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雅水库混合深度的年内变化及其对藻类生消影响

就水库藻类水华的发生机制而言,近年来值得关注的研究动向是,一些研究者开始认识到光照和混合的交互作用可能对藻类水华生消过程起到了关键作用,即认为水体混合深度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可获得光强,从而决定着藻类生物量的时空分布。在这些研究中,混合层深度的确定是探讨藻类生消过程影响的前提。然而已有的研究大都只进行粗略的估计。本文提出采取系统聚类分析的方法确定泽雅水库不同时期的混合深度。在具体分析过程中,将测得的某一天某一深度处的pH,DO,温度,电导率,氧化还原电位等5个参数结果看成一类,采用类间平均连接法,间隔尺度变量为欧氏距离的平方进行聚类。对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和已有的"1°C"法计算得的全年的混合深度的变化趋势进行比较,认为系统聚类分析法可以更为准确地反应水体混合的实际情况。依据混合深度的不同特征,在年内水库水体可划分为热成层时期,全混时期和两者之间的过渡期,藻类生物量与混合深度呈负相关。在热成层期间,藻类生物量都超过了13mm³L^-1。而到了9月份,当混合层深度扩展到15m以上时,藻类生物量明显下降,此后水体处于全混时期,藻类生物量较低,在9-20mm³/L^-1波动。基于稳态假设的前提下,发现随着混合深度增加,稳态藻类生物量呈单峰变化,在混合深度2m处达到最大值,即在混合深度为0-2m之间时,藻类沉降作用是藻类生物量的主要影响因素,随着深度增加,沉降作用下降,因此藻类生物量增加;当混合深度超过2m之后,光限制作用占主导因素,藻类生物量随混合深度增加而下降。这一结果为 Diehl的假说提供了水库现场的实证。     

用于基因探测的光纤DNA传感器及其阵列的一种新的制备方法

报道了一种光纤DNA传感器及其阵列的新的制备方法,以及应用该阵列同时进行多基因检测的结果.光纤经0.2%的poly-l-lysine处理后,可用于吸附寡核苷酸探针,探针经固定后即制成一种光纤DNA传感器.将携带不同基因探针的传感器排成一个阵列,可用于多个基因的同时检测.用含有p53,N-ras,Rb1基因探针的阵列进行实验的结果表明,这种传感器及其阵列可用于特定基因的探测,或多个基因的同时检测.     

五种荒漠植物幼苗出土及生长对沙埋深度的响应

研究了红砂、泡泡刺、花棒、白刺和沙拐枣5种荒漠优势植物的幼苗出土和生长对沙埋的响应,判断了幼苗的生长特征能否预测植物的定植能力。进行了0、1、2、3、5cm和8cm等6个沙埋深度处理,每个处理5个重复。结果表明：每种植物的出苗率都随着沙埋深度的增加而降低,而且遵循着指数方程关系。红砂种子的最佳沙埋深度应为0-1cm,3cm已是出苗和存活的最大沙埋深度;泡泡刺、花棒和白刺种子的最佳深埋深度为0—3cm;沙拐枣在0—8cm各个深度都有出苗现象,且出苗率没有显著差异,但8cm深度的出苗率只有4％,最佳沙埋深度约为5cm。幼苗的生长高度受沙埋深度的影响显著,在同一时间,幼苗的最大生长高度并不在0cm表层,但红砂幼苗除外。泡泡刺、花棒和白刺在0—3cm的沙埋深度的幼苗生长高度大于5-8cm沙埋深度的生长高度,但沙拐枣幼苗在5cm深度的生长高度最大。5种荒漠植物幼苗的生物量受沙埋深度的影响不显著。在同一沙埋深度下,红砂的绝对高度生长率明显低于其余4种植物,沙拐枣的绝对高度生长率高于其余4种植物幼苗;5种植物的相对高度生长率对沙埋深度的响应并不敏感。绝对高度生长率与相对高度生长率并不能预示幼苗存活成功率。     

光声成像及其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

光声成像是一种新近迅速发展起来、基于生物组织内部光学吸收差异、以超声作媒介的无损生物光子成像方法,它结合了纯光学成像的高对比度特性和纯超声成像的高穿透深度特性的优点,以超声探测器探测光声波代替光学成像中的光子检测,从原理上避开了光学散射的影响,可以提供高对比度和高分辨率的组织影像,为研究生物组织的结构形态、生理特征、代谢功能、病理特征等提供了重要手段,在生物医学临床诊断以及在体组织结构和功能成像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对光声成像技术的机理、光声成像技术和方法、光声图像重建算法以及光声成像在生物医学上的应用情况作一个简单介绍,希望有助于推动我国在该领域的科研和开发应用工作的迅速发展.     

生物实验室

将原来技术与方法栏目改为生物实验室。刊发的文章主要侧重于从实验室科研人员的角度,深度报道使用某种仪器设备进行实验后所获得的最新结果,交流由此衍生出的新技术新方法。希望此栏     

祁连山不同植被类型土壤碳贮量和碳通量

采用野外调查测定、野外定位观测和室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植被类型变化较大林区,选择邻近相同海拔、坡向和土壤类型的天然林(青海云杉林、祁连圆柏林、高山灌丛林)、人工林(13年生华北落叶松林)、牧坡草地和农田等植被类型土壤为研究对象,研究了祁连山不同植被类型的土壤碳动态.结果表明:天然林、牧坡草地、农田和人工林的土壤有机碳含量分别为59.45～84.7、78.30、13.51和43.25 g·kg-1,平均土壤有机碳密度分别为15.96～19.95、17.74、10.63和15.97 kg·m-2,土壤有机碳平均周转时间分别为27～36、25、23和33 a;不同植被类型土壤CO2通量依次为青海云杉林584.03 g C·m-2·a-1,祁连圆柏林517.63 g C·m-1·a-1,高山灌丛林601.00 g C·m-2·a-1,牧坡草地796.89 g C·m-2·a-1,农田281.75 g C·m-1·a-1,人工林569.92 g C·m-2·a-1;同一植被类型中,土壤有机碳含量和土壤碳密度随土壤深度增加而降低,而土壤有机碳周转时间则随深度增加而增大.     

武夷山不同海拔植被土壤易氧化碳

土壤有机质的短暂波动主要发生在易氧化部分,而易氧化碳作为土壤有机碳的敏感因子,可以指示土壤有机质的早期变化.采用高锰酸钾氧化法,分析了福建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不同海拔高度具有代表性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200～1 000 m)、针叶林(1 350～1 750 m)、亚高山矮林(1 750～1 900 m)以及高山草甸(1 700～2 158 m)土壤中易氧化碳的变化特征,分析其与微生物量碳、土壤总有机碳、土壤含水量、全氮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同群落土壤中的易氧化碳含量随海拔上升而增加,随土层深度的增加而减少;易氧化碳和土壤总有机碳、微生物量碳、土壤湿度、全氮间呈极显著的相关;土壤易氧化碳占总有机碳比例为8.69%～14.73%,是微生物量碳占总有机碳比例的3.32～11.41倍;沿海拔梯度,易氧化碳含量受到土壤总有机碳、土壤湿度和温度的显著影响.     

芒萁生物量分布特征

以花岗岩和紫色砂页岩典型丘陵区的芒萁(Dicranopteris dichotoma)为研究对象,从生物学角度分析了其生物量分布的基本特征.结果表明:各样方间总生物量变化不大,生境条件是影响芒萁地下与地上生物量分配的重要因素,自坡上到坡下,地上生物量升高,地下生物量降低;芒萁叶生物量模型,以展幅的乘积(D1·D2)和株高(日1)为自变量建立的多元线性方程的相关性最好;芒萁根系集中分布在0～4 cm的土层内,其中1 cm附近最为集中,但砂土堆积导致其分布加深并成层分布;芒萁活根状茎长度与土壤深度呈负相关,与根系生物量呈线性正相关;芒萁是南方山区既经济又有效的水土保持植物,应大力加强保护和应用.     

荒漠绿洲边缘区泡泡刺种群对风沙干扰的响应

研究了位于黑河中游荒漠绿洲外缘 (荒漠与绿洲过渡带 )戈壁与沙漠两种生境下泡泡刺种群对风沙干扰的响应。结果表明 ,因风沙干扰的响应 ,泡泡刺种群以斑块状格局形式存在 ;独立灌丛沙堆的形成途径主要有 4种 :种子发育、根蘖繁殖、较大的沙堆退化 (生境破碎化 )和邻近沙堆的兼并。水分条件是泡泡刺种群生长的重要制约因素 ,长期对有限的水分资源竞争 ,使其大小和空间分布都形成了明显的特征。绿洲与戈壁交错带 (类似戈壁生境 )样地的泡泡刺种群的沙埋深度、种群高度、种群盖度、种群大小、生物量都小于绿洲与沙漠交错带 (类似沙漠生境 )样地的泡泡刺种群的相应的种群特征变量 ,而绿洲与戈壁交错带样地的泡泡刺种群密度却大于绿洲与沙漠交错带样地的相应的种群特征变量。绿洲与戈壁交错带样地的泡泡刺种群密度为33.3株 / m2 ,而绿洲与沙漠交错带样地的泡泡刺种群密度为 2 5 .4株 / m2 。两样地泡泡刺种群的沙埋深度、种群高度、盖度、密度及大小存在着显著差异 ,只有生物量无显著差异。两样地中泡泡刺的沙埋深度对泡泡刺种群特征的影响明显 ,无论戈壁还是沙漠生境 ,沙埋深度与种群高度、种群大小、种群生物量明显正相关。适度沙埋可以促进泡泡刺种群的生长 ,但当沙埋深度超过10 0 cm时 ,又会对泡泡刺种群     

任务负载程度影响内源性注意与外源性注意的相互作用

目的:探讨内源性注意与外源性注意的相互作用机制.方法采用Yantis的非突现范式.结果实验一研究发现在较简单的探测任务下,内源性注意与外源性注意没有交互作用,互相独立.实验二研究发现在较复杂的辨别任务下二者存在交互作用.结论二个实验结果验证了Berger等人提出的理论,即任务负载程度决定内源性注意与外源性注意的相互作用,在低负载即简单任务下,内源性注意与外源性注意互相独立,而在高负载即复杂任务下,二者才存在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