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保护区群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对策

本文作者根据秦岭保护区群内7个自然保护区(保护站)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问题：一、牛背梁自然保护区的形状、大小、边界区划不合理;二、各自然保护区由于投资和建立时间不同,发展不平衡。三、周边地区商业采伐严重;四、农业蚕食,非法利用自然资源现象得不到制止;五、交通道路穿越保护区,影响动物基因交流;六、旅游开发缺乏统一管理。采取的对策主要是：一、在主要动物活动地带建立联合管理区和生物走廊带;二、加强对老县城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和投资;三、加强对穿越保护区公路沿线的管理;四、解决对资源的过度利用,开展社区共管工作;五、对旅游实行规范化管理;六、开展多种经营创收。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存在的问题及其管理对策

自然保护区内开展生态旅游,可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增加保护区的经济收入,但也会对保护区的生态平衡和动植物资源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何处理好自然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该文对国内外开展生态旅游的自然保护区进行了调查分析,结论认为,在自然保护区内开展生态旅游,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管理措施,进行科学规划,完善管理制度和监测体系,以达到不破坏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永续利用的目的。     

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环境指标与生态旅游评价指标初探——以北京松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生态旅游已成为当今旅游业的热点,而自然保护区则是开展生态旅游的重要依托。如何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是保护区开展生态旅游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北京的生态环境及其旅游中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在保护区内积极开展具有特色的生态旅游,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态旅游评价指标体系,为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与开发,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科学的决策依据;为松山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和管理,提供了新思路和途径。     

环长白山旅游公路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随着中国公路建设大规模向生态敏感区延伸,野生动物保护问题凸显.但目前国内公路对野生动物影响的系统研究较少.2008年11月-2012年2月,采用样线法、红外相机监测法等对毗邻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环长白山旅游公路进行了动物致死、公路对动物的影响域、动物穿越公路、动物通道利用率等研究.结果表明:路域500 m范围内哺乳类、鸟类、爬行类和两栖类种类占到长白山自然保护区的42.86％、24.78％、66.67％和66.67％,国家级保护物种达11种(Ⅰ级2种,Ⅱ级9种);一共有59种3475个动物被致死,平均达到61.6个·100 km-1,两栖类最多,达到2996个;环长白山旅游公路对鸟类和哺乳类物种丰富度无影响,但鸟兽活动痕迹有向路域200 m范围集中趋势;10次冬季调查发现,13种动物穿越公路共502次,穿越次数最多的是黄鼬,达到169次,动物偏好于自然保护区段穿越公路(原始红松阔叶林段落);有6种中大型动物利用桥涵穿越公路,桥梁和涵洞利用率分别达到88％和44.2％,植被类型、人为干扰、通道尺寸都对通道利用率有影响.提出了具体的保护对策.     

环长白山旅游公路对中大型兽类的阻隔作用

道路对野生动物的阻隔作用是理解道路对野生动物影响的重要内容。选择毗邻和穿越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环长白山旅游公路,于2008—2012年通过路域样线调查,评价了公路对中大型兽类的阻隔作用以及不同植被类型对中大型兽类活动的影响。结果显示:(1)路域500 m范围内有12种中大型兽类活动,包括5种国家级保护物种;(2)红松阔叶林中的中大型兽类的种类和痕迹数量显著大于白桦次生林;(3)公路的自然保护区侧兽类种类显著大于非保护区侧,尤其在雪季,自然保护区侧的兽类种类和痕迹数量都显著大于非保护区侧;(4)野猪(Sus scrofa)、西伯利亚狍(Capreolus pygargus)、黄鼬(Mustela sibirica)、紫貂(Martes zibellina)、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狗獾(Meles leucurus)、松鼠(Sciurus vulgaris)和东北兔(Lepus mandshuricus)的痕迹数量在公路两侧和不同植被类型中都无显著差异,但黄鼬的痕迹数量在雪季时的红松阔叶林内显著大于白桦次生林,野猪和西伯利亚狍在非雪季时的红松阔叶林显著大于白桦次生林;(5)雪季,从路域50 m范围内兽类痕迹数量与兽类穿越率的关系来看,马鹿(Cervus elaphus)穿越公路通道被限制在K25~K27区间,受公路阻隔影响较大;(6)兽类年度穿越率与交通量呈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本研究表明,环长白山旅游公路对兽类阻隔作用已经显现,且随着时间推移,阻隔作用有加强趋势。鉴于自然保护区外围人为干扰大的现状,提出应加强自然保护区之间的动物迁移走廊建设的建议。     

卧龙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模式探讨

针对目前国内外广泛出现的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的矛盾冲突,研究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卧龙保护区)为例,从就业机会、野生动物的破坏及补偿、对资源利用的限制、旅游的开展、社区参与、家畜的饲养和放牧、非木林产品的采集、狩猎、农业活动和传统保护等10个方面,向卧龙保护区内的农户、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和游客等4类人群发放调查问卷,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关系模式(包括发展协调型、社区不利型、保护区不利型和冲突竞争型)及其管理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4类人群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模式的界定有显著差异(P＜0.05),但皆以发展协调型为主导模式.卧龙保护区对当地社区的影响主要是:提高当地知名度、发展旅游业提高收入、限制资源的利用等;当地社区对卧龙保护区的影响主要是:协助保护野生动植物、参加联防工作、放牧破坏生物生境等.影响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是:政策、旅游和社区活动.建议建立专职的社区共管部门,聘请当地居民参与生态旅游,并设立野生动物破坏补偿委员会.对卧龙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的评价便于管理人员整体把握各项社区管理措施的管理成效,从关系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着手,提高保护区的社区管理水平.     

陕西青木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脊椎动物 物种多样性现状和保护成效

野生动物资源本底是自然保护区开展生物多样性有效管理的基础。为了掌握脊椎动物资源现状和评估保护成效,在2017和2018年,利用样线法和红外相机陷阱法等方法,对陕西青木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脊椎动物资源进行了实地调查,并采用专家打分法对该保护区保护成效进行赋值评估。结果表明：（1）青木川自然保护区现已记录野生脊椎动物342种,隶属5纲32目91科233属,其中,国家I级、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别为10种和41种;与2002年保护区建立初期相比,增加了4目9科46属83种,其中,鸟类物种数增加最多,达55种,两栖类仅增加1种。（2）青木川镇游客总量从2009年的5万余人次/年,发展到2017年的162万人次/年,保护区外围的旅游开发对该保护区脊椎动物及栖息地均有一定的潜在影响。（3）过去30年内土地利用模式变化明显,2001年未建立保护区时,该区域农业用地面积约占总面积的33%,建立保护区后至2018年,农业用地仅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使得区域内脊椎动物的栖息地面积显著增加。（4）保护区的保护成效显著,主要干扰因素发生变化,表现为保护区脊椎动物物种总数明显增加,栖息地适宜性和区域完整性显著增强,主要干扰因素类型已由早期的农林牧渔活动转变为现在的外围旅游开发。     

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的典型模式

随着全球自然保护区数量以及保护区内部及周边人口的与日俱增,保护与发展的和谐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本文将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看作两个互相作用的系统,从自然保护区对当地社区经济发展、生活质量和文化教育的影响以及当地社区对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两方面剖析了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社区关系的3种典型模式：发展平衡型、发展失衡型和冲突竞争型,其中发展失衡型又分为社区不利型和保护区不利型。然后从就业机会、野生动物对农作物和家畜的破坏及补偿、对资源利用的限制、旅游的开展、社区参与、家畜的饲养和放牧、非木林产品的采集、狩猎、农业活动以及传统保护等10个方面对3种模式加以识别。这种模式的划分以及关键行为特征的识别便于保护区为社区管理工作定位,有助于保护区与社区的和谐发展。     

四川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监测取得丰硕成果

<正>开展野生动物监测是自然保护区的一项基本职责。掌握目标物种及其主要伴生动物的种群状况对于加强野生动物的保护与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四川老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03°57'~104°04'E,28°39'~28°43'N)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境内,主要保护对象为四川山鹧鸪Arborophila rufipectus等珍稀雉科鸟类及其栖息地,海拔范围900~2009 m,总面积约3500 hm2。2013年4月—2014年3月,保护区管理局联合乐山师范学院西南山地濒危鸟类保护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利用红外相机对四川山鹧鸪及其主要伴生动物进行了为期近1年的监测,取得丰硕成果。     

汕头海岸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资源与开发前景分析

生态旅游是生态、经济和社会三种效益相统一的旅游资源开发新思路。根据汕头海岸湿地自然保护区的自然环境和景观资源特点及其分布状况,在该保护区内适度开展生态旅游活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和勘探,发现海岸湿地的自然旅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地理位置条件优越,周边人文、海域景观丰富多彩。对自然保护区的生态旅游进行了总体规划,拟将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即新津河口至南港口的834.89hm²湿地作为开展生态旅游活动区。并进行了环境容量及旅游效益分析。通过生态旅游活动,不但能为保护区增强自我发展潜力,还能促进周边群众发展服务性经营,增加经济收入,扩大人员就业。     

芦芽山自然保护区旅游开发与植被环境的关系Ⅰ.植被环境质量分析

采用敏感水平、群落景观重要值、物种多样性信息指数等一系列评价指标 ,探讨了芦芽山自然保护区旅游开发与植被生态环境的关系。通过一系列评价指标分析 ,结果表明 :保护站～冰口凹段 ,敏感水平不断增大 ,景观重要值不断减小 ;冰口凹到 2 4 2 0 m段 ,敏感水平开始逐步减小 ,景观重要值则不断上升 ;2 4 2 0～ 2 5 80 m段 ,敏感水平又开始逐步回升 ,景观重要值则又迅速下降。物种多样性信息指数随着海拔的不断上升 ,呈一条波动且渐趋上升的曲线。但阴生种比值不能很好地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这些指标的变化趋势和其相互关系相吻合 ,且与植被现状大体一致 ,反映了整个自然保护区植物群落的旅游价值及其生态环境质量。同时 ,距游径的水平距离对植物群落及其景观特征的影响也较为明显。研究结果较好地反映了芦芽山旅游开发现状 ,与实际状况大致吻合 ,说明这一方法是可行的     

景感营造在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提升中的应用研究

自然保护区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之一,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历史遗迹、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的主要方式,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生态支撑。如何更好的保护自然生态系统、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促进区域的和谐发展,实现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的景感营造已成为自然保护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运用景感生态学的理论和景感营造的理念,规范自然保护区管理范畴,以更好的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系统性和可持续性为目标,从更加满足人们的愿景和社会的需求角度出发,以我国北部典型草原区达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景感营造的方法,对其景感生态管理模式进行分析。文章明确了自然保护区景感营造原则,探索其景感营造的实践过程,并借助管理这一载体,把人的愿景和社会的需求与自然保护区的最终发展目标融入管理理念中。通过景感营造这一过程来改善、提升和维持自然保护区所能提供的各项生态系统服务,确保自然保护区在满足人类需求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的、可持续的发挥其功效。     

滇西南四个自然保护区鱼类多样性及评价指标探究

为了解滇西南怒江水系的南滚河自然保护区、南捧河自然保护区、永德大雪山自然保护区及澜沧江水系的澜沧江自然保护区鱼类多样性和变化趋势, 探讨其差异和变化的原因, 本文采用β多样性指数分析了4个保护区的鱼类多样性, 并比较了鱼类分类阶元的特有性、单型性和古老成分的有无等多项指标。结果显示, 4个自然保护区共有土著鱼类85种, 隶属于6目13科45属。在中国仅见于怒江水系的4个特有属有异鲴属(Aspidoparia)和新条鳅属(Neonoemacheilus)分布于这3个保护区中; 18种特有种中, 仅分布在这3个保护区的狭域特有种5种。在中国仅分布于澜沧江水系的属有31个, 但仅安巴沙鳅属(Ambastaia)分布于澜沧江保护区; 在澜沧江保护区分布着中国仅见于澜沧江水系的特有种20种, 其中狭域特有种3种。怒江水系的3个保护区分布有1个单型属, 即鳗鲡属(Anguilla), 但没有单型种; 澜沧江自然保护区无单型属与单型种分布。4个保护区中的鱼类均系晚第三纪和第四纪形成的种类或类群, 没有古老或孑遗种类。β多样性结果显示, 在4个保护区中澜沧江自然保护区的鱼类多样性最丰富, 而南滚河自然保护区的丰富程度最低, 但是怒江水系3个自然保护区鱼类多样性的代表性及保护地位比澜沧江自然保护区的要高。而特有阶元和单型性阶元的存在体现出怒江水系3个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价值及保护意义比澜沧江保护区高。地理范围跨度大小、生境空间异质性高低、保护区面积大小及支流多少等是影响鱼类多样性的主要因素。因此, 规划和设计保护区时, 如果能在水系的上、中、下游分别规划1条一级支流作为保护区, 可使该水系的绝大多数鱼类得到保护。     

陕西周至老县城自然保护区两栖动物多样性调查

于2003年7月～8月和2004年5月对陕西周至老县城自然保护区进行两次实地考察,结合有关文献资料的报道结果,该地区有两栖动物8种,归隶2目、5科、8属,其中1种为未定种Scutiger sp.,与宁陕齿突蟾Scutiger ningshanensis相似,其代表的属和科在邻近的5个自然保护区目前均无发现与报道;与邻近的5个自然保护区的物种分布相似性比较表明,老县城自然保护区在两栖动物分布上与周至自然保护区更相近.     

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生态安全动态评价及障碍因子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基石，自然保护区在涵养水源、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有效缓解社会快速发展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维持区域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安全屏障。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地处生态脆弱敏感区，在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叠加影响下的生态安全状况备受各界关注。基于此，采用PSR模型和障碍因子分析法，从资源环境、人类活动、社会经济等方面选取23项指标构建评价体系，综合评价九寨沟保护区20年来的生态安全动态变化，探明主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2001-2019年九寨沟生态安全指数呈曲折上升趋势，从0.7933增加至0.8623，其中压力和状态安全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响应指数呈逐年波动上升趋势。（2）总体而言，保护区处于"安全"状态，仅个别年份受地质灾害影响，降至"临界安全"水平，安全等级演变历程为"安全-临界安全-安全-临界安全-安全"。（3）保护区生态安全的障碍主要来自于响应层，主要障碍指标为保护区居民数年增长率（C2）、地质灾害发生次数（C6）和法律完善程度（C22），障碍度分别为12.63%、10.53%和9.47%。（4）随着灾害防治措施和管理体制的不断优化完善，最大障碍因子经历了由法律完善程度（C22）、污水处理设施完善程度（C20）和地质灾害防控措施完善程度（C17）到地质灾害发生次数（C6）、保护区居民数年增长率（C2）的变化。未来需加大环境保护投入力度、提升灾害防治技术和保护管理应对措施，进一步优化社区共管体制，探索自然保护与社区居民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路径，稳步提升九寨沟保护区生态安全水平。     

西南喀斯特地区生物文化多样性的演化与耦合: 以贵州兴义坡岗自然保护区为例

本文以具有典型喀斯特环境特点的贵州兴义坡岗自然保护区为例开展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通过层次分析法和人与自然耦合系统模型构建, 从文化景观视角探讨了喀斯特地区自然与文化系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 国家生态政策制度与乡规民约等乡土保护体系对生物文化多样性的驱动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坡岗保护区经历了管护主体和保护利用态度的转变, 保存了典型的喀斯特自然生态系统, 当地世居的少数民族群体在长期生存与适应过程中创造了极具特色的传统民族文化。坡岗自然保护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形成一个地理重合、协同进化且相互作用的维持系统。生物文化多样性耦合体系主要存在国家政策制度类与乡规民约等乡土文化类两种驱动因素。应加强西南喀斯特地区的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推动该地区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协同发展; 除了政策与制度类驱动因子的直接作用, 还需要注重村规民约以及生态传统知识等乡土文化的驱动作用, 以避免保护区自然与文化保护体系的割离。     

鄂西南三个自然保护区蚁科昆虫的区系调查

星斗山自然保护区、木林子自然保护区和坪坝营自然保护区地处湖北省西南山区,地形地貌复杂,属大陆性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昆虫资源十分丰富,作者首次报道这3个自然保护区蚂蚁的种类和分布。结果表明3个自然保护区共有蚂蚁53种,隶属于5亚科,22属。在区系组成上,东洋界种类25种,占全部种类的47.1%,东洋界和古北界均有分布的种类22种,占41.5%,古北种和特有种各有3种,分别占5.6%。说明3个自然保护区的蚂蚁以东洋界为主。并分析了3个自然保护区蚂蚁的分布特征。     

海南中部山区到东部沿海区域植物区系比较研究

海南岛地形中高周低,从中部山区到东部沿海平原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及历史上人类干扰程度的不同,因此植物区系组成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为探讨植物区系组成的变化与保护区的次生性、面积及海拔高度等因素的关系,该研究采用样方和样线调查法,对海南岛中偏东部会山保护区进行物种调查,并结合该团队以往调查的中部五指山原自然保护区(现属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东部非沿海的白石岭保护区和东北部沿海的铜鼓岭自然保护区的数据,对4个保护区的植物区系组成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五指山、会山、白石岭、铜鼓岭保护区分别分布有1 893、1 415、634、913种野生种子植物,中部的2个保护区植物种类明显高于其他2个保护区。(2)保护区之间的物种相似性与海拔差和面积差呈显著负相关(P<0.05)。(3)4个保护区均为热带成分占主导地位,在属水平上五指山热带亚洲分布最多,其他3个保护区泛热带分布最多; 在种水平上均为热带亚洲分布最多且铜鼓岭占比最大。综上认为,从中部山区到东部沿海平原地区表现出次生性越大,海拔高度越低,生境类型越少,植物物种数越少; 同时,在属和种的水平上,呈现出热带成分增加,温带成分、中国特有分布和孑遗属、种均减少的特征。     

自然保护区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以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我国部分自然保护区中拥有大面积草原，但由于过度放牧，面临草原面积减少、质量下降等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缺少合理的补偿标准导致牧民生计得不到有效保障，偷牧行为屡禁不止。研究制定自然保护区的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完善补偿机制，对于提高我国自然保护区内草原的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牧民生计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国自然保护区草原生态环境破坏的典型案例--吉林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构建自然保护区退牧还草生态补偿标准制定框架，包括识别影响保护区牧民退牧还草意愿的关键因素，遴选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方法；根据草原承包经营权、保护区功能分区、草原利用情况等对补偿客体进行分类；制定针对不同客体的多种补偿标准方案，并提出其优先序。研究结果显示：影响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牧民退牧还草的关键因素为文化程度、务农人口比例、原有牲畜数量和已退养牲畜数量。核心区、缓冲区内未承包草原放牧的牧民的最佳补偿标准为833元 羊单位^-1 a^-1；核心区、缓冲区内承包草原放牧的牧民的最佳补偿标准为913元 羊单位^-1 a^-1；核心区、缓冲区内承包草原未放牧的牧民的最佳补偿标准为120元 羊单位^-1 a^-1；实验区牧民的最佳补偿标准则在核心区、缓冲区三类牧民的补偿基础上扣除牧民承包草原的理论载畜量后进行计算。建议完善牧民基本情况统计制度、拓展补偿资金来源、创新多元化补偿方式并建立动态化补偿标准调整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