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秦岭山地村民对野猪容忍性的研究

2016年11月—2017年11月,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了陕西省西安市秦岭山地(深山区和浅山区)村民对野猪Sus scrofa的认知度和容忍性,并分析影响村民容忍性的主要因素,以期为缓解村民与野猪的矛盾提供科学依据,并为物种管理提供参考资料。结果表明:84.61%的被调查者期望野猪种群下降或消灭; 53.85%完全不赞同或不赞同保护措施;野猪毁坏农田后,83.08%完全赞同或赞同捕杀野猪;在村外遇见野猪时,47.69%完全赞同或赞同捕杀野猪。农田收入比例、野猪毁田面积、家庭年收入及毁田面积占比是影响村民对野猪容忍性的主要因素。与浅山区相比,深山区村民对野猪的容忍性更低。因此,建议在深山区施行缓解人猪冲突的相应措施,即完善和落实相关的野生动物致害补偿条例,合理开展狩猎活动以及开发利用野猪资源,加大村民就业技能培训和收入转型,调整作物结构。     

贵州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猪危害特征与居民态度分析

野猪对农作物的危害是当前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典型案例,分析其危害特征,掌握当地居民对野猪危害与保护管理的态度,对于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与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决策尤为重要。对贵州赤水桫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调查研究发现,野猪一年四季均危害农作物,危害高峰期在 2-4 月与10-12 月,主要受作物收获期影响;农耕地在保护区的位置、距道路距离及距水源距离显著影响野猪对农耕地的危害,农耕地距道路(< 55 m)和水源越近(< 270 m),遭受危害程度越高。保护区的实验区和周边区域人居活动强烈,但野猪危害较其他区域严重,野猪危害农地时对水源因素较距居民点距离、距林缘距离、隐蔽因素更为敏感。70% 的当地居民认为野猪危害是由于种群数量过多引起。55% 的当地居民不赞同国家保护野猪的政策,62% 的赞同猎杀野猪控制其种群数量增长。受访者年龄与野猪危害程度两因素显著影响居民对野猪的容忍度,50 - 70 岁是当地社区居民的主要人群,也是态度中立及容忍度较高的人群。为有效减少野猪危害损失,调和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矛盾,建议保护区管理者根据野猪危害特征,帮助当地居民建立有效防控措施和有效快速的危害评估与损失补偿机制,同时根据当地居民的态度特征,做好保护政策的宣教工作。     

四川青川县大熊猫栖息地主要伴生哺乳动物调查

1999年10月25日～11月15日,在四川省青川县对大熊猫种群数量进行调查的同时,对主要的伴生哺乳动物也进行了调查.在调查样线遇见率最高的是牛羚,其次为野猪、黑熊、竹鼠等,其遇见率分别为60 8%、16 7%、14 1%、10 1%.动物种类及种群数量分布最多的是唐家河自然保护区,牛羚和野猪已在唐家河周边社区对农作物造成较大的危害.全县大熊猫栖息地内,除唐家河保护区保护较好外,其余地方的野生动物保护不容乐观,栖息地质量和动物多样性都在下降.     

北京市延庆区哺乳动物多样性、 分布及影响因素

2017和2018年,综合样线调查法、红外相机法、样方笼捕法、洞穴调查法和访问调查法五种方法对北京市延庆区哺乳动物多样性及分布进行调查,并分析了影响其多度与分布的因素。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延庆区有哺乳动物7目15科21种。从相对丰富度指数(RAI)来看,野猪(Sus scrofa)占绝对优势(28.27%),其次猪獾(Arctonyx collaris)(21.47%)、亚洲狗獾(Meles leucurus)(13.79%),最少的是山东小麝鼩(Crocidura shantungensis)和东北鼢鼠(Myospalax psilurus)仅为0.17%。从分布上来看,野猪分布最广,占全部调查网格数的84.21%;其次是猪獾和亚洲狗獾,各占73.68%;山东小麝鼩等6个物种各只在1个网格中记录到,占全部网格的5.26%。所有工作区域中,延庆区西南的松山保护区及野鸭湖保护区物种丰富度最高,东北部的水头沟和九眼楼风景区物种丰富度最低。当前威胁哺乳动物多样性的因素主要是"水源情况"和"人类活动",为更好地保护该区域哺乳动物多样性,建议:(1)在缺水的区域进行人工引水或建立永久补水点;(2)在非保护区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宣传,以减少旅游登山等对野生哺乳动物的干扰。     

基于“3S”技术的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研究

在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支持下, 选取海拔、道路、水质等12个影响大鲵生境选择的因子, 运用层次分析法与栅格数据的叠加分析, 对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境适应性进行评价, 确定了大鲵栖息适宜、次适宜与不适宜区域。在此基础上, 按照生态完整性与保护区面积不变的调整原则, 提出了该保护区的范围与功能分区方案。该方案中, 核心区外围有缓冲区保护, 其面积分别占保护区的34.43%和38.01%, 实验区面积占保护区的28.56%, 保护区涉及水域长度缩短至原保护区的1/5, 该方案将极大减少保护区与居民生产生活的矛盾, 提高保护管理工作效率。研究结果可为两栖动物自然保护区范围与功能分区调整提供借鉴。     

吉林珲春电子围栏防控野猪危害农田的效果研究

近年来,随着野猪（Sus scrofa）数量不断增长,人与野猪之间的冲突也随之增加。2021年8至10月,在吉林省珲春市春化镇开展了电子围栏防控野猪危害农田的效果研究。研究共布设40块样地,以单次脉冲强度与栏线圈数来区分电子围栏,以防控有效期长度、进入样地野猪数量与农作物损失率衡量防控的有效性。研究结果如下：（1）电子围栏对野猪危害农田的防控效果显著,所有实验组的防控有效期长度、进入样地野猪数量、农作物损失率均与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P <0.05）。（2）电子围栏的脉冲强度对野猪危害农田的防控效果影响不显著。电子围栏的栏线圈数为2,脉冲强度分别为0.3 J、1.0 J和2.0 J的样地中,防控有效期长度、进入样地的野猪数量、农作物损失率均无显著差异（P> 0.05）。（3）电子围栏的栏线圈数不同组别,防控效果不同。3圈栏线的电子围栏组防控有效期为（29.2±1.4）d,进入样地野猪数量为（0.7±1.0）ind,农作物损失率为4.28%±8.24%;2圈栏线的电子围栏组防控有效期为（27.3±3.3）d,进入样地野猪数量为（1.0±1.3）ind,农作物损失率为7.98%±...     

江西桃红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梅花鹿生境适宜性评价

华南梅花鹿(Cervus nippon)被IUCN列入濒危物种,也是我国国家Ⅰ级重点保护动物。目前种群仅分布于江西、浙江、安徽等狭窄的区域内,形成多个孤立种群,生境破碎和丧失被认为是限制梅花鹿种群增长的主要原因。于2011年3月至2013年3月采用样线法和样方法对桃红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梅花鹿栖息地进行了野外调查,利用空间模拟方法,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空间分析功能,以植被类型、坡度、坡向、海拔和人类干扰活动作为评价因子进行了生境适宜性评价。结果表明,桃红岭地区以森林为主,各类林地面积约9 488.15 hm~2,占75.90%,植被类型分为落叶阔叶林、针叶林、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林、竹林、灌丛、草丛和芭茅丛,面积分别为1664.57、1638.63、3438.21、1247.15、87.85、1143.88、60.92 hm~2和206.94 hm~2。在不考虑人类活动影响时,梅花鹿的适宜生境和次适宜生境面积分别是2233.99 hm~2和2980.24 hm~2,分别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8.61%和24.83%;而考虑人类活动影响时,梅花鹿的适宜生境和次适宜生境面积分别是1224.04 hm~2和2164.70 hm~2,分别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0.20%和18.04%。由于梅花鹿的生境受到居民点、主要道路、农田耕作、森林采伐等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导致大量适宜和次适宜生境丧失、隔离,景观破碎度指数由0.4345增加到0.5898。以潜在可利用生境面积计算,保护区梅花鹿环境容纳量为(568±160)只,而以实际可利用生境面积计算,则只能容纳(368±105)只。适宜生境的丧失和破碎可能是限制桃红岭梅花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梅花鹿种群恢复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实际调查提出了管理措施。     

四川九顶山保护区周边社区经济及环境意识调查和建议

应用PRA方法对四川九顶山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5个乡镇的经济状况及居民的环境意识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1）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经济林木产品和矿山务工收入,对森林资源的依赖性不强;2）当地大量的采矿业破坏了自然环境;3）在调查居民的发展愿望时,37％的人认为应大力发展种植业。由于社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居民的发展愿望差异明显;4）各乡镇居民对保护区的认识和环境保护的看法有显著差异,经济发展地区的环境意识较强;5）保护区对居民的宣传教育偏少。保护区应加大对居民的宣教工作,积极开展社区共管;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经济发展的滞后可能影响社区的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所以在推动保护区的工作同时,实现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川九顶山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经济及环境意识调查和建议

应用参与式乡村评估方法(PRA)对四川九顶山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5个乡镇的经济状况及居民的环境意识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1)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经济林木产品和矿山务工收入,对森林资源的依赖性不强;(2)当地大量的采矿业破坏了自然环境;(3)在调查居民的发展愿望时,37%的人认为应大力发展种植业,由于社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居民的发展愿望差异明显;(4)各乡镇居民对保护区的认识和环境保护的看法有显著差异,经济发展地区的环境意识较强;(5)保护区对居民的宣传教育偏少.保护区应加大对居民的宣教工作,积极开展社区共管;同时也应注意到经济发展的滞后可能影响社区的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所以在推动保护区的工作同时,应实现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小兴安岭南坡野猪家域分析

采用笼式活捕野猪,利用无线电遥测技术、R2V、Arcview 和SPSS 软件技术,于2004 年7 月15 日至2006年1 月19 日,对小兴安岭南坡野猪家域进行测定、计算和分析,以了解该地区野猪的家域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季节变化影响野猪家域面积,在春、秋季,野猪的家域面积显著大于冬季,而春、夏季间无显著差异;不同性别及年龄野猪家域大小也不同,成体雄性秋季发情期和亚成体春季分窝期家域面积显著增加;在冬、春季家族群野猪的家域面积显著大于独体野猪家域面积,说明家族群对家域面积有影响;亚成体家域大小主要受家族群家域的影响,家族群野猪面积大,相应地家族野猪中亚成体家域面积也大。     

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改变的作用及机制——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是缓和人与野生动物冲突的常用措施之一，其核心目的是补偿社区居民的经济损失并最终改善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实现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处。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研究了目前以及假设补偿后社区居民态度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在对态度进行多维特征划分的基础上，使用Wilcoxon秩和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对社区居民态度改变的作用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可显著改变社区居民对于肇事动物的态度，且均发生了积极的改变，但对不同维度态度的改变作用不同。其中，喜厌态度的改变最明显，其次是捕杀态度和保护态度，最后是期望态度。肇事补偿对于社区居民的态度及其改变作用受到其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其中是否受到过野生动物破坏、耕作总收入或总收入中耕作收入比重以及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社区居民的态度，农地总面积、牲畜数量、玉米地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情感态度的改变，玉米地损失面积会显著影响社区居民行为态度的改变。论文进一步讨论了各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普及肇事补偿制度、完善肇事补偿机制、调整生计策略和种植结构、通过多种...     

人为活动对舟山群岛大中型兽的影响：大中型兽受威胁原因分析

威胁舟山群岛大中型兽的主要因素是人为活动对自然栖息地造成的面积损失,破碎,质量下降和捕杀。自然栖息地面积已损失了56．3％,自然栖息地破碎成许多碎片,破碎程度在加深,而自然栖息地质量在1912～1950年间严重下降。大中型兽受威胁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1912年前,大中型兽受威胁较轻;1912～1950年间,大中型兽受到严重威胁,主要威胁因素是自然栖息地面积损失,破碎和森林覆盖率下降;1950年至现在,大中型兽受威胁同样很重,主要威胁因素是自然栖息地面积损失,破碎和捕杀。自然栖息地面积损失,破碎和质量下降对大中型兽绝灭有重要影响。自然栖息地面积损失、破碎和人为捕杀是大中型兽濒危、分布区缩小和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决定了自然栖息地面积损失,破碎和质量变化的速率以及捕杀的水平。     

青海湖东-克图地区普氏原羚生境适宜性评价

普氏原羚(Procapraprzewalskii)是我国特有珍稀濒危动物,历史上曾分布于我国的内蒙古、甘肃、宁夏和青海等地,现仅分布在青海湖周边地区。作者通过2002–2004年不同季节的实地调查,在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支持下,以可食植物丰富度、坡度、隐蔽条件和人类活动等为评价因子,采用生境评价模型,对普氏原羚的主要分布区之一青海湖东-克图地区进行了适宜性评价。评价结果表明,不考虑人类活动影响时普氏原羚的适宜和次适宜生境面积分别为2493.76hm2和18624.06hm2,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8.05%和60.15%;考虑人类活动影响时,普氏原羚的适宜和次适宜生境面积分别减少了5.81%和33.09%,而不适宜生境面积增加了38.90%。由于普氏原羚的生境受到居民地、道路、围栏等人类活动的强烈影响,导致大量适宜生境丧失,生境隔离和破碎化日益加剧,建议重新规划保护区,将普氏原羚的适宜生境划入保护区的核心区;建立生境廊道,拆除部分围栏,以提高普氏原羚的生境质量,促进其种群的发展。     

陕西青木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脊椎动物 物种多样性现状和保护成效

野生动物资源本底是自然保护区开展生物多样性有效管理的基础。为了掌握脊椎动物资源现状和评估保护成效,在2017和2018年,利用样线法和红外相机陷阱法等方法,对陕西青木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脊椎动物资源进行了实地调查,并采用专家打分法对该保护区保护成效进行赋值评估。结果表明：（1）青木川自然保护区现已记录野生脊椎动物342种,隶属5纲32目91科233属,其中,国家I级、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别为10种和41种;与2002年保护区建立初期相比,增加了4目9科46属83种,其中,鸟类物种数增加最多,达55种,两栖类仅增加1种。（2）青木川镇游客总量从2009年的5万余人次/年,发展到2017年的162万人次/年,保护区外围的旅游开发对该保护区脊椎动物及栖息地均有一定的潜在影响。（3）过去30年内土地利用模式变化明显,2001年未建立保护区时,该区域农业用地面积约占总面积的33%,建立保护区后至2018年,农业用地仅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使得区域内脊椎动物的栖息地面积显著增加。（4）保护区的保护成效显著,主要干扰因素发生变化,表现为保护区脊椎动物物种总数明显增加,栖息地适宜性和区域完整性显著增强,主要干扰因素类型已由早期的农林牧渔活动转变为现在的外围旅游开发。     

扎龙保护区春季丹顶鹤觅食的农田生境利用分析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候鸟丹顶鹤春季利用的农田生境情况,以期为后续的该时期鹤类监测及觅食农田而产生的补偿评估奠定基础并制定相应的管理策略,2002—2015年的5月采用定点观察法、二维坐标法、样方法、GPS定位和因子分析等方法,对扎龙保护区丹顶鹤春季利用的农田生境特征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表明:(1)春季,丹顶鹤觅食偏好选择的农作物为玉米(100%),偏好选择2—5片叶(94.32%)、回避1片叶和超过6片叶(100%)的玉米苗;(2)丹顶鹤觅食利用的农田生境通过有效食物因子和干扰因子进行判定;(3)有效食物因子包括作物高度、作物密度、作物面积、距明水面距离、距芦苇沼泽距离等;其中,选择的作物密度约为8—10株/m~2、作物高度为6—7cm,作物面积4—50hm~2大小不等、距明水面和芦苇沼泽距离相似约为0.4km左右;(4)干扰因子包括季节性弱干扰因子如道路等和强干扰因子如居民区等,针对弱干扰因子丹顶鹤采取不排斥的忽视方式,约保持在0.20km以上;针对强干扰因子丹顶鹤采取远离的方式进行回避,保持在1.20km以上。基于上述分析,建议扎龙保护区在春季巡护时应对人为活动区和农田给予更多的关注。     

青木川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生境评价

在实地调查和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陕西省青木川自然保护区大熊猫生境选择的特点进行研究;利用层次分析法以及ArcMap、ArcView等地理信息系统辅助软件,从地理环境因素、生物群落因素、主食竹因素和干扰因素4方面对大熊猫栖息地的核心区和缓冲区进行质量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适宜大熊猫生存的生境面积比例为62.1%;次适宜生境面积占31.0%;不适宜生境面积占6.9%.大熊猫适宜生境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部和北部海拔较高的地带,不适宜生境主要受植被类型、竹子因素、干扰因素等影响.为减少大熊猫不适宜生境,需要保护区管理者进一步完善管理机制,控制人类活动,特别是海拔900～1600 m范围内的放牧、割竹和砍柴活动.     

社区居民保护意识及对大熊猫放归的态度研究

圈养动物放归项目是否成功,与放归地周边社区居民的支持力度有很大关系。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野化培训与放归项目自2010年以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野化培训圈养大熊猫陆续被放归野外并开展了持续的跟踪监测。2017年,在6只圈养大熊猫被放归至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基于入户调查426份有效问卷数据,运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和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比较了四川省六个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的保护知识、保护意识和对大熊猫放归的态度,并分析放归发生地组(栗子坪)、相关地组(冶勒、大相岭)和不相关地组(嘛咪泽、老君山和瓦屋山)之间的差异性,结果表明：(1)六个保护区相比,周边社区居民在保护知识、保护意愿和放归支持方面存在极显著差异(P<0.001)。(2)各保护区多数居民都支持大熊猫放归,放归发生地组支持度最高,相关组居中,不相关组的支持度最低;同时,不相关组在保护意愿和态度上的得分也低于其余两组。即使放归项目处于未实施阶段,当知道项目的居民比例上升时,该社区对放归的支持会进一步提高。(3)管理部门和媒体作为信息主要来源对提高居民保护认知起到...     

基于SPOT-VEGETATION数据的神农架林区1998-2013年植被覆盖度格局变化

基于1998-2013年的SPOT-VEGETATION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tial vegetation index,NDVI）数据,利用二分模型法、相关性分析和空间分析的方法,结合同期降水量和平均温度数据,估算了神农架林区及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植被覆盖度,并分析了空间格局及植被覆盖度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98-2013年间,神农架林区平均植被覆盖度为66.8%,年最大植被覆盖度为93.8%,保护区内最大植被覆盖度显著高于保护区外;林区植被覆盖度变化率为1.45%,保护区植被覆盖度变化率为2.26%,植被整体呈增加的趋势,保护区保护效果较好。温度、降水量、年最低气温、距道路和居民地距离的远近是影响植被覆盖度变化的重要因子,而海拔对植被覆盖度变化无影响。     

黑龙江凤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猪冬季容纳量及最适种群密度

近年黑龙江省凤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猪数量不断增长,人猪冲突加剧,保护区资源保护管理工作面临较大管理压力.为确定野猪种群的实际数量,同时评估该保护区的野猪的容纳量水平,以便为保护区管理局针对野猪的管理提供相关指导意见.2009-2010年冬季,在保护区采用样带调查、雪地足迹链跟踪和观察食痕的方法,并结合已有野猪生态研究确定野猪食性.野猪主要食物种类包括:木贼(Equisetum hiemale)、红松(Pinus koraiensis)果实松籽、胡桃楸(Juglans mandshurica)果实核桃、蒙古栎(Quecusmongolica)果实橡子、稠李(Padus racemosa)、榛子(Corylus heterophlla)、苔草(Carex spp.)、辽东葱木(Aralia elata).研究期间共布设长3-5km、单侧宽度50m、总长134 km的样带30条.调查中,每隔200 m布设10 m×10 m的大样方,并在每个大样方中央及四角布设1 m×1 m的小样方,共布设大样方350个,小样方1 750个.通过样方调查,统计野猪栖息生境当年可食植物枝条及其食物种类,然后计算其食物的总供给量,再结合食物营养成分,通过粗蛋白、粗纤维、粗脂肪的能量转换,按照每克粗蛋白和粗纤维的能量转换系数为16.74kJ、每克粗脂肪的能量转换系数为37.66 kJ,确定野外生境食物总能量供给.结合野猪冬季日营养需求,以能量为基础估算保护区野猪的营养容纳量.在种群密度调查过程中,通过足迹链判断个体方法为:单一清晰足迹链确定为一个体所留,30m内多条足迹穿越同一样带被认为是一个野猪群所留,调查中根据个体分开时的足迹链数确定野猪个体数,同时将粪便、卧迹、啃食痕迹作为个体判断的辅助信息.研究结果表明:凤凰山保护区内能够提供的总能量为7.375 ×107MJ,冬季平均每头野猪生存所需能量为(14 677.698±409.92) MJ,野猪营养容纳量为(1 006±28)头,种群密度为(3.79±0.11)头/km2.此外,调查中发现30余个野猪套及2头野猪被猎杀现场,反应出当地的人猪冲突较为严重.结合调查中发现的野猪套数量及野猪被猎杀概率,对野猪种群数量引入20％的死亡风险系数.最终确定凤凰山野猪种群的最适数量在(603±17)头左右,最适密度为(2.27±0.06)头/km2.通过样带法调查得出凤凰山自然保护区实际野猪种群数量为(596±155)头,密度(2.24±0.58)头/km2,已趋近营养容纳量.因此,野猪并未过量,不能采取狩猎等降低种群数量的措施,同时保护区也应对野猪种群进行持续监控,防止野猪种群过度繁殖以至成灾.     

蒙新河狸夏季夜间活动节律和时间分配

2011 年7 ～8 月和2012 年7 ～ 8 月,采用瞬时扫描取样法和焦点动物取样法研究了新疆布尔根河狸保护区蒙新河狸夏季夜间行为节律和时间分配,结果表明:夏季蒙新河狸活动高峰呈晨昏型。觅食和移动行为分别占69.5% 和24.5% ,修饰、警戒和其他行为的时间比例依次是3.4% 、0.4% 、2.2% 。利用Pearson’s correlation 检验发现移动和警戒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而觅食行为分别与移动、修饰和其他行为之间呈极显著负相关,与警戒存在显著负相关;Mann-Whitney U 检验表明年龄因素对河狸各种行为的影响不显著(P > 0.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