麋鹿鹿角生长周期及影响因子

2013年8月至2014年8月,使用望远镜(SWAROVSKI 8×42 WB)和照相机(Canon 550D 70×300)观察北京南海子59只雄性麋鹿茸的生长和角脱落周期,发现麋鹿角总体趋势呈随着年龄的减少,脱角日期越迟,且等级序位高或者鹿王较年老个体先脱落。收集2012年12月至2014年2月两年度麋鹿自然脱落的角,研究表明,个体而言,左右角脱角顺序差异明显,同一天脱落两角者占17.0%,左角先脱落者占34.1%,右角先脱落者占48.8%,重量重和重量轻的角先脱落的个体各占41.5%,个体成对的左右角脱落时间间隔短,平均为1.98d;群体而言,角重量与脱角时间呈显著负相关,总体呈现角重的个体角先脱落,但不是角最重的个体角第一个脱落。2013年6月至2014年5月,对北京南海子、湖北石首、江苏大丰、天津七里海、浙江慈溪、浙江临安、海南海口、河北滦河上游、辽阳千山等9个地区麋鹿种群麋鹿角脱落起止时间进行调查,研究表明野生种群脱角时间比圈养种群早;迁入热带地区海南的麋鹿仍有规律的角周期;同一栖息地不同年份角周期存在差异,不同栖息地间麋鹿角周期存在差异;脱角起始时间与海拔、经度、纬度、年平均气温、圈养情况和气候类型等影响因子不存在统计学上显著的相关性,但光周期和激素直接主导和调节着角周期,年龄大小、角重量、营养以及与营养相关的能量、种群密度、物候等环境因子均影响角周期。     

雄性麋鹿胆量和侵犯耦合与等级序位变化的关系

发情期的雄性麋鹿根据序位分为群主、挑战者和单身汉3个等级,序位变化是雄性麋鹿应对环境压力的直 观体现。本文利用胆量和侵犯2个行为指标在麋鹿生活史不同阶段的耦合强弱,来解释幼体时麋鹿序位发育、亚 成体时雄性序位定型及发情期时挑战者对群体序位的扰动。行为取样采用焦点取样法和扫描取样法相结合;分 析个体间行为样本流的非同步化水平,以同类型行为中较早发生、同步化率较低的判断为胆大;侵犯则结合攻 击行为和取胜指数来判定;粪样睾酮水平测定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结果显示雄性麋鹿幼体胆量和侵犯耦合与 等级序位呈负相关(r=-0.111 8,P=0.018 3);成体胆量和侵犯耦合与等级序位的波动呈正相关(r=0.917 9,P= 0.002 6)。从亚成体到成体:4头雄性麋鹿序位上升(胆量和侵犯耦合r=0.852 3,P=0.000 3),其中1头成为鹿 王;4头序位未发生改变(胆量和侵犯耦合r=0.482 9,P=0.006 3);3头序位下降(胆量和侵犯耦合r=0.251 7, P=0.003 5)。雄性麋鹿幼体睾酮水平与等级序位呈正相关(r=0.860 7,P=0.005 5);亚成体睾酮水平与等级序 位呈正相关(r=0.845 7,P=0.004 4);成体睾酮水平与等级序位呈正相关(r=0.954 6,P=0.001 8)。结果表明雄 性麋鹿发情期胆量和侵犯耦合强度与等级序位波动呈正相关;等级序位上升与睾酮水平升高有关。     

雄性麋鹿的交配机会、社会等级和皮质醇水平

我们在北京麋鹿苑研究了发情期雄性麋鹿的社会行为、社会等级和血清皮质醇水平,并分析了三者间的相互关系。按照雄性麋鹿的行为,将雄性麋鹿分为优势群和从属群。优势群包括群主和挑战者,从属群包括单身汉和被淘汰群主。使用SJ—Ⅰ型事件记录器进行常规行为取样,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血清皮质醇含量。发现：(1)优势雄鹿的发情行为频次明显高于从属雄鹿;(2)攻击行为的发生频次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3)血清皮质醇含量在两组间也无显著差异。由此我们认为,发情期雄性麋鹿的社会等级序位影响许多行为的表达,优势雄鹿成功交配的机会比从属雄鹿多。而攻击行为和肾上腺皮质醇的分泌与社群等级无明显相关,可能是麋鹿在圈养状态下的一种适应策略,这将有利于缓解发情期雄鹿的紧张,从而允许更多的能量投放在发情交配上。     

不同季节圈养麋鹿免疫和应激水平的变化及相关性

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是我国Ⅰ级重点保护动物,IUCN红皮书列为野外灭绝物种。本研究采用非损伤性取样(noninvasive sampling)及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技术,对江苏大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圈养麋鹿的免疫生理和应激生理指标进行了测定。结果表明:雌、雄麋鹿3种免疫球蛋白IgA、IgG和IgM含量秋季和夏季均高于冬季。雌性麋鹿IgG含量在各季节均高于雄性个体,比雄性个体具有更强的体液免疫;而雄性麋鹿IgM含量在各季节均高于雌性个体,雄性个体对异源免疫应答更灵敏。雌、雄麋鹿粪便皮质醇水平与IgM水平呈正相关,与IgG水平呈显著正相关,IgG是适合用于探测麋鹿免疫生理状态的指标,为麋鹿放归种群的监测和健康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湖北石首麋鹿昼间活动时间分配

为探讨性别、年龄和季节对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行为的影响,2006年9月-2007年10月,作者采用焦点取样法和瞬时记录法,将麋鹿昼间活动归为采食、饮水、运动、休息、警觉、其他行为等六大类型,每月6-8 d对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麋鹿种群的昼间活动时间分配进行了跟踪观察.结果表明:麋鹿有晨、昏两个采食高峰和一个午间休息期,各种行为类型所占比例依次是:休息53.40％(±5.59％)、采食22.36(±8.34％)、运动11.23％(±0.63％)、警觉5.03％(±1.76％)、其他行为4.42％(±2.06％),饮水2.65％(±0.74％).不同季节,时间分配变化明显.非参数Kruskal Wallis H检验结果显示(n=120),季节、年龄和性别显著影响麋鹿的活动时间分配.除运动行为(x2=16.856,df=3,P＞0.05)和饮水行为(x2=7.667,df=3,P＞0.05)无显著差异外,采食(x2=15.657,df=3,P＜0.01)、休息(x2=13.173,df=3,P＜0.01)、警觉(x2 =13.887,df=3,P＜0.01)和其他行为(x2=16.317,df=3,P＜0.01)在不同季节所占时间百分比均有极显著差异.对不同性别年龄组的活动时间分配采用两个独立样本的Mann-Whitney U检验,各性别-年龄组间的运动行为所占时间比例有极显著差异(P＜0.01),雄鹿与雌鹿之间的警觉行为有极显著差异(P＜0.01),雄鹿花较多时间用于警觉.幼鹿与成年鹿及亚成年鹿之间的采食行为时间有极显著差异(P＜0.01).不同性别、年龄组在不同季节的昼间活动时间分配的差异采用方差(ANOVA)分析后发现:所有年龄组,夏季与冬季饮水、春季与夏季警觉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成体和亚成体麋鹿,春季与冬季警觉、夏季与冬季运动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     

苏北滨海湿地麋鹿恢复种群的研究

1986年至2004年,在苏北滨海湿地开展恢复麋鹿野生种群的研究。从每年的2月份开始,在麋鹿的产仔期按照每旬记录产仔数,直至产仔结束。逐年统计半散养和野生麋鹿种群结构。选择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性别的麋鹿进行称重,分析个体的身体发育程度。半散养麋鹿种群由1986年引进的39 头,发展到2004年的706 头,年均出生率21.7%,鹿群年均增长率为17.5%,现已繁殖了子四代;野生放养麋鹿由31 头增加到2004年的41头,年均出生率16.3%,年均增长率为9.0% ,且于2003年、2004年各产1 头完全属野生的子二代。产仔季节相由引进时的紊乱已调整至目前的规律性产仔。研究表明大丰麋鹿种群繁殖很成功,其寿命、行为、生理发育、繁殖周期等都较引进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完全适应了黄海湿地生态环境。人类活动干扰仍是影响麋鹿种群恢复的一个重要因素。     

圈养雄性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维持社会等级的冲突行为模式

为了解圈养雄性林麝维持社会等级的冲突行为模式,于2016年6月1日至7月28日在四川马尔康林麝繁育中心,采用行为取样法对14只圈养雄麝进行了防御、追击、取代、进攻及威胁等社会冲突行为取样,分析了圈养雄性林麝社会等级与其发出(接受)的冲突行为类型和表达强度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林麝雄性圈养群发育了稳定的社会等级结构,作为冲突行为发起者,雄麝均有防御行为和侵犯行为(追击、取代、进攻和威胁)的表达,其防御行为的表达频次(7.71±2.18,n=14)显著高于追击(1.29±0.50,n=14)(P0.05)、取代(1.36±0.57,n=14)(P0.05)、进攻(0.21±0.15,n=14)(P0.05)和威胁(1.29±0.77,n=14)(P0.05) 4种侵犯行为的表达频次;防御行为表达频次与其社会等级呈显著负相关(P0.05);不同序位雄性发出的侵犯行为类型不同,高序位雄麝的高强度侵犯行为(追击和进攻)和低强度侵犯行为(取代和威胁)均有表达,低序位雄麝缺失高强度侵犯行为,仅表达取代行为;作为冲突行为的接受者,雄麝接受的取代行为频次(1.43±0.53,n=14)显著高于进攻(0.29±0.12,n=14)(P0.05)和威胁(0.36±0.16,n=14)(P0.05);中等序位雄麝接受侵犯行为的频次(5.50±1.50,n=2)有高于低序位雄麝(4.60±2.088,n=5)和高序位雄麝(1.14±0.55,n=7)的趋势(P0.05)。由此得出,圈养林麝社群主要通过展现较低强度的侵犯行为维持其社会等级结构,冲突行为的发起者多是序位较高的雄麝,其高强度侵犯行为的表达频次也相对较多。     

湖北石首散养麋鹿种群的调控机制:密度制约下种群产仔率下降

为了探讨散养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种群密度制约的调控机制,1993–2013年,我们以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围栏内的散养麋鹿种群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区直接计数法统计麋鹿种群数量,计算种群增长率、死亡率、存活率和产仔率等参数,对麋鹿种群的发展是否受到密度制约影响以及作用于哪些种群参数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石首麋鹿保护区散养麋鹿种群的发展过程可分为5个阶段,分别为稳定增长阶段(1993–1997年)、快速增长阶段(1998–2006年)、缓慢增长阶段(2007–2009年)、迅速下降阶段(2010年)和种群恢复阶段(2011–2013年)。1993–1997年,种群增长率为16.60±3.10(%),而死亡率为4.34±0.93(%);1998–2006年,种群增长率增加为28.98±3.62(%),死亡率为4.35±2.31(%);2007–2009年,种群的增长率下降为7.36±1.64(%),而死亡率增加为6.32±2.85(%);2010年种群暴发传染性疾病,数量急剧下降;2011–2013年,种群增长率增加为10.95±4.04(%),而死亡率下降为5.70±2.03(%)。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种群密度与增长率呈极显著负相关(r=–0.612,P=0.0050.01),与产仔率也呈极显著的负相关(r=–0.902,P=0.0000.01),与死亡率的相关性不显著(r=0.425,P=0.0620.05)。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2010年之前(1993–2009年)和之后(2011–2013年)的成、幼体存活率分别为95.40±1.56(%)、95.79±1.80(%)和96.67±0.92(%)、94.04±2.20(%),两者差异不显著(成体:t=–0.503,df=8,P=0.6280.05;幼体:t=0.558,df=8,P=0.5920.05),这说明密度制约因素未对石首麋鹿保护区散放麋鹿种群的存活率产生明显影响。从2003年起,种群受到密度制约机制的调控,主要表现为产仔率下降,同时也受到了洪水、疾病和人类干扰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针对目前石首麋鹿保护区散养麋鹿种群面临的密度制约和环境容纳量等问题,我们提出了应对策略。     

健康麋鹿自由基代谢水平测定与分析

麋鹿机体内的自由基代谢物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丙二醛(MDA)等能清除体内过多的自由基,使机体自由基的生成和清除处于动态平衡中,其含量的变化对于健康监测有重要意义.2009年12月～2010年8月,应用邻苯三酚改良法和硫代巴比妥酸缩合法分别测定了79只健康麋鹿血清SOD活性和MDA含量,比较了不同年龄、性别问自由基代谢水平的差异性.结果发现在各年龄段雄性个体SOD的活性均高于雌性,幼年、青年、成年和老年阶段雄性个性的活性比雌性个体的活性分别增加了3.14%、0.37%、20.96%和7.67%.雄性MDA含量均值比雌性增加了2.37%.按性别进行分组,做自由基代谢水平的差异性分析,发现SOD存在显著性差异,MDA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麋鹿种群动态

为实现麋鹿回归大自然的目标,1993年和1994年,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石首麋鹿保护区)分别从北京麋鹿苑引入麋鹿30头(8♂,22♀)和34头(10♂,24♀)建立了繁殖种群。自2000年6月开始,作者每月一次(7-10d)实地监测石首麋鹿保护区内、外的麋鹿种群动态。到2006年产仔季节结束后,该保护区内的麋鹿种群达522头,2006年产仔前性比为1∶1.22。用指数增长模型拟合种群增长曲线,1998年后石首麋鹿保护区内的麋鹿种群呈指数增长(Nt=84e0.226t),其瞬时增长率为0.226;1998年夏季长江暴发特大洪灾,石首麋鹿保护区内的部分麋鹿逃逸到长江南岸,形成了自然野化麋鹿种群。该自然野化种群比保护区内麋鹿种群增长快,其瞬时增长率达到0.267。湖北石首和江苏大丰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麋鹿种群的出生率和增长率差异显著,而两地的死亡率无显著差异。石首麋鹿保护区内的麋鹿种群年均出生率(26.8%,P=0.010)和年均增长率(21.7%,P=0.038)均显著地高于江苏大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麋鹿种群的年均出生率(21.6%)和年均增长率(17.0%)。由于生境退化和人为干扰,当前石首麋鹿保护区内的麋鹿种群增长已开始出现密度制约迹象,亟待采取有效措施来改善麋鹿的生存繁衍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