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植物学定量研究中的取样方法

定量方法在民族植物学研究中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住,但民族植物学定量研究中有关取样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笔者针对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的拉祜族民间草医所使用的药用植物资源和草医对不同生境中药用植物的利用情况进行了取样,并以此对民族植物学中有关取样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不同生境中民族植物学的取样面积与植物生态学中的取样面积比较相近。所以在进行民族植物学野外取样时,司以针对具体的生境和植被特点来借用植物生态学中对该类生境或植被所采用的最小取样面积。     

利用分子标记分析遗传多样性时的玉米群体取样策略研究

利用分子标记技术对玉米种质资源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对种质资源的保存和利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在对地方品种和育种群体这些开放授粉群体进行大规模遗传多样性分析时,取样方法将会严重影响到研究结果和工作效率。本研究用2个育种群体和3个地方品种为试材,利用微卫星(SSR)标记对每个群体100个个体及其组成的不同随机混合样品进行了分子检测。结果表明,不同群体的群体内遗传变异大小存在差异;相同数目的个体随机混合的不同样品间的检测结果基本相同;不同数目的个体混合的样品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并且与材料本身的遗传变异大小有一定关系。考虑到结果的科学性和工作的可行性,建议在利用分子标记(如SSR)进行地方品种和育种群体的遗传多样性评估时,随机选取30个个体组成混合样(或用15个个体组成2个混合样)来代表1个地方品种或育种群体进行分子鉴定。     

不同空间尺度下的ALMANAC模型验证

ALMANAC模型最早作为EPIC模型的一部分,用于模拟土壤侵蚀导致的土地生产力的下降．它将试验数据的统计过程和作物生长的机理过程结合起来,是一种典型的基于过程模拟的应用型作物生长模型．如能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验证模型的适用性,无疑会大大扩展模型的应用范围．从这一目的出发,利用美国得克萨斯州19个试验田和9个县的玉米和高粱产量资料及其相关的作物、土壤、田问管理等数据,模拟了1998年田间尺度,1989～1998年县级尺度的平均作物产量．模拟结果表明,ALMANAC模型能够很好地模拟两种不同空间尺度的作物产量,其相对误差在田问尺度上分别为8．9％(高粱)和9．4％(玉米),在县级尺度上分别达到2．6％(玉米)和—0．6％(高粱)．该模型在进行产量预测、掌握作物生长动态,指导农业生产管理和土地利用等方面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生态学的时空特性(英文)

 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的生态学特征和现象都受限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因此,相应的科学假设和相关的生态学结论也只能基于这些特定的时空尺度范围。我们利用颇为熟知的事例,引用生态学文献中的具体实例,提纲挈领地论述了时空在生态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这些实例包括我们在长白山对云、冷杉(Picea jezoensis, Abies nephrolepis)林林冠结构的模拟、在北美应用遥感和气象方法对碳通量的估算,以及测定湿地生态系统对加温的反应等。文中所涉及的所有生态学现象,对时间和空间都有强烈的依赖性。因而, 从生态学问题的提出,到科学假设的演绎,以至试验设计和综合数据分析,都必须以时、空为前提,才不至于导致荒谬结论。     

科尔沁沙地景观研究中的尺度效应

从研究区域取样尺度和分析尺度两个方面入手 ,对科尔沁沙地景观的尺度效应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 :取样尺度的尺度效应可以通过回归分析和统计分析来判断其变化趋势和范围。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景观中斑块数量 ( y)与取样面积 ( x)之间有很好的拟合关系 y=- 7.1 2 82 x+ 2 2 0 .31 ( R=0 .95 8>0 .70 8=α0 .0 1(10 ) ) ;最大斑块面积 ( y)和取样面积 ( x)二者的关系为 y=0 .0 0 4 x2 - 0 .0 0 96x+ 0 .3346( R=0 .947>0 .70 8=α0 .0 1(10 ) ) ,关系密切。取样面积对景观结构特征的影响分析显示 ,在取样面积最小为 0 .2 8的情况下 ,景观多样性指数的变化为抛物线型 ,在取样面积约为研究区面积的一半左右时 ,景观多样性最高 ,为1 .931。不同取样面积的平均多样性指数为 1 .863(± 0 .0 75 )。从景观优势度指数的变化来看 ,呈倒抛物线型。在取样面积约为研究区面积的一半左右时 ,优势度最低 ,为 0 .467。不同取样面积的平均优势度指数为0 .5 34(± 0 .0 75 )。在取样面积不变的情况下 ,研究尺度的分析表明 ,沙地景观间隙度具有分形结构。间隙度与研究斑块的占有概率有关 ,占有概率越高 ,分维数越大。在研究对象占有概率相同的情况下 ,不同分布格局存在不同的景观间隙度 ,研究尺度越大 ,差别越大。相对而     

圈养马麝(Moschus sifanicus)个性特征及与麝香分泌的关系

采用焦点取样和扫描取样方法,对甘肃兴隆山麝场圈养马麝(Moschus sifanicus)交配季节及非交配季节进行行为取样。通过行为样本,对个体个性特征(活跃性、领域性、刻板性、探索性、行为冗余性)进行标准化处理,分析了年龄及性别对个性特征的效应,以及交配季节与非交配季节之间个性特征的差异,同时分析了马麝个性特征与泌香量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年龄增加对活跃性具有降低的效应(P0.05),并对非交配季节领域性具有降低效应(P0.05);非交配季节里雌性活跃性高于雄性(P0.05);不同季节间个性特征存在差异,交配季节活跃性与领域性均有高于非交配季节的趋势,并且活跃性与领域性在两季节间呈正相关关系(P0.05);雄麝泌香量与活跃性存在正相关关系(交配季节:r=0.518,P0.05;非交配季节:r=0.397,P0.05),与交配季节领域性同样具有正相关关系(r=0.406,P0.05)。本研究通过行为取样方法首次对马麝个性特征进行定量分析,探讨了将个性特征,特别是活跃性和领域性,作为泌香量预测指标的方法,对圈养动物个性研究的理论创新具有指导作用,同时对麝香及麝类资源的发展具有实践意义。     

基于斑块尺度的神农架川金丝猴生境适宜性评价

基于斑块尺度的生境适宜性研究,可以通过物种分布的景观格局特征,推导出研究区的景观适宜性,有利于景观规划决策。研究首先分析农业用地对神农架川金丝干扰的阈值,其次采用泊松回归构建基于斑块尺度的包含植被类型、斑块特征和人为干扰特征的猴群分布模型,依据模型结果叠加道路适宜性分级图对川金丝猴适宜生境进行评价。结果显示:(1)农业用地干扰阈值为2000 m;(2)最优模型显示猴群偏好面积大、形状简单的寒温性针叶林、寒温性针叶-落叶阔叶混交林、温性针叶-落叶阔叶混交林斑块,对农业用地具有回避性;(3)道路干扰已成为川金丝猴迁移的主要障碍,川金丝猴分布区受到的农业干扰较小,但其成为阻碍川金丝猴扩张分布区的屏障。建议神农架保护区全面开展道路与旅游景点对野生动物干扰的监测。     

钦州湾秋季和春季浮游动物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为了解钦州湾浮游动物群落的时空分布特征及与主要环境因子的关系,于2014年10月和2015年3月进行了秋季和春季两航次的调查。结果表明:该海湾的浮游动物群落有明显的季节变化。秋季共鉴定出12类87种,其中优势种有太平洋纺锤水蚤(Acartia pacifica)、肥胖三角溞(Evadne tergestina)、亨生莹虾(Lucifer hanseni)、百陶箭虫(Sagitta bedoti)和长尾类幼虫(Macrura larvae);春季共鉴定出11类48种,优势种为中华哲水蚤(Calanus sinicus)和太平洋纺锤水蚤;秋季浮游动物的平均丰度、生物量和多样性指数(528.92个/m~3、110.60 mg/m~3和2.22)均高于春季(48.30个/m~3、61.10 mg/m~3和1.70)。空间分布上,钦州湾外湾浮游动物丰度、生物量和多样性指数的平均值皆高于内湾。多维尺度分析表明,秋季内湾群落相似性较高,春季外湾浮游动物群落相似性较高。相关性分析表明盐度与营养盐是影响钦州湾浮游动物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与2011—2012年数据相比,钦州湾浮游动物群落结构已趋于单一化和小型化,以致生物量明显下降。这一现象主要与钦州湾海水富营养化以及大面积高密度牡蛎养殖有密切的关系。     

京津冀城市群区域产业协同的政策格局及评价

产业协同发展是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三个重点领域之一,科学合理的产业协同政策是加快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通过对京津冀城市群区域产业协同政策事件的系统梳理,从区域、省际和城际3个尺度解读了产业协同政策的格局及其演进过程,并从新区域主义的管治视角进行了评价。研究认为:(1)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期,协同政策极大地推动了区域内跨地产业合作和城市间产业联系,有助于提高城市群整体竞争力;(2)不同空间尺度的产业协同政策关注的重点、发展的方向、演化的特征不同,当前城市间的产业协同政策与区域协同发展目标的关系不明确,产业协同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尚不显著,亟需加强研究和统筹协调;(3)受城市行政区等级关系和竞争关系的影响,京津冀产业协同政策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高度契合统一,与新区域主义的管治理念并不相符,影响科学合理协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研究对当前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及其政策制定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基于景观生态学“源-汇”理论的市域尺度生态功能分区——以内蒙古通辽市为例

市域尺度的生态功能分区对于市域生态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起着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现阶段较为被动而静态的功能分区研究忽视了市域生态资源在城镇化发展中的剧烈变化。而景观生态学的"源-汇"概念和相关手段,将区域生态功能空间格局与不断变化的生态过程之间建立了联系,在生态功能分区科学理性的研究实践中运用前景广阔。运用景观生态学"源-汇"理论,以内蒙古通辽市为例,通过对于研究区域中"源"景观的划分,设定不同景观要素的阻力值,构建基于"源"动态特征的最小累计阻力模型,计算得出阻力面。并进一步通过寻找阻力面突变点来确定分区阈值,最终确定通辽市域尺度生态功能的5大分区,最后提出有针对性的分区管控措施与指引。研究将市域生态要素在城市化下的动态演变与生态安全格局进行有机关联并制定科学的分区策略,为市域生态空间的优化及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