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农田防护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核算

研究农田防护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影子价格法等,对山东省2001和2005年农田防护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进行了核算。结果表明:2001和2005年农田防护林生态服务功能的总价值分别为95.83亿元和124.97亿元,各项生态服务指标的价值顺序为保育土壤>作物增产>生物多样性保护>固碳供氧>净化空气;生态服务的总价值年均增加7.29亿元,其中保育土壤的价值增加最大为3.23亿元,其余依次是作物增产、生物多样性保护、林产品、固碳供氧、净化空气,增加价值分别为2.19、1.25、0.56、0.05、0.01亿元。因此,农田防护林具有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是巨大的,应该尽快建立生态服务市场补偿机制和完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方法,促进农田防护林从生态型向生态经济型转变。     

基于LUCC 的兰州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动态分析

生态脆弱型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是保育和合理开发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基础。构建典型生态脆弱型城市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模型, 以兰州城市生态系统为例, 运用GIS 和遥感技术分析LUCC 特征, 计算1989 年、1999 年和2009 年6 类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的9 项生态系统服务项目价值。结果表明: 1)20a 间兰州市耕地面积减少幅度最大为42.54%, 水体湿地、草地次之。总价值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 1999 年兰州城市生态服务价值最大为4.4377×108元, 2009 年生态服务价值是1989 年的1.5 倍。2)土壤形成与保护服务功能价值占总价值的比例最高约20%, 食物生产和娱乐文化服务功能价值占总价值比例较低为3.7%、3.4%, 气体调节、娱乐文化和原材料生态服务价值增幅最大。3)各年份林地、草地、耕地和水体湿地生态服务价值均为总价值构成的主要部分, 林地和草地生态系统对总服务价值的贡献率最高。城市扩张中应注重林草地的保育与合理规划。4)价值系数敏感性检验表明,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其缺乏弹性, 模型能够合理评估该区域生态服务价值波动。     

基于选择容量价值的生态补偿标准与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以珠江水资源供应为例

选择容量价值是指,一项人类生存生产所必需的生态系统服务,其总量为消费该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活动所提供的选择自由度(即选择容量,optional capacity)与该消费活动所产生的经济社会价值的乘积。选择容量价值将经济发展状况和资源环境状况融合了起来,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统一,这对于推进保护与发展相辅相成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为了探索以选择容量价值为指标的生态补偿标准与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核算框架和核算方法,以珠江流域水资源供应为例,对跨水文单元的水资源供应流动进行了生态补偿核算,对各水文单元的水资源供应的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进行了量化评估研究。研究结果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水资源供应的选择容量价值大部分(约74%)来自上游水文单元的跨区输入,而上游水文单元所提供的水资源供应的选择容量价值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下游水文单元的经济社会发展。基于跨区流动的水资源供应的选择容量价值,可以按照"共享共担"和"同工同酬"原则进行跨区生态补偿核算;基于各水文单元所提供的水资源供应的选择容量价值,可以对各单元内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进行核定,这对于协调区域发展推进西江-珠江经济带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面向生态修复的自然资源资产评估与应用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生态修复是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内容。做好生态受损、功能退化地区的辨识并因地施策,是科学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生态修复重大工程的优先任务。基于自然资源资产评估方法,探索提出一种面向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的应用路径。在自然资源资产理念与方法评估辨析基础上,以广州为例,构建在地化的自然资源实物核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框架,开展生态修复空间辨识,提出空间规划应对策略。主要研究结论：(1)2009年广州市自然资源资产总值约8334亿元,2019年为12025亿元;(2)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总体呈上升趋势;剔除价格上涨因素后,调节与支持服务价值有所下降,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仍待强化;(3)提出自然资源资产评估在国土空间规划生态重要性地区识别、生态空间主导功能分区、生态治理重点研判等规划应用。最后,就如何提高自然资源资产评估的合理性与准确性,自然资源资产评估方法在不同层次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中的适应性,如何基于自然资产评估推动生态修复规划实施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1977—2018年贵州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发挥受森林资源动态消长的影响, 简便有效的森林生态服务功能评估可为生态补偿制度的制定和生态GDP的核算提供科学依据。通过耦合第七次国家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期间全国各省份森林面积、蓄积和同时期森林生态服务功能物质量、价值量的监测数据, 构建最优评估模型, 预评估不同清查时期贵州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物质量和价值量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 (1)反映森林资源特征与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间协同关系的最优评估模型为y=aS+bV+c。(2)贵州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物质量总体呈增加趋势, 其中第五次清查期间, 各项指标增长率波动较大, 介于40.50%—139.26%; 价值量各项指标呈上升趋势, 各项占总价值量比重的波动较小, 其中涵养水源所占比重最大, 介于40.30%—40.79%, 再次为生物多样性保护, 为23.76%—32.27%, 剩余各项依次为固碳释氧、保育土壤、净化大气环境和积累营养物质。(3)第九次清查期间贵州省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量达3564.17 ×108元·a–1, 相当于该省当年GDP的24.07%。通过评估得到贵州省森林提供生态服务的潜力较大, 尤其体现在涵养水源、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固碳释氧等方面。     

中国森林生态资产价值评估

森林资源是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生态资产,探索森林生态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对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森林资源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净现值法计算了中国森林生态资产总价值为698.5万亿元,其中直接价值为7.5万亿元,包括林木价值4.5万亿元和林下产品价值3.0万亿元;间接价值为691万亿元,其中,气候调节价值量最高,占间接价值的48%;水源涵养价值量次之,占间接价值的27%。从森林生态资产总价值的分布来看,广西省、广东省和云南省位于全国前列,分别占森林生态资产总价值的10%、9%和9%。单位面积森林生态资产价值表现为海南省、浙江省和广东省较高,分别为954万元/hm2,915万元/hm2和888万元/hm2。森林生态资产价值研究为我国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提供理论依据,因此全面的估算中国森林生态资产价值很有意义。     

生态资产评估及管理研究进展

生态资产是生态系统的自然资源属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属性的综合体现,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着基础支撑。如何准确评估生态资产状况和正确计量生态资产变化,实现生态资产的科学管理和合理使用,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对生态资产评估与管理的国外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重点。在生态资产内涵方面,尽管前期国内外学者理解有所不同,随着认知水平的不断发展,国内对生态资产的理解逐渐趋同于国外。在研究内容方面,生态资产评估与度量、核算与账户管理、服务于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及热点领域,取得积极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包括自然资源类和生态系统服务类的生态资产综合评估模型方面。今后需要加强基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双重属性强化生态资产内涵研究和重要性认知研究,全要素生态资产评估方法及全流程核算与权衡管理研究。在我国,需要加强生态资产核算的基础标准、规范账户管理及应用体系研究。     

新安江上游地区黄山市生态补偿价值初探

基于生态补偿价值理论,以2005年为基准年,对新安江上游黄山市生态资源的价值进行研究,分析了上、下游的效益关系,得出黄山市要维持本市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自然资源进行生态补偿的结论,并以生态系统功能的效益作为生态补偿的上限,机会成本和直接投入的总和作为生态补偿的下限,计算出生态补偿总价值量的范围为726963．8．2971790．81万元。     

县域生态资产核算研究——以云南省屏边县为例

生态资产(Eco-Assets)是生产与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的自然资源。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屏边苗族自治县为例,研究了县域生态资产核算的指标和方法,以生态资产综合指数、负债表和损益表,开展屏边县生态资产实物量核算,以期能够切实反映出生态系统实物量的变化和生态补偿成效,结合生态补偿分析屏边县生态资产变化的原因和趋势,给生态补偿政策和离任干部审计提供技术支撑。结果表明:(1)屏边县生态资产核算可以分为森林、灌丛、草地、湿地自然生态系统和农田、城镇和荒漠人工生态系统实物量的核算。(2)2015年,屏边县生态资产指数为1.09,森林和灌丛占据主要位置,二者总和占当年生态资产的95.48%。15年来,屏边县生态资产综合指数降低了16.48%,其中森林和草地降低明显,分别减少了20.10%和6.67%,湿地指数增长了57.11%。(3)2000年以来,生态保护工程和城镇扩张是生态资产变化的主要原因,生态补偿投入持续增加为生态保护工程顺利建设实施提供了保障。本研究表明,现有的土地利用数据和生态环境监测数据基本可以支撑县域生态资产的核算,同时县域生态资产的变化能够体现出生态保护工程实行成效,并为实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提供重要依据,为生态补偿政策提供科学支撑。     

苏州西山仰坞生态园城市半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价值的定量评估

对半人工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及价值进行定量评估, 能够充分显化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 同时对于地方的生态补偿、环境保护及生态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以苏州西山仰坞生态园为例, 基于遥感影像分析了该地区近十几年以来的植被动态变化, 并构建生态服务价值综合评估体系, 对该地区生态系统的物质产品价值及涵养水源、固碳释氧及保育土壤等生态服务价值进行定量评估。结果表明: 苏州吴中区西山仰坞的植被空间分布表现为中部及东部地区植被覆盖程度较高, 而南部区域植被覆盖较低。近年来植被覆盖程度增高, 且呈增加趋势的面积占到总面积的92.7%, 进一步提升了该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价值, 主要源于果园和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苏州吴中区西山仰坞的物质产品价值即经济林产出价值为935万元,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453.75万元, 不同类型生态服务价值由大到小排序为: 涵养水源>生物多样性保护>固碳释氧>保育土壤>气候调节>积累营养物质, 而旅游观光价值为1647万元, 进而计算得2016年苏州西山仰坞生态园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高达3035.75万元。通过评估得出苏州吴中区西山仰坞生态园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综合利用该地生态系统多方面的生态资源及经济价值, 进而充分发挥其生态价值效益。     

差异化的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标准——以北京市为例

生态补偿本质是生态系统服务的购买,因此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必须基于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2004年开始,北京市逐步对生态公益林进行生态补偿,但补偿项目仍然采用了一刀切的标准制定模式。森林生态系统因树种和林龄的不同,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存在较大差异。另外,生态公益林所处的区域位置也决定着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发挥的稳定性和相对重要性,是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中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因而,有必要基于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价值量核算,并综合考虑生态系统的立地环境、区域定位和资源稀缺度因素,构建差异化的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方案。依据该方案计算的北京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范围在176元/hm~2到2168元/hm~2,其中延庆区和怀柔区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较高,中心城区和房山区的补偿标准较低。补偿标准的全市平均值为1265元/hm~2,与北京现行山区生态林生态补偿项目的补偿标准相当。构建的公益林生态补偿标准,体现了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价值以及生态服务的区位相对重要性差异,为动态化、多元化的公益林生态补偿方案建立提供了可能。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的中国绿色经济转型预测分析

着眼于中国绿色经济转型之路的科学预测与分析,借鉴传统环境负荷模型以及资源与经济脱钩理论、区位熵理论等,提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的有关绿色经济指标评价模型。应用该模型计算出2001—2010年全球及中国有关绿色经济指标,依照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预计"十二五"末期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消耗及环境损失成本、人均绿色GDP将分别达到3.11×1012美元、0.37×104美元,生态负荷强度、资源脱钩指数及绿色GDP的区位熵指数分别为0.38、0.66、75;2020年中国绿色GDP的区位熵指数将超越全球平均水平、2024年人均GDP将突破1万美元关口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生态系统压力逐年降低、资源利用效率、环境绩效与经济效益同步提高,逐渐在全球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未来,中国仍需秉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处理好与其他国家的权责纷争;同时积极推进节能减排、经济结构调整工作,进一步协调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的关系。     

泰山保护地生态资产价值评估

为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地生态资源的保护,促进区域更好地发挥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生态资产价值衡量具有重要意义。实现对保护地生态资产及价值的评估,明确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保护价值,可以为保护地生态功能定位以及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泰山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态条件,有着丰富的自然生物资源,构成了独特的自然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生态学研究价值。研究选取泰山保护地内的生态资产为研究对象,基于文献调研、观测与统计资料等相关数据,从物质量与价值量的角度进行模型运算,得到2017年泰山保护地生态资产价值为133908万元。研究结果表明泰山生态资产价值对维持当地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构建的评估体系为我国生态资产价值的评估提供了一个相对全面的综合评估方案,为我国生态资产评估提供更为全面的科学依据与决策支持,也为环境产权、生态补偿等政策制定提供定量分析基础。     

基于信息熵量化评价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管理成效

生态系统管理绩效的量化评价是保护区域生态安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选取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作为研究对象,从生态系统服务潜力、人为活动强度、旗舰种保护和生态管理实际情况出发,构建生态系统管理评估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含16个因子。对指标体系构建的数据集,基于熵理论定量评价系统无序程度、发展方向。结果表明:(1)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总熵流值为-0.8309,系统整体健康;其中5个市县总熵流为正,生态系统无序性较大,为非健康状态。(2)生态系统管理的正熵流主要受第一产业影响;负熵流的产生主要来自旗舰种保护和区域保护绩效。在空间尺度上,不同区域间总熵流存在差异,宝兴县总熵流最高,达到0.0880;九寨沟县最低,为-0.1826。综合农村居民收入与总熵流评价结果,研究认为试点期内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可以考虑选取示范点,总结管理经验;在生态管理热点区域优先推广,如平武县、宝兴县和茂县。在管理过程中谨慎对待社区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Divergent responses of flagship,keystone and resource-limited bio-indicators to forest structure

Bio-indicators are often proposed to set conservation priorities in forest habitat owing to the difficulties of determining forest intrinsic ecological value. Here, we tested the efficacy of a number of potential bird indicator groups in monitoring beech Fagus sylvatica forest status by analyzing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the spatial and structural variables of forest vegetation that indicate key ecological patterns and processes. The density of cavity nesting birds, indicating the presence of limited forest resources (resource-limited indicators), was influenced by tree species diversity, vertical species mingling and diameter, parameters reflecting maturity, gap-dynamic processes, as well as resource and shelter availability. Heterogeneity in shrub species composition, another parameter depending on forest dynamics,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Capercaillie, a “flagship” species for forest conservation. The presence of woodpeckers, a “keystone” group that provides shelter and foraging substrate to other organisms, was positively affected by the basal area of standing dead trees that is in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natural nutrient availability.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ingle indicators fail to provide a complete assessment of forest status, and their use in monitoring or managing forest ecosystem need to be contextualized to specific ecological patterns. The combined use of several indicators, representing various taxa, functions and life histories, appears to be preferable, and is logistically feasible if these can be surveyed together. Several indicators would likely display a wider range of sensitivities to the modification of natural processes and permit more comprehensive tracking of forest dynamics than single flagship, keystone or resource-limited indicators.     

森林生态系统损害评估体系与管理制度研究

生态环境损害事件会破坏或者损害动植物生境与生态系统平衡,乃至对我国生态安全造成威胁。然而目前针对森林生态系统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存在评估体系不完善、定量化评估方法不足、损害赔偿管理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且缺乏对人类活动与森林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整体受损情况进行剖析。基于此,综合考量人类活动与森林生态系统状况的受损范畴与界限,剔除其中交叉重复的内容,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等4项原则,构建了森林生态系统损害评估指标体系。该体系基于受损对象,涉及了人身安全损害、人类活动损害、森林生态系统功能损害和其他损害共计4项一级指标,包括身体损害、精神损害、经济林果品损失、林副产品损失、加工制造业损失、森林旅游损失、科研文史损失、土壤保持损失、水源涵养损失、防风固沙损失、固碳释氧损失、大气净化损失、应急处理费、调查评估费共14项二级指标,以及22项三级指标,并运用市场价值法、替代成本法、影子工程法、恢复成本法等方法明确了各项指标的价值量化方法。文章还从林业技术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两个方面,对森林生态系统损害管理制度进行了探讨。林业技术部门管理制度主要分为事前预防、事中响应和事后评估,包括安全规划、风险控制、损害溯源、应急救援措施、技术方案与修复标准制定等;司法行政部门管理制度主要分为监督管理、立法管理和社会机制,包括名册记录（编制）、违法违规追责、赔偿制度完善、森林损害基金和公众参与办法的建立等。旨在为森林生态系统损害评估技术的定量化、标准化,以及管理制度的健全化提供参考依据。     

面向管理目标的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

国家公园具有生态系统保护、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等管理目标,这些管理目标的实现需要大量监测数据和信息的支持。对国家公园开展生态监测有助于了解国家公园内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并揭示管理活动的影响,从而为管理决策的规划和实施提供有用信息。为推动我国国家公园生态监测体系的建立,提出了面向管理目标的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构建方法。该方法由确定国家公园生态监测目标、识别国家公园管理目标、识别国家公园关键生态过程、确定需要监测的生态过程并制定初始监测指标清单、确定最终监测指标清单5个部分组成。该方法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进行了应用。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管理目标包括生态系统保育、维持江河径流量持续稳定等13项,在区域、景观、生态系统和种群尺度上共识别出16个关键生态过程。通过匹配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关键生态过程与管理目标,构建了一个由两级共93个指标组成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体系,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面向多重生态保护目标的广东省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风险情景模拟

稳定、协调、可持续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是维持区域自然生命系统、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的基础。面临生态系统所受的人为与自然干扰,有必要准确评估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风险,揭示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性提升路径。现有研究多叠加所有生态系统服务以评估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风险,未能面向区域生态问题或生态需求对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进行整合。研究提出面向多重生态保护目标的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风险情景模拟框架,考虑广东省生物多样性保育、水资源安全、自然灾害防范等生态保护目标,选取代表性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生境维持、水源涵养、水质净化、土壤保持、洪水缓解、热带气旋缓解),基于不同典型浓度路径情景评估2018—2035年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风险。结果表明,2018—2035年广东省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空间格局基本稳定,尽管有所退化、空间异质性强。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风险的情景模拟表明,面向生物多样性保育目标的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高风险区位于珠三角的深圳市、佛山市和江门市,以及粤西和粤东地区的湛江市、茂名市和揭阳市;面向水资源安全目标的生态系统服务退化高风险区位于珠三角的深圳市、中山市和江门市,以及粤西与粤东地区的茂名市、揭阳市和江门市;面向自然灾...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生态保护优先区识别研究

生态保护优先区识别对于城市群的整体性生态保护和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识别城市群生态保护优先区，有助于保障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水平和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以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增加粮食供给等生态系统服务指标和土地利用强度等生态脆弱性指标构建新的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指标体系，以弥补原指标体系忽略部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或者关乎生态脆弱性的重要因素所导致的评价结果片面性问题；然后运用结合空间主成分分析法和有序加权平均算子(Ordered Weighted Averaged, OWA)的主客观结合赋权法进行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的多情景模拟，并基于保护效率和权衡度进行多情景择优，由此所得最优情景的生态保护优先区的整体生态保护价值相对最高，且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指标间权衡问题可能导致的评价误差；最终大湾区生态保护优先区面积为26406.04 km²,占大湾区陆域国土总面积的47.69%,主要分布在大湾区中部以外的肇庆、惠州、香港、广州北部、江门外环以及深圳东部沿海，同时优先区识别结果基本覆盖现有生态保护红线和周边大部分一般生态空间...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s 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s based on 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model from 2000 to 2015 in Sichuan Province,China

The ecosystem services provision is constantly under threat by anthropogenic pressures, especially which is mainly related to land use changes. A solution proposed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s the implementation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s 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based on 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rograms. In this study, we developed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s and calculating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rom 2000 to 2015 in Sichuan Province, China. We firstly examined the utility of lacunarity analysis for detecting spatial characteristic scales of pattern of land uses. Due to large-scale and regular distribution,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cropland, woodland and grassland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water body, construction land and unused land. We then investigated changes in ecosystem services in response to land use change through assignment of per unit area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method. The total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is about 10,780 billion yuan·year⁻¹, and the woodland and grassland ecosystems contributed more to the total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The critical areas (with higher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for management purpose were identified depending on the heterogeneity of use services learned from spatially explicit measures. Considering the chang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and economic indicators and ecosystem service value based on spatial visualization and analysis, we finally constructed a quantitative estimate model fo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aking city (state) as study unit, and determined standard value so as to evaluat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rom 2000 to 2015. Spatial differences of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were significant among all the cities (states). The average payment standards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based on city (state) area, and correct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were − 117.10 billion yuan, 4.41E-13 billion yuan, and − 58.55 billion yuan, respectively. The negative values suggested that the stakeholders of Sichuan Province should pay fo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the positive value meant the residents in the Sichuan Province can obtain the amount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his proposed innovative framework provid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 scales of land uses and enables evaluation of the ecological integrity of landscapes. It also fills up the gap in the field of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region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provides a feasible way to reconcile the conflicts among benefits in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se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