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知识的概念与保护

近年来, 传统知识受到国际国内的广泛关注, 特别是与生物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保护问题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论坛已成为焦点议题。然而, 传统知识尚没有统一的定义。本文在分析相关国际公约有关传统知识的概念的基础上, 结合作者过去几年在中国民族地区的相关研究工作, 提出与生物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相关的传统知识可分为以下5类: (1)传统利用农业生物及遗传资源的知识; (2)传统利用药用生物资源的知识; (3)生物资源利用的传统技术创新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 (4)与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相关的传统文化与习惯法; (5)传统地理标志产品。本文还针对目前传统知识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探讨了开展传统知识调查、整理、编目、继承、发展、保护和推广应用的各项措施, 并提出建立国家法规制度, 以确保公平公正地与地方社区和土著居民分享因利用传统知识而产生的惠益。     

印度生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获取制度发展动态研究

印度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主张遗传资源主权归国家所有并实现遗传资源惠益公平分享。印度政府于2003年颁布了《生物多样性法》,2004年又补充颁布了《生物多样性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对其生物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主权、保护原则、主管部门和管理体系、获取和惠益分享等问题。2014年又制订发布了《生物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规则指南》,对生物考察和利用、商业开发的惠益形式与比例、成果转化程序与惠益分享方式、知识产权获取程序与惠益分享形式、第三方转让为研究或商业利用、豁免审批情况等都作出了详细明确的规定。从印度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体系发展动态来看,印度的制度构建过程是循序渐进,不断更新,逐步趋于完善、细化。印度的遗传资源制度体系建设紧跟国际发展形势,从原则性的规定发展到具体措施。印度与中国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国情相似,国际谈判立场一致,印度的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制度体系构建思路值得中国在国内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国家制度体系构建借鉴。     

主要利益相关方在履行《名古屋议定书》中的关系与义务

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ABS)涉及三个主要利益相关方, 即提供方、使用方和监管方。在我国履行《名古屋议定书》的过程中, 需深刻理解《名古屋议定书》中对于提供方、使用方和监管方的相关规定, 分析三方关系内涵及各自义务, 对有效履行《名古屋议定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 为促进公平和公正的惠益分享, 提供方有义务明确生物遗传资源的原产地并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原产的生物遗传资源, 确定生物遗传资源的原始持有社区和相关传统知识的原始持有人(或地方社区); 通过调查、登记和编目, 分析遗传资源的起源、形成及利用历史, 建立当地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档案; 通过ABS知识培训, 提高参与“获取与惠益分享”事务的能力, 特别是与使用方谈判ABS协议的能力。使用方有义务履行国际公约规定的“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原则, 在征得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事先知情同意和实质性参与下, 与土著和地方社区经共同商定条件, 签订体现公平惠益分享的ABS协议; 使用方要尊重土著和地方社区对保护和提供生物遗传资源的贡献, 制定行为守则, 履行社会责任; 还要在论文发表及专利申请时披露所使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来源和原产地。监管方有责任建立完善的ABS政策和法规体系; 建立ABS信息交换机制, 发布ABS相关信息; 规定提交获取申请所要求的材料, 提供“ABS协议”的模本, 并审查和批准“ABS协议”, 签发“合法来源证书”; 并通过建立检查点, 监督和监测ABS协议的履行。     

佤族传统文化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相辅相成, 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已经得到广泛认可。佤族在长期利用和管理当地生物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民族文化, 研究佤族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对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佤族聚居人口最多的西盟佤族自治县与沧源佤族自治县作为研究区域, 采用生态学和民族学方法调查了佤族利用的野生植物资源及相关传统文化。结果表明: 佤族传统使用的野生植物十分丰富, 是当地佤族形成传统饮食、医药、服饰、建筑文化的物质基础。基于自然崇拜形成的生态观、习惯法和节庆习俗可促进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地方政府在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保护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已经应用于扶贫和乡村振兴的产业发展; 市场化和城市化发展、生活方式改变、生物资源减少、保护意识薄弱、外来文化侵蚀等是文化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因素; 地方社区将特色生物资源转化为生态产品的能力不足, 制约了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 亟需健全保护传统知识和传承民族文化的政策和制度, 建立传统知识数据库, 加强宣传教育、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中的积极作用。     

《名古屋议定书》背景下我国传统知识的保护:以德昂族酸茶为例

中国于2016年9月6日成为《名古屋议定书》缔约方, 意味着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以及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 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已经步入履行阶段。传统知识的防御性保护是防范生物剽窃, 建设性保护是促进惠益分享。本研究通过多年的实地调研发现, 德昂族酸茶作为一类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 在原持有方不知情同意的情况下, 被某利用方申请了专利, 构成了生物剽窃。本研究指出, 传统知识防御性保护可考虑修订国内专利法, 将传统知识强制性来源披露要求纳入其中, 进而防范生物剽窃。为促进传统知识的持有方分享应得惠益和可持续利用, 本研究建议依据《名古屋议定书》精神, 通过立法制定特殊制度, 创造性地发展出可行的惠益分享制度, 区分不同的传统知识主体资格, 以事先知情同意程序和共同商定条件为途径, 以补偿责任或知识共享许可协议为手段, 来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两大目标, 方能达成传统知识的建设性保护。     

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二十年: 行动、进展与展望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公约》, 至今已经20年。在此期间, 中国1993年建立了履行《公约》的国家协调机制, 1995-1997年实施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 2007-2010年编制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略与行动计划》, 2011年建立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 并针对《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 实施了多项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行动, 包括森林、草原、荒漠、湿地、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保护; 物种资源调查、编目、数据库建设以及珍稀濒危物种保护; 外来入侵种防治与转基因生物生态风险评估等。同时, 在生物多样性本底查明、监测体系建立、就地保护、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传统知识的保护与应用等方面还存在很多挑战, 为此, 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区域生物多样性本底查明、就地保护和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等未来重点研究方向。     

《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土著和地方社区”术语在中国的适用性和评价指标体系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8(j)条提出了术语“土著和地方社区”, 《名古屋议定书》关于遗传资源特别是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很多重要条款中都涉及该术语。然而, 二者均未对该术语予以定义, 国际社会对该术语的适用范围至今尚未达成一致, 缔约方只能根据公约文本内涵和各国具体国情予以推断和解读。当前的普遍理解包括殖民主义特征的“狭义土著和地方社区”和仅具有原住民特征的“广义土著和地方社区”两种情况。对于中国而言, “土著和地方社区”是否与中国少数民族社区概念上等同或完全不同, 对于全面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词源分析、定性和定量化等理论和实证研究, 构建了以少数民族具体地方社区为评估单元的“土著和地方社区特征”评价指标体系, 进而对部分少数民族具体地方社区进行了实际评估。结果表明, 一些至今仍然维持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及保留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地方社区具有明显的“土著和地方社区”特征, 适用于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这为理解国际上的“土著和地方社区”和中国“少数民族”提供了思路, 为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中涉及“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条款提供了技术支持, 也为维护中国少数民族地方社区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公平惠益分享中的应有权益提供了理论基础。     

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问题刍议

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DSI)是测序技术的产物,至少包括DNA、RNA等遗传物质的序列信息和天然产物化学结构信息等,其获取和利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分配问题已经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进程的热点和焦点。自2016年以来,《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下各方对此虽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讨论,但在DSI内涵和外延、与遗传资源的关系、开放获取、监测DSI的利用等领域仍然存在根本分歧。DSI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面临政治博弈、技术障碍、国内法与国际法协调、多公约协同等多重挑战。我国作为全球DSI的主要提供国和利用国,为有效应对DSI获取与惠益分享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有必要加强以下方面的相关工作:(1)加强DSI的相关基础研究工作,特别是需要强化跨学科研究,并开展惠益分享试点示范;(2)适时制定生物信息数据管理制度,系统构建生物资源数据分类、汇交、共享、研究、利用、跨境传输、惠益分享等关键制度;(3)加快建成开放、安全、共享、互惠的全球性生物资源数据生产和存储基础设施,加强生物资源数据国际合作;(4)充分发挥诸如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等跨部门协调机制作用,持续加强我国参与DSI相关国际论坛讨论的协同增效。     

《生物多样性公约》传统知识议题的背景、进展与趋势

传统知识之所以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公约的热点议题,主要源于其重要的研究价值、经济潜力以及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生物多样性公约》签署至今,在传统知识议题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如:设立专门的传统知识工作组,为履行公约相关条款制定了工作方案和行动计划,推动特殊制度的谈判,达成一系列道德行为准则,以及通过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根据公约第十次和第十一次缔约方大会达成的相关决议,习惯性可持续利用(customary sustainable use)、特殊制度(sui generis systems)、传统知识归还(repatriation)等将成为今后传统知识谈判的重点.我国需要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知识产权等主管部门之间的协作,协调我国在不同国际法框架中传统知识议题的谈判立场;还需要开展习惯性可持续利用、特殊制度体系、传统知识就地或者活态保护(living protection)的研究.     

论壮族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以广西靖西市为例

本文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之上, 结合目前开展的关于壮族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调查、整理与编目工作, 分别从酸食文化、织染文化、地名文化和文学艺术的角度对壮族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究, 并从自然崇拜、乡规民约和习惯法、传统生态观念以及传统医药文化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传统文化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结果表明: (1)壮族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孕育了传统文化, 而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直接或间接地丰富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2)壮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促进了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而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又进一步保障了当地传统文化的传承。本文还对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的发展现状及受威胁因素进行了讨论, 并以此为基础, 提出传承壮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传统知识的相关建议, 即应通过加强宣传和立法, 建立传统知识数据库和发展乡村旅游等形式, 加强对传统知识与传统文化的保护。     

Conservation, Small Mammals, and the Future of Sacred Groves in West Africa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conservation of relict natural habitat in West Africa, especially habitat preserved in traditional sacred groves. Government-sanctioned conservation is contrasted with local grassroots efforts of conservation. Evidence for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sacred groves is based on results of a field study of small mammal communities conducted on the Accra Plains of Ghana and on published sources on the conservation and use of sacred grove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The study employed standard mark-and-recapture techniques for the sampling for terrestrial small mammals, and mist netting for the sampling of bat communities. Pragmatic approaches combining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use are considered, as are traditional values that have preserved the sacred groves in the past for up to several hundred years in some cases. In part because these groves shelter unique small mammal and plant communities, traditional values and protection mechanism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newly emerging cultural and religious contexts. The issues encountered during this study reveal that effective conservation involving local peoples requires a concerted interdisciplinary effort. This revised version was published online in November 2006 with corrections to the Cover Date.     

基于MaxEnt模型的三江源区草地濒危保护植物热点区识别

三江源地处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之一的青藏高原腹地, 是高寒草地生物多样性的集中分布区。但过去几十年中, 人为干扰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高寒草地严重退化, 草地生物多样性受到极大威胁。本研究利用最大熵(MaxEnt)模型模拟了三江源区40种濒危保护植物当前及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的热点分布区。根据最大熵模型估计结果统计, 目前三江源濒危保护植物的热点区面积89,438 km², 主要分布于三江源东部和南部, 其中濒危物种大于30种的最热点地区面积485 km², 主要分布于囊谦县、玉树市、班玛县、久治县和河南县。未来在增温增湿的气候变化情景下, 最大熵模型模拟的三江源区草地濒危保护植物的热点区将向西北部扩大, 有利于植物多样性的维持和提升。然而, 模型模拟还发现, 在囊谦县、玉树市、班玛县、久治县和河南县等县市, 均有濒危保护植物大于25种以上的热点区域未被重点保护区覆盖, 总面积为4,423 km²。这一区域被划分为可开展畜牧生产活动的一般保护区, 受到人为干扰的可能性较大, 应予以更多关注与保护。     

Considering sacred and riverside forests in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of forest management in low wood producing countries: The case of Togo

Togo is a country located in the Dahomey corridor, which is an interruption of the West-African forest. The forests are mainly found in the sub-humid zone of the country, and are very fragmented due to human activities, generally reduced to forested strips along waterways. Sacred forests in Togo are protected by the local communities. In this very constraining forestry context, our study aims to reconsider these sacred forests as important centres of biodiversity and promote their inclusion in frameworks of criteria and indicators for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SFM). Our results are based on research that has been undertaken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show that local communities have a greater respect for riverside and sacred forests than they do for government protected areas which are being degraded. Several of these forest fragments are modern relics of old and disappearing plant communities in Togo. Our inventories show that there are 1500 taxa in these areas, representing ∼45.5% of the local and introduced flowering plants of Togo. Some of the plant species are not found outside the forest fragments. Plant diversity is higher than that found in the surrounding vegetation communities. In the sacred forests, harvesting of minor NTFPs is frequent, while in the riparian forests timber harvesting is having an impact. Unfortunately, threats to the forest are numerous, leading to their disappearance. Many species recorded are potentially threatened because of the current pressure being placed on the forest fragments.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our study provides essential information aimed at valuing these sacred forest fragments which, up until now, have not been addressed in the criteria and indicator frameworks of SFM.     

乡村旅游地生态文化传统与生态环境建设的互动效应——以云南石林县彝族阿着底村为例

乡村生态旅游是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形式,也是一项可持续发展的朝阳产业。乡村旅游地的生态文化传统与生态环境建设之间有一种互动机制。本文以云南石林县阿着底彝族村寨的密枝林文化传统与乡村旅游产业的互动效应为例,探讨了文化传统对乡村森林资源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强调通过加强村民生态教育、加强村规民约建设、发展生态循环经济,使互动效应永续发展。     

云南楚雄彝族的“神树林”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所述的“神树林”是广泛意义上的概念,包括多种因文化信仰而保护的各种森林块.这些森林块不仅有多种的生态功能,也是村社水平生物多样性相对集中的地方.通过对云南楚雄彝族的“神树林”进行了广泛调查,取样比较了自然保护区、村社集体林和“神树林”3种不同管理模式下的森林群落的植物物种多样性,结果表明“神树林”群落的物种总数(67)、样方特有种(17)、Shannon-Wiener物种多样性指数(2.96)都显著高于自然保护区群落(分别为44、8、2.17)和集体林群落(分别为34、4、2.39),表明云南楚雄彝族的“神树林”在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土族生物资源利用相关的传统知识多样性

生物资源利用相关的传统知识是对生物资源进行识别和利用的传统知识系统。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 这类传统知识显示出其在科学、经济、文化乃至粮食安全战略方面的价值。本研究根据《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 对我国青海省土族聚集区的土族生物资源利用相关的传统知识进行了系统调查与编目, 并借鉴生物多样性测度方法, 创建了传统知识多样性指数计算方法, 对土族生物资源利用相关传统知识多样性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1)编目现存的土族生物资源利用相关的传统知识词条共424条; (2)土族传统知识的α多样性指数D_TK = 0.67, 表明其传统知识多样性较高; 土族传统知识的β_wtk多样性指数在不同的县域差异较大, 表明其在县域之间存在差异, 在空间上分布不连续、不均匀。本研究利用生物多样性指数验证了传统知识的定量研究方法, 说明传统知识多样性指数不仅可用于定量研究表征区域传统知识的多样性, 揭示不同空间区域内的分布特征, 还可为未来构建传统知识的定量研究体系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Catholicism and Conservation: The Potential of Sacred Natural Sites for Biodiversity Management in Central Ital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eligion, nature and conservation has become a prominent topic among scholars and conservation practitioners. Numer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piritual beliefs have contributed to preserving important biodiversity in sacred areas around the world. In Western contexts, however, that link has been underexplored, perhaps due to a common view of Christianity as anti-naturalistic. Here, I rely on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rst-hand observations to identify patterns and trends characterizing Catholic sacred sites in Central Italy. I show that a high proportion of the sites are located in natural areas, and that some types of sites and strands of Catholicism are associated with natural settings more frequently than others. Further, these natural sacred sites often display ecological features that highlight their important conservation role. Greater awareness and consideration of local spiritual heritages are recommended to guarantee more effective and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the sites.     

Sacred groves of Manipur,northeast India:biodiversity value,status and strategies for their conservation

The people of Manipur, a state in northeast India, follow ancestral worship and animism in the form of deity worship, with the central focus on worship in forest patches. The beliefs and taboos associated with the Sylvan deities (Umanglais) in the forest patches are restricted to any sort of disturbance of flora and fauna. These social boundaries help to conserve the entire organism as a whole, which stand the concept of sacred groves. The pleasing of deities is performed every year by the Meiteis, a dominant community of Manipur, in honour of the deities and to gain their favour. Indigenous cultural and rituals practices of the local people in sacred groves serve as a tool for conserving biodiversity. Sacred groves are distributed over a wide ecosystem and help in conservation of rare and endemic species. Well-preserved sacred groves are store houses of valuable medicinal and other plants having high economic value, and serve as a refuge to threatened species. One hundred and sixty-six sacred groves were inventoried in Manipur valley that comprises Imphal east, Imphal west, Thoubal and Bishnupur districts of the state. Detailed studies were carried out in four selected sacred groves, to know the importance of biodiversity status and vegetation characteristics. A total of 173 plant species representing 145 genera under 70 families were recorded through baseline floristic survey. The species diversity indices were compared among the four studied groves. The vegetation composition and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were recorded. Ethnobotanical uses of species were examined, which reveal that 96% of the species were used as medicine for the treatment of various ailments. Utilization of herbal medicine by the Meitei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and ritual practices. A few of the medicinal plants which have disappeared from the locality are now confined only to the groves. Socio-cultural aspects were investigate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attitudes of local people, which indicate social beliefs and taboo are eroding, simultaneously degrading the degree of protection of sacred groves. Therefore, conservation measures of sacred groves need to be formulated considering the factor of degradation and the basic necessities of the local people. Until and unless a viable option is provided to the local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who habitat nearby the adjoining areas) for sustaining their economic condition, no step for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will be successful.     

云南楚雄彝族的"神树林"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所述的“神树林”是广泛意义上的的概念,包括多种因文化信仰面保护的各种森林块,这些森林块不仅有多种的生态功能,也是村社水平生物多样性相对集中的地方,通过对云南楚雄彝族的“神树林”进行了广泛调查,取样比较了自然保护区,村社集体林和“神树林”３种不同管理模式下的森林群落的植物物种多样性,结果表明“神树林”群落的物种总数的植物物种多样性,结果表明“神树林”群落的物种总数（６７）、样方特有种（１７）、Ｓｈ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