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AE编码系统构建的半自然条件下长江江豚行为谱

识别和编制动物行为谱是深入研究动物行为及其与环境复杂关系的基础和前提。本研究于2013年8月至2014年4月以栖息在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半自然水域的8头长江江豚为研究对象,采用焦点动物取样法和随机动物取样法观察记录了动物行为发生的过程、内容和环境,并以"姿势—动作—环境"(posture-act-environment,PAE)为轴心,以行为的功能为依据,构建了长江江豚的PAE行为谱。共分辨记录了半自然水域长江江豚的8种姿势、33种动作和46种行为,并定性描述了不同行为出现频率与年龄组、性别的关系。该行为谱综合了姿势和环境信息,有助于进一步研究长江江豚的生态与行为、促进长江江豚的保护。     

生态保护从加强科学研究和监测开始

上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对环境破坏的与日俱增,全球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日趋激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适时地提出了"人与生物圈"计划,这是一项具有时代特点和创新精神的政府间生态学研究计划。该计划的总目标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范围内,为合理利用和保护生物圈资源以及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提供科学基础,预测目前人类活动对未来世界的影响,从而增强人类有效地管理生物圈自然资源的能力"。它有着多项重要贡献:率先明确提出人是生物圈的组     

长江江豚重要栖息地清节洲水域鱼类群落结构

长江清节洲水域是长江江豚的重要栖息地之一,为了解该水域鱼类群落结构特征,于2017年4月、7月、10月和2018年2月对该水域鱼类群落进行了季节性调查。调查共采集鱼类38种,隶属于5目8科29属,其中鲤科鱼类占优势,占总种类数的68.4%。相对重要性指数结果显示鱼类群落优势种为贝氏?（Hemiculter bleekeri）、似鳊（Pseudobrama simony）、银鲴（Xenocypris argentea）和刀鲚（Coilia nasus）。按生活习性划分,定居性鱼类占绝对优势,占总种数的78.9%;在空间上,中上、中下和底层鱼类分布较为均衡,占总种数的比例依次为36.8%,28.9%和34.2%;从食性上划分,杂食性和肉食性鱼类较多,分别占总种数的44.7%和39.5%。Shannon-Weiner指数、Simpson指数、Margalef指数和Pielou均匀度指数依次分别为0.820~1.711,0.601~0.981,1.640~3.423和0.249~0.592。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除春夏季与秋冬季的Margalef指数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各指数在时间和空间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与历史资料相比,该区域鱼类群落呈现物种多样性降低和群落结构小型化的趋势。因此,建议加强该水域鱼类资源的监测和保护,以维护长江生态系统的稳定与江豚栖息地的适合度。     

长江生态考核指标: 基于被动声学监测的长江江豚数量

长江是复杂的生态系统, 但是随着长江生态环境的持续变化, 尤其是人类扰动所致的变化, 长江中的几种极其重要的大型物种先后因此而走向“灭绝”, 或“极可能灭绝”, 或“极度濒危”, 因此在现阶段有必要以现存于长江中的大型物种的生存状况为核心, 建立一项新的生态考核指标, 以综合表征长江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和生物多样性的完整性, 为“十年禁捕”和《长江保护法》的顺利实施提供科技支持。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asiaeorientalis)仅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鄱阳湖, 是长江中极可能仅存的大型水生哺乳动物, 多年来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已成为长江“明星”物种。长江江豚种群分布和数量的变化与长江生态环境和鱼类资源的变化密切相关, 具有综合表征生态环境质量和生物多样性及其变化的基本属性。在复杂的水下声环境中, 长江江豚的声纳信号具有独特的时频特征, 具有较强的可监测性和可量化特征, 并且已被广泛应用于长江江豚的被动声学监测、实时识别和群体估算。同时, 在自然水域对长江江豚进行被动声学监测是一项方便和高效的工作。在沿江和沿湖设置一些样地水域, 布置水下声学仪器, 开展长期被动声学监测, 不但可以掌握长江江豚的分布规律、群体规模及其变化, 而且可以为定量分析样地水域生态环境质量和鱼类等水生生物的丰度提供可信的依据, 继而可以为定量评价所监测水域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及水生生物扰动提供长期数据支撑。因此, 基于被动声学监测的长江江豚种群数量, 可作为一项重要的生态考核指标, 用于定量评价长江生态环境质量和水生生物多样性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 并用于考核相关保护工作的落实情况和实际的保护效果。     

长江江豚和瓶鼻海豚的血清转铁蛋白

血清转铁蛋白(Serum transferrin,Tf)是广泛存在于血清中的β球蛋白,其主要功能是将铁离子以安全的形式(Fe3 )在机体的吸收、储存和利用部位之间进行传递,为细胞生长提供铁(Fe3 )(Welch,1990);同时具有保护细胞、促进细胞分化和生长、抑菌和杀菌的作用(Paezetal.,2002;Liuet al     

长江江豚感染铜绿假单胞菌肺炎的诊治

本文记录了一例患急性铜绿假单胞菌肺炎的长江江豚诊断、治疗和预后观察过程。病原学鉴定采用鲜血琼脂平板对该江豚鼻腔拭子,在37℃下进行细菌需氧、厌氧培养和分离,并对所分离的细菌种类进行细菌学鉴定,结合血常规和血生化的检测结果,判定病原为铜绿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PA）。依据病原菌的药敏试验结果对患病江豚进行治疗,预后良好。通过对整个过程的资料分析以及预后观察,得到如下提示：1）应做好饲养环境的消毒措施,防止江豚出现获得性PA感染;2）对江豚日常呼吸道和粪便中PA的检测,有利于疾病的早期预防和控制;3）江豚呼吸系统疾病的治愈依赖于准确的病原鉴定和及时的治疗,药敏试验对于PA感染的治疗非常必要;4）行为学的改变在江豚呼吸道疾病发病初期以及预后有重要的指示作用。     

长江江豚锌、铜、铅、镉和砷的摄入与累积

根据室内饲养的3头长江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asiaeorientalis)食物鲫(Carassius auratus)中锌(Zn)、铜 (Cu)、铅(Pb)、镉(Cd)、砷(As)的浓度值和饲养记录,推算出了饲养条件下江豚这些微量元素每日及每周估计摄入 量的范围。必需元素的需求方面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WHO/FAO)提出的人暂定每周耐受摄人量 (PTWI)相类似,可是毒性较强的元素Cd、As、Pb的摄入量大大高于人体的PTWI。对湖北天鹅洲故道收集到的一头 江豚的10种组织、器官的研究发现,摄入后的Zn、Cu、Pb、Cd、As显示出有组织、器官选择性累积的倾向。这可能主 要与鲸类组织、器官对相应的元素有特殊的要求相关。本研究的结果还显示出有必要建立饲养鲸类动物食物安全 管理规范以控制食源污染。更深入地研究各组织、器官中微量元素与生命机能的关系,应该是鲸类动物微量元素 的营养化学和生态毒理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铜陵长江大桥对豚类栖息地的影响

根据1987-2001年在铜陵江段所进行的18次豚类生态考察,统计历年考察记录中,在成德洲-梅埂段（以下称大桥河段）工作的天数及观察到的白Ji豚和长江江豚数量,分别计算其SPUE值（Sightings per unit of effort,以头/d计）。并于1989,2001年,在长江水位8.5m左右（吴淞 高程）测定了大桥河段断面A,B,C,D的深度（m)及流速（m/s)。根据汉道最大河宽（B）,转折角（α）,曲折率（S/L）,以及汊道宽长比（B/S）的变化,分析河道与沙洲的变动对白Ji豚和长江江豚栖息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桥建成后,河段平面变形小,汊道分流比稳定,滩槽很少变动,流态稳定,水势复杂多样,仍具备豚类栖息活动必要的水文条件,但铜陵大桥对其上下河道,沙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近期和悦洲与成德洲附近的滩槽冲淤明显,汇,分流区主流摆动不确定,不能形成稳定的水区,导致成德洲附近的白Ji豚和长江江豚活动次数明显减少,特别是白Ji豚的活动路线中（太阳洲→梅埂）的羊山矶,历次考察中未观察到白Ji豚,总而言之,白Ji豚在大桥河段的SPUE值降低与其种群急剧下降是一致的,但在梅埂活动的次数下降不明显;长江江豚在局部水域（梅埂,横港）的SPUE值有上升趋势,这些现象可能与近期的河床演变及桥墩挑流有关。     

长江江豚野外健康状况的调查

对铜陵江段捕获的7头长江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asiaeorientalis)进行了体征与血液学分析。结果表明,健康的个体有2头,2头个体有明显的病变,余者营养不良,患不同程度的贫血症。这可能与长江渔业资源日趋枯竭有关。     

2012年影响江豚命运的考察

<正>孟子日:"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如果将这句话放在现世,可以引申出: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是我们所需要的;关爱动物,保护环境,亦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当二者的矛盾异常激化,甚至到了你生我死的地步时,我们该如何取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