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鲟的性腺发育与退化问题研究

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 是我国的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也是长江水生动物保护的旗舰物种。近年来, 中华鲟已多次被监测到未进行野外自然繁殖, 其生存前景堪忧。有关其没有繁殖的原因存在多方面的争议, 尤其是黄真理等提出葛洲坝水利枢纽修建造成中华鲟性腺退化严重, 是导致中华鲟种群数量急剧减少的主要因素; 同时, 还宣称“中科院水生所有关否定中华鲟性腺退化的方法和材料, 是不充分和不可靠的”。为了避免该错误观点对中华鲟的保护造成误导, 文章从中华鲟的性腺发育过程及退化的判断标准、中华鲟的生活史阶段及性腺状态、葛洲坝与三峡工程对中华鲟繁殖影响等方面, 分析该观点的谬误之处。柯福恩等将正常发育的中华鲟III期性腺误判为是“退化性腺”; 文章认为刚进入长江不久的中华鲟亲鱼即出现性腺退化, 不符合中华鲟性腺发育的规律。多年监测数据显示, 葛洲坝水利枢纽导致中华鲟洄游距离缩短并没有改变中华鲟繁殖的时间格局, 也没有改变中华鲟性腺成熟的比例。黄真理等歪曲他人实际监测的数据, 提出的洄游距离影响中华鲟性腺发育的模型纯粹是不懂鱼类生物学的人玩弄的数学游戏。尽管现阶段中华鲟的保护确实遇到了困境, 但随着“长江十年禁渔”的实施, 电捕和滚钩等彻底取缔, 限制产卵场区域人类活动, 加强中华鲟野外产卵场的修复, 并进行更大规格、更大规模的群体放流, 中华鲟的种群还是有可能恢复的。     

中华鲟行为学研究进展

为保护中华鲟繁衍生息,研究人员在中华鲟繁殖、洄游等行为学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为中华鲟的人工增殖放流提供了科学依据。2013年和2014年,连续2年未监测到中华鲟野生群体的自然繁殖行为,中华鲟野生资源的延续已经亮起红灯,而全人工繁殖的中华鲟放流后对野生种群的影响仍无法判断,通过全人工繁殖放流减缓中华鲟鱼物种资源衰退还有很多研究工作需要开展,例如对全人工繁殖中华鲟行为生态学方面的研究、中华鲟放流追踪、放流后中华鲟生活史研究等。以这些研究为基础,合理评价人工增殖放流对野生中华鲟资源的补充效果,提出合理的人工增殖放流方案将是新阶段中华鲟保护的重点和方向。     

中华鲟的保护生物学研究进展

中华鲟是一种洄游性的鲟科鱼类,平时生活于海洋,亲鲟成熟后溯游到江河里繁殖。在长江葛洲坝修筑以前,中华鲟产卵场位于长江上游和金沙江下游江段。６０－７０年代中期,一些科研单位对上游中华鲟繁殖群体及产卵场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撰写出现敢《长江鲟鱼类生物学与人工繁殖研究》,中华鲟的人工繁殖也于１９７１年产首获成功。葛洲坝枢纽建成以后,中华鲟繁殖群体被阻隔于葛洲坝下游宜昌江段,围绕大坝对中华鲟生存带来的不     

长江葛洲坝枢纽坝下江段中华鲟成鱼性腺的观察

1981年1月,葛洲坝水利枢纽截流,中华鲟被大坝所阻而滞留在宜昌以下的江段。 1981年秋季在葛洲坝枢纽的坝下江段采集到中华鲟的Ⅲ、Ⅳ、Ⅵ期卵巢和Ⅲ、Ⅳ、Ⅴ期精巢,1982年秋季又采集到中华鲟产出的卵和早期鱼苗。研究结果表明,中华鲟在坝下江段不仅能发育成熟,而且能自然产卵。为了保护和增殖中华鲟,人工繁殖放流的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同时,必须严禁滥捕,以保护中华鲟资源。       

长江珍稀鱼类中华鲟物种特性及资源保护

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是中国特有鲟类,由于人为因素影响处于濒临灭绝状态。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IUCN Red List)在2010年收录其为极危物种。本文介绍了中华鲟的资源现状、物种特性以及游泳能力的研究进展。该物种保护措施主要包括人工繁殖、增殖放流和保护区建设。回顾了中华鲟的人工繁殖在近30年取得的成果以及全人工繁殖过程的困难;概述了中国在中华鲟增殖放流中所做的工作,中华鲟的标记回捕的困难使增殖放流效果短期难以评价;探讨了保护区建设对于保护中华鲟的重大意义。通过对中华鲟现阶段研究的综述,以期为后续中华鲟的研究提供参考。     

长江葛洲坝枢纽坝下江段中华鲟成鱼性腺的观察

1981年1月,葛洲坝水利枢纽截流,中华鲟被大坝所阻而滞留在宜昌以下的江段。1981年秋季在葛洲坝枢纽的坝下江段采集到中华鲟的Ⅲ、Ⅳ、Ⅵ期卵巢和Ⅲ、Ⅳ、Ⅴ期精巢,1982年秋季又采集到中华鲟产出的卵和早期鱼苗。研究结果表明,中华鲟在坝下江段不仅能发育成熟,而且能自然产卵。为了保护和增殖中华鲟,人工繁殖放流的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同时,必须严禁滥捕,以保护中华鲟资源。     

中华鲟初次全人工繁殖的特性研究

结合中华鲟研究所1994-1999年野生中华鲟人工繁殖亲本的生物学特性和2000-2008年野生成熟亲鱼人工繁殖的情况, 对子一代中华鲟初次全人工繁殖的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虽然初次性成熟的子一代中华鲟个体均小于野生中华鲟的成熟亲本, 但性腺发育良好。经人工催产, 精子具有较高的质量(快速运动60s, 常温存活10min), 卵子也具有较高的受精率(71.4%)和孵化率(64.3%), 并成功的培育出了健康的子二代鱼苗1.8万尾。人工淡水条件下子一代中华鲟的全人工催产繁殖获得了成功, 证实了中华鲟可以在纯淡水中完成其生殖周期。研究结果对濒危物种中华鲟的物种延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葛洲坝下游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产卵场地形分析

根据1981年葛洲坝截流至1998年对葛洲坝坝下河床研究的历史资料,结合1999～2006年间获得的中华鲟产卵场所在江段河床的5次地形数据,采用ArcGIS 9.0软件,对中华鲟产卵场河床的高程、坡度、坡向等地形因子进行了详细分析。结果表明：葛洲坝至磨基山江段中华鲟产卵场与历史产卵场相比具有极其相似的特征,临江溪至虎牙滩江段中华鲟自然繁殖频率不高可能主要是因为地形不符合要求,从而造成相关的水文因子也不能满足需要。中华鲟自然繁殖前期的迁徙分布和产卵后受精卵的散播与河床地形都有一定的关系,葛洲坝水利枢纽下游河势调整工程较大地改变了葛洲坝至庙咀江段河床的地形,地形复杂度的增加可能对中华鲟自然繁殖前期的栖息有利,而河床坡度、底质的改变则可能会对中华鲟受精卵的散播和发育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结合中华鲟历史产卵场精确的地形数据,对“中华鲟产卵场功能分区模型假说”进行验证,并针对产卵场地形对中华鲟自然繁殖的影响,做出进一步探讨。     

野生及人工养殖中华鲟幼鱼肌肉营养成分的比较

对野生及人工养殖中华鲟幼鱼的肌肉营养成分和营养品质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表明:野生中华鲟幼鱼肌肉中水分、粗蛋白和粗灰分含量均显著高于人工养殖中华鲟(P＜0.05),而粗脂肪含量显著低于人工养殖中华鲟(P＜0.05).野生和人工养殖中华鲟幼鱼的氨基酸组成基本一致,均含有18种氨基酸,必需氨基酸指数(EAAI)分别为72.02、66.21,其构成比例符合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FAO/WHO)的标准.脂肪酸中二十碳五烯酸(EPA)与二十二碳六烯酸(DHA)的含量野生中华鲟显著高于人工养殖中华鲟(P＜0.05),分别为22.99%、7.15%.矿物质含量丰富,微量元素含量野生中华鲟明显高于人工养殖中华鲟[动物学报 53(3):502-510,2007].     

基于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的长江中、下游生态环境考核指标

繁殖群体数量是中华鲟能否成功繁殖的重要影响因子, 建议作为长江生态考核的重要评价指标。根据重要种群参数和历史数据, 基于稳态转换理论和方法, 确定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指标的评估基准值和等级, 670尾以上为“优”、400—670尾为“良”、200—400尾为“中”、50—200尾为“差”、50尾以下为“极差”。水声学探测结果显示, 1998—2001年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指标评级为“良”; 2004—2012年三峡工程蓄水后至向家坝蓄水前评级为“中”; 2013—2020年评级为“极差”。为了复壮中华鲟野生种群, 建议修复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功能, 大规模放流性成熟亲鱼和大规格个体, 建立国家级中华鲟保育中心。     

葛洲坝下游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产卵场地形分析

根据1981年葛洲坝截流至1998年对葛洲坝坝下河床研究的历史资料,结合1999~2006年间获得的中华鲟产卵场所在江段河床的5次地形数据,采用ArcGIS9.0软件,对中华鲟产卵场河床的高程、坡度、坡向等地形因子进行了详细分析。结果表明:葛洲坝至磨基山江段中华鲟产卵场与历史产卵场相比具有极其相似的特征,临江溪至虎牙滩江段中华鲟自然繁殖频率不高可能主要是因为地形不符合要求,从而造成相关的水文因子也不能满足需要。中华鲟自然繁殖前期的迁徙分布和产卵后受精卵的散播与河床地形都有一定的关系,葛洲坝水利枢纽下游河势调整工程较大地改变了葛洲坝至庙咀江段河床的地形,地形复杂度的增加可能对中华鲟自然繁殖前期的栖息有利,而河床坡度、底质的改变则可能会对中华鲟受精卵的散播和发育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结合中华鲟历史产卵场精确的地形数据,对"中华鲟产卵场功能分区模型假说"进行验证,并针对产卵场地形对中华鲟自然繁殖的影响,做出进一步探讨。     

中华鲟Vtg间接竞争ELISA检测方法的建立和应用

卵黄蛋白原(Vitellogenin, Vtg)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雌激素和类雌激素标志物, 通过建立一种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血浆Vtg水平的检测方法, 进而开发一项中华鲟性腺成熟度的诊断技术。首先通过RACE-PCR方法扩增得到中华鲟vtg基因cDNA序列, 氨基酸序列分析预测其蛋白分子量大小为196 kD。构建Vtg功能区段融合原核表达载体pET32a(+)-vtg并表达纯化重组蛋白, 并以重组蛋白免疫兔子获得多克隆抗血清, Western blotting检测显示抗血清的特异性较好。以纯化的中华鲟重组Vtg蛋白为抗原, 中华鲟Vtg多克隆抗血清为抗体, 建立了中华鲟血浆Vtg的间接竞争酶联免疫检测方法(ELISA), 标准曲线线性回归方程为y= –0.2916x+0.6794, 相关系数R2为0.9976。该方法检测的灵敏度为4.12 μg/mL, 最低检测限为0.3 μg/mL, 批内和批间变异系数分别为2.52%和3.42%。通过对不同发育时期雌性中华鲟血样检测, 表明此ELISA方法可初步用于雌性中华鲟性腺发育时期监测。     

几种不同浓度的离子及单糖对中华鲟精子活力的影响

本文研究在不同浓度Na 、K 、Ca2 、Mg2 、Cu2 及葡萄糖、果糖溶液中,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Gray)精子活动情况。结果表明:Na 浓度为2‰时,中华鲟精子寿命时间(Life time,LT)最长,为347s,而Na 浓度为1‰时,中华鲟精子剧烈运动时间(Acute movement time,AT)最长,为98.67s,精子激活率在Na 浓度小于等于2‰时,为100%,随着Na 浓度的增加中华鲟精子激活率明显下降;与Na 溶液不同,在K 浓度为0.005‰时中华鲟精子活力最佳,其AT和LT最长,分别为80s和174s。而精子激活率随K 浓度增加而增强,在浓度为0.005‰时激活率最强为60%,然后快速下降;在Ca2 、Mg2 、Cu2 三种溶液中,随着三种溶液浓度的增加,中华鲟精子剧烈运动时间和寿命逐渐缩短,精子激活率逐步下降;与Ca2 、Mg2 、Cu2 三种溶液完全不同的是,随着葡萄糖和果糖两种单糖浓度的增加,中华鲟精子AT及精子LT逐渐延长。结果说明适量浓度的Na 、K 可以延长中华鲟精子AT及其LT,激活精子活力;而Ca2 、Mg2 、Cu2 三种溶液即使在较低浓度下都表现出对中华鲟精子AT、精子LT及其激活率明显的抑制作用;而葡萄糖和果糖则能有效地延长中华鲟精子AT和LT。     

葛洲坝下游中华鲟产卵场的水文状况及其与繁殖活动的关系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为江海溯河产卵的洄游性鱼类,1981年即葛洲坝截流前,其产卵场分布在金沙江下游和长江上游的约600km江段。葛洲坝水电工程阻断了其产卵洄游通道,调查发现自1982年以来,中华鲟在葛洲坝下游江段的狭小范围成功产卵。对中华鲟繁殖季节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的水温、流速、流量、含沙量和水位等水文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对其与中华鲟产卵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葛洲坝截流后,宜昌中华鲟产卵场江段10～11月份的月平均流速及11月份的月平均含沙量发生明显变化（P〈0．001）,而月平均水位、流量及水温的变化不明显。多年观察结果显示,中华鲟产卵时,5种水文因子的参数均有一定的变动范围。1983～2004年期问,37次中华鲟产卵时的日平均水温范围为16．10～20．60℃,平均为18．63℃;日平均水位范围为40．69～47．32m（黄海高程）,平均为43．91m;日平均流量范围为7170～26000m^3／s,平均为13908m^3／s;1983～2000年31次中华鲟产卵时的日平均含沙量范围为0．10～1．32kg／m。,平均为0．46kg／m。;日平均流速为0．81～1．98m／s,平均为1．30m／s。分析得到较适宜中华鲟产卵的水温是18．0～20．0℃,流量是14100m^3／s,水位是42．0～45．0m,含沙量是0．2～0．3kg／m^3,底层流速是1．0～1．7m／s。水温是中华鲟产卵的必备条件,水温适宜的情况下,水位、流速和含沙量出现逐渐从高位下降的趋势、而且各水文要素值均达到其适宜范围时,中华鲟即产卵繁殖。三峡工程运行后,下游江段水温的变化可能会对中华鲟的性腺发育和产卵繁殖产生不利影响,而江水含沙量下降对其产卵繁殖较有利。     

中华鲟物种保护的历史与前景

中华鲟是在我国和朝鲜近海生长,在长江上游或珠江中游繁殖的大型溯河洄游鱼类,长江中华鲟种群的繁殖季节在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1、2,珠江的在3初至4月初3,二者属于不同的生态类群,但也有学者认为二者是不同的种4,60年代末,国家决定在长江中下游交界处宜昌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以下简称葛洲坝),由于该枢纽将阻隔中华鲟的生殖洄游通道,有关其对中华鲟资源影响的程度,以及如何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等问题,曾引起广泛的争论。       

不同喂食方法对产后野生中华鲟的摄食促进

2006年1月13日~7月15日,研究了不同喂食方法对产后野生雌性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的摄食促进效果。研究表明,经人工繁殖后的中华鲟身体较虚弱,在人工环境下无主动摄食行为。野生中华鲟对投洒的人工配合饲料及天然饲料均无摄食反应,水下直接喂食天然饲料的效果依赖于中华鲟主动摄食能力的恢复,而采用导管喂食方法可以实现中华鲟的被动摄食,摄食量由76g逐步增加至382g,20d后开始出现主动摄食行为,日食量逐步上升至1822g并趋于稳定。导管喂食过程中健康状况也逐步得到改善,胸围和腹围开始提高,主动摄食后健康状况得到彻底改善。实验表明产后野生中华鲟的体能恢复有望在水族馆较好的环境条件中得以实现。     

白龙屿海洋牧场放养中华鲟幼鱼的潜在饵料资源及承载力估算

海洋保种是补充完善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生活史,实现陆海接力保种的重要举措,为探究近海围栏是海洋牧场中华鲟幼鱼的潜在饵料资源及承载能力,研究对浙江温州近海的白龙屿海洋牧场进行周年调查,评估了海洋牧场中底栖动物及中下层生物资源量,并通过放养中华鲟摄食生长状况和消化道内容物分析,获得了海洋牧场中中华鲟幼鱼可摄食饵料种类,同时估算了其最大资源承载力。结果表明,白龙屿海洋牧场周年共采集到共47种饵料生物隶属于5门8纲,其中底栖动物38种、中下层生物9种,依据历史记录均为中华鲟可摄食种类;根据消化道内容物实测分析,放养中华鲟能够在海洋牧场中自主摄食,验证其摄食了4门5纲共16种饵料生物,其食物组成按相对重要性指数(IRI)大小排列:甲壳纲(主要为虾蟹类)>腹足纲>鱼纲>瓣鳃纲>多毛纲,摄食偏好按摄食选择系数大小排列:甲壳纲>腹足纲>瓣鳃纲>多毛纲>鱼纲;估算结果表明海域面积650亩的白龙屿海洋牧场中适合中华鲟摄食的饵料资源最大年产量约为818.389 kg,仅靠这些天然饵料供给的情况下,可供69尾中华鲟幼鲟正常生长发育。研究...     

蓄养中华鲟的性腺发育与人工繁殖初报易继舫

中华鲟是大型溯河徊游鱼类,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建成后对中华鲟资源产生了严重影响,有关主管部门决定采取以人工繁殖放流为主的保护措施,根据有关资料［１－３］,拟利用在坝下江段易于捕获的Ⅲ期中华鲟亲鱼,通过人工蓄养使性腺发育成熟,为中华鲟人工繁殖提供优质亲鱼。１材料与方法蓄养用Ⅲ期中华鲟全部捕于葛洲坝下江段,用车运至本所专用蓄养池,蓄养池面积８０-２５０ｍ２不等,水源采用河水和井水,水质指标符合渔业用水标准。所有蓄养鱼定期用电子吊秤称重,穿刺取性腺组织,组织切片检查性腺发育状况,确定已达到Ⅳ期末后即进行…     

中华鲟性别相关的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分子标记筛选

性别鉴定是生产养殖和物种保护中常用的技术。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大型海河洄游性鱼类,已极度濒危。由于中华鲟性成熟时间长,缺乏第二性征,基于外部特征难以进行性别鉴定,因此,筛选中华鲟性别特异性分子标记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AFLP)分子标记,用10条Eco R I-ANN引物和8条Mse I-CNN引物组成的80对引物,对9尾雄性和15尾雌性中华鲟个体进行PCR扩增和毛细管电泳荧光分型,检测其基因组DNA多态性,寻找与其性别相关的分子标记。在100~500 bp范围,共获得864个位点,其中具有多态性DNA位点411条,多态性位点比例为48.58%,并未发现雌雄特异性位点。但发现33个位点在雌雄个体中的比例存在较大差异,聚类分析显示大部分雄鱼聚为一支,雌鱼聚为一支,从而推断这些位点可能与中华鲟性别具有密切相关性。该研究首次尝试在中华鲟基因组中寻找性别特异性的AFLP分子标记,尽管未找到特异性标记,但这些数据为进一步研究中华鲟性别相关基因和性别决定机制奠定了基础。     

中华鲟年龄鉴别和繁殖群体结构的研究

本文研究中华鲟的年龄鉴别和葛洲坝枢纽工程大江截流后1981—1982年群集于坝下的宜昌至石首江段的中华鲟繁殖群体结构的特点。根据匙骨大小与中华鲟长度呈显著相关推算了中华鲟在海洋中的生长速度,计算了体长和体重的函数值及尾叉体长、体重和胸围的复相关。根据鳍条骨和匙骨年轮排列格局特点计算了中华鲟初次产卵和重复产卵的比例,同时,就宽区宽带轮和狭区狭带轮交替过程反映的生物学特征作了初步分析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