獐在上海地区重引入的社会价值初探

上海地区在长期的工农业发展过程中丧失了大量的自然生态环境,尤其是大型哺乳动物严重缺乏.近年来上海市加紧生态保护与恢复性建设工作,期望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因此需要重引入大型哺乳动物.獐(Hydropotes inermis)因其较强的适应性、极广的食性和对湿地环境的偏好而成为重引入的适合物种.而任何物种的重引入不仅要经过科学论证,还需要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才具有可持续性,但已有的重引入项目中鲜有此类研究的报导.为此我们以社会价值为标准,以此衡量獐在上海重引入的社会意义和上海市居民的支持程度.研究结果初步表明獐的重引入具有4909万元的社会价值,并受到92.4%的上海居民的支持.     

中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研究进展

正中国高等植物中受威胁物种共3,879种,占评估物种总数的10.84%(覃海宁等,2017)。由于可利用的资源有限,不可能同时保护所有的物种,只能针对亟需保护的物种优先开展保护行动。为便于保护和管理,原国家林业局正式提出了极小种群野生植物(Wild Plant with Extremely Small Populations,     

重引入地生境对普氏野马胃肠道寄生虫疾病感染的风险评估

野生动物重引入是保护濒危种群的重要措施之一,但重引入放归地存在的疾病风险会影响重引入物种的健康并导致重引入项目的失败。疾病风险评估是用于识别、确定风险因子优先级和设计防控策略以应对风险的重要方法。为评估普氏野马（Equus przewalskii）重引入内蒙古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疾病风险,本研究在传统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保护区内4个村庄83份家养马科动物粪便中寄生虫卵检测结果,进行专家赋分,确定威胁因子并评级,对影响普氏野马种群健康重要因素之一的寄生虫疾病进行风险评估,并提出相应的防控建议。本研究共确定了44种胃肠道寄生虫疾病,病原体分别隶属于5纲7目8科19属;其中高风险寄生虫疾病10种,中风险13种,低风险21种。小井村、奎素村和滴水村均为低风险区域,而厂汉脑包村属于高风险区域。重引入地周围的家马（E. caballus）和家驴（E. asinus）有与放归普氏野马交叉感染寄生虫的风险,但经严格的防控措施后,可以放归普氏野马。建议保护区内村庄限定家养马科动物活动范围,定期为家畜驱虫并清理圈舍,严格实行禁牧政策,增设远离村庄的普氏野马水源地,并对放归后普氏野马种群的寄生虫疾病进行长期监测与防控,从而有效防止寄生虫疾病的发生和传播。     

物种分布模型在大型真菌红色名录评估及保护中的应用: 以冬虫夏草为例

我国大型真菌资源丰富, 由于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的影响, 近年来很多物种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 亟待保护。红色名录评估是物种保护的第一步, 为有效保护我国大型真菌多样性, 2016年生态环境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启动中国大型真菌红色名录评估项目。合理的评估依赖于完善的物种地理分布、种群数量规模及其动态变化信息。大型真菌评估信息较少, 需要引入新的方法解决评估信息不足的问题。冬虫夏草(Ophiocordyceps sinensis)是一种重要的食药用菌, 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评估信息相对充足, 此次被评为易危物种。利用物种分布模型对冬虫夏草未来分布区变化的预测在评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将物种分布模型分析方法引入大型真菌的受威胁等级评估, 本文以此前我们利用物种分布模型预测冬虫夏草的潜在分布区及其对气候变化响应的研究为例, 介绍了应用物种分布模型预测大型真菌的潜在分布区、未来气候变化情景下分布区变化趋势的方法和流程, 以及在应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通过本文的分析, 我们认为物种分布模型在大型真菌的红色名录评估和保护中具有重要的应用潜力, 值得推广应用。     

中国两栖动物保护需求总述

通过对中国两栖动物物种生物多样性现状的全面分析, 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 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全球优先保护地区. 横断山区、南岭山区和武夷山区3个区域的两栖动物物种多样性特别丰富. 有尾两栖类物种较无尾类受胁程度更高. 几个物种数相对较少的铃蟾科、隐腮鲵科、小鲵科和蝾螈科显示出了高的受胁倾向. 像世界其它地方一样, 高海拔地区溪流繁殖的森林物种受胁程度更高. 对中国两栖动物而言, 生境丧失、污染和过度捕捉是最主要的致危因素. 过度捕捉虽然影响不如生境丧失深远, 但它更可能导致一个物种种群的快速衰落. 针对5个方面的保护挑战, 提出了优先研究领域和保护行动方面的建议.     

国家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

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与国家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都是物种灭绝风险的测度, 前者是全球性评估, 后者则是国别研究。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预警了全球物种的濒危状况,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大数据; 国别红色名录确定了各国物种受威胁状况, 填补了前者的知识空缺, 两份名录互为补充。目前对国家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重视不够。基于如下原因, 应当重视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意义: (1)国家是濒危物种保护的行为主体, 物种在一个国家的生存状况是确定其保护级别、开展濒危物种保育的依据; (2)对于仅分布于一个国家的特有物种来说, 其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等级即是其全球濒危等级; (3)对于跨国境分布的物种来说, 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等级则确定了该物种在本国的生存状况; (4)结合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为建立跨国保护地、保护迁徙物种的栖息地与跨国迁徙洄游通道提供依据; (5)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所特有的“区域灭绝”等级, 反映了一个物种边缘种群在该国的区域灭绝, 恢复“区域灭绝”物种是该物种原分布国重引入保育工作的重点; (6)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提供了该国物种编目、分类、分布和生存状况的最新信息。然而, 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重要性在许多情况下被忽视了。目前正值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 人们正在重新审视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我国将修订有关野生动物保护与防疫法法律以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防控新的人与野生动物共患疾病再次暴发。对于确定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物种名录来言, 物种受威胁程度是物种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的特征之一。重视国别红色名录有特别的意义。     

蒹葭苍苍 在水一方——记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正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的坐骑麋鹿(Elaphodus davidianus)命运坎坷而富有传奇。最初分布广泛,后来由于栖息地破坏、人为捕杀以及战乱等因素在国内灭绝,直到被成功重引入。麋鹿作为我国特产的"国宝"物种,保护价值不亚于大熊猫,但二者的关注度却有着天壤之别。为了让流亡海外的麋鹿回到故乡后得到很好的保护,国家于1991年在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

景观规划设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基于不同的保护哲学,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规划途径主要可分为两种：一是以物种为核心的景观规划途径,另一种是以景观元素为核心和出发点的规划途径。前者首先确定物种,然后根据物种的生态特性来设计景观格局,后者则以各种尺度的景观元素作为保护对象,根据其空间位置和关系设计景观格局。多种空间战略被认为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包括保护核心栖息地、建立缓冲区、构筑廊道、增加景观异质性和引入或恢复栖息地。落实这些空间战略必须首先回答选择什么和在什么地方设计上述景观元素的问题。对此,目前尚没有很好的答案。传统的生物保护战略被动地强调现存濒危物种和景观元素的保护,如果将物种运动和生态过程作为一个能动的景观控制过程来对待,我们将会有一种全新的景观规划途径。其中有三个方面的概念对这种新的景观规划途径有启发意义：即景观的空间构型对生态过程的作用,生物进化空间轨迹与景观格局设计及景观阻力与潜在的生态基础设施的设计。景观生态安全格局正是在这些方向上的一个新的探索。     

东北地区5个物种潜在栖息地变化与优化保护规划

气候变化广泛影响着物种多样性及其分布变迁。优化模型模拟结果,获取气候变化影响下的优先保护区域将为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物种保护政策或行动提供理论依据,提升保护绩效。选取东北地区五种代表性动物,包括黑熊(Ursus thibetanus)、驼鹿(Alces alces)、水獭(Lutra lutra)、紫貂(Martes zibellina)及黑嘴松鸡(Tetrao parvirostris);结合最大熵模型(Maxent)模拟在不同RCP情景下未来3个年代(2030s,2050s,2070s)的物种潜在栖息地。根据九个常用气候模式的评价结果,获取东北地区合适的气候模式,了解气候变化对物种潜在栖息地的影响,同时开展物种保护规划,识别保护空缺,为应对气候变化、保持生物多样性提供支持。结果显示,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物种潜在栖息地面积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不同气候模式之间存在差异;评价结果推荐CCSM4、Nor ESM1-M、Had GEM2-AO及GFDL-CM3气候模式,推荐在东北地区使用以上气候模式进行物种未来潜在分布的研究。5个物种潜在栖息地平均面积变化率分别为-62.16%,-73.93%,-78.46%(2030s,2050s,2070s)。综合5个重点保护物种的保护优先区,大兴安岭的呼中、汗马与额尔古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延边地区的天佛指山、老爷岭东北虎、珲春东北虎与汪清原麝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气候变化下物种保护的热点区域。     

珍稀濒危植物迁地保护策略中植物营养问题的探讨

营养缺乏、过量或不平衡都会直接导致植物生长繁殖障碍甚至死亡,通过改良土壤或补充矿质元素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植物营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一学科的研究范围已经从传统人工生态系统发展到自然生态系统中。但总的来说,这一学科还没有真正渗透到珍稀濒危物种的迁地保护领域中来。中国各植物园目前正在开展大规模的珍稀濒危植物迁地保护工作,但人们都只重视了物种的引入,却忽视了它们在迁地保护过程中业已存在和可预见的生长繁殖障碍,对迁地保护植物的研究很少涉及其生长繁殖所需的营养条件。针对这一现状,本文提出了目前应开展的几项工作:(1)明确优先开展植物营养学研究的物种范围;(2)物种原产地土壤与植物化学元素背景值的分析;(3)迁地保护物种营养状况动态监测与营养诊断。该研究思路的提出,无论是从植物营养学与植物保育学的学科交叉角度,还是从珍稀濒危物种迁地保护保育策略的理论探索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非人灵长类重层社会中一雄多雌体系的分化

重层社会是指社群内个体通过两个或多层面的纽带关系将彼此维系在一起形成的社会模式,是非人灵长类进化中最为复杂的一种社会结构,但仅见于狮尾狒、埃及狒狒和我国的金丝猴中。这些物种虽与其它叶猴类一样以一雄多雌社会单元作为社群的基本单位,但单元间不再具有领域性排斥对方而是相互聚集结合在一起形成大群;这样复杂的社群内个体如何稳定有序地组织在一起,长期以来受到广泛的关注。从现有对埃及狒狒和狮尾狒社会系统的研究看来,虽然这些物种具有相似的社会结构,但社群内个体间的组织模式与社会动力却截然不同。研究重层社会一雄多雌制体系的多样性,有助于我们了解物种利用社会组织适应环境变化的具体过程。但对于我国金丝猴重层社会组织机制的了解仍不充分,而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从行为生态学的角度,阐述了现生灵长类重层社会物种在个体扩散机制、雄性替换模式、个体间联盟与繁殖策略等方面的差异,介绍了母系与非母系一雄多雌社会系统的经纬,综述了各物种维持社会稳定的动力与形成原因。旨在为研究者对我国仰鼻猴属物种社会组织与结构方面的研究启发思路,促进我国灵长类行为生态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并为保护金丝猴这一濒危物种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珍稀濒危爬行动物资源——中华花龟

目的 中华花龟(Mauremys sinensis)是一种濒危野生动物,也是中国主要的养殖龟种.为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中华花龟,本文对其分类、生物学特性和资源保护现状进行总结和讨论.方法 通过研究分析文献,结合保护和养殖实践,进行系统的分析探讨.结果 中华花龟命名于1834年,现归隶龟鳖目地龟科拟水龟属,属于典型的淡水龟类,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头颈部具有黑黄相间的细条纹.因其外部形态特征而得名花龟、珍珠龟和绿龟等.该龟分布广泛,见于殷商时代出头的动物遗骸之中,目前在中国分布于福建、广东、广西、香港、江苏、浙江、江西、海南岛和台湾岛,国外见于越南,并被引入韩国、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和关岛等地.中国种群处于濒危状态,大规模的养殖和野外放归性保护行动对这一物种在海南岛的野生种群恢复奠定了基础.结论 中华花龟作为一种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淡水龟,野外种群处于濒危状态.养殖技术的成熟和产业化发展,以及在海南的野外放归性保护行动能有效的促进这一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雪豹的威胁与保护现状

大部分保护机构只有能力在特定种群层面上保护大型食肉动物, 而物种的灭绝风险却是在全球尺度进行评估的。因此, 要填补这一尺度断层, 多机构的工作与意见汇总非常必要。本研究综合了文献和18家中国雪豹(Panthera uncia)研究与保护机构共24位一线工作人员提供的信息, 经过两次集体讨论和填写评分表格的方式, 识别出21种威胁因素, 在全国层面和青海、西藏、新疆、四川和甘肃5个主要雪豹分布省区层面对威胁进行了排序, 并汇总了各保护机构实施的17项保护行动, 以及各项行动所应对的威胁。全国评分前三的威胁依次是基层保护部门能力不足(9.5分)、气候变化(8.0分)、当地社区保护动力不足(6.8分), 不同省区的威胁排序则体现出很大差异性。其中, 目前仍没有任何行动措施应对气候变化。虽然已有一些保护行动来应对基层保护能力不足和当地社区保护动力不足的问题, 如保护区能力建设、开展社区监测等, 但行动的覆盖尺度仍远远不够。     

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看我国裸子植物保护

本文比较了2021版和1999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简称《名录》)中裸子植物的物种收录情况变化, 并分析了2021版《名录》保护物种的地理分布格局。结果发现, 2021版《名录》总体上数量增加: 科水平上增加了罗汉松科和麻黄科, 科的保护率达87.5%, 仅买麻藤科没有被列入保护的物种; 属水平上删除了落叶松属(Larix), 增加了麻黄属(Ephedra)、罗汉松属(Podocarpus)和金柏属(Xanthocyparis), 属的保护率达67.6%; 种水平上共收录106种裸子植物, 物种保护率达38.7%。1999版《名录》科、属、种的保护率分别为62.5%、62.2%和30.0%。从地理分布来看, 裸子植物保护物种主要分布在南方, 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和四川最多, 与国产裸子植物的地理分布格局相似。为了提升国家相关部门的物种保护和执法能力, 我们建议: (1)尽快建立咨询专家库, 梳理并完善物种保护行动方案和保护技术; (2)建立保护物种图像库, 使得智能识别技术为保护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撑; (3)尽快建立并完善保护物种的DNA条形码参考数据库, 提升保护物种快速鉴定能力; (4)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支持裸子植物针对性野外调查和分类学研究工作, 为裸子植物保护执法提供更好的支撑, 也为新的红色名录评估和保护行动计划制订提供依据。     

动植物检疫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

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包括对野生物种的保护,也包含对栽培和驯化物种的遗传多样性的保护,动植物检疫在保护栽培和驯化物种的安全和防止野生物种资源外流两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认为,动植物检疫系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一支生力军。文章强调,一要加强动植物检疫,减少国际贸易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二要增强口岸把关,有效地保护我国濒危、珍稀物种资源。文中例举了过去我国濒危、珍稀生物资源破坏和流失情况,并介绍了在加强对濒危、珍稀物种进出口管理中,动植物检疫机关所起的把关作用。     

中国植物受威胁等级评估系统概述

濒危物种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物种受威胁等级评估则是濒危物种保护的方向指引。经过多年的发展, 物种受威胁等级的评估由定性评估逐渐向定量评估为主、定性评估为辅的方向发展。本文综述了国内植物受威胁等级定量评估系统的研究进展, 同时介绍了国外较为成熟的IUCN红色名录评估系统、CITES评估系统、美国自然保育协会评估系统, 提出未来制定受威胁物种定量评估标准时要兼顾以下方面: (1)等级设置定义要明确、统一且合理; (2)评估标准应该定量化、客观且不冗余; (3)评估系统应该适应不同地理范围, 最好能同时表达出各范围的受威胁等级; (4)评估指标要包含物种动态信息, 能定量分析物种在过去或者未来的变化。此外, 本文认为国内的物种受威胁等级定量评估系统应该形成规范化的大纲, 加大宣传力度, 尽量将理论研究与具体的保护行动结合起来; 同时, 我国还应该采用全球广泛应用的受威胁等级评估系统获取物种受威胁等级, 将国内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纳入到全球范围中去。     

中国麋鹿种群重建35年: 历程、成就与挑战

迁地保护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重要内容, 是“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的目标之一, 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的战略任务和优先行动。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是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麋鹿经历了本土野外灭绝、圈养种群引至国外、国外圈养种群重引入国内、种群复壮、迁地保护、放归野外, 最终建立野生种群的历程。北京麋鹿苑自1985年重引入38只后, 于1991年就已恢复到60‒80只的麋鹿基础种群。种群扩大后, 逐年向外输出, 35年来共计输出546只, 苑内数量维持在150只左右。江苏大丰1986年引入麋鹿39只, 于1990年达到78只的基础种群, 2019年底种群数量发展至5,016只, 是建群时的129倍。大丰自1995年开始向外输出麋鹿, 至2020年底共计输出164只。麋鹿分布点从重引入时的2个发展至2020年的81个, 已几乎全面覆盖麋鹿灭绝前原有的栖息地。其中野生种群分布在6处, 数量总计达2,855只。中国麋鹿野生种群的重建是野生动物迁地保护和回归自然的典范, 为全球野外灭绝野生动物种的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然而, 当前麋鹿保护也遇到诸多挑战: (1)尚没有国家层级的麋鹿保护整体规划, 缺乏统一的监测平台与规范; (2)麋鹿遗传多样性匮乏, 种群抗风险能力差; (3)野生种群分布不广, 且数量较小, 不利于野生种群的稳定性; (4)麋鹿种群与环境承载力的矛盾凸显, 不利于麋鹿种群的健康发展; (5)麋鹿保护缺乏国际交流机制, 不利于麋鹿相关研究的国际交流。因此, 麋鹿的保护和研究仍任重道远, 今后需加强各地麋鹿种群生态监测, 建立麋鹿共享数据库; 采用技术手段增加遗传多样性, 建立麋鹿种质资源库; 建立更多野生种群, 以增加麋鹿野生种群的稳定性, 使这一野外灭绝物种能够真正实现自然回归。     

种群生存力分析在濒危动物保护与管理中的应用

种群生存力分析(population viability analysis,PVA)是濒危物种保护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自PVA提出之后,主要应用于预测濒危物种的灭绝概率。随着PVA软件的产生,其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展,甚至出现滥用和误用之例,使其准确性受到质疑。目前,PVA主要应用于濒危物种的保护与管理。本文从保护管理对策的制定与评估、再引入计划的评估和自然保护区设计与管理有效性评估三个方面进行综述;对PVA使用时的数据收集,以及模型的选择、建立和应用等需要注意的问题加以总结;从遗传数据的使用、基于个体的种群模型的发展、近交衰退和降低入侵物种的威胁等方面对PVA的应用提出展望。     

九宫山自然保护区本土和外来珍稀濒危植物的澄清

澄清一个地区的植物来源对于植物区系分析及植被恢复是很重要的。九宫山自然保护区共有74种国家保护珍稀濒危植物,其中59种为外来引入物种,15种是九宫山自然分布的物种。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不仅要建立本土物种的档案,也应建立外来物种的档案。     

生境丧失对具有似Allee效应集合种群的影响及对策——以江苏盐城为例

似Allee效应对物种续存是潜在的扰动因素,稀有物种更易受其影响,可能增加生存于破碎化栖息地中的珍稀物种的死亡风险;但似Allee效应对多物种集合种群续存的影响及其在珍稀物种保护中的应用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将似Allee效应引入集合种群动力模式,建立了生境丧失下具有似Allee效应的n-珍稀物种的集合种群模式,并以江苏盐城滩涂湿地中的29种珍稀物种为研究实例。研究结果表明:(1)似Allee效应导致n-物种集合种群多度作长期变周期振荡,原本竞争共存物种可能无法继续共存,甚至灭绝。(2)似Allee效应增强对次强种及劣势种的生存极为不利,导致次强物种由强至弱灭绝,劣势物种由弱至强依次灭绝。(3)盐城天然湿地丧失29%后,11种劣势物种的集合种群由弱到强将最终依次灭绝,灭绝迟豫时间为304～890a,这些物种即Hanski所指的"活死者"。(4)适度增加栖息地面积是保护珍稀物种多样性的有效方法之一,在盐城现存3200km2的天然湿地基础上适度增加1801～2064km2左右栖息地面积,可以有效保护29种濒危物种的多样性,同时应注意结合针对具体物种的保护措施来提高濒危物种多度。研究结果对物种多样性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