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油松林分类学多样性

基于物种分类系统关系的分类学多样性不仅能反映群落内物种分类学之间的差异,而且可以间接反映生态系统或群落是否处于退化阶段。与传统的物种多样性指数相比,分类学多样性指数对不同的取样方法和大小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以山西油松林为研究对象,在山西省范围内选取113个样地进行植被调查,并结合历史资料和相关文献整理了植物名录,野外共记录植物357种,隶属于3门4纲36目71科227属。植物科内属、种的组成差异较大,其中含属、种最多的科是菊科,分别为31属和50种,含种最多的属为蒿属(Artemisia 11种)。选取平均分类学差异指数(Δ~+)和分类学差异变异指数(Λ~+)作为度量群落分类学多样性的指标,同时分析了分类学多样性指数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13个样地的Δ~+值大都位于Δ~+理论平均值上方(89.5%);Λ~+值都位于Λ~+理论平均值上方,这表明山西油松林物种组成的亲缘关系较远,分属不同的分类单元;群落内物种分类单元的均匀度较差,即物种主要集中在几个大的分类单元内,如菊科、蔷薇科、豆科和禾本科等。对分类学多样性指数影响最大的是群落结构因子(胸径、乔木密度和群落物种数),其次是微地形因子(坡向和坡位)。土壤全氮和有机碳与Δ~+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宏观地形因子(纬度和海拔)与Δ~+和Λ~+相关性不显著(P0.05)。通过对山西油松林物种的Δ~+和Λ~+研究表明,山西油松林大多处于平稳的成长阶段,物种组成相对稳定,存在一定的物种分类学差异,但主要集中几个大的分类单元。     

黄河中游湿地植物分类学多样性研究

在黄河中游湿地自禹门口至汾河入河口之间设置了13个样地进行植物调查,并将植物物种系统分类学中的分类学差异性指数应用到研究区域物种多样性的测度中。结果显示,样地内共记录植物75种,隶属于2门3纲18目23科61属;按所含物种数的多少统计,在门水平上主要分布在被子植物门(73种),在纲水平上主要分布在双子叶植物纲(57种),在科水平上主要集中在豆科(Leguminosae,11种)、菊科(Compositae,14种)和禾本科(Gramineae,11种),在属水平上主要集中在藜属(Chenopodium,3种)、胡枝子属(Lespedeza,3种)、蒿属(Artemisia,3种)和香蒲属(Typha,3种);一年或两年生植物最多,地上芽植物、地面芽植物和地下芽植物次之的生活型谱特征总体上反映了黄河中游湿地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干旱的气候特征。用平均分类学差异指数(Δ~+)和分类学差异变异指数(Λ~+)对13个样地植物分类学多样性特征的分析表明,Δ~+和Λ~+的理论平均值分别为84.25和425.43;运用双变量分析法将Δ~+和Λ~+进行组合分析,发现汾河入河口样地(S12)的期望值较小,河津市汾河25号坝样地(S8)、闸西侧样地(S9)和万荣县西范控导工程西侧样地(S10)的期望值较大,说明样地S12的物种分类学多样性较大且物种分布较为均一,样地S8、S9、S10则与之相反。Pearson检验结果显示,平均分类学差异指数(Δ~+)、分类学差异变异指数(Λ~+)与Shannon-Wiener指数、Pielou指数、Simpson指数、Patrick指数间均无稳定的相关关系(P0.05)。     

天津海域自由生活线虫分类学多样性

在我国海域进行了很多自由生活线虫的研究,但是线虫分类学多样性的报道极少。2007年春季在天津海域的15个站位进行了底栖生物调查,对自由生活线虫样品进行了分类学多样性的分析。共鉴定出自由生活线虫87种,隶属于2纲2亚纲5目7亚目14科39属。以色矛纲(Chromadorea)线虫居多,有74种,占总种数的85%。线虫平均分类学差异性指数(Δ+)的理论平均值为60.5,分类学差异性变异(Λ+)的理论平均值约为420。平均分类学差异性指数值随站位而变,变化幅度为49.8~63.0;各站位分类学差异性变异的波动范围较大,从233到514不等。这些结果表明,线虫在一些站位的分类学信息有较大的不同。漏斗图显示,西南部近岸海域的线虫群落组成的分类学多样性较差,预示着环境受到干扰。线虫在西南部近岸4个站位的分类学差异性受到了化学因素的影响,多个化学指标具有较高值;同时也与沉积物的粒径和叶绿素含量有一定关系。与一些传统多样性指数比较,分类学差异性指数在反应环境差异方面有较好的灵敏性。     

厦门凤林红树林湿地大型底栖动物群落

为摸清厦门集美凤林红树林湿地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其多样性现状,2002年1、4、7和10月在厦门集美凤林红树林区进行大型底栖动物调查,4个季度共获得大型底栖动物42种。生物量优势种是软体动物门的珠带拟蟹守螺(Cerithideacingulata)和节肢动物门的弧边招潮(Ucaarcuata)。密度优势种是软体动物门的短拟沼螺(Assimineabrevicula)和环节动物门的沼蚓(Limnodriloidessp.)。集美凤林红树林区大型底栖动物年平均密度和年平均生物量分别为1,990ind./m2和139.0g/m2。密度的季节变化是:1月>4月>10月>7月,生物量的季节变化是1月>10月>4月>7月。聚类分析和数量分布表明,优势种珠带拟蟹守螺、短拟沼螺、弧边招潮和沼蚓的季节变化各不相同。与2002年10月深圳湾福田红树林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平均值(0.56)比较,厦门凤林红树林区的平均值较高(2.66)。文中分析了影响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的环境因素。     

环境污染对小清河口大型底栖动物多样性的影响

利用2008年7月小清河口和黄河口各8个站位的底栖动物调查资料,运用多种多样性指数对两河口底栖动物群落多样性特征进行了比较,并运用Spearman相关分析分析了14个环境因素和底栖动物群落多样性特征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小清河口共有大型底栖动物4门6纲17目35科37属38种,平均分类差异指数为85.7,分类差异变异指数为585.6,黄河口共有大型底栖动物6门9纲24目42科45属48种,平均分类差异指数为89.3,分类差异变异指数为435.8。小清河口的多样性指数(H’)仅约为黄河口的1/3。Spearman相关分析表明,H’与铵盐、硝酸盐、铜和汞含量呈负相关性,说明底栖动物群落多样性随着富营养化程度的提高而相应降低,营养物质氮的大量输入和重金属的污染对小清河口大型底栖动物群落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ABC曲线法分析显示,小清河口底栖动物的丰度优势度曲线与生物量优势度曲线相交,表明小清河口底栖动物群落处于中度干扰状态;BOPA指数显示,小清河口8个站位中有4个站位受到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的排放可能对小清河口底栖动物生态特征带来巨大影响,加强工业和生活污水排放管理,强化清洁生产,加强工业污染源的治理力度,对恢复小清河流域水质、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分类多样性在大型底栖动物生态学方面的应用:以黄海底栖动物为例

根据文献资料,系统整理了黄海大型底栖动物物种名录,并得到了其平均分类差异指数和分类差异变异指数的理论平均值及95%置信区间漏斗图。结果表明,黄海共有大型底栖动物1,360种,分属于17门35纲91目368科842属。其平均分类差异指数的理论平均值为93.7,分类差异变异指数为213.6。将已知受到中度扰动的胶州湾部分站位真实值叠加到平均分类差异指数的95%置信区间漏斗图中,发现全部站位均显著低于95%置信区间,显示了平均分类差异指数在海洋污染监测方面的良好应用前景。     

山西平陆黄河湿地植物分类学多样性

传统的物种多样性通常使用物种数量指标α和β等多样性指数进行测度,由于其对取样和样本大小有依赖关系且极其敏感,因此取样方法的不同会对多样性的结果产生显著影响。分类学多样性方法基于分类学系统关系测量物种多样性,弥补了传统方法的不足,同时面对各种变量和不受控制的取样具有稳健性,同时也考虑了集合的分类学均匀度。不仅能反映植物群落多样性,还能间接反映环境与扰动间的关系,用于识别生态系统或生境是否处于退化阶段。为了探究平陆黄河湿地的物种多样性,检验分类学多样性方法在植物生态学方面的应用,选取了16个样地进行植物调查,并结合历史资料整理了种子植物名录,结果表明平陆黄河湿地共有植物368种,隶属于36目67科213属。含种最多的科为菊科和禾本科,分别为54种和45种。应用平均分类学差异指数(Δ+)和分类学差异变异指数(Λ+)研究了各样地的植物物种多样性:Δ+和Λ+的理论平均值分别为74.24和480;位于三门峡大坝上游和下游的样地和不同群落类型的分类学多样性均没有显著差异(P0.05)。受人类干扰较大的车村和鳖干平均分类学差异指数值显著较低,Δ+分别为62.28和67.41,位于95%的置信漏斗外;而水分条件较好且人为干扰较少的南沟渡口和三湾湖平均分类学差异指数值最高为分别81.30和79.94。车村的分类差异变异指数值最高为814.44,其物种在不同分类阶元分布最不均一,涧北的分类差异变异指数值最低为423.31,其物种分布相对较均一。传统的多样性方法难以全面的反映某个区域的物种组成、分布和多样性,此外分类学多样性的高低与物种数量的多少没有一定的相关关系,Δ+与S、Λ+与S的相关关系分别为-0.257和-0.187(P0.05)。耕作、生态旅游、日常活动等人为干扰因素可能是造成平陆黄河湿地分类学多样性降低及物种在不同分类等级间分布不均匀的主要原因。     

利用分类充分性对辽河口大型底栖动物监测的优化研究

为探寻分类充分性在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环境指示研究中的可靠性,在辽河口设置25个采样站位,于2013年8月、10月、2014年5月共3个航次（夏、秋、春）开展大型底栖动物调查,分析定量与定性数据不同分类阶元间群落组成相似性以及群落组成对环境因子响应情况,以探讨大型底栖动物不同分类阶元对辽河口生态评价的影响。结果表明,基于定量数据Bray-Curtis距离和定性数据Sørensen距离相似矩阵,3个季节不同分类阶元Spearman相关性分析和NMDS排序图表明,属级、科级与种级群落β多样性存在极显著相关性（Rho>0.88,P<0.001）。Cluster聚类图显示,定性与定量种级间丢失信息约2%,定量属级较种级丢失的信息少于3%、科级少于6%。在群落组成和环境因子相关分析中,3个季节定量属级、科级对环境因子的响应结果均与种级相似。因此在资源条件有限情况下开展辽河口大型底栖动物监测评价,鉴定群落组成可放宽至属级或科级,环境质量评价可放宽至科级。     

福建省主要海湾潮下带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组成与分布特征

根据2010年8月对福建省12个主要海湾潮下带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的调查资料,分析了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的种类组成、生物多样性和群落结构分布特征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结果表明: 12个海湾共采集到大型底栖动物382种,包括环节动物170种、甲壳动物75种、软体动物78种、棘皮动物19种,以及其他类群40种.物种数、丰度、生物量和生物多样性指数空间差异较大: 罗源湾物种数最高,为92种,旧镇湾最低,为25种,所有海湾平均(55±21)种;所有海湾在物种组成上均为多毛类占优势,其平均物种数百分比为(51.8±5.5)%;诏安湾平均丰度最高,为(1330±1094) ind·m^-2,其次为福清湾、厦门湾、湄洲湾,泉州湾最低;兴化湾平均生物量最高,为(821.2±2387.7) g·m^-2,其次为福清湾、厦门湾,深沪湾最低;丰富度指数和Shannon多样性指数在罗源湾、湄洲湾、深沪湾、厦门湾和东山湾呈现较高值,而在福清湾和旧镇湾呈现较低值,两者的全域均值分别为(0.80±0.09)和(2.73±0.64).以相似度20%为界,可将研究区域的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划分为14个群组,其中罗源湾内各站位间群落相似度最高,湾内差异最小,其次为三沙湾、福清湾、深沪湾和诏安湾,而其他海湾不同站位的群落组成差异较大.物种数、多样性指数和环境因子间的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显示,造成研究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组成和分布差异的主要环境因子依次为沉积物铜、水深和底层水体活性磷酸盐.     

象山港大型底栖动物生物多样性现状

2006年7月至2008年8月对象山港13个站位进行了8个航次的大型底栖动物采样调查.研究了该海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优势种组成, 大型底栖动物的丰度、生物量、次级生产力和P/B值,并采用物种丰富度指数、物种均匀度指数和物种多样性指数分析大型底栖动物物种的多样性.调查共获得大型底栖动物123种,其中软体动物48种,甲壳类33种,鱼类和环节动物多毛类各12种,棘皮动物8种,还包括一些腔肠动物、线虫等.群落中优势种较为集中,且优势度指数较高.该海域大型底栖生物年次级生产力平均值为16.70 ·m^-2·a^-1,平均P/B值为0.60.对物种丰富度指数(d)、均匀度指数( J )、辛普森多样性指数(D)和香农多样性指数(H)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表明,不同站位之间4种指数的差异均高度显著(P<0.01),周年之间4种指数的差异除均匀度指数不显著外(P>0.05),均高度显著(P<0.01).     

蜱类分类系统的变更

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在蜱类研究中的应用,及对蜱类系统发生的深入研究,蜱的分类及命名发生了很大变更。而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分类系统过时。文章对中国曾经采用的蜱类分类系统与现今世界上普遍认可的分类系统进行了详细比较,以期引起注意,从而促进蜱类系统学及其他研究领域的发展。     

一个植物分类数据库

本文介绍了一个苔藓植物分类数据库的设计及其结构,是使用ＶｉｓｕａｌＢａｓｉｃ４０,以中国苔藓植物的标本,学名,分布,文献,分类性状等为基本资料,以打印标签、名录、文献索引,构成分类性状的原始数据矩阵,并与数量分类程序,以及ＤＥＬＴＡ,ＰＡＵＰ和ＣＬＵＳＴＡＮ等应用程序的连结为目标进行开发的。其基本构想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下,逐渐积累中国苔藓植物的基本资料,能够完成大部分的标本室和分类学工作,并在使用过程中进一步扩展和完善其结构和功能,从而为中国苔藓植物的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     

A parametric diversity measure combining the relative abundances and taxonomic distinctiveness of species

Most ecological diversity indices summarize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lative abundances of species without reflecting taxonomic differences between species. Nevertheless, i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practice, data on species abundances are mostly irrelevant and generally unknown. In such cases, to summarize the conservation value of a given site, so‐called ‘taxonomic diversity’ measures can be used. Such measures are based on taxonomic relations among species and ignore species relative abundances. In this paper,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raditional biodiversity measures and taxonomic diversity measures, I introduce a parametric diversity index that combines species relative abundances with their taxonomic distinctiveness. Due to the parametric nature of the proposed index, the contribution of rare and abundant species to each diversity measure is explicit.     

谈谈生物分类系统的两种功能

阐述了生物分类系统具有的 2种功能 :( 1 )指导识别鉴定生物种类 ;( 2 )表达生物的系统发育关系。讨论了分类系统有无可能和有无必要同时担负 2种功能。分析了 2种功能互相混淆所带来的问题 ,并就澄清分类系统的 2种功能提出了一些建议。     

锹甲的头部形态及常用分类特征

锹甲的外部形态纷繁多样,头部形态尤其复杂并导致种类鉴定混乱,有必要对其深入研究。文章介绍锹甲的头部形态,并以代表性属种为例,比较与讨论上颚、上唇、下颚和下唇、复眼、触角等常用分类特征及其分类学意义。     

An information-theoretical measure of taxonomic diversity

Traditional diversity indices are computed from the abundances of species present and are insensitive to taxonomic differences between species. However, a community in which most species belong to the same genus is intuitively less diverse than another community with a similar number of species distributed more evenly between genera.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n information-theoretical measure of taxonomic diversity that reflects both the abundances and taxonomic distinctness of the species. Unlike previous measures of taxonomic diversity, such as Rao's quadratic entropy, in this new measure the analyzed taxonomic propertie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single species instead of species pairs.     

黏菌分类学史研究

黏菌是菌物中一个特殊和有趣的类群。为了准确而深刻地认识黏菌的内涵、多样性和系统发育关系等分类学问题,本文从黏菌命名起点开始循览黏菌分类学的发展历程,结合黏菌分类学的最新研究进展,考证了黏菌纲Myxomycetes内涵的变化和分类系统的演变及黏菌分类学研究的重要事件,并论述了中国黏菌分类学研究史,从而系统阐述了国内外黏菌分类学研究历史的沿革和演化。     

杜鹃花属植物花粉形态及其分类学意义

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5个亚属20种杜鹃花属植物的花粉形态进行了观察和比较研究,其中大部分(16种)为首次报道。杜鹃花属花粉均为四合花粉,呈正四面体排列。四合体为圆角三角形,连接紧密。单粒花粉为球形或近球形,具三沟孔。在扫描电镜下,除了杜鹃亚属的百合杜鹃、羊踯躅亚属的羊踯躅以及马银花亚属的马银花组具有明显的纹饰特征之外,其它类群的形态特征相互重叠,不足以作为现有亚属的分类依据。花粉粒具不同的外壁纹饰,可为分类研究提供孢粉学方面的证据,但应慎重应用花粉形态对杜鹃花属植物特定种进行分类鉴定。     

Elevational patterns and hierarchical determinants of biodiversity across microbial taxonomic scales

Microbial biogeography is gain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due to recent molecular methodological advance. However, the diversity patterns and their environmental determinants across taxonomic scales are still poorly studied. By sampling along an extensive elevational gradient in subarctic ponds of Finland and Norway, we examined the diversity patterns of aquatic bacteria and fungi from whole community to individual taxa across taxonomic coverage and taxonomic resolutions. We further quantified cross‐phylum congruence in multiple biodiversity metrics and evaluated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climate, catchment and local pond variables as the hierarchical drivers of biodiversity across taxonomic scales. Bacterial community showed significantly decreasing elevational patterns in species richness and evenness, and U‐shaped patterns in local contribution to beta diversity (LCBD). Conversely, no significant species richness and evenness patterns were found for fungal community. Elevational patterns in species richness and LCBD, but not in evenness, were congruent across bacterial phyla. When narrowing down the taxonomic scope towards higher resolutions, bacterial diversity showed weaker and more complex elevational patterns. Taxonomic downscaling also indicated a notable change i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biodiversity determinants with stronger local environmental filtering, but decreased importance of climatic variables. This suggested that niche conservatism of temperature preference was phylogenetically deeper than that of water chemistry variables. Our results provide novel perspectives for microbial biogeography and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axonomic scale dependency and hierarchical drivers when modelling biodiversity and species distribution responses to future climatic scenar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