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绿地可达性和居民福祉关系研究综述

城市绿地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生态系统服务,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居民身心健康,因此对居民人类福祉和城市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对国内外围绕绿地可达性及其与居民福祉的关系开展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总结了绿地可达性的常用计算方法,梳理了绿地可达性与居民使用绿地、居民健康以及居民社会经济水平的关系研究,归纳了绿地供给和居民需求评价研究。综述发现,绿地可达性估算的主要方法包括行政或统计单元计算法、最小邻近距离法、服务区法和引力模型法;绿地可达性对居民健康的正面影响已得到广泛证实;但是在多数城市中绿地在空间上(尤其是城区-郊区梯度上)的分布都存在较大差异;一些研究发现社会经济水平低的居民绿地可达性更低,但这种关系在其他地区不一定成立。对未来的绿地可达性相关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包括:更全面地量化绿地内部生物多样性、景观格局等特征,并分析其对居民福祉的影响;对公园以外其他类型的绿地与健康以外的人类福祉的关系进行更广泛的探讨,并在不同地区开展实证研究,以便对比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绿地与居民福祉关系的差异;进一步开展基于多时相绿地格局和人群队列的纵向研究,探讨绿地与居民福祉的动态关系,以及社会经济过程对其的影响,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城市规划和管理。     

绿地格局对城市地表热环境的调节功能

城市绿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多种生态服务功能保障.探讨如何在有限的土地资源内合理配置城市绿地,使其发挥最大的生态服务功能非常重要.研究基于北京市2002年7月的QuickBird数据和Landsat 7 ETM+数据分别提取城市绿地格局和地表温度,分析城市绿地格局(绿地面积、形状指数、邻接关系)与绿地地表温度及冷岛强度的相关关系.邻接关系包括邻接绿地斑块个数百分比和邻接绿地斑块面积百分比.邻接绿地斑块面积百分比采用缓冲区分析法,主要以乔木林地对地表热环境的调节作用为例.结果表明绿地格局参数对地表温度的影响相差较大:①城区主要的绿地类型(乔木林地、水体、草地)的温度都与其面积呈显著负相关,其中水体的相关系数最高;②只有乔木林地、水体的温度与其形状指数呈显著负相关,而灌木林地的温度与各个格局参数不相关;③乔木林地的缓冲区分析显示温度与其大小、形状、邻接绿地面积百分比关系都呈负相关,其中与邻接绿地面积百分比的相关关系最强,其冷岛强度也主要受邻接绿地面积百分比的影响.基于遥感识别的城市绿地微气候调节功能研究,有助于提高有限的城市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并可为城市绿地的规划管理和景观分析提供依据.     

上海城市绿地宜人性对房价的影响

城市绿地是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具有重要的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功能.以快速城市化的大都市上海为例,通过收集的689个房屋样点数据,基于GIS空间分析功能,采用享乐价格模型,选择房屋结构、可达性、面积和景观指数四大类共23个因子,定量分析了上海主要城市绿地类型对房屋价格的影响,从而定量表征了城市绿地的宜人性,并对影响房屋价格的其他主要因子进行了分析比较.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绿地具有显著的宜人性,其空间分布、面积、类型对房价具有显著影响,但绿地影响作用的大小不同,如公园绿地可达性的影响最大,而广场绿地可达性的影响则较小;(2)居民已具有明显的接近城市绿地居住的愿望,从而开始形成围绕大型城市绿地的社会分异;(3)景观指数对房价的影响(聚集度指数对房价有显著影响)表明城市绿地的组成结构也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子;(4)房屋的结构特征(如面积、建设年代与装修程度等)是房价的内在的基础影响因子,而房价的外在重要影响因子除城市绿地外,还包括到市中心的时间、到最近地铁站的时间、到最近公共服务设施(如医院和学校)的时间等.城市绿地宜人性分析可为城市规划者和决策者在进行城市绿地空间规划、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时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参考,以促进城市有序发展和社会和谐.     

基于多出行模式两步移动搜索法的广州多尺度绿地可达性与公平性研究

绿地可达性与公平性是衡量城市居民接触和使用绿地便捷程度与机会的重要指标，也是评价和反映城市绿地资源空间配置科学性与合理性的重要体现，并与城市环境、生态、健康、社会和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已有研究较少从多个尺度、多种出行模式测度绿地可达性与公平性。以广州为研究区域，结合出行O-D点智能查询系统（Travel O-D Point Intelligent Query System，TIQS）构建了多出行模式两步移动搜索法模型（Multi-mode Two-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M2SFCA）和绿地公平性模型，对广州绿地可达性和公平性空间格局与差异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广州多尺度绿地可达性水平存在明显的"城郊两极化"空间差异，低绿地可达性区域集聚于人口密度较高的中心城区，而人口较少的外围城市区域绿地可达性值普遍较高。（2）广州市域绿地资源空间分布处于严重不公平状态（绿地公平性指数为0.58），且各行政区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南沙区、天河区和花都区绿地公平性相对较好，其他区域绿地资源空间分配均有待提高与优化。（3）在镇街层面，有73.29%的镇街绿地资源空间分配处于高度平均水平（绿地公平性指数≤0.2）；在社区层面，低可达性-公平类型的社区数量最多（占社区总量的39.85%），高可达性类型的社区分布最少：有15.91%的社区属于高可达性-公平类型，有12.94%的社区属于高可达性-不公平类型。研究结论将为优化城市区域绿地空间结构、保障绿地空间公平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网络大数据的徐州中心城区绿地空间公平性评价

城市绿地在美化环境、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与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重要作用, 但当前城市绿地配置时的“被平均”现象已严重违背社会公平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理念。借助GoogleMap与网络大数据, 运用GIS构建城市绿地与小区人口的空间分布, 并通过两步移动搜索法测算城市绿地空间可达性供给, 在此基础上运用基尼系数与洛仑兹曲线刻画中心城区不同空间尺度下城市绿地的公平性。结果表明: 徐州中心城区人均可达性绿地为29.99 m2, 总体供给水平较高。小区尺度的绿地分布基尼系数为0.3707, 接近警戒线, 主要表现为小区以及片区间的绿地不公平。影响绿地空间公平性的因素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城市自然本底条件使绿地分布本身不均; 二是城市规划时人口与绿地的空间不匹配导致如老城区及高密度住宅区等的绿地供给水平很低。城市绿地规划建设需要兼顾绿地与人口的空间匹配, 尤其减轻土地财政对绿地空间配置的挤压效应, 同时还要改进配置决策方式, 加强城市绿地规划设计的公众参与。     

四个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绿地系统可达性比较研究

我国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所在城市均十分重视绿地系统对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布局合理的城市绿地系统不但能提高城市生态空间容量,也能充分满足不同位置城市居民的需求,这使得城市绿地与其被服务对象——城市居民之间的可达性成为评价城市绿地系统服务价值的重要指标。以高德公司生产的电子导航地图中居民区点和绿地系统数据为基础,采用GIS缓冲区分析法,分别探讨了我国4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西城区、石景山区、绍兴市和日照市这4个城市的城市绿地系统斑块特征,以及5,5—15,15—30min时间距离内所覆盖城市居民点数量,对其绿地可达性及其服务能力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4个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内的绿地系统分布均比较合理,覆盖面广,尤其是30min时间距离内可达的绿地满足了95%的住区;80%以上的住区居民可以在15min内到达周边任意绿地,为城市绿地管理部门打造"一刻钟生活圈"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也发现,提供服务的绿地斑块面积比较细碎,大型绿地的配置率相对较低;而且多数绿地斑块从属于多个时间距离半径内,承受较大人口压力。最后,建议城市规划过程中,注重绿地系统与住区从时间尺度上的协调分析。此外,尝试性地采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电子导航地图开展城市绿地系统可达性分析,研究结果与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对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生态型厂区绿地景观格局及其优化配置

合理的绿地景观格局和群落配置是城市绿地系统发挥其生态效应的基础,也是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设计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对生态型工业(厂)区的绿地系统则尤为重要.本文在遥感影像和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持下,对宝钢厂区12个功能区的绿地景观格局和群落配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宝钢厂区的绿地以乔-灌、乔-灌-草和灌-草3种复合配置类型为优势景观类型,但部分功能区的绿地景观破碎化程度较高,隔离距离较大,影响其生态效益的发挥.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增加绿地斑块面积、设置绿地景观廊道增加景观的连接度、改进单一群落配置为复合配置、增加群落乡土树种比例以及提高三维绿量的景观格局优化措施.     

基于景观空间指标与移动窗口的济南城市空间格局变化

应用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基于ArcGIS、FRAGSTATS软件平台,采用移动窗口、转移矩阵和梯度分析结合的方法,定量分析了1996—2009年济南市城市土地利用景观空间指标,特别是建设用地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特征。结果表明,移动窗口方法能更好地挖掘城市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并将其更加准确地与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相连接;在研究时段内,济南市城市建设用地迅速增加,而城市绿地和农业用地明显减少;该市建设用地的空间发展不均匀,城市发展呈现不规则同心圆结构,这与济南城市发展的政策导向、城市绿地空间的宜人性以及特殊的地理形态紧密相关。研究结果将有利于指导城市土地利用的规划和城市自然资源的管理与保护。     

昆明城市绿地结构对鸟类多样性的影响

岛屿化的绿地格局对城市鸟类的群落结构及空间分布会产生重要影响。通过样线法和样方法调查昆明城区19块绿地内的鸟类种类和数量、乔木种类和数量,结合遥感影像和现场调查,使用ArcGIS分析绿地生境结构,研究了城市绿地与鸟类的关系。结果表明,鸟类种类和数量与绿地面积呈正相关、与绿地距市中心距离无相关性;绿地内水域、硬化地、建筑地面积与鸟类种类和数量呈一定的负相关;乔木种数和食源乔木种数与鸟类种类呈显著正相关;城市绿地结构对鸟类的影响还与鸟类的生态习性相关。因此可以通过优化生境结构、改变绿地面积及乔木组成来提高城市鸟类多样性。     

环境正义视阈下城市公园绿地时空可达性及其影响因素

从环境正义视阈出发,重点关注选择步行和私家车出行的居民群体,采用高斯两步移动搜索（2SFCA）模型和基尼系数测度2000-2018年武汉市中心城区公园绿地可达性和公平性的时空差异,并运用梯度提升决策树（GBDT）模型进一步探析交通因素、用地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对公园绿地可达性的非线性影响及其阈值效应,以期为公平导向下的城市绿地规划提供相关参考。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公园绿地供给与需求均呈现较快的增长,居民出行成本在逐渐降低;（2）居民选择两种交通方式出行的公园绿地可达性高值区域均呈现扩大趋势,主要分布在长江两岸、湖泊和大型风景区周围,但是不同时期步行方式可达性低值区域均多于车行;同时,基尼系数显示研究时段内两种交通出行的居民享受公园绿地服务的机会均不公平,且步行可达不公平程度远大于车行;（3）用地结构和社会经济因素对不同时期公园绿地服务可达性存在协同性影响,而交通因素是不同交通方式出行可达性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4）非线性关系图显示关键变量的阈值效应能够为城市绿地精细化规划与管理提供量化参考。     

城市绿地可达性与公平性评价

城市绿地是城市重要的绿色基础设施,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保障,具有重要的生态、社会文化功能.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以城市人均(公共、公园)绿地面积、绿地率、绿化覆盖率等面积比率指标作为核心指标来指导城市绿地建设,缺乏具体引导城市绿地空间分布的指标,较少关注城市绿地服务功能的公平性问题.借助于GIS技术,构建了城市绿地社会功能评价的简明框架,尝试将表征城市绿地空间分布的可达性和公平性指标引入城市绿地的功能评价中,以体现城市建设"以人为本"、"社会公平"的理念,并以上海和青岛为实证,对新构建的系列指标进行了分析与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可达性和公平性系列指标导入城市绿地的功能评价中是可行的,能够有效的表征和测度城市绿地空间布局的合理性程度;(2)可达性和公平性指标使用时需要界定研究区范围、研究尺度,特别是数据精度,以利于研究区的纵向比较和城市间的横向比较.研究结果将丰富我国城市绿地评价的核心指标体系,亦可为城市规划者和建设者合理规划与布局城市绿地提供重要的依据和参考.     

城市绿色空间格局的定量化方法研究进展

城市绿色空间格局的变化是影响城市生态系统社会、经济与生态功能的重要因素.在分析城市绿地数量和结构时空动态变化的基础上,重点综述了城市绿地斑块和廊道连接的景观格局指数法和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了城市绿地与居住用地的空间交互作用以及可达性分析方法,比较了城市绿地沿城乡分布的梯度分析方法.并总结了城市绿色空间格局研究的热点领域,包括城市绿色空间格局的空间显式表征和多尺度分析,以及格局的定量研究与规划的结合,并应用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价.     

城市绿色空间可达性与居民分布的空间匹配与影响因素

城市居民的绿色空间可达性是衡量城市基础设施公平分配的指向标,关乎城市民生福祉。以宁波为研究区,基于高德地图路径规划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测度了绿色空间可达性,融合多源数据模拟了人口空间分布,分析了绿色空间可达性与人口分布的空间匹配状态,并采用地理探测器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宁波绿色空间可达性由各区中心向郊区衰减,高可达性空间占比不高,反映了绿色服务供给不足的现状。高可达性空间集中于三江口、鄞州新城、北仑城区和镇海老城区,低可达性空间则主要分布在东部郊区、西部山区和南部农业区。②宁波居民的绿色空间可达性在空间上表现为市中心高人口密度—高可达性和郊区低人口密度—低可达性的空间匹配特征,在规模上仅不及半数的居民享有15min绿色空间可达性,在乡镇尺度上呈现显著的城区—郊区二元类型分异。③城市居民绿色空间可达性受多重影响因子驱动,按照重要性依次为区位特征、人类活动、开发强度、社会经济和地形条件。     

Indicators for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the social services function of urban greenbelt systems: A case study of shenzhen,China

Existing ecological service assessments of urban green space have concentrated on natural environment, while research on the social services function remains underexplored. Taking Shenzhen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starts with integrating the function of green space system with human needs. An indicator assessment technique that combines spatialization, rasterization and detailed of land ecological assessment was established with regard to the benefits of landscape aesthetics, function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and accessibility of park greenbe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henzhen has very high recreational and cultural value, as the areas above medium level account for 66% of the city’s land area, and the recreational and cultural services are worth approximately 40.8million Yuan. Forest parks and comprehensive parks are important places to carry out social service function, particularly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function, and the green spaces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can be found in most of the disaster-prone areas. The accessibility of service shows a certain level of centrality, since the highest grade is concentrated in the central Bao’an, central Longgang, and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city. Based on the GIS overlay analysis, this study recognizes the distribution of essential patches, and constructs the structure of essential patches in urban green greenbelt systems by a combination of point, line, and surface elements. It shows the services of the Shenzhen greenbelt system have high potential for social integration, and this study also discusses the policy implication for macro decision-making. The assessment results objectively reflect multiple social services of the green space system in this region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management,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urban ecology in similar cities.     

转型中工业城市的公园绿地社会公平性研究——以东莞市东城街道为例

作为城市重要的生态空间,公园绿地为城市提供环境基础及景观保障,其资源的合理分配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提出公园绿地社会公平性新的内涵,即无论个体所处的人居环境条件如何,其获得的城市公园绿地质量应该平等。工业城市向服务型、创新型城市的转变是中国城镇发展的典型趋势,研究其公园绿地的社会公平性为城市更新改造与公共资源分配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以东莞市东城街道为例,构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人居指标体系与公园质量评价体系,基于可达性模型与Pearson相关性系数对公平性进行测度。结果表明：由于区域更新强度及顺序不同,研究区的绿地布局存在不公平现象,居民享受的公园质量与小区的自然、经济要素具有一定的关联。转型中的工业城市高质量公园聚集于风景资源优越的高端居住区,其他公园质量普遍不佳。工业园区以及旧城区为公园服务盲区的主要聚集地。     

基于供需分析的城市绿地空间布局优化——以南京市为例

城市绿地具有生态服务和社会服务两种主要功能,这两种服务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供需关系.而绿地的供给和需求不仅指数量上,还包括空间分布,因此单纯的绿化指标或可达性水平都不能完全体现城市绿地的真实服务水平.本文从供需分析的角度,在ArcGIS平台下,利用均匀度指数和可达范围内人均享有公共绿地达标率考察了南京城市绿地的生态服务和社会服务在空间上的需求和供给,最终得出了南京市各区绿地系统的生态和社会服务水平.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绿地数量上富余,但缺乏高可达性公共绿地,社会服务水平中等;老城地区绿地缺乏,特征绿地分布不均匀,绿地生态和社会服务水平低;河西地区绿地社会服务水平高,但生态绿地较少且分布不均,生态服务水平低;南部、北部均存在绿地不足、分布不均、高可达性公共绿地少的问题.     

Urbanization and green space dynamics in Greater Dhaka, Bangladesh

Green space is particularly indispensable for proper functioning of the ecosystem in an urban environment. This study was an attempt to dynamically map and monitor green spaces in Greater Dhaka of Bangladesh. Bo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data were acquired to document the spatial–temporal dynamics of green spaces in the study area. Using a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multi-temporal land use/cover data were extracted from a set of satellite images. A number of spatial metrics were employed to understand the landscape condition in a multi-temporal manner. In addition, 50 key informants along with focus group discussion and observation techniques were used to document existing management aspects of green spaces and their conservation policies. Th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green spaces in Greater Dhaka are rapidly disappearing over the course of time even though they provide a number of na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The disappearance of green spaces was primarily attributed to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urban population, mainly driven by rural–urban migration. As a result, the landscape became highly fragmented and less connected. A substantial reduction of green patches is also leading to deterior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ondition of the landscape. The drastic reduction of green spaces in Greater Dhaka has been attributed to a lack of policy, low political motivation, and poor management. In order to ensure sustainability of green spaces and proper functioning of the city’s ecosystem,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strategic green space planning.     

社会公平视角下广州市城市公园可达性研究

基于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与住宅市场急剧分化的背景,城市绿色空间的社会公平问题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议题。选取广州作为案例城市,从人口统计学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空间结构这3个维度划分目标人群并进行相关性分析。针对不同社会群体公园可达性的空间格局,采用空间集聚分析评估其相似性和差异性,并利用独立样本检验评判人口特征与公园可达性的相关性,从社会公平的视角揭示城市公园的空间不均衡和社会空间分异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低收入群体在公园可达性方面并不像预想中的那样处于劣势地位,城市绿色空间规划策略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然而低端从业者仍然是公园资源统筹调配过程中的弱势群体,需要给予更多关注。     

供需平衡视角下的城市公园绿地空间公平性分析——以深圳市福田区为例

城市公园绿地是城市重要的生态功能景观,其空间分布的合理性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质量都有一定影响.在城市基础设施配置供需平衡理念的背景下,本文基于城市公园绿地空间公平性评价的理论框架,采用一种基于重力模型的评价方法,以公园绿地的服务能力和各居住区人口数目分别度量供给能力和需求水平.以深圳市福田区为研究区,使用GIS网络分析技术和层次分析法,并在评价中考虑“边界效应”,从居住区的视角对深圳市福田区不同等级的公园绿地分布的空间公平性进行定量评价,进而提出了公园绿地空间配置的优化建议.结果表明: 福田区公园绿地总体公平性较差,其中,社区公园的公平性最差,区域性公园次之,郊野生态公园在部分区域公平性较好;综合各类公园的公平性评价结果,福田区约50%的区域可达到供需平衡,其他区域则均供给不足;福田区的公园绿地系统规划要从绿化率、空间配置及道路交通系统等方面进行改善,重点关注小尺度的公园配置数目,满足社区内的居民日常游憩需求.“边界效应”会对公平性评价结果造成一定影响,位于研究区边缘的居住区可以享受到居住区外的公园绿地服务,同时边界外的居住区也会共享区域内的绿地资源.     

环境正义视角下公园绿地空间配置公平性评价——以南京市主城区为例

公园绿地在促进城市居民公共健康、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广泛效益,其空间配置的公平性对维护环境正义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公园绿地空间配置公平性的研究仍侧重其数量的地域均等,对其质量、可达性空间配置的公平性关注不足。本研究基于环境正义视角,以南京市主城区为例,从公园可达性、公园面积、公园质量3个特征(共6个参数),综合运用互联网地图服务可达性分析、主客观综合质量评价、空间自相关及非参数检验等多种分析方法,分析了公园绿地空间配置的公平性格局。结果表明:研究区公园绿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在可达性、面积、质量3个特征上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公平性,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环境不正义格局;3个特征6个参数空间配置的不公平性存在显著差异,可达性得分值、可达的公园面积的不公平性最突出,到达公园绿地的最小时间、到达最近公园的质量的差异次之,到达高质量公园的数量与最小时间差异较小;高收入居住社区能够访问的公园的可达性得分值、总面积、公园质量平均值分别是低收入社区的3.7、2.7和1.6倍,表明收入高的居住社区享有更好可达性、更大面积、更高质量的公园绿地。其中,中等收入社区享有绿地优势最突出,大多数低收入居住社区尚难以在步行30 min内到达高质量公园。研究结果可为城市公园绿地的优化配置与合理规划提供决策依据与规划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