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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原均 《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报》1979,(2)
我和罗宗洛先生结交朋友,要追溯到六十年以前了。那时候,罗先生还在北海道大学的学生时代与我认识的。他在植物学教室学习植物生理学。我是1918年毕业于北海道大学,就在京都大学植物学教室担任助教。由于当时京都大学的研究室还没有农田,而我们又是以春小麦为材料,到了春天,就到北海道札幌播种小麦,夏天去进行调查。那是1920—1922年的事了,那时罗先生在坂村彻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植物生理学的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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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北海道大学研究生院生命科学研究院尖端生命分子科学领域的获原克益副教授和高桥孝行教授从锵鱼体内发现了高特异性肠肽酶(EP,肠激酶),并通过基因操作成功地提高了活性。据称这种新型酶可作为试剂使用,比目前市面上的酶试剂具有更高的活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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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精神医疗中心前理事长和附属脑研究所前所长、知名神经生物学家柘植秀臣教授于1983年5月4日在东京逝世,终年78岁。为了悼念这位为发展中日人民友好事业,为开展中日科学文化交流做了不懈努力的国际友人,我国中日友协前会长廖承志曾发去唁电和悼词,在追悼会中宣读。柘植先生1905年生于日本东京的一位医生家庭中,1929年毕业于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生物系,接着便赴美深造,在比较神经学家C.J.Herrick和G.E.Coghill教授的指导下,从事关于鸟类、两栖类、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神经解剖学和行为学的研究。他勤奋好学,孜孜不倦,以惊人的毅力,在短期内做了大量工作,并写出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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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宗洛遗著简目一.留学日本十三年(917-1930)o二.任教国内四所大学(1930-1944)三.台湾之行(1945-1946,1948)附:接收台湾大学日记四.担任所长期间(1944起)附:我的学术活动留学日本十三年1917年复我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回家度暑。在乡下一住就个把月,及至回到上海,想升学,则时已9月初,各大学都招生完毕,无处可投考了。我只得到母校请教于校长王培苏先生。培师劝我东渡日本去学医,说日内可能有校友要回日本去读书,和他同行诸事方便。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件事,一无准备,不知如何是好,故没有表示同意,也不拒绝。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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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6日早晨我打开电子邮箱,就看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博林杰(Lee Bollinger)给所有校友写的一封信,祝贺理查德·阿克塞尔(Richard Axel)和琳达·巴克(Linda Buck)教授被授予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信中说到这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骄傲,因为阿克塞尔教授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学士学位,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他的全部科研教学生涯都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度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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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张老师是在1982年春节后,当我听说考上了他的研究生(硕士)后和我的大学好友康炜一起去张老师的办公室报到。我当时对他的第一印象可好了,高大,仪表堂堂的,很像一个电影明星,他的举止和谈吐也很令人感到亲切和不拘束。当时研究生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张老师就让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所以我真是有幸地经常得到他在专业上的指导,受益非浅,而且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到他高尚的人格,严谨的治学态度,兢兢业业的奉献精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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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故事不是Dorothy Hodgkin亲口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人会相信的”,普渡大学的Michael Rossmann以肯定的口气对我说。这是1980年,我第一次访问他在West Lafayette的实验室。我们正在一个很舒适的餐厅用早餐,一边享用着他最喜欢的苹果酱,一边看着园里的野兔子在灌木下穿行。他是在说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Dorothy Hodgkin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宣布了中国科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胰岛素晶体结构的研究成果。这项重要的成果是在中国还深陷于文革的动乱中取得的,而且当时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包括Michael Rossmann)解出了屈指可数的几个蛋白质的结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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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霁春教授原籍浙江萧山县,生于1903年农历12月16日,毕生从事生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78年4月16日不幸因癌症在上海逝世,终年76岁。沈教授青年时期在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学习,二十年代末毕业后,曾在上海吴淞的中央大学医学院进修生理学。1931年秋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那时我正是二年级学生,初次接触生理学实验,由于沈先生(当时习惯于这一尊称)的热忱指导,我和其他同学都对这门科学感到浓厚兴趣,并对沈先生怀着亲切尊敬的心情。1933年秋,沈先生转到杭州浙江大学任教。1936年春至1939年,沈先生去比利时冈特城(Ghent)大学留学,在国际著名生理学家海曼斯教授(C.Hey-mans,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指导下工作,曾获博士学位。1940至1944年在上海雷氏德(H.Lester)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45年6月在党的帮助下,沈先生冲破日伪的反动封锁,毅然秘密地带领全家投奔山东解放区,参加新四军的军医学校工作,任生理学教授。他可能是我国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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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初冬那个晴朗的早晨,是向张香桐院士作最后告别之时。《科学时报》记者前来采访,问我想说些什么,我无语凝噎,只说了八个字:“提携之恩,没齿不忘。”时光流逝得令人惶恐,半年了,我竟然没有为张先生写些什么。我不敢妄称自己是张先生的弟子,但是,“受恩莫忘”(《朱子家训》),当历史已蒙上尘埃,记忆正在被冲刷,我应该为这位提携我的学界前辈留下一点文字的纪念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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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2006,22(8):5-8
张昌颖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教育家,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一位在我国生物化学界受到广泛尊敬和爱戴的老前辈.
张昌颖教授1906年2月14日出生于四川省富顺县一个书香世家.1921~1923年,张教授就读于四川成都高等师范附属中学.由于自幼勤奋好学、奋发努力,于1923年考进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读书;就读清华学校期间考取了官费留美预备班,于1929年赴美留学,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化学专业,先后以优异成绩获学士(1931年)、硕士(1932年)及博士(1933年)学位.1933~1934年,就职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农学院.上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灾难深重、兵荒马乱,百废具兴,急需有识之士.1934年,张教授断然拒绝美国继续聘留,应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化科主任吴宪教授邀请,毅然回国、报效中华,开始献身于祖国的生物化学教学与研究事业.
1934~1941年间,张教授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前身)生物化学系任教,继续从事在美国开展的营养学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奔赴抗战后方,先后在江西中正医学院化学系(1941~1942年)任副教授兼系主任,在贵州大学化学系(1942~1945年)任教授;后来转贵阳医学院化学系(1945~1946年)任教授兼系主任,在抗战后方培养有志青年,为发展中华教育、支援抗日前线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教授应北京大学医学院(1953年更名北京医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的聘请,任生物化学科教授,与科主任刘思职教授、丁延NFDA5教授、王世中教授等共同建设生化科.自1946至1958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教研室任教授,从事生物化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其间还曾兼任辅仁大学(1947~1951年)、北京大学农学院(1947~1949年)、河北医学院(1949~1950年)及哈尔滨医科大学(1950年)教授,为新中国的科学发展和医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 1958年以后,他任北京医学院生物化学教研室主任,在学科建设、教学、科研及师资培养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张昌颖教授为我国培养医学专家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在北京医学院工作期间,从举办高级生化师资班开始,到招收进修生和研究生,他培养的医学生化高级人才不计其数;“文化大革命”后,他先后培养了数十名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如今,他的学生遍及海内外,吴阶平、严仁英、胡亚美、沈渔邨、李玉瑞、张树政、蔡良婉、李载平、张友尚、邓昌亮等著名科学家、医学家都曾受教于张教授.张教授是刘思职主编《生物化学大纲》(1964年)一书的主要撰写人之一.张教授曾主编过全国高等医学院校统编教材《生物化学》(1959年、1978年以及1985年版本),这些都是我国非常有影响的医学院校教材.张教授还主编过《核酸生物化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生化分卷>》及《生物化学词典》.张昌颖教授重视教书育人,常以个人亲身体会对学生进行启发引导,对准备出国的学生谆谆教导,勉励他们学成归国为国家效力,受他影响者为数很多.由于他对医学教育的贡献,1989年张教授荣获北京医科大学桃李奖.
张昌颖教授先后从事过营养生化、肿瘤生化和眼生化等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在研究工作中,他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为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基础.在白内障发病生化机理、中药治疗机理及实验动物模型等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获得1989年教育部科技进步奖.近年来,他关心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在肿瘤及白内障研究工作中开展基因水平研究工作,张昌颖教授先后发表论文79篇,论著13部.
张昌颖教授积极参加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建设.1979~1987年任学会常务理事,为推动我国的生物化学事业的发展不遗余力.鉴于高等学校及全国各个地区的生化工作者缺少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张教授与南京大学郑集教授、北京大学张龙翔教授、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杨福愉院士、邹承鲁院士、第四军医大学苏成芝教授等经过多年努力,在中国生物化学会领导下,终于在1985年创办了《生物化学杂志》(现名《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在他担任主编的十年中,他呕心沥血,克服困难,不断地提高刊物的学术水平.1995年,他退居二线任该刊名誉主编,仍一如既往地指导《学报》工作.张教授在100周岁之际,倾一生积蓄,赞助《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报》建设与发展.
张昌颖教授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以他始终如一的爱国热忱,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孜孜以求的执著精神,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为我们树立了生化界一代宗师的完美形象,是后人永远学习的楷模.我们永远缅怀张昌颖教授!张昌颖教授安息!
北京大学医学部张昌颖教授治丧委员会
2006年7月29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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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6月28日12时—13时,法国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贝达(ricBoda)教授应黄万波研究员的邀请,参观了重庆市巫山县龙骨坡遗址1997—1998年新发现的部份石制品。在逐一观察后,他评价说,“这批标本令我十分惊讶和喜悦,龙骨坡的主人是有一定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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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2022,49(6):959-959
贝时璋是著名实验生物学家,细胞生物学家,教育家, 我国细胞学、胚胎学创始人之一, 我国生物物理学奠基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的创始人。 他是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年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 年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自1928年获得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学位证书后,相继于1978 年(毕业50 周年)、 1988 年(毕业60 周年)、2003 年(毕业75 周年)和2008 年(毕业80 周年)被德国图宾根大学授予“金博士”、“钻石博士” 等博士学位荣誉证书,被德国政府授予“惟一学术公民” 称号。 为了纪念他对生命科学和航天事业的卓越贡献,太空中有一颗以他名字命名的小行星(36015 号)。
贝时璋出生于1903 年10 月10 日,他的一生与中国科学紧密联结在一起,见证并参与了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为国家培养了一代代科技人才。 进入百岁高龄之后,他仍坚持工作,也依然时刻牵挂着国家的昌盛和科学的发展,是永不退休的科学家。 2003 年9 月,贝时璋用两年半时间主编完成的《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二集正式出版,给了自己一份最好的百岁生日礼物。
2009 年诺贝尔奖公布以后,贝时璋心情很不平静,对我国科学创新问题陷入了深刻的思考之中。他想起,北京大学教授林克椿1981 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发现了螺旋状脂质体,1982 年《自然》(Nature)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了这一成果。 他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创新课题,应该继续研究下去,因此特别邀请林克椿和一些研究人员10 月28 日上午来家里进行讨论。 当天,贝时璋问了林克椿很多关于实验情况的问题,问得很仔细。从贝时璋的询问中,可以感受到他心中对一项有意义工作被中断的那份惋惜。 林克椿虽然已退休,但贝时璋还是鼓励他要把这项研究进一步做下去,争取取得更大的成果,并语重心长地鼓励大家“我们要为国家争气”, 这句话,他说了好几遍,声音很大、很激动, 使当时在场的研究人员们深受感动和鼓舞。
那天,贝时璋精神特别好,特别高兴,和大家讨论了近一个小时。 然而,就在第二天,10 月29日上午9 点30 分,贝时璋在睡眠中安详辞世,永
远地离开了他所热爱的科学、他所热爱的国家和人民。 “我们要为国家争气” , 成为了贝时璋留给科学界的最后嘱托和遗言,这也应当成为当今每一位科研工作者追求和践行的科学家精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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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知识》2008,45(6)
英国科学家口前发现,一些植物之所以在秋天变红,很可能是为了躲避害虫侵害。伦敦帝国学院托马斯-多雷博士和吉姆·哈迪教授在实验中用了70种不同颜色对比秋天在植物上产卵的蚜虫更偏爱其中哪一类颜色。结果发现,蚜虫对红色系的叶子最不感兴趣,而黄色叶子对蚜虫的吸引力则大得多。多雷分析说,植物叶片变红是因为花青素的作用,而变黄是叶绿素分解、叶黄素和胡萝卜素颜色显现造成的。并不是所有植物叶子都在秋天变红,这是因为“如果(这个品种)被昆虫袭击的可能性较大,可能造成的损失大于在秋天制造花青素的代价,植物会选择变红。而如果感染虫害的可能性较低,植物就会保持黄色”。多雷说,昆虫的眼睛并不能分辨红色,但实验结果证明红色对于蚜虫确实具有防御功效,这让他感到“非常困惑”。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