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季风区大气CH4浓度时空变化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2009—2018年亚洲季风区7个大气本底站[印度尼西亚Bukit Kototabang(BKT)站、中国鹿林(LLN)站和瓦里关(WLG)站、日本Ryori(RYO)站和Yonagunijima(YON)站、韩国Tae-ahn Peninsula(TAP)站、蒙古Ulaan Uul(UUM)站]地面观测资料,利用谐波模型拟合和最大信息非参数探索方法,对亚洲季风区大气CH₄浓度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亚洲季风区大气CH₄浓度范围在1853.04～1935.61 nmol·mol^-1,高于同期美国夏威夷Mauna Loa(MLO)站观测值(1838.33 nmol·mol^-1),总体呈现由北向南依次递减的纬向分布特征,两个高值中心为韩国TAP站(1935.61 nmol·mol^-1)和日本RYO站(1907.19 nmol·mol^-1)。大气CH₄浓度平均季振幅最大为日本YON站(108.20 nmol·mol^-1),最小为中国WLG站(29.48 nmol·mol^-1),同时韩国TAP(4.49 nmol·mol^-1·a^-1)站表现出更高的季振幅变化速率;除中国WLG站和韩国TAP站外,其他本底站均呈现夏低冬高的季节循环特征;从长期变化上看,中国LLN站(7.68 nmol·mol^-1·a^-1)和WLG站(7.56 nmol·mol^-1·a^-1)大气CH₄浓度增长趋势最明显。相对于风速而言,气温和降水量对亚洲季风区大气CH₄浓度的影响程度更高,两个气象因子与大气CH₄浓度之间均呈现显著负相关;局地排放对部分站点大气CH₄浓度具有显著正向效应。     

大都市区生态源地识别体系构建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诊断

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是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必要手段，科学识别生态源地是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的基础。以高度城市化的大都市区--上海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生态源地识别体系，探究不同土地利用数据源与指标权重对生态源地识别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基于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与电路理论构建生态阻力面，识别生态保护与修复优先区域，对已有研究仅关注保护/修复的情况进行补充。结果表明：(1)自然生态本底仍是识别生态源地的重要指标，加入人类需求指标可填补已有研究对高度城市化源地识别针对性和丰富性的不足。生态系统服务格局、生态环境安全格局与环境友好格局权重为5 ∶ 2 ∶ 1时，源地识别效果最佳。(2)上海市生态源地空间和数量分布极不均匀，破碎化是首要问题。上海市现有(2017年)生态源地202个，共920.96 km²，占总面积14.53%，其中微型源地(面积<3 km²)数量高达82.67%。城市化水平影响生态源地分布，外环是源地数量与总面积的分水岭，郊环是源地平均面积的重要界线。(3)上海市以"面(源地)-线(廊道)-点(优先点)"组成生态保护网络，其中生态廊道442条，生态保护优先点306个，重要点线分布集中于中心城区边界。上海市生态修复优先区域325.47 km²，其中障碍点309.78 km²，需优化的非生态斑块95个(15.69 km²)，大都市区的生态修复重点区域应聚焦于城市化扩散的阻力区域，且应多关注生态价值适中的草地与耕地。研究工作可为其他高度城市化区域，以及处于高速城市化发展进程城市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识别提供借鉴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