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洲坝下游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产卵场地形分析

根据1981年葛洲坝截流至1998年对葛洲坝坝下河床研究的历史资料,结合1999～2006年间获得的中华鲟产卵场所在江段河床的5次地形数据,采用ArcGIS 9.0软件,对中华鲟产卵场河床的高程、坡度、坡向等地形因子进行了详细分析。结果表明：葛洲坝至磨基山江段中华鲟产卵场与历史产卵场相比具有极其相似的特征,临江溪至虎牙滩江段中华鲟自然繁殖频率不高可能主要是因为地形不符合要求,从而造成相关的水文因子也不能满足需要。中华鲟自然繁殖前期的迁徙分布和产卵后受精卵的散播与河床地形都有一定的关系,葛洲坝水利枢纽下游河势调整工程较大地改变了葛洲坝至庙咀江段河床的地形,地形复杂度的增加可能对中华鲟自然繁殖前期的栖息有利,而河床坡度、底质的改变则可能会对中华鲟受精卵的散播和发育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结合中华鲟历史产卵场精确的地形数据,对“中华鲟产卵场功能分区模型假说”进行验证,并针对产卵场地形对中华鲟自然繁殖的影响,做出进一步探讨。     

三峡蓄水以来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河床质特征变化

中华鲟是国家一级保护水生动物,是产底层产粘性卵鱼类。河床质构成了中华鲟受精卵和早期胚胎发育的物理环境,其变化可能直接影响中华鲟自然繁殖的规模和效果。基于水声学和水下视频技术对葛洲坝下现存唯一已知中华鲟自然产卵场的河床质特征进行了连续观测,对三峡水库蓄水以来中华鲟自然产卵场的河床质特征变化进行了研究。水声学分析结果显示,2004-2012年间,中华鲟产卵场区域内河床硬度未有明显变化,但粗糙度显著增加 (P < 0.05)。对产卵位点的河床质特征分析表明,下产卵区的硬度增加(2012年显著高于2008和2004年 (P < 0.05)),上产卵区硬度呈明显下降趋势(2004年显著高于2008和2012年(P < 0.05));上产卵区的河床粗糙度均呈不显著上升趋势(P > 0.05);下产卵场区的河床粗糙度呈显著上升趋势(P < 0.05)。水下视频观测结果显示,三峡蓄水导致的水体含沙量明显减少,对河床的冲刷日益明显,表现在产卵场江段沉积细砂和粗砂区域面积显著减少,河床卵石缝隙充塞度明显下降 (P < 0.05)。下产卵区在2007-2012年视频观察过程中发现河床卵石缝隙充分暴露,几乎没有任何细砂或粗砂填充,与上产卵区河床卵石缝隙充塞度特征明显不同。长期观测表明,2004-2012年期间中华鲟自然产卵位点发生了明显的改变,2004-2007年均发生在下产卵区,而2008-2012年均发生在上产卵区,自然繁殖规模和效果也明显下降。综合分析显示,中华鲟产卵场河床质特征的变化可能是导致中华鲟自然产卵位点的改变和迁移的原因,进而影响中华鲟自然产卵场的繁殖适合度,影响中华鲟自然繁殖的规模和效果。对三峡蓄水清水下泄的生态影响评估以及中华鲟自然产卵场的改良或修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华鲟的保护生物学研究进展

中华鲟是一种洄游性的鲟科鱼类,平时生活于海洋,亲鲟成熟后溯游到江河里繁殖。在长江葛洲坝修筑以前,中华鲟产卵场位于长江上游和金沙江下游江段。６０－７０年代中期,一些科研单位对上游中华鲟繁殖群体及产卵场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撰写出现敢《长江鲟鱼类生物学与人工繁殖研究》,中华鲟的人工繁殖也于１９７１年产首获成功。葛洲坝枢纽建成以后,中华鲟繁殖群体被阻隔于葛洲坝下游宜昌江段,围绕大坝对中华鲟生存带来的不     

葛洲坝下游中华鲟产卵场的水文状况及其与繁殖活动的关系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为江海溯河产卵的洄游性鱼类,1981年即葛洲坝截流前,其产卵场分布在金沙江下游和长江上游的约600km江段。葛洲坝水电工程阻断了其产卵洄游通道,调查发现自1982年以来,中华鲟在葛洲坝下游江段的狭小范围成功产卵。对中华鲟繁殖季节葛洲坝下中华鲟产卵场的水温、流速、流量、含沙量和水位等水文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对其与中华鲟产卵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葛洲坝截流后,宜昌中华鲟产卵场江段10～11月份的月平均流速及11月份的月平均含沙量发生明显变化（P〈0．001）,而月平均水位、流量及水温的变化不明显。多年观察结果显示,中华鲟产卵时,5种水文因子的参数均有一定的变动范围。1983～2004年期问,37次中华鲟产卵时的日平均水温范围为16．10～20．60℃,平均为18．63℃;日平均水位范围为40．69～47．32m（黄海高程）,平均为43．91m;日平均流量范围为7170～26000m^3／s,平均为13908m^3／s;1983～2000年31次中华鲟产卵时的日平均含沙量范围为0．10～1．32kg／m。,平均为0．46kg／m。;日平均流速为0．81～1．98m／s,平均为1．30m／s。分析得到较适宜中华鲟产卵的水温是18．0～20．0℃,流量是14100m^3／s,水位是42．0～45．0m,含沙量是0．2～0．3kg／m^3,底层流速是1．0～1．7m／s。水温是中华鲟产卵的必备条件,水温适宜的情况下,水位、流速和含沙量出现逐渐从高位下降的趋势、而且各水文要素值均达到其适宜范围时,中华鲟即产卵繁殖。三峡工程运行后,下游江段水温的变化可能会对中华鲟的性腺发育和产卵繁殖产生不利影响,而江水含沙量下降对其产卵繁殖较有利。     

长江葛洲坝枢纽坝下江段中华鲟成鱼性腺的观察

1981年1月,葛洲坝水利枢纽截流,中华鲟被大坝所阻而滞留在宜昌以下的江段。 1981年秋季在葛洲坝枢纽的坝下江段采集到中华鲟的Ⅲ、Ⅳ、Ⅵ期卵巢和Ⅲ、Ⅳ、Ⅴ期精巢,1982年秋季又采集到中华鲟产出的卵和早期鱼苗。研究结果表明,中华鲟在坝下江段不仅能发育成熟,而且能自然产卵。为了保护和增殖中华鲟,人工繁殖放流的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同时,必须严禁滥捕,以保护中华鲟资源。       

长江葛洲坝枢纽坝下江段中华鲟成鱼性腺的观察

1981年1月,葛洲坝水利枢纽截流,中华鲟被大坝所阻而滞留在宜昌以下的江段。1981年秋季在葛洲坝枢纽的坝下江段采集到中华鲟的Ⅲ、Ⅳ、Ⅵ期卵巢和Ⅲ、Ⅳ、Ⅴ期精巢,1982年秋季又采集到中华鲟产出的卵和早期鱼苗。研究结果表明,中华鲟在坝下江段不仅能发育成熟,而且能自然产卵。为了保护和增殖中华鲟,人工繁殖放流的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同时,必须严禁滥捕,以保护中华鲟资源。     

中华鲟的性腺发育与退化问题研究

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 是我国的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也是长江水生动物保护的旗舰物种。近年来, 中华鲟已多次被监测到未进行野外自然繁殖, 其生存前景堪忧。有关其没有繁殖的原因存在多方面的争议, 尤其是黄真理等提出葛洲坝水利枢纽修建造成中华鲟性腺退化严重, 是导致中华鲟种群数量急剧减少的主要因素; 同时, 还宣称“中科院水生所有关否定中华鲟性腺退化的方法和材料, 是不充分和不可靠的”。为了避免该错误观点对中华鲟的保护造成误导, 文章从中华鲟的性腺发育过程及退化的判断标准、中华鲟的生活史阶段及性腺状态、葛洲坝与三峡工程对中华鲟繁殖影响等方面, 分析该观点的谬误之处。柯福恩等将正常发育的中华鲟III期性腺误判为是“退化性腺”; 文章认为刚进入长江不久的中华鲟亲鱼即出现性腺退化, 不符合中华鲟性腺发育的规律。多年监测数据显示, 葛洲坝水利枢纽导致中华鲟洄游距离缩短并没有改变中华鲟繁殖的时间格局, 也没有改变中华鲟性腺成熟的比例。黄真理等歪曲他人实际监测的数据, 提出的洄游距离影响中华鲟性腺发育的模型纯粹是不懂鱼类生物学的人玩弄的数学游戏。尽管现阶段中华鲟的保护确实遇到了困境, 但随着“长江十年禁渔”的实施, 电捕和滚钩等彻底取缔, 限制产卵场区域人类活动, 加强中华鲟野外产卵场的修复, 并进行更大规格、更大规模的群体放流, 中华鲟的种群还是有可能恢复的。     

葛洲坝水利枢纽兴建后长江干流铜鱼和圆口铜鱼的繁殖生态

本文报道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兴建后,长江干流铜鱼和圆口铜鱼的产卵场分布、产卵规模、产卵季节以及促使产卵的主要外界条件等。指出葛洲坝水利枢纽截流后,大坝附近江段铜鱼产卵场的变化情况。分析和讨论了大坝对两种铜鱼的影响程度、两种铜鱼产卵与水文条件的关系及其资源的保护等问题。     

葛洲坝下游江段中华鲟产卵场食卵鱼类资源量估算

为定量评估食卵鱼类对中华鲟资源的危害,1997－2001年间,对中华鲟产卵场所在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坝址至下游庙嘴之间长约5km的江段,进行了渔业捕捞样本抽样和解剖检测,运用体长股分析方法并结合淦获物中不同种类的相对数量比例估算出食卵鱼类资源量,研究结果表明,吞食中华鲟卵的主要有圆口铜鱼,铜鱼,瓦氏黄颡鱼等11种鱼类,其年度资源量为197487－744487尾,多年平均444822尾。     

河流鱼类产卵场紊动能计算与分析

通过对鱼类产卵场地形分析,认为水流能量损失是鱼类产卵场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能量损失主要是由于特殊河道地貌形成的水流紊动而产生的.在此基础上探索性地推导了考虑这种河道水流能量损失的明渠非恒定流方程.以中华鲟为例,对产卵场河段进行了三维水流数值模拟,计算了产卵河段紊动能的分布,探讨了中华鲟产卵行为与水流紊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产卵区因紊动产生的能量损失明显大于非产卵区.以期为保护中华鲟和其他鱼类产卵场水力学环境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