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野化放归中的遗传学分析

大熊猫为我国特有的濒危物种,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其生境遭到破碎化以致孤立小种群间基因流受限制,严重威胁野生孤立小种群的续存。野化放归以复壮并建立能自我维持的野生种群是物种保护的一种有效措施,这在国内外已有成功先例。野化放归圈养大熊猫以复壮野生种群是大熊猫保护的重要策略之一。然而,破碎化生境阻碍了小种群间的基因交流,加剧了因近交和遗传漂变带来生存力下降的危机。因此大熊猫的放归必须首先考虑其遗传背景,以改善种群基因库为目的。综合微卫星与线粒体等分子标记分析显示,现存野生大熊猫种群和圈养种群仍具有中等或以上的遗传水平,具有较大的进化潜力,这为大熊猫野化放归提供了遗传学支持。另外,小相岭和大相岭种群的遗传水平最低,应首先考虑这些种群的复壮,并且对秦岭种群进行特殊管理与保护。大熊猫的野化放归应着重于野放个体亲缘度的合理选择、基因丰富度的优先选择和有害基因的反向选择等三个遗传因素。本文旨在综合分析大熊猫现存种群遗传现状及其在野化放归中的决策性,以期为大熊猫野化放归提供参考依据。     

放归大熊猫"盛林1号"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节律监测

2005年8月至2006年4月,对救护后放归在四川龙溪虹口自然保护区内的大熊猫"盛林1号"进行了追踪监测.结果 表明,"盛林1号" 放归后日均活动距离为231 m,活动范围为16 km2.根据其活动路线与停留时间,其活动可划分为生活适应期、相对稳定期和长途迁徙期三个阶段.对8~12月期间项圈下载活动日频率进行的ANOVA分析表明,"盛林1号"的日活动频次不同月份存在极显著差异;LSD比较表明,除11月和12月的日活动频次之间无显著差异外,其余各月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盛林1号"的日活动频次从8月至10月逐渐降低,而在11月和12月之间则突然增高;活动高峰期都在上午,主要发生在4∶00～11∶00时间段;在12∶00～14∶00时间段跌至活动的低谷;在下午的活动高峰值不明显,其活动频次明显低于上午的活动频次.全天活动频次的最低值出现在20∶00～23∶00间.其日活动低谷期随月份的增加有逐渐后延的趋势.     

移地与圈养大熊猫野外放归的探讨

移地是指将生物有机体从一个区域自由释放到另一区域的移动,通常包括引入、重引入以及复壮等3 种类型。野生动物的移地有较悠久的历史。在许多国家,通过移地以维持濒危野生动物种群在野外的长期续存已成为保护生物学上的一种重要手段。影响圈养动物野外放归成功的因素主要来自物种生物学特性、自然环境、社会生物学以及放归方式等几方面,同时,放归亦给基础生态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大熊猫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兽类,分布在秦岭、岷山、邛崃山、大相岭、小相岭以及凉山等几大隔离的山系。由于部分山系栖息地的高度破碎以及隔离小种群普遍面临的来自种群及环境等随机因素的影响,单纯依靠就地保护的措施可能并不足以保证这些隔离小种群在野外长期续存。在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将圈养个体放归野外以复壮孤立小种群应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手段,同时,随着大熊猫栖息地质量的逐步改善,圈养大熊猫野外放归的时机亦逐步成熟。文中尚就圈养大熊猫放归野外之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大熊猫重引入候选地华蓥山的初步调查

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主要有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两种形式,在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增长,基本能够实现种群自我维持的情况下,迁地保护有必要进一步进入到放归这一阶段,以复壮野生小种群或扩大大熊猫的分布范围。为野化培训成功的大熊猫选择适宜的栖息地,无疑是提高放归成功率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华蓥山大熊猫预选放归栖息地的考察结果表明:当地有可食竹资源达53万吨,年净增生物量约9.9万吨,当地政府和民众极力支持大熊猫回归华蓥山,以及其地形条件便于放归后的监测等有利条件;也有人为干扰较严重、个别地区水源距离较远、植被单一,以及犬细小病毒感染率较高等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等人工干预措施可以逐步缓解的问题;还有夏季气温较高、生境质量与野生大熊猫栖息地差异较大等对大熊猫影响程度未知的因素。所以在华蓥山开展大熊猫种群重引入的工作具有一定的挑战性,需要在整个过程中加强监测和科学研究。     

社区居民保护意识及对大熊猫放归的态度研究

圈养动物放归项目是否成功,与放归地周边社区居民的支持力度有很大关系。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野化培训与放归项目自2010年以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野化培训圈养大熊猫陆续被放归野外并开展了持续的跟踪监测。2017年,在6只圈养大熊猫被放归至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基于入户调查426份有效问卷数据,运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和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比较了四川省六个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的保护知识、保护意识和对大熊猫放归的态度,并分析放归发生地组(栗子坪)、相关地组(冶勒、大相岭)和不相关地组(嘛咪泽、老君山和瓦屋山)之间的差异性,结果表明：(1)六个保护区相比,周边社区居民在保护知识、保护意愿和放归支持方面存在极显著差异(P<0.001)。(2)各保护区多数居民都支持大熊猫放归,放归发生地组支持度最高,相关组居中,不相关组的支持度最低;同时,不相关组在保护意愿和态度上的得分也低于其余两组。即使放归项目处于未实施阶段,当知道项目的居民比例上升时,该社区对放归的支持会进一步提高。(3)管理部门和媒体作为信息主要来源对提高居民保护认知起到...     

圈养大熊猫野化培训期的生境选择特征

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也是世界上最濒危的野生动物之一。为了将人工繁育的部分大熊猫个体重引入其历史分布区或复壮野生种群,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从2003年开始进行圈养大熊猫的野外放归工作,通过野化培训以提高圈养大熊猫适应和选择野外环境的能力。对野化培训大熊猫"淘淘"的生境选择研究表明:该野化培训大熊猫幼仔经常活动于新笋密度较大的区域[生境与对照:(2.68±1.14)对(1.58±0.66)],却避开成竹密度过大[(9.91±2.51)对(12.18±4.68)]、竹子较高[(4.57±1.09) m对(4.98±0.66) m]以及枯死竹过多[(2.52±0.86)对(3.39±1.33)]的区域;喜欢活动于离水源[(1.59±0.67)对(2.19±0.87)]和隐蔽场所较近[(5.37±2.14) m对(8.35±7.76)m],以及距离乔木较远[(3.09±0.69) m对(2.70±0.42) m]和郁闭度较低[(1.85±0.57)对(2.10±0.47)]的区域(P < 0.05),新笋密度大小是该栖息地在整个野化培训期间是否被利用的最重要因素。该野化培训大熊猫幼仔保持着与带仔母兽相近的生境选择特征,对竹子环境的选择也与卧龙野生大熊猫相似,野化培训对该大熊猫幼仔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野化培训大熊猫幼仔形成的家域和核域面积分别为9.21 hm² 和1.93 hm²,占野化培训圈面积的51.95%和10.89%,其中家域面积仅有卧龙野生大熊猫的1.4%-2.4%,所以在以后的野化培训过程中需要采取增加野化培训圈中环境丰富度等方式,促进野化培训大熊猫形成较大的家域面积。     

普氏野马雄性杀婴行为及其对野马放归的影响

2001年8月在新疆卡拉麦里有蹄类自然保护区进行普氏野马在中国的首次再引入放归实验。在放归初期,放归普氏野马的野外种群数量增长缓慢,主要原因是由于繁殖群头马的频繁更替,新出生的部分幼驹死于头马的杀婴。2003年4月至2005年11月在野外共出生13匹幼驹,新生幼驹的死亡率46%,死于头马杀婴的个体占全部新生个体的38.5%,占全体死亡个体的83.3%,雄性杀婴行为是制约放归野马种群增长的主要因素,降低繁殖群头马的更替的频率是提高新生幼驹存活率的根本所在。     

大熊猫肠道微生物在其放归中的应用

<正>大熊猫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的旗舰物种,在各方的努力下,目前我国大熊猫保护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达到1864只,与第三次大熊猫调查结果相比,增长了16.8%^[1].但是,野外还存在一些大熊猫小种群.目前已进行了10多个圈养大熊猫的放归,部分个体已经成功在野外生境中存活与发展,     

圈养大熊猫在兽舍与半野外条件下的行为和习性的初步比较

2003年7月8日～2004年7月7日,用聚焦动物法和点取样法对卧龙自然保护区首次进行放归前期野化培训的两岁龄大熊猫双胞胎之一“祥祥”,及其对照个体大熊猫双胞胎之二“福福”(生活在传统兽舍之中)的行为进行观察,并对观察数据进行定性分析。X^2适合度检验表明：1．在不同的环境下,大熊猫的行为存在明显差异。表现在：取食、机械行为、人为干扰和寻食行为所占时间不同;人为活动对大熊猫行为的影响不同。2．行为多样性指数不同。3．在不同环境下,大熊猫的生态习性也是有差异的。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不同竹子的利用;二是对不同区域的利用。培训结果表明,影响将来放归的重要因素是圈养条件下形成的机械行为和对人及人工食物的依赖性。因此,在将圈养出生的大熊猫真正放归野外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     

武夷之水

正以大熊猫、东北虎豹、亚洲象、藏羚羊等珍稀物种为代表,建立一批国家公园、国际观乌基地、世界珍稀野生动植物种源基地,开展自然保护和生态体验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极度濒危野生动物和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护,改善和扩大栖息地,开展野外种群复壮。建设野生动植物救护繁育中心和基因库、执法查没野生动植物制品储存展示中心。开展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本底调查,构建自然保护区和野生动植物监测、监管与评价预警系统。摘编自《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洞庭湖区自然野化麋鹿种群的偏性扩散行为

大多数鹿科动物表现出偏向雄性的扩散行为。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于20世纪初在中国灭绝,1985年被重引入中国。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导致部分麋鹿个体从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围栏内外逸,最终在洞庭湖区形成自然野化种群。野化麋鹿是否也存在偏性扩散行为?1995—2012年,采用样带调查法、分区直数法、特殊个体识别法和访问调查法,按性别组成将扩散群分为雄性群、混合群和雌性群,对洞庭湖区自然野化麋鹿种群的扩散行为进行了研究,共记录到118次扩散。其中,有65次扩散可确认扩散群的类型;60次可确认扩散群准确的个体数。结果显示:(1)雄性麋鹿较雌性更倾向于扩散。雄性群的扩散频次高于雌性群和混合群;50%的雄性扩散群仅由单一成年雄体组成。(2)雄性麋鹿的扩散能力最强,雄性群、混合群和雌性群的平均扩散距离分别为(13.73±8.74)km、(11.05±4.16)km和(8.95±2.16)km,但三者之间的差异不显著(χ2=1.896,df=2,P=0.387)。雌性群和混合群的扩散距离均短于25km,而5.88%的雄性群扩散距离长于25 km。(3)雄性群的平均个体数与混合群的差异显著(F=5.324,df=24,P=0.000.05),与雌性群的差异不显著(F=9.830,df=35,P=0.813),而混合群与雌性群之间的差异显著(F=48.085,df=55,P=0.000.05)。(4)50.00%的雄性群和53.57%的混合群选择芦苇草地作为扩散目的地的生境。洞庭湖区自然野化麋鹿种群与其他野生鹿科动物一样,也存在"雄鹿较雌鹿更倾向于扩散"的现象,雄性的扩散能力比雌性强,雌性的扩散可能依赖于雄性。以上结果对麋鹿的野外放归和自然野化种群的管理与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圈养大熊猫幼体在野化培训期的行为节律与季节性变化

2013年4月-2015年10月,在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用录音笔和GPS对2只野化培训的圈养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幼体雪雪和华妍进行连续观察,收集声音数据,分析其休息、觅食、嬉戏和活动的行为节律。结果表明:(1)雪雪的日行为节律有3个觅食高峰(08∶00、18∶00和22∶00),2个休息高峰(03∶00-06∶00和11∶00-14∶00),各行为中仅嬉戏表现出有高度统计学意义的差异(F=1.944,df=359,P<0.01);休息时间占比为56.03%±10.58%、觅食为19.43%±18.49%、活动为19.30%±7.81%、嬉戏为5.24%±4.61%。(2)华妍有3个觅食高峰(10∶00、15∶00和20∶00),3个休息高峰(01∶00-06∶00、11∶00-13∶00和16∶00-19∶00);4种行为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休息时间占比为55.37%±10.38%、觅食为28.09%±17.79%、活动为14.61%±8.52%、嬉戏为1.93%±1.79%。(3)大熊猫幼体的日行为节律存在季节性差异。研究结果为大熊猫野化培训和野外放归提供了基础信息和科学依据。     

圈养繁殖大熊猫生存力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大熊猫谱系数据

提高圈养繁殖大熊猫存活率是维持圈养种群可持续发展和开展野化放归研究的基础,为了探究圈养繁殖大熊猫生存力的影响因素,基于2019年的大熊猫谱系数据,不仅统计分析了不同年代和不同龄级(月龄、年龄组)圈养繁殖大熊猫的存活率和死亡率,而且利用广义线性模型系统分析了影响圈养繁殖大熊猫存活时间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960—1989年圈养繁殖大熊猫的幼仔和种群存活率分别是31.61%和68.10%,1990—2019年为78.39%和94.06%;不同年龄组圈养繁殖大熊猫的死亡率呈"凹型"曲线,即幼年和老年大熊猫死亡率较高(26.85%、26.53%),而亚成年和成年的死亡率偏低(4.56%、12.60%);不同月龄则以初生幼仔(1月龄)的死亡率最高,达22.45%,其余月龄相对较低(0～20%)。广义线性模型分析发现,个体性别、出生年代、母兽来源、母兽产仔年龄、育幼方式和胎儿数量等因素显著影响圈养繁殖大熊猫的存活、死亡和寿命长短。因此,加强大熊猫种源管理、提高人工育幼技术以及优化繁育配对等是大熊猫饲养管理的关键。     

岷山山系大熊猫自然保护区2003年生物多样性监测

岷山山系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区之一,有着全世界最大的大熊猫种群和面积最大的大熊猫栖息地。到2003年底,在该地区已建立了20个以保护大熊猫为主的自然保护区。从2003年开始,岷山17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实施了野外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监测。通过监测,了解了岷山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分布状况、人为活动对自然保护区的干扰情况,以及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经济情况,为自然保护区管理决策提供了依据。同时,通过监测活动还提高了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建议今后将自然保护区监测工作纳入自然保护区日常工作中。     

野生大熊猫现状、面临的挑战及展望

截至2003年底,我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达1596只,分布在陕西、四川和甘肃3省的45个县境内,总栖息地面积达2304991hm^2。与第2次大熊猫调查相比,野生大熊猫生存状况已得到改善,分布范围扩大、栖息地面积增加、种群数量进一步增长。本文在第3次大熊猫调查的基础上,就野生大熊猫种群及栖息地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未来保护大熊猫所面临的3个方面的挑战,即来自物种自身生物学特性的挑战、栖息地破碎化及隔离小种群未来命运的挑战以及大熊猫保护与社区经济发展需求相冲突的挑战。作者还就我国大熊猫保护前景进行了展望,即自然保护区数量将进一步增加,栖息地状况将进一步改善;种群数量在总体保持稳定的基础上将逐步增长,但局部小种群灭绝风险将加剧;圈养种群将形成能自我维持的种群,圈养个体通过培训将逐步放归到隔离野生小种群中以改变其命运。     

黄龙大熊猫种群数量及年龄结构调查

１９９６年６￣１０月,在野外采用路线－聚类法对黄龙寺自然保护区内大熊猫种群数量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保护区内现有大熊猫２３只,竹林内生态密度为０．４３９只／ｋｍ＾２。此外,首次采用了离差平方和聚类的方法,将该种群划分为４个年龄组。其中幼年组个体上占１３．３３％,青年组个体占６．６７％,成年组个体占６０％,老年组个体占２０％。最后还对结果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保护措施。     

首例长江江豚的野化及行为适应性研究

长江江豚的迁地保护目前已取得初步成功,野化放归是迁地保护的最后一环,也是实现迁地保护目标的必然要求。在此背景下,于2021年4月将来自天鹅洲故道迁地保护区的2头雄性长江江豚转移至与长江干流环境相似的老湾故道,尝试开展野化训练,探究其行为和发声的适应过程,评估其巡游、捕食和发声等行为能否适应较恶劣的环境,为将来规模化的野化,甚至放归自然栖息地提供技术支撑。经过为期1年的野化训练和持续监测,结果表明,老湾故道鱼类密度显著低于天鹅洲故道,丰水期鱼体密度分布不均,上游较中下游高。江豚在上游的每日平均停留时间显著高于中下游, Spearman相关性分析表明与鱼群的密度分布有显著相关性。在进入故道的前2月,江豚顺流巡游所需时间逐渐增加达到峰值,随后降低并趋于稳定。在船舶噪声适应性训练中,江豚的平均呼吸间隔在存在船只干扰时显著降低,随着干扰次数的增加,逐渐恢复至无干扰时的水平。由此认为, 2头江豚对老湾故道的低鱼类资源密度、季节性变化的流速环境及人工施加的船只噪声干扰有良好的适应性,具备放归长江的条件。这是首次实施完全自然环境中江豚的野化训练,将为规模化的野化放归提供技术支撑,促进江豚自然种群的恢复...     

贵州雷公山发现虎斑夜(开鸟)

2007年8月8日,贵州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方样管理站收到群众在当地小河边(地理坐标N 26°26'37"E108°16'30".海拔901 m)抓到的一只鹭科鸟类,该鸟在送到保护区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治观察几天后恢复健康,拍照后,于12日被放归野外.     

河南董寨野外子一代1岁朱鹮配对并繁殖成功

<正>河南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河南省南部信阳市罗山县境内(31°56~32°09 N,114°18~114°30 E),淮河源头,大别山北麓,面积4.68万hm2,是以保护山区森林珍稀鸟类及其栖息地为主的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自2007年引入17只朱鹮种群以来,繁殖出朱鹮幼鸟196只。于2013年10月、2014年8月、2015年11月先后向野化释放朱鹮个体78只。截至2015年,野外已发现有7对配对朱鹮繁殖,成功出飞朱鹮幼鸟24只。     

野生大熊猫与放牧家畜的空间利用格局比较

空间利用是野生动物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模式和活动格局,影响着种群之间的基因交流和生存发展。我们于2010～2012年在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桃坪”及其附近区域,采用GPS颈圈跟踪技术对分布和放养于该区域的野生大熊猫和放牧家畜—马群进行了定位监测和样地调查。分别选择了3只大熊猫和3个马群的代表性个体的GPS颈圈数据,在地理信息系统（GIS）中通过数字高程模型（DEM）、动物移动模块等工具提取和计算了它们活动区域的地形地势、巢域大小、日移动距离和核域数量,并检验了野生大熊猫和放牧家畜空间利用的差异性。结果表明：野生大熊猫和放牧家畜不同月份和整体之间在海拔高度、坡度坡向、巢域面积、日移动距离和核域数量等方面都具有显著性的差异。野生大熊猫表现为随季节和食物类型（竹笋、竹秆、枝叶）丰度的变化分别活动于拐棍竹林、短锥玉山竹林和冷箭竹林中,活动空间较大（海拔范围、巢域大小）、日移动距离较短和核域数量多等特征的随机扩散模式,且不同个体和月份之间波动性较大;放牧家畜则因初始放养于不同区域的竹林（拐棍竹林、冷箭竹林）和人为干涉程度的大小差异,显示出不同的空间利用格局,但与大熊猫相比,总体而言都具有巢域面积小、日移动距离略大、核域数量极少等“步步为营”空间利用模式的特征,且不同畜群和不同时间之间的变化幅度也小于大熊猫。不同的空间利用格局对环境资源的影响强度截然不同,大熊猫的利用模式有利于竹子资源的更新恢复和生境结构的持续发展,而放牧家畜的利用模式将造成竹子资源的死亡衰败和生境结构的破坏退化。因此,加强放牧家畜的管控,有效协调社区经济发展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卧龙自然保护区（特区）今后工作和管理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