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核算研究进展

生态系统核算的本质是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资产的实物量和价值量进行计算,将生态系统的数量信息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生态系统的保护目标融入经济社会决策,以更好地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构想.本文对生态系统核算基本问题、生态系统核算账户设计、生态系统估价方法等方面展开综述.首先,通过对生态系统服务理解的阐述和归类,立足于最终生态系统服务观阐明了生态系统的运行过程,扩展了国民账户体系(SNA)的生产范围.其次,梳理并设计了生态系统资产账户、生产账户和供给使用账户,就生产范围扩展方法对生产账户的不同影响进行对比.再次,区分了基于交换价值的核算方法和基于福利经济理论的核算方法,并指出基于交换价值的核算方法与SNA理论基础更为匹配.最后,对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并对未来研究予以展望.     

生态资产评估及管理研究进展

生态资产是生态系统的自然资源属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属性的综合体现,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着基础支撑。如何准确评估生态资产状况和正确计量生态资产变化,实现生态资产的科学管理和合理使用,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对生态资产评估与管理的国外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重点。在生态资产内涵方面,尽管前期国内外学者理解有所不同,随着认知水平的不断发展,国内对生态资产的理解逐渐趋同于国外。在研究内容方面,生态资产评估与度量、核算与账户管理、服务于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及热点领域,取得积极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包括自然资源类和生态系统服务类的生态资产综合评估模型方面。今后需要加强基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双重属性强化生态资产内涵研究和重要性认知研究,全要素生态资产评估方法及全流程核算与权衡管理研究。在我国,需要加强生态资产核算的基础标准、规范账户管理及应用体系研究。     

基于核算目的的生态系统服务估价方法研究进展

开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不仅是健全生态系统核算方法、完善已有核算体系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技术之一。然而,已有文献少有根据核算目的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估价方法进行系统梳理并加以区分,这将会从需求侧造成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高估,使不同部门之间的测度结果产生不一致。本文基于生态系统核算目的,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估价方法展开综述。首先,从生态系统服务的内涵与价值入手,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分类方法进行梳理,总结了生态系统服务经济单位的途径,以识别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程度;其次,系统阐述了已有生态系统服务估价方法的内涵、适用范围和数据需求;再次,从生态系统核算的角度,探讨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所适用的估价方法;最后,分析了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对未来研究予以展望。     

生态资产核算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概念交汇与重点方向

面向“山水林田湖草”统一管理的现实目标,对生态资产的准确刻画加深了资源管理者和使用者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认识,是生态系统服务理论从学术研讨向决策实践过渡的重要桥梁。然而,当前的生态资产核算结果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其决策支持作用受到质疑。基于对生态资产研究近今进展的总结,生态资产实际核算一般取自然资本与生态系统服务的交集分别作为存量和流量。如若将生态资产作为干部离任审计依据,则须把握先实物量后价值量的原则。在当前国际研究中,生态资产已经成为区域景观管理和农户生计决策的重要绩效评估与情景优选工具。完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模型、明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规范生态资产价值核算方法、提升生态资产决策支持能力4项内容应引起未来生态资产研究的重点关注。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生态资产研究现状及启示

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梳理并分析国内外生态资产研究的发展现状和研究热点,发现国内外学术界在生态资产概念和核算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国外学术界对生态资产已经建立较为完善的会计核算体系,并将生态资产理念应用于决策管理;我国仅在生态资产实物量核算方面形成了一定研究成果,价值量核算多为生态系统服务核算,实质意义上的生态资产价值核算成果几乎空白。此外,我国学术界在生态资产资本化、市场化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结果,提出了生态资产未来研究方向的建议,即进一步明确生态资产的概念、参考SEEA EA等国际经验将生态资产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生态资产评估核算标准体系以及构建生态资产市场化交易体系。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非货币量核算研究

区别于价值量核算方法,基于生态热力学的环境核算方法从物质计量角度开展环境核算,以期打破大多数以人类为中心框架下的经济学方法,而新的方法框架进一步关注对人类及生态有益的生态服务的价值,即不忽视自然界提供的无关人类的相关服务功能。综述了基于生态热力学的环境核算理论基础,从禀赋价值视角重新解读了社会经济系统,从更深层次明确了"当前的"自然资产和生态服务实际是生态系统对资源使用的一种努力和结果,其"过去的"生态过程经历了长时间"试错和优化"。以美国森林生态服务功能案例研究展现了基于生态热力学的生态服务功能核算方法与基于支付意愿的市场价值核算方法与异同,并提出了使用能值方法进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核算的六大步骤。最后,针对近期能值方法的改进,给出四点发展展望:1)能值基准的不断更新夯实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非价值量核算的基础;2)已有大量能值分析在生态资产和生态服务功能应用案例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方法参照和比较的可能;3)生态服务功能价值量和非价值量的差异的根源在于从人类中心论到生态中心论的环境伦理观的转移;4)从生态热力学的视角研究生态服务功能为从能量的角度提出环境税确立了可能性。本研究建议采用双重核算方法,即类似于金融会计中使用的方法一样,用能量来记录环境负债,并建立一个货币化的资产负债表说明经济情况及环境对经济生产的贡献。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概念、核算方法与案例研究

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功能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可以定义为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包括生产系统产品价值、生态调节服务价值和生态文化服务价值。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的基本任务有3个,即核算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功能量、确定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价格、核算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价值量。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可以用于揭示生态系统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的贡献,分析区域之间的生态关联,评估生态保护成效和效益。以贵州省为例,探讨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的应用方法,评价了贵州省生态系统为贵州和其他地区人们福祉和支撑经济社会发展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及其经济价值总和。评价结果显示,贵州省2010年全省生态系统生产总价值为20013.46亿元,人均GEP 57526元,是当年该省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GDP的4.3倍。研究表明,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核算可以反映生态系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并为建立生态系统保护效益与成效的考核机制提供基础。     

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的内涵、核算框架与实施条件——统计视角下的设计与论证

基于已有研究和中国当前实践,对GEP的内涵和核算框架进行理论论证,以期为GEP的后续应用开发提供基本规范。(1)辨析当前GEP已有定义,提出了经过优化的GEP定义:特定时期内一区域生态系统为经济生产和人类其他活动提供的最终产出价值,具体包括生态供应品、生态调节服务和生态文化服务三个组成部分。(2)确定GEP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应用价值:辅助GDP评价区域发展业绩;为区域生态补偿提供标准。(3)参照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原理,设计出一套生态系统供应品和服务供给表和使用表,在此基础上生成了规范的GEP核算表和核算方法。(4)将框架设计落实到GEP核算实施层面,提出了后续需要考虑的相关分类体系、关键节点、实物和价值核算方法设计等重要问题及解决思路。     

面向生态效益评估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研究——以青海省为例

开展生态效益评估,对于推动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评价体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生态效益是指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环境条件产生的有益影响和有利效果。GEP(Gross Ecosystem Product)是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指一定区域在一定时间内,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最终产品与服务的经济价值总和,是一定区域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贡献的总货币价值,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生态效益。本研究提出面向生态效益评估的GEP核算框架,建立核算指标体系和技术方法,基于遥感数据和统计数据以青海省为例开展面向生态效益评估的GEP核算研究,并对相关利益者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15年青海省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为464.16亿元,对生态资产产生的生态效益进行相关利益者分析,80%以上生态效益的受益者是青海省以外的区域。以可比价计算,自2000年以来青海省GEP增加32.6%。根据现有的数据体系和方法核算的GEP是有现实意义的,可以作为生态效益评估的指标,可以作为GDP的重要补充对政策效益和生态保护成效开展评估,还可以作为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和"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依据和参考,为决策者提供重要的信息。     

基于选择容量价值的生态补偿标准与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以珠江水资源供应为例

选择容量价值是指,一项人类生存生产所必需的生态系统服务,其总量为消费该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活动所提供的选择自由度(即选择容量,optional capacity)与该消费活动所产生的经济社会价值的乘积。选择容量价值将经济发展状况和资源环境状况融合了起来,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统一,这对于推进保护与发展相辅相成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为了探索以选择容量价值为指标的生态补偿标准与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框架和核算方法,以珠江流域水资源供应为例,对跨水文单元的水资源供应流动进行了生态补偿核算,对各水文单元的水资源供应的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进行了量化评估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水资源供应的选择容量价值大部分(约74%)来自上游水文单元的跨区输入,而上游水文单元所提供的水资源供应的选择容量价值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下游水文单元的经济社会发展。基于跨区流动的水资源供应的选择容量价值,可以按照"共享共担"和"同工同酬"原则进行跨区生态补偿核算;基于各水文单元所提供的水资源供应的选择容量价值,可以对各单元内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进行核定,这对于协调区域发展推进西江-珠江经济带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青海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高原咸水湖,为社会提供了多项生态系统服务．开展青海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能用直观的经济数据揭示青海湖湿地生态系统对受益者的直接贡献,使青海湖湿地生态保护被纳入经济效益权衡的决策分析中.本文根据青海湖湿地生态系统特征及其所在区域社会经济特征,确定了青海湖湿地生态系统最终服务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并以2012年为基础年,综合运用市场价值法、替代成本法、区域旅行费用模型、条件价值法等方法定量评估了青海湖湿地生态系统提供给受益者的生态经济价值.结果表明： 2012年青海湖湿地生态系统最终服务总价值为6749.08亿元,其中,水源涵养和气候调节价值分别为4797.57亿元和1929.34亿元,分别占总价值的71.1% 和 28.6%.对所评估的8项最终服务按其价值大小排序为:水源涵养>气候调节>休闲娱乐>非使用价值>释氧>原材料生产>固碳>食物生产.评估结果用直观的数字揭示了青海湖湿地生态系统对受益者的巨大贡献,不仅能提高管理者和公众的湿地保护认知,也为生态补偿标准制定提供了数据基础.评估指标体系为区分湿地生态系统中间服务（功能）和最终服务、开展湿地生态系统最终服务动态评估和优化管理提供了重要方向.     

贵州草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贵州草海是中国三大高原淡水湖泊之一,其湿地生态系统能给人类提供产品和服务,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由于其价值没有被量化,人们对其重要性缺乏直观认识,导致了湿地的不合理开发及利用。根据草海湿地的特征,运用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问卷调查法等定量评估了2010年草海湿地生态系统最终服务价值,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结果表明,草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4.39×108元,其中供给服务价值为0.74×108元,调节服务价值为1.14×108元,文化服务价值为2.51×108元;所计算的10项服务按其价值大小排序为:休闲娱乐生物多样性与景观资源保护水资源供给调蓄洪水气候调节补给地下水大气组分调节原材料生产水质净化食物生产;单位面积服务价值为16.40×104元/hm2,是2010年贵州省威宁县单位面积GDP产值的16.91倍。从研究结果来看,草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较大,为草海湿地的管理及保护提供了一定参考依据。     

自然资本价值核算研究综述

目前国内外对自然资本价值核算的理论与方法尚未取得共识,无疑制约了自然资本核算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积极作用的发挥。基于此,本文分别从自然资本内涵及其价值核算理论基础、国内外自然资本存量与流量核算方法实证研究、自然资本货币化价值核算的合理性等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发现目前自然资本核算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产品的功能量与价值量核算而缺少生态资产货币价值量核算的研究;当前采用的生态产品价值量核算的生态系统类型系数表、本地化生态过程模型、能值当量替换三种方法在精度适用性、应用推广性和计算便捷性上各有优劣,尚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最后对自然资本货币核算的一些争论进行了分析。通过上述研究和分析,提出如下新认识：（1）自然资本相关概念尚不统一,已经形成的认识包括：自然资本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和使用价值,资本可分为存量资本（又称生态资产）和流量资本（又称生态系统服务）;（2）自然资本核算技术繁多,研究成果的横向比较性较差,需要通过标准化核算技术方法和建立生态环境资源数据库等措施,进一步提高核算结果的准确性和可比性;（3）相比于基于生态系统类型价值系数方法和基于非市场化货币的当量替代方法,基于本地化参数的生态系统服务过程方法更能够反映本地生态环境特征,评估分析的准确度更高,生态管理抓手更多;（4）尽管自然资本货币核算理论和实践应用仍存在一些争论,但各国政府和各类组织都在推动自然资本核算工作,自然资本的探索性核算成果已在各国生态补偿和生态损害修复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基于Meta分析的中国湖沼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转移研究

Meta分析价值转移方法作为资源价值评估的一种有效方法,在国外已经有大量的实证研究出现,但是在国内相应的实证研究非常稀少,有关该方法在湖沼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应用研究还尚未见报道。通过收集有关中国湖沼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实证研究文献的价值评估结果,建立价值转移数据库,应用Meta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构建中国湖沼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Meta分析价值转移模型,并对该模型用于样本外价值转移的有效性做出评估,探讨Meta分析价值转移方法在中国湖沼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领域的可应用性及发展前景。研究结果表明:(1)在样本文献中,通常洪水调蓄和水源涵养服务是湖沼湿地提供的经济价值最高的生态系统服务,而水质净化服务的经济价值最低;(2)湖沼湿地面积、生态系统服务受益人口数量、不同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价值差异以及不同价值评估方法的使用会影响湖沼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3)Meta分析价值转移模型用于样本外价值转移的有效性检验结果显示,样本外价值转移的转移误差范围在0.09%—234.61%之间,平均转移误差为19.99%,在自然资源价值转移的可接受误差范围内,因此Meta分析价值转移方法是评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一种可行且快速的方法。     

广东古兜山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森林生态系统对维持自然生态系统格局、功能和过程具有特殊的生态意义。该文以广东省古兜山自然保护区为例,探讨了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采用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替代花费法等对古兜山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评估,得出古兜山自然保护区每年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为57887615元。其中生产功能价值为6937700元,每年森林景观与游憩的平均价值为4050000元,森林生态系统改善大气环境的年总价值约32212700元,涵养水源与净化水质的年总价值为5809000元,森林保育土壤的年总价值为8878215元。该研究的目的在于以数值来显示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是巨大的,从而加深全社会对生态服务价值的认识,加强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管理与保护。     

论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多维度价值评估方法

为了维系湿地生态系统的功能并制定合理的保护与开发规划,有必要量化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湿地价值评估方法,而不同的选取方法、评估角度、评估对象等,会导致计算结果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在对时空差异性服务价值评估和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总价值评估中存在难以量化和重复计算现象。针对上述问题,从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定义、分类和受益人出发,提出了多维度价值评估方法,以定量计算时空差异性服务价值和系统的总服务价值,并探讨了该方法在淮河流域八里河湿地生态系统中的应用以及对其他类型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借鉴意义。     

Precisely incorrect? Monetising the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Environmental scientists emplo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rguments to argue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and the maintenance of ecosystem services. However, the economic terminology has a number of connotations which makes its usefulness for the intended effect questionable.On the one hand, the basic assumptions underlying economic valuation are far from realistic and represent rather a caricature of human behaviour. On the other hand, the methods based on these assumptions are manifold and lead to wildly diverging results. Thus the calculated value of ecosystems and their services is not a robust figure, but varies with the valuation method applied (plus a plethora of subjective assumptions). As a result, it is not possible to ‘objectively’ calculate the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Fortunately, it is also not necessary to do so. Given the inherent flaws of the valuation process, it seems more promising for biodiversity and its conservation to restrict the economic calculus to the role of a contribut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for a set of politically defined targets, rather than using it as the target setting mechanism itself.The paper lists some of the core assumptions, presents a systematic overview of the most relevant valuation methods, illustrates them by providing examples and discusses their limitations. As an alternative, political target setting is suggested, based on a multi-stakeholder, multi-criteria analysis. Market prices play a role in this analysis, as one factor amongst other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gives important hints, and economic instruments – inter alia –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s enforcement mechanisms. However, incentives should be based on criteria of (potential) effectiveness, not on value calcul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