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人与生物圈 保护生命共同体 专家视点回眸之森林

正李文华:(中国工程院院士。摘编自本刊2013年第6期《西藏森林的价值》)西藏地区森林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南部,集中在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和念青唐古后山脉的湿润坡地和山谷中。这里优越的水热条件和山地多种多样的生态环境,孕育了辽阔的森林,是我国西南边疆又一重要的林区。其独特的树种组成,丰富的森林植被类型,特殊的分布规律和罕见的生物生     

银鲫转录调控因子lbh-b cDNA克隆与表达分析

Lbh (Limb-bud and heart)基因是脊椎动物中高度保守的转录调控因子, 在早期胚胎发育及某些人类疾病的发病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前期在银鲫(Carassius gibelio)垂体转录组中筛选到一个在垂体中大量表达的基因lbh-b。为了进一步研究lbh基因在银鲫的表达特征, 首先采用RACE方法克隆了银鲫lbh基因家族的成员lbh-b基因(Cglbh-b)。Cglbh-b的cDNA全长1526 bp, 开放阅读框549 bp, 共编码182个氨基酸。生物信息学分析表明CgLbh-b蛋白与其他脊椎动物的Lbh蛋白同源性在68%以上, 可能也是无序蛋白质家族的成员之一。成体组织RT-PCR分析表明Cglbh-b仅在银鲫的垂体、端脑、卵巢及眼睛中表达。不同胚胎发育时期的表达分析表明, 在受精卵至原肠胚中Cglbh-b转录产物是以母源形式存在的mRNA, 其合子转录起始于尾芽期。胚胎整体原位杂交结果显示从受精后2d到受精后3d, Cglbh-b大量表达于脑和眼睛。此外, 随着卵子成熟Cglbh-b在银鲫垂体中的表达上调。这些结果暗示, Cglbh-b可能在调控银鲫脑和眼睛的发育以及卵子成熟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深圳梧桐山风景区昆虫资源调查及群落结构分析

2012年7月-2013年7月,对深圳梧桐山风景区昆虫资源进行系统调查,并对其群落结构进行分析。期间共采集昆虫标本2934号,鉴定出166种,隶属17目98科。通过对不同生境昆虫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统计分析得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昆虫物种多样性指数最高,为3.29;南亚热带常绿灌丛昆虫多样性指数最低,为1.88。各种生境昆虫物种多样性指数从大到小排列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南亚热带针阔叶混交林南亚热带人工常绿阔叶林南亚热带常绿灌丛。不同生境昆虫群落相似性系数在0.0889-0.2690之间,随着植被构成和环境小气候的差别越大相似性系数越小,说明梧桐山风景区各个生境之间昆虫群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通过对不同垂直地带昆虫物种多样性指数统计分析得出,海拔介于300-600 m地带昆虫物种多样性指数最高,为3.30,海拔900 m以上地带昆虫多样性指数最低,为1.06。不同垂直地带昆虫多样性指数从大到小排列顺序为:海拔300-600 m海拔600-900 m海拔100-300 m海拔900 m以上。     

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思想形成与发展

人与生物圈(MAB)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长期支持的综合性计划之一。它的正式启动,与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同在1972年。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科学发展的历史渊源。MAB计划的产生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和充分的准备,她是在全球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在总结60年代开展的国际生物学计划(IBP)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开展的一项具有时代特点和创新精神的、雄心勃勃的政府间生态学研究计划,在推动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面向管理目标的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

国家公园具有生态系统保护、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等管理目标,这些管理目标的实现需要大量监测数据和信息的支持。对国家公园开展生态监测有助于了解国家公园内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并揭示管理活动的影响,从而为管理决策的规划和实施提供有用信息。为推动我国国家公园生态监测体系的建立,提出了面向管理目标的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构建方法。该方法由确定国家公园生态监测目标、识别国家公园管理目标、识别国家公园关键生态过程、确定需要监测的生态过程并制定初始监测指标清单、确定最终监测指标清单5个部分组成。该方法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进行了应用。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管理目标包括生态系统保育、维持江河径流量持续稳定等13项,在区域、景观、生态系统和种群尺度上共识别出16个关键生态过程。通过匹配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关键生态过程与管理目标,构建了一个由两级共93个指标组成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指标体系,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监测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氨氯地平联合依那普利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临床疗效及对患者左心室肥厚的影响

摘要目的：探讨氨氯地平联合依那普利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临床效果,观察联合用药对左心室肥厚的影响。方法：选择本院收治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92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6例,对照组给予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5mg,1次／d,口服;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马来酸依那普利10mg,2次／d,口服,疗程均为24周。观察两组治疗前后血压变化,应用超声心动图测量两组左心室厚度变化。结果：治疗后,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1_3％;对照组总有效率为73．9％,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前两组心率、血压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血压均明显降低,观察组收缩压、舒张压明显低于对照组（P〈O．05）;观察组心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治疗前两组左心室舒张末期室间隔厚度（Leaventricularend—diastolicventricularseptalthickness,IVST）、左心室后壁厚度（1eftventricularposteriorwallthickness,U,PwT）和左室射血分数（Leftventricularejectionfxaction,LVEF）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治疗后观察组IVST、L、,PwT明显低于对照组,LVEF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氨氯地平联合依那普利治疗原发性高血压能有效扭转左心室肥厚,降压效果较单独应用氨氯地平更佳。     

我国生态学研究及其对社会发展的贡献

生物自其在地球上出现就与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早已注意到这种关系,并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种规律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朴素的生态学思想早在公元前2000年就已见诸于古希腊和中国的著作和古歌谣中,但直到一个半世纪前,随着资源开发和生产的需要,以及博物学、生物学、生理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的知识积累,生态学才作为一门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出现在科学的历史舞台上.     

利用红外相机调查深圳梧桐山兽类 群落组成及野猪的空间利用

为了解深圳城市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关键有蹄类物种野猪（Sus scrofa）的栖息地利用模式,2019年4至10月,在广东省深圳市梧桐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设置1 km × 1 km的调查网格32个,每个网格布设红外相机监测点位1处,监测野生动物群落及野猪的空间利用。32个监测点累积有效相机工作日4 460 d,记录到分属4目8科的兽类13种,其中,10种为本地分布物种,3种为人为放生的外来物种。本地分布的大中型兽类中,野猪的相对多度指数最高（IRA = 27.13）,其后依次为鼬獾（Melogale moschata,IRA = 8.30）、豹猫（Prionailurus bengalensis,IRA = 7.17）、花面狸（Paguma larvata,IRA = 5.38）、赤麂（Muntiacus vaginalis,IRA = 2.24）、小灵猫（Viverricula indica,IRA = 0.67）、中国豪猪（Hystrix hodgsoni,IRA = 0.45）与猪獾（Arctonyx collaris,IRA = 0.45）;其中,赤麂为深圳市首次记录。野猪在梧桐山的总体网格占有率为81%。单千米网格内相对多度指数（ITRA）分析结果显示,野猪对梧桐山中心地带的利用率最高,其次为监测区北部最外围的千米网格;不同片区空间利用的差异可能与人为干扰及食物丰富度有关。本研究初步了解了深圳梧桐山的兽类群落组成,为珠三角城市群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区域保护规划提供了本底资料。     

让传统服务未来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对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促进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现代化、大规模、集约式农业生产在保障粮食数量安全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以高消耗、单物种、集约化为特征的现代农业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特别是土地退化、环境污染、     

承载力理论的起源、发展与展望

承载力一直是生态学研究的热点、难点和理论前沿.论述了承载力研究起源发展进化历程,绘制了承载力研究起源发展进化图,将承载力研究的发展分为起源奠基、应用探索和理论深化3个阶段,分阶段总结了承载力研究的主要特点、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以及争论的不同观点.承载力理论起源于人口统计学,种群生物学和应用生态学,在起源奠基阶段,承载力研究主要是以非人类生物种群增长规律研究为主,完成了一个科学概念或理论所必需的定义内涵、数学表达公式以及科学机理等等的积累;1953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承载力研究的探索争论阶段,在全球资源环境危机背景下,承载力开始应用于解决人类经济社会面临的急迫的资源环境问题,并在应用探索过程中引起大量争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承载力研究进入理论深化阶段,人类承载力研究不再简单地套用生物种群承载力理论方法,认识到人类承载力除受资源环境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外,人类自身文化社会因素也对承载力产生巨大影响,并尝试着将这些因素纳入到承载力方法之中,从而使人类承载力研究从非人类生物种群承载力理论方法中脱胎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承载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