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高寒生态区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变化及驱动机制分析

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胁迫下, 青藏高原高寒生态区的脆弱生态系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研究在充分考虑研究区生态环境本底特征(高寒、冻融侵蚀、盐渍化、水力侵蚀强烈)的基础上, 引入了极端气候事件因子(极端高温、极端低温、极端降水)和人类活动干扰因子构建了青藏高原高寒区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体系, 进而对研究区近13 年的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变化格局及其驱动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青藏高原高寒生态区的生态系统脆弱性总体上属于中度脆弱状态, 其空间分布格局自东南向西北呈现递增趋势; 2000-2013 年, 青藏高原高寒生态区总体的生态系统脆弱性表现为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 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变化分异格局与地形、气候(气温、降水等)、人口密度存在显著地相关性。相关研究成果可以为青藏高原脆弱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提供决策支持。     

生态系统服务消费计量——以传统农业区贵州省从江县为例

目前国内对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多是从供给的角度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功能量和价值量进行评估,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及其与供给的相互关系重视不够。以传统农业区贵州省从江县为例,利用不同计量方法对当地居民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进行测算,并对当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消费平衡关系进行衡量。结果表明:(1)价值量方法、能值分析方法和生态足迹方法的计量结果都说明,从江县居民对供给服务的消费构成了生态系统服务消费的主体部分;(2)运用能值分析方法和生态足迹方法得到的负荷能力系数表明,从江县2007年基本上处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状态。尽管几种方法各有优缺点,但都不失为计量生态系统服务消费的有效方法。     

基于动态当量的乐山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演变及驱动力研究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作为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标准制定的重要前提,是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以乐山市为研究区域,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4期土地利用数据,运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动态当量法、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定量分析乐山市2000—2015年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变化规律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2000—2015年乐山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整体呈下降趋势,仅在2005—2010年有所回升,总量共减少了23.22亿元,主要与林地大量减少和建设用地大量增加有关;(2)空间上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分布态势,且各区域变化不同,西南方向山地以下降为主,东部平原丘陵以上升为主,河流两侧上升明显;(3)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分布的主导因素为土地利用、NPP、降水量和坡度,除此之外气温、高程、土壤类型也有较大决定力;(4)自然因子决定力大于社会经济因子,但社会经济因子的影响越来越突出。研究揭示了乐山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时空变化规律及驱动因子,为该地区土地利用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科学参考。     

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以甘南高原为例

农户作为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主要经济活动主体,其对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直接影响着环境行为,这不仅关系到生态保护计划的执行效果,更关系到该区主体功能的发挥。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例,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对草地、森林、湿地、农田生态系统服务的感知,并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甘南高原农户对森林、草地、农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化感知依次减弱,其中,半农半牧区农户对各类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化感知强于农牧区;(2)农户对森林、草地、农田、湿地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可管理性、脆弱性、损害度的感知度依次降低,且不同区域农户的属性感知存在差异;(3)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是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多样化感知的重要因素,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环境政策是影响农户生态系统服务属性感知的重要因素。     

牧民对高寒牧区生态环境的感知——以甘南牧区为例

地处青藏高原的甘南牧区是典型的生态敏感区,牧民作为牧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与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其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和响应影响着牧区的生态安全.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PRA)对甘南牧区的97户牧民家庭进行了调查,并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分成纯牧区牧户和半农半牧区牧户两组,就牧民的环境意识、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对环境变化原因的认识进行比较分析,基于分析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牧民对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非常明确,但在生产中却较少真正考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20a前相比,85%的牧户认为生态环境有所恶化,纯牧区牧户的感受更为深刻;对于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超过40%的牧户认为是超载过牧,其次是破坏植被(22.68%)和气候变化(18.56%).两组牧户对于生态环境恶化原因的认识具有一定差别,纯牧区牧户认为主要原因是过度放牧及气候变化,半农半牧区牧户认为是过度放牧与破坏植被、滥垦土地.     

生计方式对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的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生计方式变迁对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模式产生深远影响,从而给农村能源与环境问题带来新的挑战。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资料,采用STIRPAT模型与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生计方式对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及生活能源消费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1)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甘南高原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显著下降,但它引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下降速度低于其自身的变化速度;此外,家庭规模扩大、收入提高将使农户的生活能源消费量增加;(2)生计方式对农户能源消费模式选择的影响远高于其他因素,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选择以商品性能源为主消费模式的概率将增大,收入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及商品性能源的可得性改善亦会如此,但生物质能源的可得性增强会降低农户选择以商品性能源为主消费模式的概率。最后,提出了优化农户生活能源消费模式的建议。     

稻田生态系统汞的生物地球化学研究进展

汞作为一种毒性很强的重金属污染物,已被我国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欧盟及美国环境保护署等多个国家(机构)列为优先控制污染物。汞的毒性与其化学形态密切相关,其中甲基汞是毒性最强的汞化合物。无机汞可在适当环境条件下被转化成毒性更强的甲基汞,进而在食物链中富集、放大,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威胁。研究证实,稻田土壤是重要的甲基汞产生场所,稻田是陆地生态系统重要的甲基汞"源"。汞污染区稻米富含甲基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这些地区,居民食用稻米是人体甲基汞暴露的主要途径,由此所导致的人体甲基汞暴露风险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近年来,随着汞污染区稻米甲基汞污染事件被频频报道,稻田生态系统汞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国内外学者围绕这一方向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本文对前人有关稻田生态系统汞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包括:(1)稻田生态系统汞污染现状;(2)稻田土壤汞的甲基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3)水稻对汞的吸收、富集机理;(4)居民食用稻米导致的甲基汞暴露的健康风险;(5)对缓解稻米甲基汞污染问题所可能采取的措施。最后,对目前的研究缺陷及不足进行了探讨,并对未来需要进一步开展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展望。     

区域生态学的特点、学科定位及其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区域生态学作为生态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区域综合科学考察和环境污染调查,旨在研究区域生态环境问题形成背景和驱动因子,探讨区域生态环境问题解决的思路和方法。基于前人研究成果和文献综述,系统分析了区域生态学研究的特点,剖析了区域生态学的性质和学科定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比较了区域生态学与景观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区域自然地理学和宏观生态学的共性与差异。认为:(1)区域生态学研究对象是具有特定生态环境属性的区域生态综合体,既具有特定要素主导下的空间均质性,也具有多种要素耦合作用下的空间异质性特征,是一门问题导向的应用性基础学科;(2)区域生态学研究需要具有多元综合、问题导向和系统集成的思维,从多层次、多视角探讨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3)区域生态学属于宏观生态学研究的范畴,处于分子生态学、个体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区域生态学和全球生态学这个生态学学科体系的较高层次。     

大亚湾杨梅坑人工鱼礁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以大亚湾杨梅坑人工鱼礁区海域2007～2009年间6个航次生态环境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所建立的生态系统健康综合评价模型对该海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人工鱼礁区生态系统健康综合指数平均为0.794,生态系统健康总体状况处于较健康水平;(2)投礁后人工鱼礁区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明显提高,6个航次生态系统健康综合指数分别为0.713、0.807、0.830、0.841、0.759、0.815;(3)不同季节,生态系统健康水平呈现一定变化,总体以春、夏季节健康状况略优于秋、冬季节:(4)影响该海区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因素为海水总无机氮和沉积物无机碳。研究结果对于人工鱼礁区生态系统的管理、保护和规划具有参考意义。     

河道生态系统特征及其自净化能力研究现状与发展

河道生态系统包括河道水体和河岸带两大部分,具有净化水体、降低污染物浓度的功能.研究河道生态系统的自净化能力对河道生态系统的健康评价及水环境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运用水质模型的方法模拟评价河道水体的自净化能力,另一方面则是研究河岸植被缓冲带对净化水体的作用.系统总结了目前研究的特点与不足,指出了今后应该重视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1)应加强研究陆地生态系统空间异质性对河道自净化能力的影响研究;(2)需要系统解剖河道剖面形态结构与空间布局对河道水质自净化能力的影响;(3)重视面向外部复杂环境的参数获取方法的研究;(4)综合河岸生态系统与河道水体生态系统,系统研究非点源污染在陆-水迁移和水体运移中河道生态系统自净化能力的时空变化特征,从而为开展河道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河道生态系统管理提供科学的依据.     

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牧民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甘肃青藏高原区与西部荒漠区的实证

草原生态补偿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之一。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的满意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补奖政策实施的绩效。甘肃省针对不同牧区特点,实施了差别化的补奖标准。选取甘肃青藏高原区和西部荒漠区两个不同草原牧区类型351户牧民为调研对象,结合入户深度访谈和调查问卷,构建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测定了不同牧区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满意度,借助Logistic模型分析不同牧区牧民政策满意度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总体满意度偏低,满意度综合指数为67.24%。(2)牧民生计多样化对政策评价具有重要影响。西部荒漠区牧民收入来源较青藏高原区多样化,畜牧业所占比重低于青藏高原区,政策实施对牧民收入影响较小,青藏高原区牧民满意度为62.43%,低于西部荒漠区的72.35%。(3)牧民对政策作用的认知、家庭规模以及对政策的了解,是影响两个区域牧民对政策满意度的共同因素,但两个区域呈现出较大差异性。因此,在后续政策实施中,实施"精准补偿"措施,多样化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加强政策宣传和引导,示范引领安置牧民,延长畜牧业产业链,实现畜牧产业"三产"融合,逐步实现草原生态保护、牧业转型发展和牧民增收三方共赢。     

中国城市家庭代谢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家庭是可持续消费研究的主要对象,为了分析家庭消费的环境影响,荷兰的HOMES项目将代谢的概念引入家庭,提出了家庭代谢的概念。目前家庭代谢分析是评价家庭消费活动环境影响的主要方法,它通过对家庭系统中物质和能量流动过程的描述,来识别家庭消费的环境结果。本文首先介绍了家庭代谢的概念模型,该模型中包含着代谢流的方向、流量和速度3个要素,水资源、能源和物质代谢是家庭代谢的主要内容。应用这一模型,对中国城市家庭近20a的水资源和能源代谢进行描述,对家庭代谢的经济及人口社会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家庭的代谢量在可预见的短-中期时间内,将继续保持增加的趋势。     

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强度时空变化与影响因素

科学评估人类活动强度对于统筹协调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人类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多期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和陆地表层人类活动强度算法,测算和分析了青藏高原1984年、1997年、2008年和2018年的人类活动强度及其时空变化特征,使用地理探测器定量解析了影响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强度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1984—2018年青藏高原人类活动强度总体处于低水平阶段,大致以2008年为节点,前期缓慢下降,后期快速上升,1984年的人类活动强度为1.44%,2018年上升到1.70%;(2)西藏“一江两河”地区(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和年楚河)和青海河湟谷地的人类活动强度最高,沿日喀则-拉萨-那曲-玉树-果洛-西宁形成条带状的相对高值分布区,川藏高山峡谷区、藏北-青南高原区和帕米尔山区的人类活动强度最低;(3)人类活动强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为人口密度、道路密度、经济规模、地表起伏度、城镇化水平、第一产业占比和区域发展导向,且各因子间的交互作用解释力显著高于单因子,表现为非线性增强和双因子增强。     

我国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研究综述

生计作为人类最主要的行为方式,对人地系统的演化起着主导驱动作用,探讨人类生计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成为当前人地系统科学的研究热点,农户作为广大农村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与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其所采取的生计策略对生态环境产生着深远影响。在阐释农户生计转型及其驱动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分析框架,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研究主要进展,指出未来研究中需关注农户的生计演变规律及其调控机制、农户生计策略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机制、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效应评估与监测、农户的可持续生计方式塑建等关键问题。     

青藏高原生态屏障生态系统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

青藏高原生态屏障是我国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乃至亚洲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屏障作用。研究青藏高原生态屏障生态格局的演变规律,探究影响生态系统变化的驱动机制,对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建设和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多源遥感数据,分析了2000-2015年国家屏障区生态格局演变规律,选取了自然和社会经济等驱动要素,采用冗余分析等方法解析了青藏高原生态屏障生态系统演变机制。结果表明：（1）2000-2015年间,青藏高原生态屏障生态系统格局发生明显变化,草地生态系统减少了1792 km²,主要转化为荒漠生态系统和河流生态系统,转换面积分别为1088 km²和832 km²;河流生态系统增加了1600 km²,主要由荒漠生态系统和草地生态系统转换而来,分别转换了1152 km²和832 km²。（2）2000-2015年青藏高原生态屏障生态系统格局演变驱动机制中以社会经济因子为主。冗余分析结果显示国内生产总值（83%）和人口数量（72%）贡献率最大;方差分析结果中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数量的共同贡献率达到了77%;地理加权回归结果显示生态系统演变受社会经济因子主导的区域面积比例为60.41%。（3）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内人口数量的总贡献率达到了72%,在人口数量作用下生态系统呈正向转换的面积占比达到了86.24%,且人口数量与河流、森林生态系统的相关程度较高,综合说明了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内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生态工程的建设卓有成效。     

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完整性远程评价与国家公园群建设时序研究

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保有大量重要的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小的自然生态系统。但近年来受社会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的影响，高原生态系统面临退化风险。为了更好地守护地球第三极，第二次青藏科考提出建立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科学构想。为了全面掌握人类胁迫和气候变化背景下，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持情况，并识别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持较好的区域，为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的规划布局提供支撑，研究基于对生态系统完整性内涵的理解以及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特征，借鉴加拿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评估框架，构建了"格局-质量-功能-问题-压力"生态系统完整性远程评估框架，对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完整性进行了综合评估并分析了其空间格局特征。结果显示：青藏高原整体维持了较好的生态系统完整性，分别有3.52%、7.51%和70.71%的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等级为优、良和中，但受人类胁迫影响，部分区域生态系统完整受到破坏，分别有18.17%和0.10%的区域生态系统完整性等级为较差和极差。从空间上看，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生态系统完整性整体高于西部地区。从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的角度看，青藏高原可用于建设国家公园的备选区数量多、分布广，且呈现大面积连片分布的格局。目前正在开展的三江源、祁连山、大熊猫、普达措等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均具有较高的生态系统完整性。为了加快推动生态系统完整性高的区域保护，根据青藏高原国家公园潜在建设区的生态系统完整性指数结果，建议优先启动雅鲁藏布大峡谷、色林错-普若岗日、独龙江三江并流、若尔盖、贡嘎山、稻城亚丁等国家公园建设，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启动其他具有景观、文化价值的国家公园建设。     

玉树州境内草原毛虫种群分布及其对生境草场植被的影响

草原毛虫Gynaephora qinghaiensis是分布在我国青藏高原高寒牧区的一种重要害虫,对高寒草甸植被破坏相当严重。为调查青藏高原高寒牧区草场草原毛虫的分布与危害情况,本研究在青海省玉树州的高寒牧区布设了10个调查样地,连续5年（2015-2019年）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了草原毛虫种群密度,并于2016年同步调查了草原毛虫生境植被指数,并对2016年不同调查样地的草原毛虫种群密度与生境植被指数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调查结果显示,10个调查样地的草原毛虫种群密度在1.0~200.6 头/m^2之间,具有聚集性分布的特点,集中分布在治多草原、嘉塘草原和隆宝草原。根据高寒草甸草原毛虫危害等级划分标准,30%调查样地达到重度、极重度危害等级。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草原毛虫种群密度与植被总盖度之间呈极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0.01）,表明随着草原毛虫种群密度的增大,草甸植被总盖度总体呈逐渐减小的趋势。总之,玉树州高寒牧区草场草原毛虫种群分布相对集中,密度较高,对草场植被危害严重,需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治理。本研究对草原毛虫种群分布及其生境植被展开的基础调查工作可为草原毛虫灾害的预测预报以及草原毛虫的防控提供科学的基础数据,对保护青藏高原高寒牧区草场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青藏高原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的多情景模拟

青藏高原具有突出的生态服务价值,但气候多变、环境脆弱的基底,使其易受人类活动的干扰。本文基于土地利用数据和改进当量因子法,定量分析1992—2015年青藏高原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时空分布影响,并结合CA-Markov模型模拟探讨自然发展和生态保护情景下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1992—2015年青藏高原土地利用结构稳定,以草地为主,林地、裸地为辅,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呈增长趋势,草地、水体和林地是青藏高原生态价值的稳定供应者;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布极不均衡,不同气候区分布具有空间异质性,冷点区集中分布在青藏高原西北部干旱气候区和东南部湿润气候区,热点区集中于中部湿润和半湿润气候区;6000 m海拔是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趋势变化节点;生态保护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变化比自然发展情景下的更加均衡,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增加,生态环境向优发展。     

典型社区家庭消费碳排放特征与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家庭消费碳排放是中国碳排放总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从消费角度研究家庭碳排量特征及影响因素对家庭碳减排和低碳社区建设有重要意义。使用碳排放系数法和消费者生活方式法计算北京市5种典型社区家庭消费月均碳排量,通过最优尺度回归和多重比较分析对不同社区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北京市5种社区户均碳排放总量及构成差异显著,影响因素不一致。其中：（1）平房类社区家庭直接碳排量732.26 kgCO₂/月高于其他社区,燃煤取暖是平房社区家庭直接碳排放高的主要因素,单位社区、政策性住房社区和商品房社区家庭直接碳排量较低,约50.00 kgCO₂/月。家庭类型显著影响每个社区家庭直接碳排量,家庭积极参与节能环保活动有利于减少家庭直接碳排放;（2）商品房社区家庭间接碳排量最高,达3879.06 kgCO₂/月,平房类社区家庭最低,间接碳排量仅为商品房社区的1/3,间接碳排放是家庭生活消费碳排放的主体。食品和居住消费产生的间接碳排量较高,老龄化社区家庭医疗保健消费碳排量更高;（3）家庭类型和月总收入对所有社区家庭间接碳排量影响显著,但社区环保工作满意度、社区环境满意度、家庭节能环保活动参与度、耐用品使用年限等因素影响程度存在差异,胡同社区和平房类社区中受教育水平高的家庭产生的间接碳排量更高,需积极灌输环保理念。进一步分析了主要影响因素在不同水平下对应的家庭碳排量差异程度与变化规律,有助于社区管理者识别高碳排家庭,为社区低碳管理提供新思路。     

What Explains Child Malnutri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 of Northeast India?

Household risk factors affecting child health, particularly malnutrition, are mainly basic amenities like drinking water, toilet facility, housing and fuel used for cooking. This paper considered the collective impact of basic amenities measured by an index specially constructed as the contextual factor of child malnutrition. The contextual factor operates at both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s namely the state level and the household level. The importance of local contextual factor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when studying the nutritional status of children of indigenous people living in remote and inaccessible regions. This study has shown the contextual factors as potential factors of malnutrition among children in northeast India, which is home to the largest number of tribes in the country. In terms of macro level contextual factor it has been found that 8.9 per cent, 3.7 per cent and 3.6 per cent of children in high, medium and low risk households respectively, are severely wasted. Lower micro level household health risks, literate household heads, and scheduled tribe households have a negating effect on child malnutrition. Children who received colostrum feeding at the time of birth and those who were vaccinated against measles are also less subject to wasting compared to other children, and these difference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