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表水热要素在青藏高原草地退化中的作用

在全球气候变暖和频繁的人类活动影响下,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发生了生产力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及生态功能退化等一系列现象。与传统观测技术相比,遥感技术具有大范围、快速和连续监测等优点,因此被广泛用于区域尺度的草地植被长时间序列监测。以往对青藏高原草原植被影响因子的研究多集中在气温与降水,而相比较于气温和降水,地表温度和土壤湿度直接作用于植物的根部,对植物种子的萌芽和植株的生长也都有着重要影响,所以地表温度和土壤湿度与植被生长的关系更加紧密。基于遥感技术,利用青藏高原草地区域的MODIS和AVHRR数据,选择草地植被覆盖度作为草地退化的遥感监测指标,建立了青藏高原草地退化遥感监测和评价指标体系,并对青藏高原2001-2017年的草地退化状况进行了遥感监测和评价。同时,利用遥感数据获取青藏高原区域尺度的地表温度和温度植被干旱指数数据,用于指示地表水热状况,最后基于回归方法分析了地表水热要素在青藏高原草地退化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从2001-2017年,青藏高原植被退化程度空间差异明显,柴达木盆地和青海湖附近退化较为严重,喜马拉雅山脉北部、昆仑山脉南部、冈底斯山脉北部交汇的地区退化也较严重。在2001-2017年间,青藏高原草地未退化面积从50.60%上升到59.00%,说明青藏高原草地整体上在朝着改善的方向发展。2001-2017年内,青藏高原草地整体上大部分时间处于轻度退化状态,但是2001年和2015年这两个年份青藏高原草地退化整体上达到中等退化水平。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土壤湿度主导的对青藏高原草地的影响面积达到14.04%。地表温度主导的影响面积达到草地总面积的约36.61%。但地表温度与植被之间相互影响,且主要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中,在温性草甸地区,当植被覆盖度较低时,地表温度正向影响植被生长。     

短期牦牛放牧强度对川西北高原高寒草甸土壤细菌群落的影响

气候变化和人类干扰使青藏高原的草地退化日趋严重,特别是过度放牧导致的草地退化现象尤为突出;然而,牦牛作为青藏高原分布广且数量多的重要家畜,其不同放牧强度对高寒草甸土壤理化性质与细菌群落的影响仍不明晰。在川西北高原典型高寒草甸开展牦牛放牧强度试验,设置了对照组(禁牧)、轻度放牧(1头牦牛/hm~2)、中度放牧(2头牦牛/hm~2)和重度放牧(3头牦牛/hm~2)4个放牧强度,每个强度设置3个重复。两年放牧实验后的结果表明：短期的重度放牧导致土壤有效磷显著增加,而其它土壤性质在各放牧强度变化不显著;随着放牧强度的增加,土壤细菌α多样性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牦牛活动为细菌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的营养条件,但由于放牧的持续时间较短,变化不显著;就优势菌而言,土壤绿弯菌门中存在光合自养细菌,在重度放牧下显著高于对照组,其它各菌门在不同放牧强度下无显著差异;土壤氮与硝化螺旋菌门呈正相关,速效磷与酸杆菌门也呈显著正相关,均说明放牧强度对土壤细菌类群的影响是通过土壤性质间接实现的。本实验通过研究不同牦牛放牧强度下的土壤细菌群落结构,为放牧策略的制定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持,为草地退化的防治提供理论...     

中国野牦牛的分布,类型及利用

本文作者根据实地考察和查阅大量资料,对野牦牛的分布范围,数量及类型作了阐述。野牦牛仅分布于青藏高原4500米以上的高山寒漠,数量约2—4万头。野牦牛和家牦牛属于同种动物,论述了野牦牛的两个生态类型,祁连山型和昆仑山型。经八年试验研究证明,导入野牦牛血液明显提高了家牦牛生产性能。野血牦牛在活重、体格大小、增重速度、屠宰率、产奶量等方面,均比家牦牛高15%以上,为牦牛选育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疏勒河上游不同退化类型冻土可培养细菌数量变化

在气候变暖及人类活动的双重干扰下,疏勒河上游冻土发生了显著退化,具体表现为活动层厚度加大、植被退化等。然而,关于冻土退化对微生物的影响还未见报道。本文以疏勒河上游不同季节(4月、6月、9月)、不同退化程度冻土为对象,研究了可培养细菌数量的季节性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可培养细菌数量介于0.4×10~7~5.3×10~7CFU·g~(-1),3个月份土壤可培养细菌数量均随冻土退化程度增加而显著下降,且同种类型冻土6月份样品中可培养细菌数量最多,但不同类型冻土细菌数量的季节变化未表现出一致的规律性。相关性分析表明,可培养细菌数量与土壤含水量、总氮呈极显著正相关,与有机碳呈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表明,伴随着冻土退化而发生的地上植被逆向演替过程中,青藏高原不同类型冻土间已产生较大的环境异质性如土壤碳氮及含水量,进一步可能导致冻土微生物数量分异。研究结果为利用微生物综合评价青藏高原不同类型冻土的生态环境提供了数据基础。     

基于空间距离指数的青藏高原生态敏感性综合评价及时空演变分析

生态敏感性是生态系统对外界压力的适应性及遭受破坏的恢复力,开展生态敏感性评价是识别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根据青藏高原的区域特性和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在定量构建土地荒漠化敏感性、水土流失敏感性、滑坡灾害敏感性和冻融侵蚀敏感性的基础上,通过空间距离指数法对青藏高原生态敏感性进行综合评价,并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生态敏感性变化模式分析,探讨其时空演变特征和保护管理区划。结果表明：（1）青藏高原综合生态敏感性由西北向东南递减,极度和重度敏感区主要集中在西北部和高大山脉区,不敏感区主要集中在东南部;（2）2000-2018年间青藏高原综合生态敏感性指数值从1.49上升到1.51,表明该区域生态敏感性逐步下降,生态环境改善明显;（3）青藏高原生态敏感性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低-低聚集网格数量波动上升,从2000年的7277增至2018年7357,表明青藏高原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仍存在着一定恶化的风险;（4）根据区域生态敏感性变化模式分析,将青藏高原划分为严格保护区、生态退化区、潜在治理区、生态改善区和综合发展区五个区域,并提出了相应保护与管理对策。研究结果可以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从而有效推动保护管理措施的制定。     

家牦牛线粒体DNA(mtDNA)遗传多样性及其分类

通过分析包括我国10个家牦牛品种(类群)在内共296个样本的mtDNA控制(D-loop)区部分序列的遗传变异,对我国家牦牛的遗传多样性、遗传分化、聚类关系和分类进行了研究.所测序列经比对后,共检测到61个变异位点,定义了77种单倍型.分析显示青海环湖牦牛的单倍型多样性最高,达0.9848±0.0403,而巴州牦牛单倍型多样性最低,为0.8000±0.0825;核苷酸多样性方面,斯布牦牛存在最为丰富的核苷酸序列变异,核苷酸多样性值为0.022582±0.011767,而巴州牦牛仅为0.006856±0.002476,表明我国家牦牛品种(类群)遗传多样性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总体上,我国家牦牛单倍型多样性、核苷酸多样性分别为0.9251±0.0095和0.015265±0.007757,呈现出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聚类分析显示我国家牦牛存在两个聚类簇--斯布牦牛独立为一类;其余9个品种(类群)聚为一类,表明家牦牛品种(类群)间遗传距离与地理分布无明显相关.分子变异分析(AMOVA)显示九龙、嘉黎、斯布牦牛构成的组与其余7个家牦牛品种(类群)构成的组之间存在极显著的遗传分化(?CT=0.05285,P<0.01),且其品种间/组内遗传分化不显著(?SC=0.00648,P>0.05),支持依据遗传分化程度将我国家牦牛划分为两大类型.AMOVA支持的分组在品种(类群)组成上与蔡立的研究结果相符,首次为我国家牦牛划分为横断高山型和青藏高原型两种类型提供了源自分子遗传学的证据.     

牦牛生态类型的分类

为进一步弄清中国牦牛的遗传资源及其类型划分,利用微卫星DNA、随机扩增多态性（RAPD）、扩增片断长度多态性（AFLP）等3种分子遗传标记技术研究了麦洼牦牛、九龙牦牛、大通牦牛和天祝白牦牛的分类;并结合作者对牦牛染色体和血液蛋白多态性的研究结果探讨了中国牦牛类群的分类.结果：①根据微卫星位点的等位基因频率进行聚类分析,表明麦洼牦牛和九龙牦牛的遗传距离最大（1.506）,麦洼牦牛2个群体之间的遗传距离最小（1.062）.5个牦牛群体被聚为两大类,四川九龙牦牛单独成一大类,其他牦牛群体聚为一类.②根据RAPD和AFLP两种分子遗传标记的分析,表明天祝牦牛和大通牦牛的遗传距离最小（0.0336）,九龙牦牛和天祝牦牛的遗传距离最大（0.0414）,4个牦牛品种被聚为两大类,九龙牦牛品种聚为一类,其它3个牦牛品种聚为一类.大通牦牛和天祝白牦牛在较近的水平上首先聚为一类,然后在较远处与麦洼牦牛聚为一大类.③根据染色体特征和血液蛋白位点的基因频率进行聚类的结果与微卫星DNA、RAPD、AFLP的聚类结果相似.中国牦牛可分为以九龙牦牛和麦洼牦牛为代表的两个类群（型）.这与蔡立等将中国牦牛分为“青藏高原型”和“横断高山型”的结果是一致的.而与其他学者的分类结果有较大的差异.结合中国牦牛品种（群体）的地理分布、生态条件、育成史及其分化的实际情况,作者认为中国牦牛分为两个大的生态类型是合理的.     

中国5个地方牦牛品种遗传多样性的微卫星分析

本文以大额牛（Bos frontalis）为外群,应用16对微卫星DNA标记结合荧光-多重PCR技术,评估了5个中国地方牦牛（Bos grunniens）（帕里牦牛、斯布牦牛、西藏高山牦牛、麦洼牦牛和九龙牦牛）品种内遗传变异和品种间遗传关系。6个群体的16个微卫星座位上共检测到159个等位基因,其中有33个等位基因为5个牦牛品种所特有。6个群体的有效等位基因数（Ne）在2.2043-3.2754之间,平均杂合度（H）在0.4858-0.6153之间,平均多态信息含量（PIC）在0.4230-0.5711之间。5个牦牛品种的微卫星座位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而大额牛的遗传多样性相对较贫乏。5个牦牛群体间的遗传分化系数（Gst）为0.0527,表明牦牛亚群体间遗传分化水平很低。采用邻近结合法构建聚类图和模糊聚类分析表明,5个牦牛品种分为两大类,其中斯布牦牛、西藏高山牦牛、帕里牦牛和麦洼牦牛为一大类,九龙牦牛为一类。研究结果将为中国地方牦牛品种的保护和利用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放牧方式影响高寒草地矮生嵩草种子大小与数量的关系

种子大小和种子数量变异是植物适合度研究的核心问题, 探究不同大型草食动物对嵩草(Kobresia spp.)草地优势种种子大小与数量的影响, 有助于了解其繁殖策略和种群更新机制。该研究依托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家畜系统适应性管理技术平台, 对不放牧(对照)、牦牛单牧、藏羊单牧、牦牛藏羊1:2混牧、牦牛藏羊1:4混牧、牦牛藏羊1:6混牧6个放牧处理下矮生嵩草(K. humilis)的种子大小和数量特征, 种子大小和数量与生殖性状的关系, 种子大小和数量的权衡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 1)放牧处理增加矮生嵩草种子大小15%以上, 增加种子数量30%以上; 除了牦牛藏羊1:2混牧处理, 其他放牧处理与对照相比种子大小变异系数降低15%以上, 种子数量变异系数降低25%以上。2)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放牧处理下矮生嵩草种子数量、种子大小与生殖相关性状均呈正相关关系。3)放牧处理增加了矮生嵩草种子大小与数量的权衡, 单条生殖枝质量是影响种子大小与数量权衡的重要性状。研究表明, 即使是中度放牧, 家畜依旧是矮生嵩草资源获取的限制性因子; 长期的放牧改变了矮生嵩草性状间的潜在联系和权衡关系, 稳定了种子大小和种子数量特征, 并通过提高种子大小和种子数量的方式优化繁殖策略, 提高了子代的竞争力和适合度。     

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完整性远程评价与国家公园群建设时序研究

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保有大量重要的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小的自然生态系统。但近年来受社会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的影响，高原生态系统面临退化风险。为了更好地守护地球第三极，第二次青藏科考提出建立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科学构想。为了全面掌握人类胁迫和气候变化背景下，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持情况，并识别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持较好的区域，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规划布局提供支撑，研究基于对生态系统完整性内涵的理解以及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特征，借鉴加拿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评估框架，构建了"格局-质量-功能-问题-压力"生态系统完整性远程评估框架，对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完整性进行了综合评估并分析了其空间格局特征。结果显示：青藏高原整体维持了较好的生态系统完整性，分别有3.52%、7.51%和70.71%的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等级为优、良和中，但受人类胁迫影响，部分区域生态系统完整受到破坏，分别有18.17%和0.10%的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等级为较差和极差。从空间上看，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生态系统完整性整体高于西部地区。从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的角度看，青藏高原可用于建设国家公园的备选区数量多、分布广，且呈现大面积连片分布的格局。目前正在开展的三江源、祁连山、大熊猫、普达措等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均具有较高的生态系统完整性。为了加快推动生态系统完整性高的区域保护，根据青藏高原国家公园潜在建设区的生态系统完整性指数结果，建议优先启动雅鲁藏布大峡谷、色林错-普若岗日、独龙江三江并流、若尔盖、贡嘎山、稻城亚丁等国家公园建设，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启动其他具有景观、文化价值的国家公园建设。     

青藏高原高寒地区生态草牧业可持续发展:原理、技术与实践

青藏高原在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发展高寒生态草牧业和改善当地民生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实现高寒地区生态草牧业可持续发展，对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由于高寒草地承载力低、草畜供需时空失衡和畜牧业经营方式粗放等原因，导致草地畜牧业生产效率低，牧民经营效益差，高寒草地退化严重。为了协调推动高原生态保护、国家公园建设和区域民生改善，传统草地畜牧业亟待转型升级。近年来在国家和地方科技项目支持下，针对高寒草地畜牧业系统效率低、资源消耗大和经营效益差的瓶颈，我们在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农牧交错区的青海省贵南县系统开展了生态草牧业关键技术研发、应用和示范，集成了以“高寒草地适度利用—优质高产人工草地建植—优良牧草青贮—系列草产品加工—饲草料精准配置—家畜营养均衡饲养—高原特色畜产品精深加工—一二三产业融合—区域功能耦合”等为一体的高寒地区生态草牧业提质增效技术体系，积极推动了传统草地畜牧业向生态草牧业发展转变，促进了高寒地区生态—生产—生活协调发展。上述工作将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草牧业可持续发展和高寒地区牧民持续增收提供重要科技支撑，同时对我国西部典型生态脆弱区适应性管理，黄河上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Accumulation of deleterious mutations in the domestic yak genome

Deleterious mutations play an important functional role, affecting trait phenotypes in ways that decrease the fitness of organisms. Estimating th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and abundance has been a topic of much interest, especially in crops and livestock. The processes of domestication and breeding allow deleterious mutations to persist at high frequency, and identifying such deleterious mutation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breed improvement. Here, we assessed genome‐wide patterns of deleterious variation in 59 domestic and 13 wild yaks using genome resequencing data. Based on the intersection of results given by three methods (provean , polyphen 2 and sift 4g ), we identified 3187 putative deleterious mutation sites affecting 2586 genes in domestic yaks and 2067 affecting 1701 genes in wild yaks. Multiple lines of evidence indicate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load of deleterious mutations in domesticated yaks compared to wild yaks. Private deleterious genes were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perception of smell and detection of chemical stimulus. We also identified 36 genes related to Mendelian genetic diseases involved in sensory perception, skeletal development and the nervous and immune systems. This study not only add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etic basis of yak domestication but also provides a rich catalog of variants that will facilitate future breeding‐related research on the yak genome and on other bovid species.     

青藏高寒区退化草地生态恢复:退化现状、恢复措施、效应与展望

青藏高寒区属于独特而典型的高原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对高寒区生态安全以及农牧民生计的维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青藏高寒区的草地生态系统退化严重,因此该区退化草地的生态恢复工作是国家生态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已有大量研究提出了各种有效的恢复手段,但缺乏因地制宜的系统性总结和论述。基于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青藏高寒区退化草地现状,总结了高寒区各生态类型分区的主要生态问题,明确了不同集成技术与模式的适用区域和范围,同时对这些技术、措施和模式的恢复效果和恢复机制进行分析和讨论。并对未来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的研究进行了展望,以期为青藏高寒区退化草地的恢复治理、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稳定性维系提供系统的理论基础与技术支撑。     

不同强度牦牛放牧对青藏高原高寒草地土壤和植物生物量的影响

放牧作为家畜饲养方式之一,是草地最简单、有效的利用方式,放牧中的家畜对草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全球畜牧生态学研究的焦点。过度放牧导致草地退化严重,虽然在青藏高原地区已有较多放牧对草地影响的研究,但探究连续4年放牧对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影响的定位实验却鲜见报道。本研究在青藏高原东缘选取典型高寒草地,使用高原特有且分布最广的牦牛作为大型草食放牧家畜,设置了4个牦牛放牧强度（禁牧：无放牧、轻牧：1头/hm²、中牧：2头/hm²和重牧：3头/hm²）以研究其对高寒草地土壤和植物功能的影响。开展4年试验后的结果表明：放牧条件下土壤含水率显著增加;而土壤容重、全磷和有机质含量对放牧强度均无显著性响应;土壤全氮和pH的响应主要在表层0-20 cm,其中全氮为轻牧和重牧处理分别显著高于中牧,中牧处理下的土壤pH为显著高于轻牧;土壤全钾含量在禁牧处理中显著高于放牧处理;而土壤有效氮和速效钾均为中牧处理显著高于禁牧;放牧可以显著降低植物地上生物量。牦牛放牧强度显著影响土壤含水率、有效养分和植物地上生物量,而对其它土壤理化性质影响较弱。本研究结果揭示放牧对高寒草地土壤理化性质和植物地上生物量的影响,为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生态系统保护、可持续管理和合理放牧率提供理论依据。     

开展高寒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技术研究,助力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

西藏是青藏高原的核心,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由于高、寒、旱的特点,西藏高寒生态系统极为脆弱,在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下极易发生退化,治理难度大。草地退化和土地沙化治理一直是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的重中之重。为此,国家在"典型脆弱生态修复与保护研究"重点专项里启动了"西藏退化高寒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技术及示范(2016YFC0502000)"项目,旨在研究生态系统演变规律和影响机理的基础上,针对西藏高原不同的退化区域,重点研发高寒退化草地恢复、沙化土地治理、生态产业及生态畜牧业发展等技术与模式,开展县域水平的集成示范,实现高寒生态系统功能的提升与适应性优化管理的目标,为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羌塘、可可西里无人区野牦牛种群数量和分布现状

野牦牛(Bos grunniens)是青藏高原特有的大型有蹄类动物, 主要分布在西藏羌塘, 青海可可西里、三江源, 新疆阿尔金山等地的高海拔生境。我们于2012-2014年在西藏羌塘和青海可可西里对野牦牛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实地调查, 并且估算西藏羌塘地区野牦牛种群在11,222-21,072头之间, 可可西里野牦牛种群数量在659-1,793头之间。据本次野外调查和历史文献资料显示, 自20世纪90年代起, 中国野牦牛种群数量逐年增长, 但是其分布区面积却逐步缩减, 目前仅分布在几个相对孤立且远离人类居住地的高寒区域。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与青藏高原人类活动的加强,野牦牛的生存现状依然严峻, 我们仍需加强对青藏高原特有物种的保护。     

Domestication relaxed selective constraints on the yak mitochondrial genome

Wild yaks roaming in the high-altitud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have to maintain high metabolic efficiency. However, domestic yaks do not require such high efficiency because of their limited activity. Hence, domestication may have caused the relaxation of selective constraints on the yak mitochondrial genome because mitochondrial mutations are extremely sensitive to energy-related selective pressures. We have tested this hypothesis by analyzing the mitochondrial genomes of 51 domestic yaks and 21 wild yak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atio of nonsynonymous/synonymous substitutions in mitochondrial protein-coding gene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domestic yak lineages than those of wild yaks. This genetic difference suggests that the relaxation of selective constraints following the domestication in addition to bottlenecks has allowed faster accumulation of nonsilent substitutions in the yak mitochondrial genome, despite its short domestication history.     

Analysis of genetic diversity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Chinese yak breeds （Bos grunniens） using microsatellite markers

Nine Chinese yak breeds (Maiwa,Tianzhu White,Qinghai Plateau,Sibu,Zhongdian,Pall,Tibetan High Mountain,Jiulong,and Xin-jiang) and Gayal were analyzed by means of 16 microsatellite markers to determine the level of genetic variation within populations,gene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s,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for each breed.A total of 206 microsatellite alleles were observed.Mean F-statistics (0.056) for 9 yak breeds indicated that 94.4% of the genetic variation was observed within yak breeds and 5.6% of the genetic variation existed amongst breeds.The Neighbor-Joining phylogenetic free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Nei's standard genetic dis-tances and two clusters were obtained.The Gayal separated from the yaks far away and formed one cluster and 9 yak breeds were grouped together.The analysis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for 9 yak breeds and the Gayal showed that they resulted in four clusters; one clus-ter includes yaks from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nd Qinghai Province,one cluster combines Zhongdian,Maiwa,and Tianzhu White,and Jiulong and Xinjiang come into the third cluster.Pali was mainly in the first cluster (90%),Jiulong was mainly in the second cluster (87.1%),Zhongdian was primarily in the third cluster (83%),and the other yak breeds were distributed in two to three clusters.The Gayal was positively left in the fourth cluster (99.3%).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Genetic Diversity of GHR Gene in Tibetan Cattle and Holstein Cows

Due to the phenotype-based artificial selection in domestic cattle, the underlying functional genes may be indirectly selected and show decreasing diversity in theory. The growth hormone receptor (GHR) gene has been widely proposed to significantly associate with critical economic traits in cattle.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comparatively studied the genetic diversity of GHR in Tibetan cattle (a traditional unselected breed, n = 93) and Chinese Holstein cow (the intensively selected breed, n = 94). The Tibetan yak (n = 38) was also included as an outgroup breed. A total of 21 variants were detected by sequencing 1279 bp genomic fragments encompassing the largest exon 9. Twelve haplotypes (H1～H12) constructed by 15 coding SNPs were presented as a star-like network profile, in which haplotype H2 was located at the central position and almost occupied by Tibetan yaks. Furthermore, H2 was also identical to the formerly reported sequence specific to African cattle. Only haplotype H5 was simultaneously shared by all three breeds. Tibetan cattle showed higher nucleotide diversity (0.00215 ± 0.00015) and haplotype diversity (0.678 ± 0.026) than Holstein cow. Conclusively, we found Tibetan cattle have retained relatively high genetic variation of GHR. The predominant presence of African cattle specific H2 in the outgroup yak breed would highlight its ancestral relationship, which may be used as one informative molecular marker in the phylogenetic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