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本价值核算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外对自然资本价值核算的理论与方法尚未取得共识,无疑制约了自然资本核算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积极作用的发挥。基于此,本文分别从自然资本内涵及其价值核算理论基础、国内外自然资本存量与流量核算方法实证研究、自然资本货币化价值核算的合理性等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发现目前自然资本核算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产品的功能量与价值量核算而缺少生态资产货币价值量核算的研究;当前采用的生态产品价值量核算的生态系统类型系数表、本地化生态过程模型、能值当量替换三种方法在精度适用性、应用推广性和计算便捷性上各有优劣,尚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最后对自然资本货币核算的一些争论进行了分析。通过上述研究和分析,提出如下新认识：（1）自然资本相关概念尚不统一,已经形成的认识包括：自然资本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和使用价值,资本可分为存量资本（又称生态资产）和流量资本（又称生态系统服务）;（2）自然资本核算技术繁多,研究成果的横向比较性较差,需要通过标准化核算技术方法和建立生态环境资源数据库等措施,进一步提高核算结果的准确性和可比性;（3）相比于基于生态系统类型价值系数方法和基于非市场化货币的当量替代方法,基于本地化参数的生态系统服务过程方法更能够反映本地生态环境特征,评估分析的准确度更高,生态管理抓手更多;（4）尽管自然资本货币核算理论和实践应用仍存在一些争论,但各国政府和各类组织都在推动自然资本核算工作,自然资本的探索性核算成果已在各国生态补偿和生态损害修复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生态资产评估及管理研究进展

生态资产是生态系统的自然资源属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属性的综合体现,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着基础支撑。如何准确评估生态资产状况和正确计量生态资产变化,实现生态资产的科学管理和合理使用,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对生态资产评估与管理的国外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重点。在生态资产内涵方面,尽管前期国内外学者理解有所不同,随着认知水平的不断发展,国内对生态资产的理解逐渐趋同于国外。在研究内容方面,生态资产评估与度量、核算与账户管理、服务于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及热点领域,取得积极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包括自然资源类和生态系统服务类的生态资产综合评估模型方面。今后需要加强基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双重属性强化生态资产内涵研究和重要性认知研究,全要素生态资产评估方法及全流程核算与权衡管理研究。在我国,需要加强生态资产核算的基础标准、规范账户管理及应用体系研究。     

面向生态效益评估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研究——以青海省为例

开展生态效益评估,对于推动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评价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生态效益是指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环境条件产生的有益影响和有利效果。GEP(Gross Ecosystem Product)是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指一定区域在一定时间内,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最终产品与服务的经济价值总和,是一定区域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贡献的总货币价值,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生态效益。本研究提出面向生态效益评估的GEP核算框架,建立核算指标体系和技术方法,基于遥感数据和统计数据以青海省为例开展面向生态效益评估的GEP核算研究,并对相关利益者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15年青海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为464.16亿元,对生态资产产生的生态效益进行相关利益者分析,80%以上生态效益的受益者是青海省以外的区域。以可比价计算,自2000年以来青海省GEP增加32.6%。根据现有的数据体系和方法核算的GEP是有现实意义的,可以作为生态效益评估的指标,可以作为GDP的重要补充对政策效益和生态保护成效开展评估,还可以作为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和"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依据和参考,为决策者提供重要的信息。     

农业生态产品及其价值实现路径

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对我国粮食安全、生态保护、重要战略布局意义重大。本研究梳理了农业生产系统和农业生态产品(农产品、其他生态系统服务与负服务)的概念与边界,基于能值分析构建了农业生产系统所提供的服务核算方法体系,核算了我国单位面积典型农产品生态系统服务与负服务,并进一步提出分类化的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1)已经通过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农业生态产品需要通过提升绿色度、特殊度和建立农业产业链等实现溢价增值;2)尚未通过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农业生态产品需要进行价值补偿途径,或通过生态产品赋能及区域共用品牌质量承诺实现价值变现;3)通过多途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通过土地养分管理策略减少氮磷、农药、杀虫剂对生态系统和人群健康的损害,以及通过合理的景观结构减少农业生态系统负服务的产生,以此实现农业生态产品的价值保值;4)还可通过取消二次农业补贴、建立生态交易平台和生态产品认证等推动相关的金融方案。本研究有助于提出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促进绿色金融发展,推动自然资源管理能力现代化。     

面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研究进展

充足稳定的资金是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顺利开展重要保障。然而，政府投资作为生态修复的主要资金来源，存在资金缺口大、项目周期短等问题，亟需探索面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逻辑。针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市场化路径，建立了“生态修复对象-生态产品类型-近远程效益-投资方式”为分析步骤的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逻辑框架，从投资方式角度分析了国内外生态修复市场化投入的研究进展。基于国内生态产权界定模糊、生态产品价值体现不明显、市场化投入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今后有必要重点研究建立体现价值实现路径的生态资产评估体系、识别面向不同购买主体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模拟以价值流为纽带的生态产品空间纽带关系、凝练基于自然的区域解决方案引导市场投入。     

唐古拉山以北地区生态资产核算

生态系统核算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定量性的决策依据,包括生态资产核算和生态系统服务核算两个方面,生态资产指生产和提供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生态系统。以唐古拉山以北地区(简称唐北地区)为研究对象对其生态资产进行了核算,建立生态资产实物量及变化核算表、损益表,提出了生态资产综合指数。2015年唐北地区草地生态资产面积为21800.01 km~2,其中良级比重最高达68.46%,湿地生态资产面积为4763.01 km~2,其中优级比例最高为59.72%,野生动植物共有138种,其中重点保护动物10种。2015年唐北地区生态资产综合指数为79.77,比2000年降低了3.60%。2000—2015年,湿地、草地生态资产分别增加了164.23、2.82 km~2。2000—2015年湿地生态资产存量增加202.90 km~2,其中由湿地恢复导致面积增加最大为200.50 km~2,存量减少38.63 km~2,其中湿地退化是导致存量减少的主要原因,面积为36.23 km~2,草地存量增加了39.18 km~2,主要是由于湿地退化导致的草地扩张,存量减少36.26 km~2,主要由湿地恢复和荒漠化引起。研究中不同生态资产质量等级的核算以及生态资产综合指数的提出利于生态资产的全面核算和比较,对于建立离任责任制、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     

旅游生态补偿研究现状及趋势

近年来,旅游活动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旅游领域的生态补偿研究也不断升温。旅游生态补偿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制度安排,其主要目的是保护旅游生态系统、调和旅游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以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因此,旅游生态补偿的研究引起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本文对旅游生态补偿的相关内容包括概念梳理、主客体界定、标准核算、补偿途径4个方面进行述评,阐述了国内外旅游生态补偿的研究现状,并通过国内外研究现状对比分析,寻找我国旅游生态补偿研究存在的问题,为完善我国旅游生态补偿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借鉴;提出旅游生态补偿应深化研究的方向,如旅游生态补偿的绩效考核、时空分配、等级区划及政策等问题。     

生态资产、生态补偿及生态文明科技贡献核算理论与技术

项目拟将国家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科技需求与国际生态领域研究前沿结合,综合应用生态评估、社会调查、政策分析、系统模拟方法,重点研究:生态资产核算理论、技术方法与应用,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与生态效益核算理论、技术方法与应用,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工程效益评估技术方法与应用,国家与地方生态补偿政策绩效评价,生态补偿模式、标准核算与政策措施,生态补偿融资机制与政策措施,科技创新对生态文明建设贡献的评估方法体系与应用示范,构建生态资产与生态效益、生态补偿、科技支撑生态文明贡献度的核算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为国家生态文明制度与机制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县级生态资产价值评估——以河北丰宁县为例

以中高空间分辨率的Landsat-5 TM和SPOT-5遥感数据为主要数据源,以河北省丰宁县为例,提出了县级生态资产价值遥感评估的指标体系,研究建立了县级区域生态资产遥感测量的技术体系。研究结果表明,利用STAVFM时空尺度转换模型,可模拟获得县级区域全年时间序列的TM尺度 NDVI数据,模拟结果验证的均方根误差仅为0.0702,可满足县级区域生态资产价值评估中NPP高精度遥感估算的需要;2008年丰宁县总生态资产价值为414.44亿元,单位面积生态资产价值在1123元/ hm²至390029元/ hm²之间,其中,森林、灌丛和草地三者的生态资产价值达349.05亿元,占该县生态资产总价值的84.22%,可见自然生态系统在丰宁县生态资产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研究结果对推动县域生态资产核算体系的建立有指导意义。     

生态环境需水量研究进展

主要从概念、分类以及计算方法等方面论述了生态环境需水量的国内外研究动态．目前．国外对生态环境需水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河流方面,并已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计算方法体系;国内则主要集中于水资源缺乏的西北内陆河流域和黄河、海滦河流域的陆地和河流方面的研究．总的来说,国内外对生态环境需水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着许多尚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1)强化生态环境需水量的基础理论(概念、分类和计算方法等)研究;(2)加强对生态环境需水量的内在与外在影响因素及保障生态环境需水量的途径与措施等方面的研究;(3)拓展生态需水量的应用性研究等。     

生态资产核算及变化特征评估——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

生态资产是自然资源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资产核算对完善自然资源负债表编制具有一定的意义。以兴安盟为例,通过对森林、灌丛、草地和湿地生态资产数量、质量和变化情况的评估,核算了兴安盟生态资产综合指数,即反映生态资产数量和质量的综合指标;编制了生态资产实物量变化表和生态资产实物量损益表。结果表明,2000—2010年,兴安盟森林面积增加1.1%,草地、湿地面积分别下降1.7%、3.8%,但森林和草地的质量提高显著,所以生态资产综合指数提高了2.16%。生态资产核算作为评价领导干部在任期间是否落实生态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要求的有效工具,为推动兴安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基于物质流分析的废纸回收利用体系生态成本研究

废弃物回收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对缓解资源和环境危机起到积极的作用,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但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资源、能源,排放的污染物同样也会对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为解决此问题,以废纸回收利用体系为例,基于物质流分析方法构建了生态成本核算模型,为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优化提供基础。在对生态成本相关研究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定义了生态成本的概念,界定了生态成本的研究内容,并分析基于物质流核算生态成本的可行性。生态成本是对生态负荷的价值化,主要分为资源耗减成本、污染产生和环境保护成本以及生态环境损害成本3部分。污染产生和环境保护成本可以通过将总成本按比例分配给正、负产品的方式求得,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害成本借助LIME方法核算,总生态成本是回收利用体系内部各项生态成本的总和。生态成本核算是评价生态负荷的重要手段,在废纸回收利用体系物质流动图的基础上,分析各生产流程生态成本的构成情况。提出的生态成本核算模型不仅适用于废纸回收利用体系,其他废弃物也同样适用。通过生态成本的核算,寻找到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工序、流程,为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经济与环境的双赢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旅游生态安全研究进展

高速发展的旅游业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引发了生态环境问题,环境和资源消耗属性决定了旅游与生态的对立统一关系。在研读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旅游生态安全概念伦理、作用机制、评价预警、提升策略进行了梳理分析。旅游生态安全概念在旅游环境学、旅游可持续发展、旅游环境容量等概念的基础上建立,Meta分析证明了旅游与生态关联是双向因果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两者非简单的线性关联,随时空或政策推移而发生变化。旅游生态安全评价多通过问题解构或评价模型结合辅助方法进行,将结果反映到特定的阈值加以判断,针对薄弱环节建立的监测预警体系有助于提高污染脆弱和疲软的消化能力。旅游生态安全水平可以通过建立层级管理体制、改变旅游消费模式、建立生态创新体制三项策略加以提升,国内外研究仍然存在三方面问题:1)国内概念僵化、作用机制识别不清; 2)指标联系断裂,缺乏质量和动态评价; 3)预警单一化、尺度小。未来旅游生态安全研究可能由旅游可持续走向旅游生态韧性和旅游生态效率。     

生态资产核算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概念交汇与重点方向

面向“山水林田湖草”统一管理的现实目标,对生态资产的准确刻画加深了资源管理者和使用者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识,是生态系统服务理论从学术研讨向决策实践过渡的重要桥梁。然而,当前的生态资产核算结果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其决策支持作用受到质疑。基于对生态资产研究近今进展的总结,生态资产实际核算一般取自然资本与生态系统服务的交集分别作为存量和流量。如若将生态资产作为干部离任审计依据,则须把握先实物量后价值量的原则。在当前国际研究中,生态资产已经成为区域景观管理和农户生计决策的重要绩效评估与情景优选工具。完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模型、明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规范生态资产价值核算方法、提升生态资产决策支持能力4项内容应引起未来生态资产研究的重点关注。     

县域生态资产核算研究——以云南省屏边县为例

生态资产(Eco-Assets)是生产与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的自然资源。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屏边苗族自治县为例,研究了县域生态资产核算的指标和方法,以生态资产综合指数、负债表和损益表,开展屏边县生态资产实物量核算,以期能够切实反映出生态系统实物量的变化和生态补偿成效,结合生态补偿分析屏边县生态资产变化的原因和趋势,给生态补偿政策和离任干部审计提供技术支撑。结果表明:(1)屏边县生态资产核算可以分为森林、灌丛、草地、湿地自然生态系统和农田、城镇和荒漠人工生态系统实物量的核算。(2)2015年,屏边县生态资产指数为1.09,森林和灌丛占据主要位置,二者总和占当年生态资产的95.48%。15年来,屏边县生态资产综合指数降低了16.48%,其中森林和草地降低明显,分别减少了20.10%和6.67%,湿地指数增长了57.11%。(3)2000年以来,生态保护工程和城镇扩张是生态资产变化的主要原因,生态补偿投入持续增加为生态保护工程顺利建设实施提供了保障。本研究表明,现有的土地利用数据和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基本可以支撑县域生态资产的核算,同时县域生态资产的变化能够体现出生态保护工程实行成效,并为实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提供重要依据,为生态补偿政策提供科学支撑。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制度及管理应用——以深圳为例

“两山”理念提升了我国各级各地政府对生态价值的认识和重视，自然资本核算在全球学界研究及应用已进入新的阶段。如何开展常态化的核算与应用，如何将科研分析转化为管理制度，成为该领域新的研究命题。深圳积极响应中央政府要求，开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服务生态治理，在全国（乃至全球）率先制定了第一个政府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制度体系。介绍了深圳GEP核算制度体系的建设过程，描述了深圳GEP核算的主要特点，以及"十三五"期间（2016-2020年）深圳GEP试算的结果，讨论了深圳GEP在城市治理方面的应用路径。     

生态系统核算研究进展

生态系统核算的本质是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资产的实物量和价值量进行计算,将生态系统的数量信息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生态系统的保护目标融入经济社会决策,以更好地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构想.本文对生态系统核算基本问题、生态系统核算账户设计、生态系统估价方法等方面展开综述.首先,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理解的阐述和归类,立足于最终生态系统服务观阐明了生态系统的运行过程,扩展了国民账户体系(SNA)的生产范围.其次,梳理并设计了生态系统资产账户、生产账户和供给使用账户,就生产范围扩展方法对生产账户的不同影响进行对比.再次,区分了基于交换价值的核算方法和基于福利经济理论的核算方法,并指出基于交换价值的核算方法与SNA理论基础更为匹配.最后,对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并对未来研究予以展望.     

我国生态工业园认识和实践中的误区：隐喻的使用

近几年随着我国生态工业园的蓬勃发展,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认识和实践中的误区,这些问题将会影响我国循环经济工作的健康开展.生态工业园在理论层面中的一个基本属性就是其概念的隐喻性,而我国的学术界和实践界都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这个问题,将研究和实践带入了一个不必要的误区.提出了工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双向隐喻现象,并深入分析了隐喻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和限制;总结了我国生态工业园相关的隐喻性概念及其泛化现象,进而分析了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并提出了改进建议;以工业共生不稳定现象的研究为案例初步说明了如何在产业生态学的研究中合理地使用隐喻性概念.     

生态系统核算研究进展

生态系统核算的本质是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资产的实物量和价值量进行计算,将生态系统的数量信息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生态系统的保护目标融入经济社会决策,以更好地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构想.本文对生态系统核算基本问题、生态系统核算账户设计、生态系统估价方法等方面展开综述.首先,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理解的阐述和归类,立足于最终生态系统服务观阐明了生态系统的运行过程,扩展了国民账户体系(SNA)的生产范围.其次,梳理并设计了生态系统资产账户、生产账户和供给使用账户,就生产范围扩展方法对生产账户的不同影响进行对比.再次,区分了基于交换价值的核算方法和基于福利经济理论的核算方法,并指出基于交换价值的核算方法与SNA理论基础更为匹配.最后,对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并对未来研究予以展望.     

城市生态资产评估方法与应用——以广州市增城区为例

生态资产评估有助于人们以货币度量的方式衡量生态资源的价值,同时也为绿色GDP核算以及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科学依据。基于生态资产内涵,构建了包含自然资源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在内的生态资产价值评估指标体系,通过获取生态参数,对各项生态资产指标进行全面核算和时空动态分析,最后针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资产状况提出了相应的生态资产管理对策与建议。研究结果表明,2003、2008和2013年增城区的生态资产价值分别为286.4、287.9和330.6亿元,其中,自然资源价值占总价值平均比例为62%,生态服务价值占总价值平均比例为38%。10年间,增城区各类自然资源价值均增加,尤其是农用地和草地资源价值增加幅度最大;各项生态服务价值均减小,其中土壤保育价值减小最为明显。基于核算结果,为增城区提出了包含自然资源管理、生态服务监管、生态资产保育和实施生态补偿4个方面的具体生态资产管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