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能值分析法核算的怀化市绿色GDP

目前,无论国内外哪种绿色GDP体系,在自然和环境资源找到一个统一的量纲计量单位以及对自然资源消耗的定价上,一直是绿色GDP核算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基于目前绿色GDP核算中的一些缺陷,利用太阳能值作为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计量的量纲,以能值-货币价值对自然资源进行定价。这就解决了绿色GDP核算中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计量单位不统一的问题,而且也解决了绿色GDP核算中自然和环境资源的价值与经济社会的对接问题。利用odum的生态经济系统能值理论和方法,对湖南省怀化市2006年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消耗的不可更新资源和环境损耗进行定量分析,计算了消耗的不可更新资源和环境损耗的能值及其能值-货币价值,从而核算了怀化市2006年的绿色GDP。2006年怀化市国民经济生产过程消耗的不可更新自然资源的能值-货币价值9.70×108＄,对环境损耗的能值-货币价值1.67×108＄;2006年怀化市GDP为3.81×109＄,在GDP中约有25.44%是以消耗自然资源,约有43.95%是以对环境损耗为代价的,怀化市的绿色GDP只有GDP的30.01%。讨论了能值分析法在绿色GDP核算中的科学性、合理性及其不足,并认为绿色GDP核算中在不可更新的环境资源核算上采用能值分析法,能反映自然资源的真实价值,在环境损耗修复上采用投资成本法更符合当前对环境治理的国民经济生产过程的实际情况。     

基于“水-能-碳”消费视角的福建省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

厘清资源环境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及驱动机制,对福建省发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构建“水-能-碳”资源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对福建省行业“水-能-碳”资源环境压力进行分析,基于脱钩理论和对数平均迪式指数分解法对福建省各行业“水-能-碳”资源环境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状态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2002—2017年,福建省由虚拟水主导的资源环境压力转变为隐含碳为主导的“水-能-碳”多维资源环境压力,且各行业部门差异较大。从行业部门来看,生产供应业具有较大的直接资源环境压力,制造业部门的间接资源环境压力显著。从脱钩关系来看,福建省的资源环境消耗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表现良好,主要表现为弱脱钩和强脱钩。从驱动因素来看,经济效应和人口效应是抑制脱钩的主要因素,而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则对脱钩起到促进作用。     

1996—2005年北京城市生态质量动态

从生态要素、生态过程、生态功能和生态问题4个主题出发,构建了包含16个指标的北京城市生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分别采用熵权法、最差状态法和最佳状态法对指标进行赋权,通过加权平均法构建了北京城市生态要素指数（EEI）、生态过程指数（EPI）、生态功能指数（EFI）、生态问题指数（EDI）和综合生态质量指数（CEI）,用以评价1996—2005年北京城市生态质量动态变化.结果表明：研究期间,北京城市EEI无明显改善,持续维持在远离理想点的水平;EPI和EFI改善显著,由1996年的远离理想点到2005年接近于理想点的水平;EDI的年度波动较大,普遍远离理想点;CEI得到持续改善,但离理想点依然有一定距离.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小于3 000美元时,EPI、EFI和CEI随GDP的增长而快速增大,改善显著,当人均GDP超过3 000美元后,EPI、EFI和CEI随GDP增长而增大的速度减慢;EEI和EDI受人均GDP的影响较小,主要受限于自然条件及全球和区域环境的变化.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的生态福祉内涵表征与评价

当前中国积极倡导生态文明建设,深入研究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关系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界定了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理论的生态福祉概念及其内涵,参考有关国民经济核算理论及相关研究成果构建了生态福祉供给与消费的评价指标,借鉴区位熵理论提出了区域生态福祉红线的刻画方法,在此基础上以2012年中国大陆省区生态福祉评价为例进行实证.结果表明: 2012年,中国大陆地区耕地、林地、牧草地、湿地、水域以及未利用地等6类生态系统生产净值分别为14819.25、81948.06、41762.77、42457.60、31770.84和1337.62亿元;省际生态系统生产净值的空间异质性明显;从供给水平来看,东部和中部省区林地、牧草地、湿地、耕地以及未利用地等5类人均生态福祉多在红线之下,整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消费水平来看,人均9种生态福祉的空间分布以“胡焕庸线”为界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分布格局.人口密度因素、土地资源禀赋共同导致中国大陆生态福祉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     

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综合评估指标

2007年中国政府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来,已批准了三批52个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性要求科学、客观地评估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以便科学地决策和行动。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复合的过程,其核心在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各组分的和谐进步。因此,基于生态系统服务(ES)、生态足迹(EF)和人均GDP3个指标,以及这3个指标所代表的资源禀赋、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占用、经济增长之间的线性逻辑关系,构建综合性相对指数;并以此对2010年中国大陆各省(市、直辖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估,其中,海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数最大,为0.5091,北京市的指数最小,为0.0377;最后,分析了2010年中国大陆各省(市、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压力和生态效率,北京、天津和上海3个直辖市处于低资源禀赋高资源消费状况,全国大多数省(市、区)处于低消耗和低产出的阶段,经济增长尚有较大的潜力。     

基于多角度基尼系数的江西省资源环境公平性研究

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是衡量和评价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在各个城市或地区间的公平性与合理性的有效途径。对基于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人口、国土面积等角度推算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方法的优劣性进行了评价,提出了"生态负荷系数"的概念,界定了"生态容量"的概念与内容,并从GDP、人口和生态容量的角度出发,以江西省11地市作为评价对象,选取2009年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COD(chemical oxygen demand)排放及SO2排放等4个评价因子,构建了江西省资源环境基尼系数、生态负荷系数的计算与评价方法,并对计算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不同角度计算的基尼系数不尽相同,从生态负荷系数来看,在江西11个城市中,南昌、鹰潭、萍乡、景德镇、新余等经济发达城市是引起能源消耗、SO2排放主要的不公平因子,是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城市,更须注重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2)从生态容量的角度推算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普遍高于从GDP和人口角度推算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且都高于"警戒线";(3)从理论上看,基于生态容量角度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比基于GDP和人口角度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更为科学与合理。文章最后讨论了不同角度的资源环境基尼系数及生态负荷系数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的问题。     

黄河上游兰州-西宁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及障碍因子诊断

基于PSR模型构建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利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模型和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对兰州-西宁(兰西)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时空动态剖析,并运用障碍度模型识别其障碍因子。结果表明: 2005—2018年,兰西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呈波动上升态势,资源环境承载力状况较好;资源环境承载力变异系数亦有波动上升趋势,区域差异逐步扩大。资源环境承载力空间上总体呈现以兰州与西宁主城区为中心的“双核”结构特征,高水平区主要集中于以兰州市和西宁市为中心的河湟谷地及其周边部分县区,低水平区集中于城市群中部、南部地区。其中,资源环境承载力子系统指数的时空分异特征显著,压力指数呈波动下降态势,空间上呈现以兰州与西宁市区为中心向外围地区递减的分布特征;状态指数呈波动上升态势,呈东西两翼高、中部低的空间演化特征;响应指数整体呈上升态势,空间上呈东高西低、中高外低的格局特征。城镇化率、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水耗指数和环保投资占GDP比重是制约兰西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     

合肥市生态足迹时空特征与脱钩效应变化及灰色预测分析

生态足迹与脱钩效应分析是衡量地区可持续发展状态的一种有效工具。以快速城镇化的科教名城合肥市为例,利用生态足迹法和脱钩效应分析对2000—2014年合肥市生态足迹与脱钩状态进行定量研究与动态分析,建立GM(1,1)模型对2015—2020年合肥市生态状况进行预测。结果显示:2000—2014年间,合肥市人均生态足迹与人均生态承载力波动上升且幅度较大,生态赤字波动较小,整体略有上升。从结构上看,化石燃料的生态足迹近年来比重较大。从空间上看,生态足迹与承载力均表现出中心区低,郊区高的特征。在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中,强脱钩与弱脱钩出现的频率分别为:42.9%,28.6%。灰色预测结果表明,2015—2020年合肥市人均生态足迹呈上升趋势,生态足迹与GDP增长呈持续弱脱钩的状态,脱钩指数较小且趋于稳定。研究对优化合肥市产业结构、实行有差别的土地利用方式与国土优化格局,适度控制人口增长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基于格兰杰因果实证的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互动机制研究

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的互动机制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和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利用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对中国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因果互动关系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全国尺度上,城市建成区绿地率与人均GDP互为格兰杰原因,存在"正向循环反馈"的因果互动关系,即城市绿地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城市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能够拉动城市绿地建设。城市绿地率与城市人均GDP的因果关系可以概括为"绿磁效应"(GME)和"需求效应"(GDE)。(2)区域尺度上,东部地区人均GDP与城市建成区绿地率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人均GDP是城市绿地率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城市绿地率不是人均GDP的格兰杰原因;(3)西部地区城市绿地率与人均GDP的交互强度最大,即西部"绿地-经济弹性"和"经济-绿地弹性"高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通过扩大城市绿地率来提升经济发展的空间比较小,应着眼于提高城市绿地质量,中、西部地区城市绿地率较小,应在兼顾城市绿地质量的基础上提升城市建成区绿地率。本研究能够为城市绿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和城市生态规划与经济发展规划提供参考。     

陕西省区域生态足迹动态变化及驱动因素差异研究

在分析2005-2015 年陕西省陕北、关中、陕南三大区域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人均生态赤字和生态压力指数等动态变化的基础上, 采用STIRPAT 模型及PLS 方法比较了驱动三大区域间生态足迹变化的因素。结果表明, 陕北、关中、陕南人均生态足迹分别增长了107.3%、68.1%、66.6%, 人均生态赤字分别增长了296.7%、88.6%、346.0%, 三大区域生态压力指数呈上升趋势, 而万元GDP 生态足迹呈下降趋势, 区域生态差异性正逐步扩大。驱动三大区域生态足迹动态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人均GDP、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 其中, 驱动陕北生态足迹发生变化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人口总量。为此, 提出加速陕北工业转型升级、推进关中产业与生态的协同发展、推动陕南绿色循环发展等对策建议。     

Decoupling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al Mountain—with Case Studies from China

The resource‐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can be portrayed as an “environmental mountain” (EM). It is importan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decouple their resource use from economic growth and tunnel through the EM. In this study, we embedded the decoupling indicators for resource use and waste emissions into EM curves to quantify China's progress in tunneling through the EM over a specific time period. Five case studies regarding the conditions required for decoupling energy consumption, crude steel production, cement production, CO₂ emissions, and SO₂ emissions from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were conduct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during 1985–2010 the trajectories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₂ and SO₂ emissions in China met the requirements for tunneling through the EM, but the trajectories of cement and steel production did not. Based on these results, suggestions regarding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re provided to enable the country to tunnel through the EM.     

Ecological indicators for green building construction

Building construction is one of the largest final consumers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s well as one of the largest emitters of greenhouse gas and other pollution. This paper aims to propose ecological indicators for green building construction by applying a slack-based data envelop analysis approach, in which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re both incorporated. We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ecological indicators for green building construction using China's regional panel dataset during 1995–2012, and use the analysis to further discuss the technological gaps across the region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i) half of China's provinces have a substantial potential increase of more than 60% in ecological performance for green building construction; (ii) the developed areas perform better than the developing areas; (iii) the 11th five-year plan period is a turning point for China's green building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s the policies for green construction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效率视角下的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研究

在界定生态文明概念的基础上,从省域层面入手,选取25个具有可操作性的评价指标,构建以国土空间优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为一级指标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网络层次分析和集对分析等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我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绩效;在此基础上,将国土空间优化绩效、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绩效和生态环境保护绩效作为产出指标,将就业人数、科学技术财政支出、节能环保财政支出作为投入指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各省(市)生态文明建设效率,分析指标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情况,并修正评价绩效。研究表明:(1)规模效率低于0.6的省份共24个,占80%,规模效率不高是制约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提升的重要障碍;(2)在生态文明建设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方面,数值较高的省(市)在地理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区域聚集性;(3)领先地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绩效平均分高达3.92,落后地区平均分仅为0.84,生态文明建设绩效的差异性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4)人口规模偏大、绿色生态空间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是多数生态强省(市)的薄弱环节。     

甘孜藏族自治州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研究

甘孜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孜州)生态状况良好而经济相对滞后,评估甘孜州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对甘孜州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通过核算甘孜州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包括对甘孜州的产品提供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进行价值评估,以期用直观的经济数据揭示甘孜州生态系统对人们的直接贡献。核算结果显示,甘孜州2010年全州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为7545.59亿元,人均71.18万元,是当年该州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GDP的约61倍。其中,调节服务的价值最大,为6842.28亿元,占GEP总值的90.68%;产品提供服务和文化服务的价值分别为632.64亿元和70.67亿元,占GEP的8.38%和0.94%。研究认为甘孜州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巨大,保护甘孜州生态系统就是保护人们的福祉,该结果可以为甘孜州的生态系统管理、生态保护和生态补偿提供重要依据。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发展指数研究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已成为中国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促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实现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关系,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国家级经开区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挑战。为推进国家级经开区的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加强对国家级经开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引导,通过建立绿色发展指数方法,对国家级经开区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以期为管理决策提供参考。绿色发展水平定量评价研究运用多准则排序方法构建了绿色发展指数。首先从经济发展、资源能源消耗、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4个方面构建了国家级经开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对各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加权后得到绿色发展指数。以2007年52家国家级经开区各项指标(基于不变价格的平均值)为参照,分析了2007—2012年52家国家级经开区绿色发展指数的动态变化,采用动态气泡图直观地表征年际间经开区绩效的横向和纵向变化。比较了东中西部国家级经开区绿色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建设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对其绿色发展指数的影响,进而对国家级经开区的绿色发展进行了展望。     

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与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海洋生物多样性是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基础,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不仅对维持地球生态系统的功能至关重要,也与人类福祉密切相关。基于沿海11个省区生态系统亚健康程度指标和物种多样性损害指标,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对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与海洋生物多样性损害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研究结果表明：(1)海洋生态系统亚健康程度与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随着经济增长,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亚健康状态占比呈现出持续上升趋势。此外,实施排污费制度和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有利于抑制海洋生态系统的恶化。(2)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与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随着经济增长,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转折点为人均GDP 45145元,目前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河北省未跨过转折点。此外,排污费制度有利于抑制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而沿海地区目前的产业结构加重了海洋物种多样性损害。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尚未出现拐点,沿海地区经济增长如果建立在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基础上,则势必会造成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因此从规范海域利用方式,完善海岸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加强生态系统的监测与管理,保持绿色可持续的...     

基于扩展耗模型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区域空间差异——以中国31个省市为数据源

将区域作为一个以人类生产和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构建了一种基于生物物理视角的生态热力学方法,从整体角度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定量评价。该方法囊括了维持复合生态系统运转过程中的自然资源投入、人力资源投入和环境污染损害成本投入等三种要素,完善了可持续发展评价以及绿色GDP核算中人力资源投入和环境成本的价值体现。然后以我国为例,核算了我国31个省市2006—2015年间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时间动态,并以各省为边界,计算了2015年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差异。计算结果显示:(1)十年间,我国整体上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在逐步提高,能反映出我国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和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2)从要素投入看,自然资源投入仍然占主要,但比例在逐渐降低。环境成本投入比例呈逐步降低趋势,说明环境保护取得了成效。另外,在2010年后,人力资源投入比例增加很快,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成本上升明显。(3)各省市的计算结果差异较大,在不考虑区域间进出口的情况下,从GDP产出角度,北京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最高,西藏最低。通过将本文的评价结果与绿色发展指数的评价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建立的方法框架是对能值分析方法的扩展和完善,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要继续对该方法框架中没有考虑全面的因素加以考虑,以便于更全面客观地反映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基于能值理论的有色金属矿产资源开采生态补偿机制

矿产资源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但在其开采过程中也带来了诸多的环境问题。在当今资源、环境的约束下,如何采取适宜的量化方法来表征矿产资源开采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损失,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选取我国有色金属采选业为研究案例,并基于能值分析方法,核算了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造成的直接、间接环境损失,提出了生态补偿指数,用以为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对能值分析指标的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生态补偿指数为89.18%,说明我国有色金属采选业的环境投入较高,需要的补偿费用较多;能值产出率为9.24,表明有色金属采选业的生产效率高;环境承载率为238,呈现高负荷状态,区域环境所承受的压力巨大;可持续发展指数为0.039,表明我国有色金属采选业处于不可持续状态,急需采取相关环境保护措施进行调整。从经济成本角度,我国有色金属采选业需要的生态环境补偿费用约为4.38×109元,现阶段征收的资源税费远低于生态恢复的治理费用,不能够覆盖生态修复治理成本。最后根据本文研究内容得出我国有色金属采选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分别从宏观角度、微观角度及长远角度3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Natural and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the embodied human appropriation of net primary production and its relation to other resource use indicators

Indicators of resource use such as material and energy flow accounts, emission data and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inform societies about their performance by evaluating resource use efficiency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sustainability policies. The human appropriation of net primary production (HANPP) is an indicator of land-use intensity on each nation's territory used in research as well as in environmental reports. ‘Embodied HANPP’ (eHANPP) measures the HANPP anywhere on earth resulting from a nation's domestic biomass consumption. The objectives of this article are (i) to study the relation between eHANPP and other resource use indicators and (ii) to analyse socioeconomic and natural determinants of global eHANPP patterns in the year 2000. We discus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140 countries aiming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se relationships. We found that indicators of material and energy throughput, fossil-energy related CO₂ emissions as well as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a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as well as with GDP, while eHANPP is neither correlated with other resource use indicators nor with GDP, despite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final biomass consumption and GDP. This can be explained by improvements in agricultural efficiency associated with GDP growth. Only about half of the variation in eHANPP can be explained by differences in national land-use systems, suggesting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f trade on eHANPP patterns. eHANPP related with biomass trade can largely be explained by differences in natural endowment, in particular the availability of productive area. We conclude that eHANPP can deliver important complimentary information to indicators that primarily monitor socioeconomic metabolism.     

空间相关视阈下浙江省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空间格局分析

生态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表征，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2017年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公报"的指标数据，对绿色发展指数及6个分维度指数的空间格局进行研究，探讨空间相关视域下浙江省县域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格局。结果表明：（1）浙江省各市域绿色发展指数及分维度指数的差异明显，杭州市的绿色发展指数最高，而嘉兴市的绿色发展指数处于最低水平。（2）浙江省绿色发展指数存在空间自相关特征，但Global Moran''s I并不高。在分维度指数中，除资源利用外，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和绿色生活都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3）发达县域间存在资本、人才和技术的流动，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投入到环境污染治理和防止、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中，形成绿色发展的扩散互溢区。而欠发达县域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不持续发展方式对提高绿色发展指数具有明显的制约作用，呈现极化效应和低速增长态势。（4）研究认为可利用空间相关性发挥县域间生态文明建设的带动作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要构建跨区域绿色发展的协作机制，落实跨区域的生态补偿机制；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挥试点和示范的带动作用，产生正外部性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