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线粒体Cyt b 和核基因ZFY 探讨羊族物种之间的系统发生关系

为了阐明羊族物种之间的系统发生关系并解决岩羊属中矮岩羊物种的有效性问题,本文测定了来自金沙江河谷地区栖息于林线以上岩羊和林线以下矮岩羊共226 份粪便DNA 样品的线粒体Cyt b 基因全序列(1 140 bp)和核基因ZFY 部分序列(612 bp),结合从GenBank 中检索到的羊族物种同源DNA 序列进行比较,利用最大简约法和最大似然法构建分子系统发育树,根据获得的拓扑结构初步探讨它们的系统进化关系。结果表明,绵羊属的绵羊与山羊属、塔尔羊属、岩羊属各物种亲缘关系最远,喜马拉雅塔尔羊和岩羊属、山羊属的亲缘关系最近。在进化树的岩羊属这一分支中,金沙江河谷地带岩羊和矮岩羊与内蒙古、青海、四川其它地理种群的岩羊聚为一支,同时分布在这一区域的部分岩羊和矮岩羊在Cyt b 基因和ZFY 基因单倍型上存在共享现象。历史上的气候事件可能造成金沙江河谷地带岩羊和矮岩羊种群之间相互迁移,偏雄性扩散促进了各地理种群之间的基因交流。因此不支持矮岩羊为独立的物种,建议将金沙江河谷地带的岩羊和矮岩羊都划分到岩羊四川亚种(Pseudois nayaur szechuanensis)。由于它们的形态和生态上存在一定的分化,建议将林线以下矮岩羊作为一个独立的管理单元进行保护与管理。     

一只长江江豚妊娠期昼间行为及其时间分配

长江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asiaeorientalis Pilleri and Gihr,1972)属于哺乳纲(Mammalia)、鲸目(Cetacea),是仅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及其附属湖泊中的惟一且相对独立的一个江豚淡水亚种(高安利和周开亚,1995),也是中国水域中三个江豚种群中最为濒危的一个亚种,<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兽类>也将其列为濒危级(汪松,1998).     

越南三线闭壳龟、中国三线闭壳龟和金头闭壳龟的新亚种（英文）

最近,遗传学研究证明了越南三线闭壳龟Cuoro cyclornata的有效性,并表明这个种内还存在第3个尚未描述的亚种,这个亚种也能从体色和形态量度上与以前认定的2个亚种相区分。同时,也证明中国三线闭壳龟C.trifasciata有一个来自中国海南岛在遗传学上存在歧化的种群。此现象也存在于金头闭壳龟C.aurocapitata,很久以来就发现该种有一个在体色量度上明显不同的种群,并得到了微卫星标记和形态学证据的支持。以上两种方法都显示了中国三线闭壳龟、越南三线闭壳龟和尚未描述的亚种之间的区别。为此,本文将这3个种群分别描述为新亚种C.cyclornata annamitica,C.trifasciata luteocephala和C.aurocapitata dabieshani。     

长江刀鲚体内菌群PCR-DGGE 指纹图谱及多样性比较分析

以长江刀鲚(Coilia nasus)洄游前幼鱼和洄游后成鱼为对象, 通过 PCR-DGGE 指纹技术探讨长江刀鲚菌群多样性及受洄游路径周围环境影响之后的稳定性。结果显示, PCR-DGGE 指纹谱带丰富, 共显示出70条可鉴别条带, 其中长江水体谱带数(28)高于洄游后刀鲚鳃(26)、胃(26)、肠道壁(20)、肠道内容物(21)和洄游前刀鲚鳃(21)、胃(20)、肠道壁(11)、肠道内容物(13), 洄游后刀鲚成鱼体内各对应部位菌群数显著高于洄游前刀鲚幼鱼。UPGMA 聚类和PCA 结果显示不同样品之间差异显著, 虽长江水体与洄游后刀鲚鳃、胃及肠道内容物样品在聚类图上聚为一簇, 但其菌群结构的相似度较低, 分别为43%、35%和28%。成功克隆测序其中43 条条带, 主要包含-变形菌(25.6%)、-变形菌(7%)、-变形菌(16.3%)、放线菌(25.6%)、厚菌门(9.3%)、拟杆菌(7%)、柔膜菌门(4.6%)、绿弯菌(2.3%)和未定义菌(2.3%)。以上结果表明长江刀鲚体内不同部位及其在洄游前后不同阶段, 菌群结构存在显著差异, 并受环境和宿主双层因素影响。       

试析中国长江中游地区大型尖状类石器遗存的区域传统

大型尖状类石器在长江中游地区相邻或相近的汉水上游、丹江口库区、三峡地区和澧阳平原等不同区域保存有不同的技术传统。汉中盆地的大型尖状类石器多选自河滩砾石为毛坯直接加工。丹江口库区无论是调查数据还是发掘数据其比例均高于汉中盆地,现有发掘材料来看其大型尖状类石器有稳定的传统,即选自砾石直接单面或两面加工而成,但调查的材料显示存在另外一种传统,即选取砾石生产长度大于10cm的大石片,以大石片为毛坯加工大型尖状类石器。三峡地区古人类在更新世期间似乎不存在有生产大型尖状类石器的传统,为数不多的手镐与当地的砾石砍砸器和石片砍砸器应当为"同质异型"类器物。澧阳平原及周边丘陵区内发现的大型尖状类石器相比于汉中盆地和丹江口库区,发现数量最多,技术传统也最为复杂,至少包括三种不同的技术。大型尖状类石器在不同区域显示不同的技术传统,暗示从中更新世开始长江中游地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并不简单的文化关系。     

大西洋鲑杀鲑气单胞菌无色亚种的分离鉴定和致病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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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蓝家寨遗址家畜的动物骨骼

2012年巫山蓝家寨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春秋时期的马(Equus caballus)、黄牛(Bos taurus)、山羊(Capra hircus)、鸡(Gallus gallus domesticus)、狗(Canis familiaris)、猪(Sus domestica)6种家畜的骨骼。这是三峡地区唯一一个在先秦时期六畜兼备的古文化遗址。遗址中的马、牛,是三峡地区同类家畜中时代最早的发现资料。三峡地区早期历史时期,人类肉食资源以野生动物为主,家畜动物骨骼发现材料较少。蓝家寨遗址出现种类较多的家畜动物种类,为全面分析和认识三峡地区经济形态发展过程、古居民行为模式和区域文化等,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中在春秋时期出现的家畜马和黄牛,与该时期各种区域文化在三峡地区的碰撞、交流、融合有关。     

水稻驯化与长江文明

水稻(即亚洲栽培稻Oryza sativa)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全球有超过半数以上人口以稻米为食。关于水稻是何时、何地、在什么环境下开始驯化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得益于分析技术的进步, 近年来考古学和遗传学研究在水稻驯化起源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本文简要综述了有关长江流域的水稻驯化起源的遗传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进展, 并讨论了水稻驯化与稻作文化及长江文明的关系。遗传学研究结果认为水稻(粳稻)最早起源于中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珠江流域), 考古学证据则表明水稻最先于10,000-8,000 BP在中国长江流域被驯化, 水稻驯化和稻作农业的发展催生了长江文明。这些进展促进了我们对水稻驯化、稻作文化和长江文明的认识, 对长江流域重要植物资源的保护也有启示意义。     

喀斯特山区粗裂地钱风兜亚种冬季芽胞杯的形态多样性特征及芽胞传播观察

芽胞杯是地钱属特有的无性繁殖器官,关于其冬季形态特征及繁殖传播的行为研究较少。现以贵州喀斯特山区常见的粗裂地钱风兜亚种（Marchantia paleacea subsp.diptera）为代表,在最冷的冬季1月份,对其芽胞杯、杯内芽胞产量及传播方式进行野外定点观察和采样分析。结果显示：（1）冬季芽胞杯形态多样。根据其颜色和杯内芽胞特点将其划分为4个生长时期：未成熟期（透明）、成熟期（绿色）、衰退期（紫色）和衰亡期（紫黑色）,反映了冬季芽胞杯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2）各生长时期的芽胞杯数量不同,表现出有序的凋亡特征。在统计的708个芽胞杯中,4个时期芽胞杯数量分别为62、209、254和183个,且不同时期的芽胞杯内芽胞的平均产量明显不同,不同时期单杯芽胞的平均产量分别为42、131、87和0 个;（3）冬季芽胞杯及芽胞在配子体上的密度较高,每平方米分别达到10 139和754 889个;（4）除春夏季常见的被雨滴敲打传播外,通过重力作用传播是冬季芽胞的一种重要传播方式。冬季粗裂地钱风兜亚种配子体上的芽胞杯处在不同的生长时期,形成的芽胞仍十分丰富,这对该物种适应喀斯特山区最冷月严苛环境条件具有积极的意义。     

江西鄱阳湖湖口水域船舶通行对长江江豚发声行为的影响

江西鄱阳湖是长江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的重要栖息地, 湖中栖息着约400 头江豚。多年的观察表明, 船舶交通是鄱阳湖中江豚面临的重要威胁之一。为了评估船舶通行对长江江豚发声行为的影响,尤其是了解船舶通行期间及其前后江豚的发声和行为特征, 作者于2007 年6 月27 日—7 月1 日在江西鄱阳湖湖口水域采用固定被动声学系统, 即安装在监测点(29°42′38″ N, 116°11′11″ E)的一套水下声学数据记录系统, 对周边通行船舶的水下噪声及江豚声纳信号脉冲事件进行了定点监测和记录, 并对所记录的数据进行了定量和统计分析。在整个监测的109h 中, 声学记录仪共记录到船舶494 艘, 江豚声纳脉冲串信号13413个。船舶出现与江豚出现存在弱的负相关关系(r = -0.029, N = 6550, P Z = -0.370, P> 0.05); 当有船舶经过时, 江豚的发声频次显著降低(Z = -10.050, P Z = -0.275, P> 0.05; Z = -0.119, P> 0.05); 船舶通行之前和之后, 江豚的发声频次、脉冲串持续时间、脉冲间间隔的差异性均不显著(χ2= 5.255, P> 0.05; χ2= 3.511, P> 0.05; χ2= 5.155, P>0.05); 在船舶经过时, 江豚对游动方向没有明显的选择性(χ2= 0.861, P> 0.05)。基于分析结果推测, 在狭窄水域中江豚躲避船舶干扰通常采取“临时性”策略, 而非长距离逃避。由于鄱阳湖湖口水域水道相对狭窄, 尽管研究的结果表明江豚对船舶有一定的敏感反应, 但是在相对狭窄的水域中, 江豚躲避船舶的行为难以充分表现。另外, 江豚对该水域中高密度航行船舶的噪声可能存在一定的“适应性”, 导致当遭遇船舶时, 江豚的声行为反应不十分强烈。因此, 建议有必要在不同尺度的水体中采用声学数据记录仪继续开展类似的观察,以进一步了解江豚对船舶的行为响应, 尤其是观察江豚躲避船舶的行为及发声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