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植物学研究现状(2017-2022)

《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植物科学深圳宣言》等指导性文件都强调要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重要作用。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在生物文化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民族植物学研究人与植物的相互作用关系, 是研究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最主要学科领域, 近些年来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进展, 研究成果对于《植物科学深圳宣言》第六个优先领域目标的完成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回顾了近年来特别是《植物科学深圳宣言》发布后的民族植物学研究状况, 主要从认知、利用、保护、管理植物等方面进行概述, 以便全面了解近期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发展状况, 保护传统知识和植物文化, 为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近期获得的民族植物学成果, 说明民族植物学研究可以解决当下的一些热点问题。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发现, 该学科能极大地促进传统知识、植物文化、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尤其在农家品种以及濒危语言的保护方面有着巨大优势。     

佤族传统文化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

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相辅相成, 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已经得到广泛认可。佤族在长期利用和管理当地生物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民族文化, 研究佤族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对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佤族聚居人口最多的西盟佤族自治县与沧源佤族自治县作为研究区域, 采用生态学和民族学方法调查了佤族利用的野生植物资源及相关传统文化。结果表明: 佤族传统使用的野生植物十分丰富, 是当地佤族形成传统饮食、医药、服饰、建筑文化的物质基础。基于自然崇拜形成的生态观、习惯法和节庆习俗可促进当地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地方政府在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保护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已经应用于扶贫和乡村振兴的产业发展; 市场化和城市化发展、生活方式改变、生物资源减少、保护意识薄弱、外来文化侵蚀等是文化多样性丧失的主要因素; 地方社区将特色生物资源转化为生态产品的能力不足, 制约了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 亟需健全保护传统知识和传承民族文化的政策和制度, 建立传统知识数据库, 加强宣传教育、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中的积极作用。     

论壮族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以广西靖西市为例

本文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之上, 结合目前开展的关于壮族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调查、整理与编目工作, 分别从酸食文化、织染文化、地名文化和文学艺术的角度对壮族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究, 并从自然崇拜、乡规民约和习惯法、传统生态观念以及传统医药文化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传统文化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作用。结果表明: (1)壮族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孕育了传统文化, 而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直接或间接地丰富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2)壮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创造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促进了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而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又进一步保障了当地传统文化的传承。本文还对传统知识和传统文化的发展现状及受威胁因素进行了讨论, 并以此为基础, 提出传承壮族传统文化、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传统知识的相关建议, 即应通过加强宣传和立法, 建立传统知识数据库和发展乡村旅游等形式, 加强对传统知识与传统文化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与评估: 以澜沧与康定两县域为例

本研究依据《县域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与评估技术规定》, 调查评估了云南省澜沧县和四川省康定市两县域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分布数量与特征, 分析了传统知识保护与传承状况, 识别了主要受威胁因素和保护空缺, 旨在为我国传统知识保护和民族地区实施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提供科学依据, 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与《名古屋议定书》等国际公约的履行。研究结果如下: 分别调查编目澜沧县、康定市的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145项、98项; 这些传统知识具有明显的地区气候与自然环境特征、生产生活实践特征、传统文化特征和地区社会经济特征; 相关部门在传统知识保护管理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 同时包括习惯法、传统节庆等传统文化和包括祭祀、神山、神林等宗教方式在内的地方社区行动在传统知识保护与传承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地方社区脱贫攻坚和产业发展; 传统知识保护立法仍不健全、受到威胁、保护意识薄弱及承载传统知识的生物资源减少是制约传统知识保护传承的主要因素。两县域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丰富, 并且地方社区有效参与了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今后应建立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国家制度; 加强宣传教育, 提升保护传承意识; 因地制宜开展传统知识保护; 推动传统知识相关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国家植物园植物文化建设与植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

生物文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植物园的形成和发展在历史长河中处处体现着人类因物质和精神需求而形成的植物文化。现代植物园在植物迁地保护上虽然做出了卓越贡献,但其植物文化的建设稍显滞后。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开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作用越来越被重视。在此背景下,该文探讨了生物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紧密联系、共同演化的关系,回顾了早期植物园和我国古典园林中植物文化的体现; 通过对全球3 085个现代植物园主要功能的分析,发现开展了民族植物学研究的植物园占比7.36%,开展了保护生物学研究的植物园占比11.18%,制定了植物保护计划的占比17.18%,从而揭示了现代植物园保护功能的提升和文化功能的弱化。基于当前植物园植物多样性有效保护中对植物文化建设的需求,该文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植物园植物文化建设的不足,主要包括:(1)植物物种多样性信息中植物文化信息数据不足;(2)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中传统知识惠益分享的考虑欠缺;(3)缺少以文化展现植物多样性的主题园。在此基础上,该文聚焦国家植物园植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目标,从植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惠益共享、公众参与3个层面对国家植物园体系中的植物文化建设提出了建议,以期为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生态文明特色的国家植物园体系提供参考。     

滇西北藏区自然圣境与传统文化驱动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

本研究旨在将滇西北藏区传统生态文化应用于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之中, 以推动社区参与式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森林生态系统的修复。应用民族植物学和民族生态学的方法, 调查了位于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地区的3个藏族村寨(巴珠、柯功、追达)的自然圣境与生物多样性分布状况及其生态服务功能等, 应用SWOT分析法和社区参与式保护途径, 开展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活动。本研究结果表明, 社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主要驱动力来源于民族传统文化, 社区生计依赖于生物多样性, 保护自然圣境是社区水平保护生物与文化多样性及社区发展的重要途径。藏族自然圣境是基于传统信仰文化并经过长期实践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社区保护形式, 藏民社区长期遵从和实践自然圣境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研究与实践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但面临着较大的生态衰退风险。中国生物多样性受到的威胁来自包括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模式单一落后、工业化进程加快、气候变化和外来物种入侵等多种因素。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本文就中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研究成果和保护成就进行了回顾,提出了未来应该着重加强的研究领域。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研究与实践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样性资源调查、濒危物种管理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方面。中国政府在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领域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发布实施了一系列的保护行动规划,不断提高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水平。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经过了由数量发展到质量发展的阶段后,未来的研究重点应该集中在生物多样性形成与维持机制、生物多样性受胁原因与响应机制、生物多样性长期监测与评估、自然保护区有效管理和自然保护区立法等方面。     

西南喀斯特地区生物文化多样性的演化与耦合: 以贵州兴义坡岗自然保护区为例

本文以具有典型喀斯特环境特点的贵州兴义坡岗自然保护区为例开展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通过层次分析法和人与自然耦合系统模型构建, 从文化景观视角探讨了喀斯特地区自然与文化系统的历史演化过程中, 国家生态政策制度与乡规民约等乡土保护体系对生物文化多样性的驱动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坡岗保护区经历了管护主体和保护利用态度的转变, 保存了典型的喀斯特自然生态系统, 当地世居的少数民族群体在长期生存与适应过程中创造了极具特色的传统民族文化。坡岗自然保护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形成一个地理重合、协同进化且相互作用的维持系统。生物文化多样性耦合体系主要存在国家政策制度类与乡规民约等乡土文化类两种驱动因素。应加强西南喀斯特地区的生物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推动该地区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协同发展; 除了政策与制度类驱动因子的直接作用, 还需要注重村规民约以及生态传统知识等乡土文化的驱动作用, 以避免保护区自然与文化保护体系的割离。     

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进展

建立自然保护地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为重要的措施之一。总体来看, 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主要围绕关键生态系统以及珍稀濒危物种等保护对象的状态以及变化两个层面进行, 并重点关注自然保护地数量与面积、保护了多少重要生态系统和物种、能否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等一系列科学问题。然而, 在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方面, 还缺少针对上述研究领域的系统性综述。为此, 本文系统梳理了自然保护地空间布局及其与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关系、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变化及其保护成效等近20年来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自然保护地的空间布局以及与生物多样性分布的关系主要围绕自然保护地与生物多样性在某一阶段的状态开展研究, 致力于探究自然保护地“保护多少” “代表性如何” “在哪儿保护”等一系列关键科学问题。同时, 自然保护地内的生物多样性会随着气候变化、人类活动以及自身演替等发生时空动态变化, 基于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变化分析, 各国学者在全球尺度、国家尺度和单个自然保护地进行了大量的保护成效评估研究, 并逐渐发展出了自然保护地内外配对分析方法以提升保护成效评估的精度, 进而识别出不同自然保护地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对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提出了展望, 主要包括: (1)综合考虑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状态和变化; (2)开展多目标协同的自然保护地空间优化布局; (3)强化自然保护地主要保护对象的识别、调查与监测; (4)提升自然保护地的质量和连通性; (5)探究自然保护地管理措施与保护成效的关联机制。本文可为“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制定与实施特别是在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与优化方面提供参考与借鉴。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评估方法

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而开展本底调查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但以往研究对苔藓、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等关注不够,而且调查大部分集中在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全国土地利用格局和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已有的部分调查成果数据与实际情况不符,难以满足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需求,因此亟待组织开展全国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工作。在整理历史和现有生物多样性调查技术的基础上,推荐采用网格法开展全国生物多样性调查,按照10 km×10 km分辨率,将全国划分为97109个调查网格;制定了陆生高等植物、植被、陆生哺乳动物、鸟类、两栖类和爬行类、昆虫、大型真菌、内陆鱼类、内陆浮游生物、内陆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内陆周丛藻类以及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12个类群县域生物多样性调查评估技术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动态更新、信息共享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和信息化管理平台。从调查内容规范、评估指标体系和技术要求等方面探讨了陆域生态系统与物种调查、重点河流水生生物调查、重点物种调查、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技术方法,并构建生物多样性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规范了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评估。技术方法在横断山南、武陵山、太行山、西双版纳等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得到应用,同时北京、江苏、浙江和湖北等省份和祁连山、武夷山等区域也采用该技术体系开展调查,网格法得到逐步推广,并获得大量的生物多样性基础数据,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等提供了基础数据。     

乡村景观生物多样性研究进展

乡村景观是一种人文和自然共生的复合生态系统, 为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提供了支持。目前, 中国传统乡村地区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正面临着农业集约化、人工林树种单一化、非农业用地急剧扩张及生态传承机制解体等复杂多样的威胁, 亟待展开深入研究。本文在总结乡村景观生物多样性相关概念及特征的基础上, 通过文献分析概括了国际乡村景观生物多样性的热点研究方向, 包括农业集约化下的生物多样性管理、区域尺度乡村景观与生物多样性的协同关系、局地尺度不同乡村景观类型的物种多样性及乡村景观中的生物文化多样性, 进一步梳理了国内在相关研究方向上的主要进展并指出研究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包括突出生物文化多样性特征、加强多时空尺度分析、深化动态维持机制研究、推进生物多样性研究在乡村生态景观规划中的全过程应用等建议。     

Biocultural Diversity: Moving Beyond the Realm of ‘Indigenous’ and ‘Local’ People

During the past deca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human diversity has received increased attention, resulting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what the Declaration of Belém calls an ‘inextricable link’ between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diversity. Although the term biocultural diversity, introduced to denote this link, is being used increasingly, there has been little critical reflection on what it precisely refers to. I argue that it is used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indigenous traditional’ people, but that there is scope for extending its application within biocultural discourse. I therefore review the concept of culture and discuss what constitutes cultural values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 conclude that the concept of culture must be understood as involving a dynamic process of transcultural exchange and constant re-articulations of tradition resulting in the persistence of certain cultural practices. This approach ultimately reveals that the concept of biocultural diversity is also applicable to non-indigenous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西南地区生物文化多样性空间格局定量研究

自然条件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以及多民族聚居的特征使得西南地区成为我国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热点地区,但当前仍然缺乏对区域生物文化多样性格局的定量研究。以西南地区603个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探讨了西南地区的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定量计算了生物文化多样性,从而识别西南地区生物文化多样性空间格局,并分析不同因素对多样性空间分布的影响。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同时也存在高低值聚类的重叠区域。高生物文化多样性的区域与高生物多样性的区域分布较为相似,而低生物文化多样性的区域与低文化多样性的区域分布较为接近;生物文化多样性的高低值聚类区呈现明显的片状格局。由于生境条件与人为干扰等原因,西南地区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与生物文化多样性沿河流流向大多呈现"低-高"或"低-高-低"的变化状态。影响因素分析表明,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产生相互促进的作用;三种多样性的空间分布都受到平均坡度的重要影响;多样性高的单元聚集在地形坡度大、海拔与坡度的差异程度较大而水体覆盖率较低的区域。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密切联系表现在地理空间上的交叉重合,因此,对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应统筹兼顾,并更多从生物文化多样性的视角或者途径来开展相关研究与保护实践。     

The biocultural link: isolated trees and hedges in Satoyama landscapes indicate a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biodiversity and local cultural features

Lone trees, rows of trees, groves, and hedges (in this study called “isolated trees and hedges”) dot many Satoyama landscapes in Japan. They have traditionall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gri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in the production of firewood, and as windbreaks, boundaries, and screens. Through this investigation of a suburban Satoyama landscape in western Japan, which includes old and new residential areas, public space, farmland, and abandoned land, we aimed to show how isolated trees and hedges are connected with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al features, and how this link has impacted their distribution and species composition. By examining land categories, shape patterns, and species compositions of isolated trees and hedges in both traditional and newly developed regions of the study area, we showed how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related traditional cultural features has influenced biodiversity. We further examined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management techniques and cultural features in maintaining high numbers of local native species in isolated trees and hedges. Based on our results, we argue that awareness and promotion of the biocultural link in isolated trees and hedges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future efforts to preserve the unique local identity and biodiversity of this cultural landscape.     

Home gardens: neglected hotspots of agro-biodivers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 importance of conserving genetic resources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this context the role of home gardens as repositories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has been acknowledged but still a comprehensive, interdiscipl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ir agro-biodiversity is lacking. Home gardens, whether found in rural or urban areas, are characterized by a structural complexity and multifunctionality which enables the provision of different benefits to ecosystems and people. Studies carried out in various countries demonstrate that high levels of inter- and intra-specific plant genetic diversity, especially in terms of traditional crop varieties and landraces, are preserved in home gardens. Families engage in food production for subsistence or small-scale marketing and the variety of crops and wild plants provides nutritional benefits. At the same time, home gardens are important social and cultural spaces where knowledge related to agricultural practices is transmitted and through which households may improve their income and livelihoods. The present article summarizes available literature on th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agro-biodiversity in home gardens. It discusses future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in home garden research, in the prospect of defining and promoting their role in conservation of agricultural biodiversity and cultural heritage.     

运用傣族的传统信仰保护西双版纳植物多样性的探讨

探讨不同的途径来保护日益减少的生物多样性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研究证明依靠西双版纳傣族传统信仰文化而建立的龙山林与寺庙庭园 ,就象一些小保护区和小植物园一样在植物多样性的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 ,探讨了在人口增加、森林减少和生活方式发生一定改变的今天通过成立宗教植物保护协会来运用信仰的力量参与生物多样性的管理、通过多层次培训教育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与技能 ,通过示范来鼓励土著民族参与等多种方法来保护该地区生物多样性的途径 ,受到了良好的效果。     

The need for the incorporation of phylogeny in the measurement of biological diversity,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cosystem functioning research

Defining and measuring biodiversity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area in biology, with very interesting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aspects. Numerous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posed, and these definitions of biodiversity influence how it is measured. From the still commonly used measure of species diversity, through higher taxon diversity, molecular measures, ecological measures and indicator taxa, these measures have as their fundamental shortcoming the lack of an explicit consideration of the evolutionary context represented by phylogenies.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incorporate phylogenetic considerations into measuring biodiversity, but more hypothesis‐driven research needs to be done. A specific case study is presented of how this added emphasis on phylogeny‐based biodiversity measurement can influence the way in which research is directed and hypotheses are generated. The elucid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of biodiversity to ecosystem functioning is a very timely concern with the unarguable loss of biodiversity this planet is experiencing, whichever way biodiversity is measu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