。为了掌握脊椎动物资源现状和评估保护成效,在2017和2018年,利用样线法和红外相机陷阱法等方法,对陕西青木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脊椎动物资源进行了实地调查,并采用专家打分法对该保护区保护成效进行赋值评估。结果表明：（1）青木川自然保护区现已记录野生脊椎动物342种,隶属5纲32目91科233属,其中,国家I级、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别为10种和41种;与2002年保护区建立初期相比,增加了4目9科46属83种,其中,鸟类物种数增加最多,达55种,两栖类仅增加1种。（2）青木川镇游客总量从2009年的5万余人次/年,发展到2017年的162万人次/年,保护区外围的旅游开发对该保护区脊椎动物及栖息地均有一定的潜在影响。（3）过去30年内土地利用模式变化明显,2001年未建立保护区时,该区域农业用地面积约占总面积的33%,建立保护区后至2018年,农业用地仅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使得区域内脊椎动物的栖息地面积显著增加。（4）保护区的保护成效显著,主要干扰因素发生变化,表现为保护区脊椎动物物种总数明显增加,栖息地适宜性和区域完整性显著增强,主要干扰因素类型已由早期的农林牧渔活动转变为现在的外围旅游开发。     

峨眉山世界遗产地植物多样性全球突出普遍价值及保护

该研究在申遗文本和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峨眉山世界遗产地原生植物及植被群落为研究对象,从物种多样性、物种组成、植物区系、植被类型及垂直分布格局等方面,分析论证了峨眉山世界遗产地植物多样性的全球突出普遍价值,并简要概述了当前峨眉山世界遗产地植物受威胁状况以及在保护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结果表明:(1)峨眉山世界遗产地目前拥有高等植物242科3 200种以上,特有植物、孑遗植物种类丰富。(2)与中国其他湿润性亚热带山地森林垂直带谱相比,峨眉山亚热带森林植被类型完整,常绿阔叶林东部类型在山地垂直带谱中占据显著地位,海拔上限最高,跨度最大,具有典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东部亚区森林群落特点。(3)植物区系复杂,既有热带、亚热带和温带植物区系成份,又有中国—日本与中国—喜马拉雅植物区系分布。(4)受人为活动(旅游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和自然扰动(气候变暖、地质灾害等)影响,峨眉山世界遗产地植物多样性下降明显,珍稀濒危植物受威胁程度增加,典型群落面积退化,稳定性降低。建议在划定珍稀植物保护区,对植物栖息地进行专门保护的基础上,开展植物多样性、环境因子、人为活动动态监测,预见性地保护其突出普遍价值,实现世界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动物园动物种类与种群大小

2007～2008年,我们开展了中国动物园物种编目与易地保护抽样调查,抽样调查了68家动物园。抽样动物园饲养了789种[(包括虎(Panthera tigris)和金钱豹(P.pardus)的亚种]野生动物,比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动物园饲养的600种野生动物,增加了180多种;抽样动物园饲养展出野生动物中有国外野生动物种类267种,比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动物园饲养的100种国外野生动物,增加了160种。抽样动物园展出的中国哺乳类、鸟类、爬行类和两栖类种类数分别占中国哺乳类(607种)、鸟类(1332种)、爬行类(384种)和两栖类(302种)种类总数的25.0%、28.2%、22.7%、4.0%。这些抽样动物园饲养了234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254种CITES附录物种,其中,饲养的国家Ⅰ级和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别占国家Ⅰ级和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总数的70.57%和47.09%;饲养的列入CITES附录Ⅰ、附录Ⅱ及附录Ⅲ的中国动物分别占列入这些附录的中国动物总数的64.21%、60.86%和50%。中国动物园成功繁殖了大熊猫(Ailuiopodidae melanoleuca)、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e)、雪豹(P.unicia)、华南虎(P.tigris amoyensis)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等濒危物种,也成功繁殖了从国外引入的猎豹(Acinonyx jubatus)、大猩猩(Gorilla gorilla)、美洲狮(Puma concolor)等动物。然而,调查发现,(1)抽样动物园仅饲养了四分之一左右的中国哺乳类、鸟类及爬行类动物种类,饲养的两栖类更少;(2)抽样动物园饲养种群小,多数物种没有形成可繁殖种群。抽样调查的动物园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及哺乳类种群大小分别为5.09(±2.15)只、5.69(±4.28)只、15.00(±6.63)只和10.08(±2.91)只;(3)一些动物园,特别是小型动物园动物饲养空间小,一些动物表现出刻板行为;(4)中国动物园饲养繁殖的大熊猫、华南虎、鹤类已经建立了谱系,其他一些物种的谱系正在建立之中,然而,多数动物还没有谱系;(5)一些小型动物园存在笼舍不清洁,仅饲养了单只动物,展出动物名牌错误等问题。动物园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重视动物园的发展,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为更多动物建立谱系,加大动物园的投入,增加动物种类,增大动物园面积,丰富圈养环境,发挥大型动物园的示范作用,以充分发挥动物园的动物展示、科学普及与物种资源保存功能。     

控制野生物国际贸易, 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CITES公约第十八次缔约方大会评述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公约)第十八次缔约方大会于2019年8月召开, 审议了56个附录修订提案和140多个工作文件, 延续了近年附录修订趋势, 但减缓了新物种列入附录速度, 明确了附录的适用、解释和执行, 设立了监管新规定, 还采纳了《CITES公约2020后战略愿景》。中国在会上树立了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负责任大国的正面形象, 中国提交的5项附录修订提案全部获得通过。     

加入《迁徙物种公约》, 促进全球迁徙动物保护

<正>自然界中,一些野生动物为了觅食或繁殖,会随着季节沿固定或非固定路线从一处栖息地转换到另一处栖息地。这些野生动物常常跨越国界进行长距离的迁徙或洄游,其生存容易受到迁徙或洄游路线阻断、过度捕猎/捕捞、气候变化以及觅食或繁     

普氏原羚分布、种群和保护现状

普氏原羚(Procapra przewalskii)是青藏高原特有物种,为了掌握该物种的分布和种群状况,我们于2014–2015年采用全面调查和直接计数的方法,对普氏原羚的分布、种群和保护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普氏原羚分布在青海湖周边12个隔离的分布点,与全国第一次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的结果相比,有多个新的分布点被发现,分布范围和面积扩大;调查共发现1,238只普氏原羚,与2010年以后的调查结果相比,种群数量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然而,仅有4个分布点位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尽管刚察县成立了青海湖普氏原羚特护区,天峻县成立了普氏原羚自然保护站,但现有的管护力度仍然不够,且缺乏系统的管理规划。我们建议在天峻县布哈河上游的生格–快尔玛地区成立普氏原羚自然保护区;同时建立适当的生态补偿机制,协调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鉴于目前圈养种群发展迅速,建议在历史分布区选取合适的地点进行人工繁育个体的迁地放归。     

青藏高原有蹄类动物多样性和特有性:演化与保护

青藏高原是地球上一个独特的自然地理单元,具有丰富的生境类型和生物种类,是生物多样性与全球环境变化领域的热点研究区域。青藏高原发育着独特的动物区系,尤其是有蹄类动物,如藏羚(Pantholops hodgsonii)、野牦牛(Bos mutus)、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普氏原羚(P.przewalskii)、白唇鹿(Przewalskium albirostris)等青藏高原特有动物。在本文中,我们探讨了如下问题:青藏高原有多少种有蹄类动物?有多少种特有有蹄类动物?其分布格局如何?生存状况如何?保护现状如何?我们首先确定了青藏高原动物地理区的地理边界。发现青藏高原有28种有蹄类,其中10种是青藏高原特有种。青藏高原有蹄类种数占中国有蹄类的42%,单位面积上的有蹄类物种密度比中国现生有蹄类物种平均密度高62%。特有种比例高达36%。然而,青藏高原有蹄类物种分布不均匀,其丰富度呈东部高西部低格局,而高原特有有蹄类则分布于高原腹地。青藏高原有蹄类动物生存受威胁比例高,其中71%为受威胁物种,54%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I或附录II。野外调查发现大额牛(Bos frontalis)已经野外灭绝,目前仅在高黎贡山有人工养殖的群体。青藏高原有蹄类物种红色名录指数从1998–2015年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全球气候变化将加剧这一趋势。青藏高原有蹄类受威胁局面仍在继续,物种生存状况持续恶化。虽然经过40年的自然保护区建设,但一些青藏高原有蹄类的重要种群与栖息地并没有被自然保护区和新建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所覆盖。因此,在开发青藏高原、实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应尽量保存高原野生动物种群与生境,实现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双赢目标。     

“野生动物”的概念框架和术语定义

“野生动物”(wild animal)一词不止在我国, 在全球的英语使用者中也有不同的含义。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国内法和国际法背景下的定义和适用范围, 结合人类对动物繁殖和生活条件的控制情况, 本文提出了“野生动物”的二维概念框架, 梳理了动物从“野生”到“驯化”的12个连续状态。以下状态即未经中长期人工选择的动物类群应被视为野生动物: (1)其在荒野自然或人工环境(如城市或乡村)中自由生存繁殖, 无论是否存在人工投喂、经救护或辅助生殖后被放归的个体; (2)被捕捉圈养在人工环境中生活, 或源自野外但在圈养条件下出生的个体; (3)直系血亲(《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解释为世系前四代)仍有野外来源的人工繁育后代; (4)放生、逃逸或引入到自然环境中的人工繁育个体。在野生动物物种保护的目标和语境之下, 经过长期人工选择的驯化动物, 无论其是否在人类控制下生活, 如家养猫狗、家禽家畜或模式实验动物, 以及流浪猫狗、放生禽畜和野化家养动物等都不是“野生动物”。但对于一些经过一定程度的人工选择, 所处人类控制情况和对野外种群的影响各异(如经过多代人工繁育的驯养动物、因人类活动导致的外来动物等), 其是否需被作为野生动物管理, 则需要根据生态安全、物种管理、立法目标等特别设定监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对象可以考虑为: 受到人类威胁濒临灭绝的, 或者具有重要生态作用的野生动物物种, 其状态可不限于是在野外还是人工控制条件下。其他动物的管理, 可根据遗传资源保护、疫病防控、动物福利和生态安全等需要, 另外设立《动物福利法》《生物安全法》等, 并和已有的法律法规如《动物防疫法》《渔业法》等做好衔接。本文还就《野生动物保护法》可能采用的“野生动物”定义提出建议。     

中国阿勒泰地区鸟类物种编目、丰富度格局和区系组成

中国阿勒泰地区位于新疆北部, 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交界, 该区包含阿尔泰山及山前荒漠和绿洲, 属于全球200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和最具代表性生态区之一的阿尔泰-萨彦岭生物热点地区。阿勒泰地区生境多样, 鸟类物种资源丰富。尽管以往曾在阿勒泰地区进行过一些鸟类调查, 但对于该地区不同景观和生境类型中鸟类物种丰富度和分布尚无详尽报道。本文通过2013-2016年在中国境内阿尔泰山及山前平原地区对不同生境类型中的鸟类进行实地调查, 并总结文献资料及观鸟爱好者的记录数据, 重新整理了阿勒泰地区鸟类名录及地理分布, 分析了鸟类的物种组成、区系成分; 通过鸟类分布位点数据, 选取气候、土地覆被类型、人类足迹指数及地形共4类环境因子作为自变量建立MaxEnt生态位模型, 通过模拟77种鸟类的适宜分布区并叠加分布图层, 获得了阿勒泰地区的鸟类物种丰富度分布格局。结果表明: 阿勒泰共记录鸟类344种, 隶属19目55科149属, 其中雀形目163种。在垂直海拔带上, 鸟类物种数分别为高山裸岩带24种, 高山草甸带35种, 山地森林草原带172种, 低山灌木带130种, 荒漠草原带84种, 平原绿洲带173种, 以及各海拔带的湿地与水域生境中水鸟92种; 在区系成分上, 以北方型鸟类为主(170种, 占49.4%), 其次为广布种(93种, 占27.0%)。阿尔泰山地的鸟类区系呈现出西伯利亚动物区系特征, 山前平原地区呈现蒙新区分布特征, 因此, 阿勒泰地区动物地理区系属于古北界欧洲-西伯利亚亚界阿尔泰-萨彦岭区阿尔泰亚区; 山前平原地区属于古北界中亚亚界蒙新区西部荒漠亚区。MaxEnt模型推测阿勒泰地区山前平原绿洲地区、山地森林草原带和低山灌木带具有较高的鸟类物种丰富度, 尤其是额尔齐斯河流域下游的绿洲带宽阔, 鸟类物种丰富, 而高山区和荒漠生境中鸟类物种相对较少。模型预测的结果与实际调查情况相符。阿勒泰地区应采用生态友好的经济发展策略, 加强对乔木和灌木的保护, 这有助于维持较高的鸟类物种多样性。此外, 降低生境破碎化不仅对该地区物种保护有重要作用, 也对维持阿尔泰-萨彦岭生物热点地区的山地鸟类多样性有重要意义。     

从埃及到昆明-蒙特利尔——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转变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下简称：昆蒙框架)。这一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先后经历了预稿、初稿和昆蒙框架,经过了多轮谈判和磋商,部分内容不断调整,显示出了各方在部分议题上的分歧和妥协。本文详细梳理了预稿、初稿和昆蒙框架中2050年长期目标和2030年行动目标中涉及的指标,及指标期望达到的目标,提出讨论和关注的重点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遗传多样性保护、保护地目标、转型和紧急行动,以及框架的落实。未来工作的重点则是如何采取紧急行动,将全球目标转换为国家行动,提供资金支持,以及确保监测体系有效实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