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教50年的回顾

1953年我从江苏师范学院(原为东吴大学,现为苏州大学)生物系毕业,时值新中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的第二年。我响应祖国的号召,来到大西北,进入西北大学生物系工作。2003年是我在西北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50年。回顾50年的执教历程,能取得一些业绩,主要是由于安心于西北大     

回忆录(续)

任教国内四所大学（一）中山大学大概在１９２８年夏,当时我正在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大学院（即研究院）,接到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主任辛树帜教授的来信,说该校生物系欲聘陶然为该系动物生理学教授,因不知陶在日本何处,要我代为联系。陶然是我认识的朋友,当时他正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学习,当即代为联系。陶回信说愿受聘,我把陶的意思转告辛树帜,以后便由他们直接交涉。１９２９年又得辛树帜信,说已聘定陶然,希望我也能去中山执教。当时我在北海道帝大大学院的研究工作也已完成,还在写论文,得辛信后,和我导师坂村彻商议,他…     

我的教材编写往事

我与高教社的合作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进行了教学改革,制定了新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教育部组织专家编写全国统一教材,北京大学承担了重任。综合性大学植物学教材委托著名植物学家张景钺先生编写。蒙张先生信任,指导我将执教植物学的形态学及解剖学部分的讲义,按新的教学大纲修改和补充编写成书。这就是1959年出版的《植物学：形态学及解剖学部分》。     

我的教材编写往事

我与高教社的合作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进行了教学改革,制定了新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教育部组织专家编写全国统一教材,北京大学承担了重任。综合性大学植物学教材委托著名植物学家张景钺先生编写。蒙张先生信任,指导我将执教植物学的形态学及解剖学部分的讲义,按新的教学大纲修改和补充编写成书。这就是1959年出版的《植物学：形态学及解剖学部分》。     

科学之游戏规则 如何轻松做“老板”

在国外,大家习惯上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因为一般来说,导师为学生提供的不仅是科研环境,还有生活保障,即 fellowship,奖学金。在国内,也有这样一种趋势,愈来愈多的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我这里谈论的老板是专指硕士或博士研究生们的导师,和公司里的老板没有关系。本期我将通过对中西研究体制的比较,来探讨如何轻松做老板。对这个问题,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对什么人或对什么事说“不”的问题。只有肯放弃一些不必要应酬的人和事,才能够做到轻松自如,从而达到游刃有     

我的大学--《生物学通报》50华诞有感

时光荏苒,岁月有情。作为读者、作者和编者,我和《生物学通报》相识、相处竟然数10年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初识本刊（《生物学通报》首创于1952年,1954年起,我执教中学,始识《通报》）,依稀记得其封面白底红字,素面朝天,简朴无华;其内容除老一辈生物学家的专题综述和偶有一线教师的教学经验外,多为教育的方针政策,前苏联生物学教学的一家之言。但就是这样,如同共和国千里沃野上的第1次丰收,战后废墟上熔炼出的第1炉钢水,曾使国人欣喜欲狂那样,《生物学通报》的发行,使我国中学生物学教师如沐春风,如饮甘霖。     

眼睛的欣赏，脑袋的膨胀——人间圣地西藏东南部的标本采集岁月

正在我研究生入学以后,多次听到导师表达想去西藏采集标本的意愿。然而,终因时间、工作、教学等多方面的原因,未能了却此心愿。2007年在导师的安排下,我有幸跟随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梁老师前往西藏东南部采集标本。正是这次西藏     

音容笑貌历历在目——纪念我的导师张香桐研究员

1961年夏,学校为贯彻＂高教60条＂,派我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的学部委员张香桐研究员那边学习神经电生理学。我带着徐丰彦教授的介绍信面见导师,他约我下周面谈。面谈时,导师问我想做什么课题,我讲,想做小脑的植物性神经功能。他微笑讲：你大概是受某国生理学家的影响才这样想的。他接着说：在进化过程中,小脑是随动物肢体运动的进展而发展起来的,     

为学恩师 为人楷模——写于导师胡正海先生执教50年

胡正海教授是我国知名的结构植物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在50年的执教生涯中,胡先生严于治学,辛勤耕耘,不断进取,硕果累累,门生遍四海,桃李满天下。现在胡先生仍然工作在结构植物学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并继续开拓着新的研究领域。而他的许多学生也已经成为我国结构植物     

悼念恩师陈孟勤教授

<正>我敬爱的导师陈孟勤教授突然离我们而去,这不禁令我感到十分悲痛和怅然若失,因为我从此失去了导师的教导和指引,同时我国生理学界也失去了一位有战略眼光的领导者和长辈。春节前我带学生去看望他,当时尽管他身体已很羸弱,但仍能和我们谈笑,并关心和询问我的研究和系里的工作。我们当时还和他的家人商量在今年五一节他生日时给他庆祝90大寿,没有想到他很快就驾鹤西去,节前一晤竟是永别!     

在苏联学习的岁月中

1951年我离开了亲爱的祖国到辽远的莫斯科,在季米里亚席夫农学院进行学习,在五年的大学生活中,我们中国留学生受到了苏联人民、苏联同学、苏联导师无比的关怀,諄諄的教导,和大公无私的帮助,终于克服了种种学习上的层层困难,完成了党和人民所交与我们的任务。在苏联学习的时期,在和伟大的苏联人民接触中,苏联人高贵的共产主义道德、工作作风、对科学研究和教学的态度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是我永远无法遗忘的。     

如何选择研究生导师

<正>本文译自美国斯坦福大学Ben Barres教授发表在Neuron上的文章(Neuron,2013,80:275-279)。他在选择博导方面,给刚入学的博士生提出一些建议。作者基于美国本土的科研体系,所提的有些建议套用到中国体制上需稍做调整。这些建议也可作为寻找博士后导师的参考。本篇译文是意译,不是逐字直译,且对美国的科研体制做了一些注解。在这篇文章中,我将给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在如何选择研究生或博士后导师方面提一些建议。好的导师不仅是研究生事业成功的关键,而且对于推动科学创新和大学健康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大学需要在引导年轻教授成为优秀导师,以及确保指导质量等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我提议建立一个用来衡量指导质量的M-指数。我也呼吁进一步探讨优秀指导的要素,并且在评奖和评基金的时候给予指导     

怀念刘承钊教授

刘教授1938年抗日战争初期来到成都。当时他担任燕京大学和华西协合大学的教授,后来又兼任华西协合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刘教授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早已成为知名专家教授和学者。他执教严谨,在教学过程中认真负责,严格要求,注意启发培养学生的智力和能力。我认识刘教授是在1939年。当时的我还不满14岁,从偏远山村来到成都,在华西协合大学生物材料处当童工,制作生物标本。刘教授是生物材料处的创办人。他常来生物材料处检查指导工作,查看产品是否合格,是否符合中学教学要求。我最先做些杂活,如擦洗载玻片和采集昆虫标…     

忆罗师

我的导师罗士韦先生逝世已整整一周年了。我是在去年访美期间从我的学生那里知道罗师于9月24日与世长辞的消息的,没有想到8月14日上午在华东医院一见竟成永别。1965年我于北京大学生物学系毕业,考上罗师的研究生,从此跟随罗师30多年,在我的记忆深处,留下了无数难以磨灭的印痕,予我启迪、教诲,在人生的道路上激励我不断奋进。罗士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1907年11月13日诞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年青时曾     

怀念我的导师徐仁教授

著名的古植物学家和孢粉学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徐仁教授是我的导师,于1992年不幸病故.先生逝世,我深感悲痛,谨以此文来表达我对先生的怀念. 先生在植物形态学、解剖学、古植物学和孢粉学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十几年来,我受先生的教诲,终生难忘.他不仅教我如何做学问,而且教我如何做人. 1978年,当我报考徐仁教授的研究生时,大有自不量力之嫌,加之我以前与先生从不相识.初试完毕,先生阅卷后很高兴,并约我到他家里谈话.在书房里初次见面,先生十分和蔼     

怀念我的北大硕士导师梅镇安先生

近日,接到梅镇安先生去世的噩耗,内心无比沉痛。梅先生是我在北京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导师,她不仅在科研思路与实验设计上给我悉心的指导.也在生活上给了我很多帮助,为我之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梅镇安先生是国内知名的女植物生物学家。1918年,她出生于浙江杭州,曾于抗日战争期间就读西南联合大学,并于1947-1956年在伊利诺大学R.Emerson实验室留学。1956年学成归国,在北京大学生物系任教。梅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光合作用,在光生物     

课堂教学结构初探

目前,在中学生物教学中,基本上是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育结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为了处理好主导与主体、传授知识与能力培养的关系,把重点放到开发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能力上,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我设计出自学研究、重点讲解、综合训练、总结提高的课堂结构,于1986年春在我执教的两个班进行了实验,取得了初步成效.     

怀念王应睐先生

我最早认识王应睐先生是 194 6年。当时我有幸考取公费去英国留学 ,而王先生那时刚从英国回国担任前中央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教授。王先生在英国学习和工作 8年 ,对英国生物化学的教学和科研情况非常熟悉。因此 ,我求见王先生向他请教 ,去英国学习生物化学在选择学校和导师等方面请他指点。王先生热情接待了我这个年青的学生 ,详细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他强烈建议我去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他认为 ,剑桥大学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最活跃的生物化学研究中心之一 ,不仅在生物化学各个分支领域都有世界知名的科学家 ,在各相关学科 ,也都实力雄厚 ,加以…     

“点水翁”话说武夷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自建立至今已20年,有一位与武夷山结下了不解情缘的老科学家,他就是福建农业大学植保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赵修复。我曾是他的学生,现在在福建省电视台社教节目中心《绿色家园》任编辑,正在筹备     

回忆邓叔群先生在微生物研究所真菌室的日子*

我于1953年自广州华南农业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真菌植病研究室工作,导师是戴芳澜先生。1956年真菌植病研究室扩大成为应用真菌学研究所,1958年底与北京微生物研究室合并成为微生物研究所至今。戴先生 1973年逝世前一直担任各个时期的研究室主任或研究所所长。 早在学校时我已知道戴芳澜先生和邓叔群先生是我国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参加工作后又从戴先生处得知邓先生还是我国森林学和森林病理学的先驱。直到1955年邓先生从沈阳农学院重归中国科学院,参加真菌植病研究室的工作我才第一次见到了邓先生本人。邓先生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