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口伶仃洋中华白海豚栖息地利用对海岸线等变迁的响应

沿岸鲸豚类栖息地易受人类活动的干扰，导致其分布和核心栖息地发生变化。珠江口-漠阳江口中华白海豚种群是目前所知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种群，其中伶仃洋水域是其重要的栖息地。近年来，珠江口伶仃洋周边城市发展带来的人类活动增加，白海豚的生存压力日益增大，分析伶仃洋中华白海豚对栖息地环境变化的响应，研究对应的保护策略显得非常迫切。以多源陆地资源卫星Landsat为数据源，通过影像分析近43年珠江口伶仃洋围填海造成的海域流失，结合近20年来采用截线抽样法收集的海豚观测数据，运用含障碍核插值（Kernel interpolation with barriers）方法，分析白海豚的分布及核心栖息地的变化。结果显示：1986-2015年期间，研究区域内流失的海域面积为344.08km²；目击分布离人工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大于自然海岸线的平均距离，目击分布到自然海岸线和人工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均在减小，表明过去20年白海豚的栖息地使用选择发生了一些变化，被迫适应人类活动的干扰；1997-2016年白海豚的分布范围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白海豚栖息地使用的重心偏向伶仃洋东部水域，核心栖息地趋向主航道和无人海岛附近水域萎缩，可能是海豚因海域食物资源减少而迫不得已的选择。不同时期，珠江口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覆盖的核心栖息地比例呈递减趋势，占比由79.9%下降到49.4%，当前有必要对保护区范围和功能区作出一些优化调整，以适应栖息地使用的变化格局。     

珠江水系鳗鲡资源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研究于2015—2017年对珠江流域12个站位的日本鳗鲡(Anguilla japonica)及花鳗鲡(Anguilla mar-morata)种群资源量与洄游路线等进行了初步调查, 并对其资源量状况、空间分布特征与环境影响因素等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近3年的调查时间里, 共采集到日本鳗鲡41尾, 平均年龄为(4.2±1.3)龄, 93%的个体未性成熟; 采集到花鳗鲡12尾, 平均年龄为(4.3±1.0)龄, 83%的个体未性成熟。日本鳗鲡在珠江水系最远能分布到红水河的合山江段, 其在渔获物中的数量百分比与重量百分比均低于百分之一; 花鳗鲡最远能分布到西江的石龙江段, 其在渔获物中的出现率低于两百分之一。珠江水系鳗鲡野生资源极度匮乏, 保护形势十分严峻。同时发现日本鳗鲡空间分布主要受河流分维和河流宽度的影响; 花鳗鲡的空间分布主要受河流宽度和水深的影响。该研究是珠江水系野生渔业资源长期调查的一部分, 研究结果将对鳗鲡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具有指导意义。     

珠江口城市段近岸表层水体浮游细菌分离方法比较

为了更好地分离珠江口未/难培养的浮游细菌,本研究以珠江河口三个样点的水体为研究对象,同时采用了纯培养和免培养的方法,对不同培养基的分离效果进行了探索。在纯培养实验中,本研究选择了7种不同的分离培养基,共分离获得153株菌;同时,将扩增子分析结果作为分离效果的参考,所有环境样品中共包含3 553个操作分类单元（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OTUs）。对三个样点微生物类群的多样性进行比较,纯培养结果显示珠江口下游珠海样点多样性最高,其次为中大和虎门样点;免培养则显示虎门样点多样性最高;对比7种不同的分离培养基,Z7（R₂A）培养基的分离效果最好,分离菌株数和分离类群的α多样性最高,Z1（改良ISP 2）次之;主坐标分析结合韦恩图的结果表明相比其余的培养基,Z1和Z7培养基分离获得的菌群兼具普遍性和特异性,进一步证明了这两种培养基的分离效果较佳;冗余分析结果表明K₂HPO₄、酵母粉、可溶性淀粉、MgSO₄·7H₂O、麦芽膏和葡萄糖与特定类群的分离有相关关系,其中K₂HPO₄的影响最为显著（P<0.05）。本文通过7种不同培养基对河口微生物分离效果的探究,有助于我们在研究未知微生物的营养特性时,选择成分和组成更合理的培养基来提升河口微生物纯培养的分离效率。     

珠江浮游真核微型生物分子多样性及其与水环境的关系

文章分别在丰水期和枯水期于珠江广州段和西江广东段43个样点采集水样, 基于末端限制性长度多态性分析, 研究了珠三角地区珠江水体的浮游真核微型生物的分子多样性及其群落结构和水体理化因子的关系。结果表明, 西江广东段及珠江广州段水体氮和磷严重超标, 水质状况堪忧。枯水期样本浮游真核微型生物香农威尔多样性指数普遍高于丰水期样本, 西江广东段样本浮游真核微型生物多样性指数普遍高于珠江广州段样本。不同水期, 不同区域的浮游真核微型生物群落结构均存在显著差异。珠江样点的浮游真核微型生物群落结构均与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氮、总磷高度相关; 但不同水期、不同区域的浮游真核微型生物群落结构与理化因子相关系数有所差异。此外, 分别筛选出了1个、8个末端限制性片段代表了潜在的敏感(Cystobasidium sp.或Protostelium nocturnum)、耐污(Acanthamoeba hatchetti、Babesia bicornis、Blastocystis sp.、Botryosphaerella sudetica、Candida caryicola、Coccomyxa simplex、Cryptomonas ovata、Filos agilis、Stenophora robusta、Sulfonecta uniserialis、Theileria sp.等)物种/类群。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肿瘤中心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珠江医院肿瘤中心(原第一军医大学全军肿瘤中心)国家肿瘤学硕士学位授权学科,肿瘤学博士培训点,肿瘤学博士后临床工作站。中心现有教授3名,副教授4人,博士10人,硕士12人,博士后3名。拥有床位100张,设有空气层流治疗室,适形放疗中心和大学重点专业实验室。拥有国际上先进的流式细胞仪、血细胞分离机、程序降温仪、造血干细胞保存装置,在亚洲率先引进氩氦刀靶向治疗技术;较早安装了伽玛刀、光子刀、射频热疗、激光治疗,微波治疗,直线加速器等先进的肿瘤治疗设备。2000年以来中心先后被指定为国际生物治疗协会亚洲培训中心;中…     

基于环境DNA宏条码和底拖网的珠江河口鱼类多样性

文章采用环境DNA宏条码和底拖网对珠江河口鱼类多样性进行了研究, 并对两种方法进行了比较。利用环境DNA宏条码检测到了175种鱼类, 而利用底拖网采集到了47种鱼类, 结合两种方法共检测出179种鱼类, 隶属于15 目63科128属。其中两种方法共同识别了鱼类43种, 占总检测物种的24.02%, 基于底拖网的调查未能收集到基于环境DNA宏条码检测到的大多数物种。根据Shannon指数和Simpson指数显示, DNA宏条码所检测珠江河口鱼类群落α多样性显著高于底拖网方法(P<0.05)。两种方法的PCoA结果均显示珠江河口鱼类群落存在空间结构, 基于环境DNA宏条码的分析显示空间重叠更多。两种方法基于冗余分析均显示溶解氧和盐度是影响鱼类群落结构的主要环境因子。研究表明, 环境DNA 宏条形码是一种环保且可靠的评估方法, 将其搭载到现有调查可以更好地了解河口鱼类多样性。     

2017—2020年珠江口棘头梅童鱼的种群特征

为了掌握珠江口重要经济鱼类棘头梅童鱼的种群特征,根据2017—2020年春(3—4月)、秋(9—10月)两季在珠江口海域开展的底拖网调查及采集到的棘头梅童鱼样本,对其生物学特征和资源密度分布特征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 珠江口棘头梅童鱼体长、体重变化范围分别为22～168 mm、0.23～103.11 g,其中雌性个体的体长、体重均大于雄性个体,未见明显的小型化现象;性成熟体长集中在90～140 mm,未见性成熟提早现象。总体长体重关系式中的异速生长因子b值为2.9057,且年际变化小,而条件因子a值(3.029×10^-5)小于1988年该海域的调查结果,说明珠江口棘头梅童鱼整体生长发育良好,但栖息地环境质量(饵料供应、生长环境)下降。研究海域梅童鱼的开发率E为0.67,处于过度捕捞状态;梅童鱼资源密度平均值为77.73 kg·km^-2, 中西侧资源密度大于东侧,在纬度方向上总体分布均匀;根据4个资源密度高值区初步推测其产卵场在南沙港附近。2017—2020年的年平均资源密度比1980—1982年下降了93.5%,为持续利用该资源,建议条件成熟时可于春季在产卵场设立保护区,以保护补充群体与产卵群体。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肿瘤中心介绍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珠江医院肿瘤中心（原第一军医大学全军肿瘤中心）国家肿瘤学硕士学位授权学科,肿瘤学博士培训点,肿瘤学博士后临床工作站。中心现有教授3名,副教授4人,博士10人,硕士12人,博士后3名。拥有床位100张,设有空气层流治疗室,适形放疗中心和大学重点专业实验室。拥有国际上先进的流式细胞仪、血细胞分离机、程序降温仪、造血干细胞保存装置,在亚洲率先引进氩氦刀靶向治疗技术;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肿瘤中心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珠江医院肿瘤中心(原第一军医大学全军肿瘤中心),为国家肿瘤学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学科,肿瘤学博士后临床工作站。中心现有教授3名、副教授7名,博士学位获得者11人、硕士学位获得者13人,博士后3人。开展床位100张,设有空气层流治疗病室、微创治疗室、介入治疗室、免疫治疗室、临床肿瘤研究所、放疗中心。     

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及其现实意义——以丽江古城水系为例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是这些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天人合一就是人类与大自然的合一。云南丽江古城水系的设计、管理和保护就是这些传统生态智慧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延续,为当今人们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极其宝贵而深刻的启示。古城的选址充分考虑了地形地貌、方位朝向和水系分布的特点,环山抱水的空间格局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古城的建筑、街巷与水系密切结合,形成了变化丰富的临水模式;依据古城地势和水系的特点,古城人们开创了独特并且延续至今的洗街文化;发达的水系造就了众多的桥梁,同时也产生了独特的桥市文化;以三眼井为代表的用水、护水民俗,蕴含着丰富的水管理智慧。面对当前旅游业迅猛发展所造成的水环境压力,古城管理部门借鉴传统的生态智慧,效仿古人的用水、护水方法,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控和保护措施,古城水系的水质、水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例如:城市的污水处理率已由2008年的45.20%上升到2012年的86.82%,古城下游的水质也由2010年的劣Ⅴ类上升为2014年的Ⅲ类。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