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区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进展

生态社区建设融合了建筑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原理,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社区发展模式。生态社区评价指标体系在一定的一级指标框架下,采用定性或定量的评价指标,评判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对生态社区的概念和内涵、形成与发展历程、国内外生态社区相关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总结和归纳,在此基础上综述了生态社区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进展,包括评价主体、一级指标框架的构建、二三级指标使用的频度分析及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最后总结分析了生态社区指标体系研究中对外环境关联、动态发展、参与性与适应性等方面的不足,提出将复杂性理论、生命周期分析方法和生态足迹分析引入生态社区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以提高指标体系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参与性。     

城市居民行为与生态社区建设研究

简评了城市居民行为与社区生态环境的关系及其对生态社区建设的启示,归纳了相关研究的进展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下一步研究方向。研究发现,当前城市居民行为对生态环境的胁迫及社区环境对居民行为的影响研究方法多样、内容分散,研究设计及其逻辑尚无系统完备的研究体系做支撑。此外,目前生态社区建设研究大多集中于新型生态社区的设计与开发,少有针对已有社区的生态化改造的分析,也没有充分针对不同城市社区类型及资源、能源、环境禀赋提出因地适宜的建设生态社区的建议。研究还发现,即使是针对新型生态化社区,在构建过程中也是重视生态社区的规划和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忽视生态社区的后续管理,更是缺乏针对管理机制创新方面的探讨。另外,现有城市生态社区建设多重视单个具体指标的提升,轻视全面建设生态社区中的系统性思考,缺少具有普适性的生态社区评价指标体系及对指标间关联关系的考量与分析。现有社区物业管理信息化平台,大多包含了社区环境卫生管理,并没有从社区生态系统建设和保护的角度出发将社区物质能量代谢、碳氮循环、生态系统性管理理念纳入进来,更缺少实时、动态的面向社区居民的生态环境资产核算方面的计算、查询、规划等互动式交流。当前生态社区集成示范的可推广性与普适性有待进一步深入考察,即要保证示范具有可参考、可借鉴、可推广等实际应用价值,避免由于技术过于超前或成本太高而导致示范难有操作性。     

城市社区尺度的生态交通评价指标

交通出行的便捷和绿色程度是城市生态社区评价的关键内容。基于生态社区评价研究中交通出行相关指标的筛选及分析,选择了评价社区交通出行生态水平的5项关键指标,即居民工作出行时长,社区停车状况,绿色出行比例,公共交通满意度,社区停车环境满意度,建立了基于交通出行数据采集的客观评价和基于居民满意度问卷调查的主观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选择北京市城区和近郊的4个不同社区案例进行调查、评价和比较,验证评价指标的有效性及北京典型社区的交通出行生态水平。北京居民工作出行时长在60 min以内的占样本总量的75%左右,7%的居民出行时长在90 min以上;居民平均绿色出行比例为69.5%;北京居民对公共交通的满意度约为46%,对社区停车环境满意度则不足19%。居民工作出行时长指标可以更直接的反应交通便捷程度,而公共交通的便利程度会影响到居民选择绿色出行方式的比例。     

生态社区轻松生活

加里·斯奈德的诗集《龟岛》中写道:"团结一起/认识花朵/轻松前行",这浓缩了斯奈德关于"生态社区"的基本主张:人们在社区中团结在一起,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亲密的关系;认识大自然,学习大自然,培养生态意识;抛却消费社会沉重的物质负担,开创简单、节约、低碳的"轻松型"生活,培养人的生态责任.整个汗马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汗马)及保护区管理局所在的金河镇,就是一个初步具备了上述特征的生态社区.     

生态社区 轻松生活

加里·斯奈德的诗集《龟岛》中写道:"团结一起/认识花朵/轻松前行",这浓缩了斯奈德关于"生态社区"的基本主张:人们在社区中团结在一起,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亲密的关系;认识大自然,学习大自然,培养生态意识;抛却消费社会沉重的物质负担,开创简单、节约、低碳的"轻松型"生活,培养人的生态责任。整个汗马自然保护区(以下简     

我国保护地生态旅游发展现状调查分析

了解我国保护地生态旅游发展现状,为制定我国生态旅游政策和推动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提供理论支撑.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大多数保护地开展了生态旅游,现状特征主要是:(1)有一定的生态旅游市场规模,生态旅游产品趋于多样化;(2)基础设施的生态兼容性不够;(3)环境解说系统普遍建立,但专业化程度较低;(4)生态环境状况良好,但环境管理体系仍需完善;(5)社区参与经济效益好,但参与深度有限;(6)我国保护地生态旅游从业人员数量不足,且导游在生态旅游方面的专业素养亟待提高;(7)生态旅游管理受到重视,但相关措施有待完善;(8)资金投入不够、管理体制未理顺是阻碍我国保护地生态旅游发展较为普通的问题.     

国内外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比较研究

中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阶段,是城市实现生态转型的关键节点。然而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技术、管理和保障机制等落后于城市开发。概述了生态城市的起源、发展历程和最新理念,在国内外各遴选了面积相似的生态城市案例9个（含2个生态社区）,追踪发展动态,分析规划建设特点,比较其在战略规划、绿色出行、技术和产业、公共参与和保障措施上的异同,结合《城市与区域规划国际准则》和《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对国内生态城市的建设管理提出建议。在城市层面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等潜在危险的长期战略,短期目标要适宜可考核;以人为本,完善公共服务,增强城市的包容性;建立系统思维,加强本土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发展转型;完善保障机制,提供公众参与的渠道。     

生态脆弱性评价与预测研究进展

如何定义和观测生态脆弱性,如何对生态脆弱性进行客观评价和有效预测,对于维持生态系统稳定、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本文在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的基础上,讨论了生态脆弱性的研究方向、研究尺度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并对生态脆弱性评价和预测进行了总结.当前生态脆弱性研究中,存在着研究框架不完善,研究方法不统一,以及研究尺度与精度之间难协调等问题.未来生态脆弱性研究应关注:1)进一步增加生态脆弱性研究的广度和深度;2)生态脆弱性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3)利用“3S”技术建立更加系统和完善的集脆弱性动态监测、综合评价和趋势预测为一体的生态脆弱性研究体系;4)生态脆弱性应对政策的研究.     

水稻器官干物质运转特性的因子分析

本文对33个水稻品种（组合）5个器官的干物质转运率和移动率（共10个性状）进行了因子分析,结果表明,5个器官的干物质运转特性均可自成主因子,均具有重要作用,主因子1为茎杆运转因子,主因子2为叶片运转因子,主因子3为功能叶片运转因子,主因子4为功能叶外其它叶片运转因子,主因子5为叶鞘运转因子．除主因子1具有较大的方差贡献外,其余主因子方差贡献接近．杂交F1比常规品种具有更大的主因子l得分,部分常规品种也具有较高的主因子l得分,可作为亲本加以利用．     

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研究进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理论与实践已成为各国共同研究的热点。从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理论、修复技术、修复生态效益及修复质量评价这四个方面介绍了国内外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的研究进展, 并对我国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研究工作进行展望: (1)在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过程中, 更应关注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最佳结合;(2)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基础理论尚有待进行深入研究, 生态修复技术需要开展多学科、多领域协作实现进一步创新;(3)需要建立较为一致且完善的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质量评价体系; (4)在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过程中, 利用风景园林学科的相关理论方法进行景观营造, 实现矿山废弃地重建和景观化。     

近二十年来上海不同城市空间尺度绿地的生态效益

基于CITYgreen模型,通过对1987、2000、2004和2008年4a的TM影像分析,从上海城市空间大尺度(上海市外环内整体)、中尺度(上海市外环内各行政区)和小尺度(上海市外环内各镇及街道)计算绿地年固碳和空气污染物去除两项生态效益,其中大尺度绿地的生态效益为:1987年为16722.58万元,2000年为8546.36万元,2004年为8161.48万元,2008年为968.47万元。继而利用基础统计学以及ArcGIS地统计分析扩展模块对生态效益进行分析,得出结论:(1)大尺度上分析,1987年至2008年,由于受到城市建设用地拓展的影响,城市绿地生态效益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中尺度上分析,不同行政区绿地生态效益的浮动范围与变化趋势均不相同,中心城区外围的浦东区、宝山区、普陀区等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且变动幅度较大,而中心城区一直处于较低状态;(3)小尺度上分析,基于克里格插值的曲面拟合分析表明中心城区部分区域出现回升。旨在通过模型拟合分析,完善上海市绿地生态效益研究,并为特大型城市绿地规划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甘肃小陇山华山松群落灌木层优势种种间关联性分析

通过野外大量调查,选取小陇山华山松林55个样方中的20个常见物种,运用多物种复合关联VR,χ2检验,Pearson相关系数和Spearman秩相关系数和关联测度等测算和综合分析群落的种间联接关系,结果表明:(1)多物种关联性(VR)的分析表明华山松林主要组成成员间的关系以正关联为主,说明华山松群落主要种群对生存环境的需求是一致的;(2)20个常见种种对中以华山松-锐齿栎、华山松-栓皮栎、华山松-辽东栎等种对之间呈正关联;锐齿栎-栓皮栎、锐齿栎-盐肤木等呈现负关联;黑刺菝葜、多毛樱桃等为独立关系等,是群落内环境的体现,是群落内环境异质性的表征;(3)依据华山松林种间关系的不同性质把组成群落的20个常见种归纳为3个生态种组,即正关联组、负关联组和独立组;(4)种间关联的研究结果对华山松群落的生境监测、营林管理、林区道路景观再造中的树种选择和配置有一定的实际指导意义。     

醴陵市绿色屋顶生态系统服务潜力评估及规划

近年来,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逐渐地被运用到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当中, 发掘能提供高生态效益的绿色屋顶潜力区域是增加城市生态空间有效途径。以提供城市空气净化、雨水截留、生物栖息地、热环境调节四个方面的生态服务为目标, 借助GIS平台确定醴陵市绿色屋顶生态空间潜力区域并提出规划策略, 为醴陵市以绿色屋顶形式完善城市生态空间结构提供参考。研究表明: (1)醴陵市潜在绿色屋顶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中, 有20.3 km2的区域被划分为高效益服务区域, 约占研究区域面积的63.8%。(2)建筑年龄、结构和资金是小城市建设绿色屋顶的主要限制因素, 现状建筑中, 不适宜改建的建筑约占总建筑面积46.25%, 低限制改建的建筑占15.86%。 (3)通过叠加分析, 提取了高效益区域内的低限制改建建筑, 作为醴陵市绿色屋顶生态空间潜力区域, 面积为0.53 km2。 (4) 结合醴陵市绿地系统规划, 以“生态源地-廊道-节点”为结构, 以“分期规划, 重点建设”、“空间互补, 全域网络”两大原则, 形成“五重要节点、四优先区域、五主要廊道、全域网络”的醴陵市绿色屋顶生态空间格局。所提出的潜力评估和规划策略, 不仅可以为醴陵市建设绿色屋顶、优化城市空间构架提供依据, 还可为其他小城市以绿色屋顶形式增加生态空间的规划建设提供参考。     

大都市区生态源地识别体系构建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诊断

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是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必要手段，科学识别生态源地是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的基础。以高度城市化的大都市区--上海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生态源地识别体系，探究不同土地利用数据源与指标权重对生态源地识别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与电路理论构建生态阻力面，识别生态保护与修复优先区域，对已有研究仅关注保护/修复的情况进行补充。结果表明：(1)自然生态本底仍是识别生态源地的重要指标，加入人类需求指标可填补已有研究对高度城市化源地识别针对性和丰富性的不足。生态系统服务格局、生态环境安全格局与环境友好格局权重为5 ∶ 2 ∶ 1时，源地识别效果最佳。(2)上海市生态源地空间和数量分布极不均匀，破碎化是首要问题。上海市现有(2017年)生态源地202个，共920.96 km²，占总面积14.53%，其中微型源地(面积<3 km²)数量高达82.67%。城市化水平影响生态源地分布，外环是源地数量与总面积的分水岭，郊环是源地平均面积的重要界线。(3)上海市以"面(源地)-线(廊道)-点(优先点)"组成生态保护网络，其中生态廊道442条，生态保护优先点306个，重要点线分布集中于中心城区边界。上海市生态修复优先区域325.47 km²，其中障碍点309.78 km²，需优化的非生态斑块95个(15.69 km²)，大都市区的生态修复重点区域应聚焦于城市化扩散的阻力区域，且应多关注生态价值适中的草地与耕地。研究工作可为其他高度城市化区域，以及处于高速城市化发展进程城市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识别提供借鉴与参考。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景感尺度特征分析和应用

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感知的交互作用是景感生态学关注的焦点，与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紧密关联。生态系统、生态过程、生态系统服务以及人的需求均具有一定的时空尺度特征，因此，由这些过程产生的"景感"也具有时空尺度特征，并依赖于这个过程的尺度特征相互作用。梳理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与景感营造规划的尺度特征，探索二者相互联系，进而提出基于景感生态学理论，通过景感营造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的多尺度实现路径。从空间维度，体现从"社区-城市-流域-区域"的多尺度景感规划框架，从应用维度，体现从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探索-关键指标体系识别-多源谜码数据感知-景感营造与规划设计的具体流程。通过多尺度的联合景感营造，调整自然供给水平与人类不同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需求以期达到平衡，从而实现人类生存环境福利与居民福祉提升的目标。在此基础上，结合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实例，从多尺度景感营造的角度为城市绿色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优化建议。主要结论：（1）基于"社区-城市-流域-区域"的多尺度景感分析框架，将景感要素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思想融入城市规划，在不同尺度上趋善优化，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和管理具有重要指示意义；（2）雄安新区规划设计需更系统和细致地考虑人类感知需求，通过多尺度景感营造设计，共同实现雄安新区的可持续发展与人居环境提升。其中，在社区尺度，需重点关注社区植被配置和居民的休闲游憩；在新区尺度重点关注绿地系统网络构建；在大清河流域尺度重点关注河流健康与水文调节；在京津冀区域尺度需注重山体通风廊道与生态屏障的构建与优化。     

基于“退化压力-供给状态-修复潜力”框架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综合考虑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状态、城市化的生态系统压力以及经济发展支撑生态修复的潜力，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有助于提供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融合的空间途径，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与协同治理。基于"退化压力-供给状态-修复潜力"框架，系统评估珠江三角洲生态系统的压力、状态与潜力，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结果表明，压力指标在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形成连片的高值区并逐渐向外部肇庆市、惠州市、江门市的中心城区辐射；供给指标空间分布差异较大，低值区与高值区之间缺乏自然过渡；潜力指标高值区主要位于各市高度发达的中心城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共划分出五大类型区，其中生态优先修复区（压力高-供给低-潜力低）位于广佛都市圈的交界地带，东莞市，珠海市与中山市的中心城区，占珠江三角洲土地总面积9.39%，亟待整合生态修复专项经费开展区际协同治理；生态治理调控区（压力低-供给低-潜力低）主要位于广州市的南沙区，佛山市、中山市与珠海市的非中心城区，占比12.98%，区域经济发展需强化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生态自主修复区（压力高-供给低-潜力高）主要位于深圳市的宝安区、南山区与福田区，广州市的中心城区以及佛山市的禅城区，占比3.24%，应坚持地区生态保护修复政策、加大生态环境治理投资力度。研究结果明晰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将为生态修复工程的系统布局提供空间决策指引。     

基于遥感生态指数模型的渭南市生态环境质量动态监测与分析

本文基于1995和2015年的Landsat系列遥感影像,利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绿度、湿度、干度、热度4个指标的权重,采用遥感生态指数(RSEI)评价模型,对渭南市1995—2015年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监测与分析.结果表明: 1995—2015年,渭南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呈上升趋势,RSEI均值由0.489上升至0.556;生态环境改善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渭南市中部,占总面积的49.6%;生态环境退化的地区主要分布在韩城市部分矿区和渭南市南部区县(秦岭北麓渭南段),仅占总面积的15.4%.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受城市规划建设影响较大,但总体上其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得益于近年来该市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与投入.     

Biodiversity change under adaptive community dynamics

Compositional change is a ubiquitous response of ecological communities to environmental drivers of global change, but is often regarded as evidence of declining “biotic integrity” relative to historical baselines. Adaptive compositional change, however, is a foundational idea in evolutionary biology, whereby changes in gene frequencies within species boost population-level fitness, allowing populations to persist as the environment changes. Here, we present an analogous idea for ecological communities based on core concepts of fitness and selection. Changes in community composition (i.e., frequencies of genetic differences among species) in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should normally increase the average fitnessof community members. We refer to compositional changes that improve the functional match, or “fit,” between organisms' traits and their environment as adaptive community dynamics. Environmental change (e.g., land-use change) commonly reduces the fit between antecedent communities and new environments. Subsequent change in community composition in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however, should normally increase community-level fit, as the success of at least some constituent species increases. We argue that adaptive community dynamics are likely to improve or maintain ecosystem function (e.g., by maintaining productivity). Adaptive community responses may simultaneously produce some changes that are considered societally desirable (e.g., increased carbon storage) and others that are undesirable (e.g., declines of certain species), just as evolutionary responses within species may be deemed desirable (e.g., evolutionary rescue of an endangered species) or undesirable (e.g., enhanced virulence of an agricultural pest). When assessing possible management interventions, it is importan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driver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e.g., undesired climate warming) and adaptive community responses, which may generate some desirable outcomes. Efforts to facilitate, accept, or resist ecological change require separate consideration of drivers and responses, and may highlight the need to reconsider preferences for historical baseline communities over communities that are better adapted to the new conditions.     

上海海岸带及邻近岛屿植物分布特点和环境因子分析

上海海岸带及邻近岛屿发育至今,生物、非生物环境因子起着重要作用。其中,成岛年龄、高程、土壤种类、土壤养分、土壤含盐量、土壤pH值等影响着诸岛植物群落的形成、定居与演替。在多年野外调查基础上,本文以时空跨度,运用PC-ORD生态学多变量分析软件中的典范对应分析（CCA）二维排序方法,阐述了上海海岸带及邻近岛屿植物群落的植物多样性,报导了上海海域诸岛的植物种类,并对该区域多种生境下植物群落的演替现状和所适应的环境因子进行了分析,为研究分析上海海岸带及邻近岛屿植被及其整个生态系统提供了基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