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健康正常人单次精准功率运动前后脉搏波波形特征个体化分析研究*

目的: 观察研究年轻健康正常人的静息桡动脉脉搏波特征及单次个体化运动后脉搏波的变化情况。方法: 选取阜外医院年轻健康、无任何疾病诊断的正常人16例,首先完成症状限制性极限心肺运动试验（CPET）,根据CPET计算Δ50%功率为个体化精准运动强度,完成持续30 min的单次运动。于运动前和运动后10 min、20 min、30 min分别测量50 s桡动脉脉搏波,先用软件自动定点再人工复检得到每个脉搏波特征点：起始点（B）、主波波峰点（P1）、重搏波波谷点（PL）、重搏波波峰点（P2）、结束点（E）,从仪器中导出各点对应的横坐标（时间T）和纵坐标（幅值Y）的原始数据,将上一个脉搏波的结束点E视为下一个波的起始点B,TB归零,得到主要观察指标：YB、YP1、YPL、YP2及TP1、TPL、TP2、TE,并计算出ΔYP1（YP1-YB）、ΔYPL（YPL-YB）、ΔYP2（YP2-YB）,TE-TPL、（TE-TPL）/TPL、脉率,S1（主波升支斜率）、S2（重搏波升支斜率）,ΔYP2-ΔYPL、TP2-TPL作为次要观察指标;定义波峰明显的重搏波为YP2>YPL,计算波峰明显的重搏波出现率（50 s内YP2>YPL的波形个数/波形总个数×100%）;对每位患者运动前后的50 s脉搏波数据个体化分析,再将所有数据求均值进行整体分析。结果: ①16例年轻健康受试者（男10女6）,年龄（30.6±6.4,24~48）岁;身高（170.4±8.2, 160~188）cm;体质量（63.9±12.8, 43~87）kg。②静息时YB（87.2±5.8,78.1~95.9）、YP1（223.5±15.8,192.7~242.3）、YPL（122.8±7.8,110.0~133.8）、YP2（131.4±4.9,116.7~137.5）、TP1（126.2±42.2,94.2~280.0）、TPL（360.2±44.8,311.5~507.3）、TP2（432.4±50.8,376.2~589.0）、TE（899.7±86.9,728.3~1042.0）;ΔYP1（136.3±19.9,96.8~158.6）、ΔYPL（35.7±10.7,16.0~55.7）、ΔYP2（44.3±8.1,22.5~56.5）、TE-TPL（539.5±79.3,405.9~691.3）、（TE-TPL）/TPL（1.5±0.3,0.8~2.0）、脉率（67.3±6.6,57.6~82.4）、S1（1.1±0.2,0.6~1.4）、S2（0.1±0.1,0.0~0.2）、ΔYP2-ΔYPL（8.6±6.1,0.9 ~19.8）、TP2-TPL（72.3±19.9,38.3~108.4）。③运动后10 min, YPL（97.0±13.2比122.8±7.8）、YP2（109.6±12.8比131.4±4.9）、ΔYPL（6.6±9.8比35.7±10.7）、ΔYP2（19.3±11.2比44.3±8.1）显著减小,TE（667.8±123.1比899.7±86.9）、TE-TPL（330.2±128.4比539.5±79.3）、（TE-TPL）/TPL（1.0±0.4比1.5±0.3）显著减小,而脉率（92.2±14.0比67.3±6.6）、ΔYP2-ΔYPL（12.7±9.7比8.6±6.1）、 TP2-TPL（98.0±38.1比72.3±19.9）显著增大（P均<0.05）。运动后20 min和30 min的脉搏波变化趋势与运动后10 min保持一致,但从20 min开始大部分指标逐渐向运动前静息水平恢复。④静息时16例正常人波峰明显的重搏波出现率为94.5%,运动后10 min（96.3%）、20 min（98.5%）、30 min（99.8%）的出现率升高（P均<0.01）。其中10例运动前后波峰明显的重搏波出现率均维持在100%左右;2例运动前出现率已达100%,但运动后10 min有所降低,后又继续升高,30 min时恢复到100%;3例静息出现率偏低,运动后升高近100%;还有1例仅运动后20 min出现率偏低,考虑人为因素影响。结论: 运动对正常人脉搏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重搏波上;整体上看,单次精准功率运动后,重搏波位置降低、幅度加深,波峰明显的重搏波出现率普遍提高,且这种改变至少能维持30 min;从个体上看,每位受试者的反应又有所不同。     

不同剂量氯吡格雷治疗急性ST 段抬高心肌梗死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目的:探讨不同剂量氯吡格雷治疗急性ST段抬高心肌梗死(STEMI)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178例急性STEMI患者随机分为高剂量组和常规剂量组,每组各69例。两组均给予阿司匹林、静脉溶栓、抗凝及降脂等常规治疗,高剂量组和常规剂量组分别口服氯吡格雷负荷量600 mg、300 mg,之后两组患者给予维持量75 mg/d。结果:治疗30 d后,高剂量组总有效率为91.0%,常规剂量组为7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高剂量组治疗后36 h及30d的MACE发生率为3.4%和6.7%,常规剂量组为12.4%和18.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出血发生率分别为9.0%,5.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高剂量(600 mg)氯吡格雷治疗急性STEMI疗效优于常规剂量(300 mg),且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抗补体活性物质临床应用及开发研究进展

补体系统是先天免疫系统的重要组分之一,类风湿关节炎、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2019冠状病毒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生与补体系统异常密切相关。目前临床常用的补体抑制剂多为化学合成药物,其选择性较差,长期使用容易导致机体免疫能力降低。天然产物来源的抗补体活性成分毒性小、易于被机体消化吸收,其中微生物来源的抗补体活性物质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应用潜力,可利用基因组挖掘快速发现和鉴定,并利用代谢工程改造和发酵优化大量生产,但目前相关研究仍处于前期研究开发阶段。本综述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外较常见补体抑制剂的临床应用,同时对微生物来源抗补体活性物质的研发进展进行了讨论,以期为补体抑制剂的临床研究和天然来源新型抗补体活性物质的开发提供参考。     

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术后发生急性肾损伤的影响因素及术前尿NGAL联合血清β2-MG、Mb的预测价值

摘要 目的：探讨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TAAD）患者术后发生急性肾损伤（AKI）的影响因素,分析术前尿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转运蛋白（NGAL）联合血清β2-微球蛋白（β2-MG）、肌红蛋白（Mb）对术后AKI 的预测价值。方法：选择2019年1月至2022年1月我院收治的100例TAAD患者,根据术后是否发生AKI将患者分为AKI组（38例）和非AKI组（62例）,检测并比较两组术前尿NGAL、血清β2-MG、Mb水平。分析TAAD患者术后发生AKI的影响因素,以及术前尿NGAL联合血清β2-MG、Mb对TAAD患者术后发生AKI的预测价值。结果：AKI组术前尿NGAL、血清β2-MG、Mb水平均高于非AKI组（P＜0.05）。AKI组体质量指数（BMI）、肾动脉受累比例、术中尿量、术中输血量、术前血肌酐（Scr）水平均高于非AKI组,体外循环时间、深低温停循环时间长于非AKI组,年龄大于非AKI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肾动脉受累、体外循环时间过长、术前Scr、尿NGAL、血清β2-MG、Mb水平较高是TAAD患者术后发生AKI的危险因素（P＜0.05）。术前尿NGAL联合血清β2-MG、Mb预测TAAD患者术后发生AKI的曲线下面积为0.847,明显高于三指标单独检测的0.689、0.678、0.677（P＜0.05）。结论：术前尿NGAL、血清β2-MG、Mb水平较高、肾动脉受累、体外循环时间过长是TAAD患者术后发生AKI的危险因素,联合检测术前尿NGAL、血清β2-MG、Mb水平对术后AKI的发生具有一定预测价值。     

GDP与CHOP方案治疗非特异性外周T 细胞淋巴瘤的临床对比研究

目的:探讨GDP与CHOP方案治疗非特异性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临床疗效,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方法:选择2013年1月到2016年1月我院收治的非特异性外周T细胞淋巴瘤患者80例,随机分为GDP组(n=40)和CHOP组(n=40)。GDP组患者给予GDP治疗方案(顺铂+吉西他滨+强的松),CHOP组患者给予CHOP治疗方案(多柔比星+环磷酰胺+长春新碱+强的松),两组患者均治疗6个疗程。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GDP组患者近期疗效总有效率为75.00%,明显高于CHOP组的45.0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GDP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OS)分别为(9.69±1.50)月和(16.72±3.06)月,明显大于CHOP组的(5.16±1.38)月和(10.98±3.37)月,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GDP组患者恶心呕吐的发生率为72.50%,明显低于CHOP组的97.5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GDP方案治疗非特异性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CHOP方案,且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新型冠状病毒T细胞表位多肽不同免疫途径及佐剂对免疫应答的影响及长效免疫研究

很多研究表明T细胞免疫在抗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感染和预防重症死亡中起到关键作用。T细胞识别由抗原递呈细胞（Antigen-Presenting Cell,APC）递呈的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结合的短肽,因此新冠T细胞多肽疫苗成为研究重点之一。本研究利用三条C57BL/6J小鼠MHC II类分子限制性的新冠T细胞表位多肽分别结合目前已经在临床上市使用的佐剂：铝佐剂,5’cytosine-phosphateguanine 3’oligonucleotide(CpG-OND,以下简称CpG)佐剂以及铝加CpG佐剂制备成小鼠新冠T细胞多肽疫苗,通过皮下、肌肉、滴鼻（CpG佐剂组别）三种给药方式两次免疫C57BL/6J小鼠,在二免后14 d和6个月（CpG佐剂组别）后利用荧光免疫斑点实验（FluoroSpot）评价疫苗刺激小鼠脾脏淋巴细胞产生的辅助型T细胞1(T helper 1 cell,Th1)应答细胞因子—干扰素γ(Interferon-γ, IFN-γ)、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     

微针用于生物大分子及纳米药物透皮给药的尝试与挑战

生物大分子及纳米药物,比如,亚单位疫苗、DNA疫苗、以及针对真皮层的治疗药物,作为近年来新兴的治疗药物,在有些治疗领域有着透皮给药的需求。由于具有靶向性高,疗效显著等特点,生物大分子及纳米药物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微针作为一种新型的给药技术,不仅具有无痛、给药方便等优点,而且运用物理手段可大幅提高大分子甚至纳米药物的透皮吸收及皮层靶向,能够避过胃肠道消化作用以及肝脏首过效用。将微针技术与生物大分子药物相结合,能够同时发挥两者的优势,实现高靶向生物药物的无痛给药。本文简述微针透皮给药技术、以及生物大分子给药的研究进展,对微针技术用于生物大分子及纳米药物透皮给药的尝试研究做了介绍和总结,对存在的技术挑战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葡萄种间杂交砧木育种F_1代植株耐盐性分析

以耐盐性较强的砧木1103P为对照品种,对左山一×SO4杂种砧木F1代的6个株系(A15、A17、A34、A35、A38和A48)及左山一×101-1杂种F1代2个株系(B24和B26)的一年生盆栽扦插苗进行100 mmol·L–1 NaCl胁迫处理,以各自无盐胁迫为对照处理。20天后,根据表型计算盐害指数,测定叶绿素含量、光合气体交换参数、叶绿素荧光参数以及生长量指标;以各项生长指标的耐盐系数为耐盐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相关性分析、隶属函数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对葡萄株系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A34和A35植株无盐害症状,盐害级数为0;A15和A17植株有少部分叶片边缘焦枯,盐害级数为1。盐胁迫大幅度降低了1103P和B26等株系的叶绿素含量、光合速率、新梢生长量和生物量;而A15、A17、A34和A35植株的各项指标降低幅度较小。将生物量等12个单项指标转换成3个相互独立的综合指标,通过聚类分析,发现A34、A35、A15和A17植株的耐盐性较强,A38、A48和B24植株的耐盐性中等,1103P和B26植株的耐盐性较弱,与盐害分级结果一致。     

长期慢病患者单次精准功率运动前后脉搏波波形特征个体化分析研究*

目的: 观察研究长期慢病患者的静息桡动脉脉搏波及单次个体化运动后脉搏波的变化情况。方法: 选取被明确诊断为高血压和（或）糖尿病和（或）高脂血症的长期（病程≥5年）慢病患者16例,完成症状限制性极限心肺运动试验（CPET）,计算Δ50%功率为个体化精准运动强度,完成持续30 min的单次个体化运动。于运动前和运动后10 min、20 min、30 min分别测量50 s桡动脉脉搏波,得到每个脉搏波特征点：起始点（B）、主波波峰点（P1）、重搏波波谷点（PL）、重搏波波峰点（P2）、结束点（E）,从仪器中导出各点对应的横坐标（时间T）和纵坐标（幅值Y）的原始数据,将上一个脉搏波的结束点E视为下一个波的起始点B,TB归零,得到主要观察指标：YB、YP1、YPL、YP2及TP1、TPL、TP2、TE,并计算出ΔYP1、ΔYPL、ΔYP2,TE-TPL、（TE-TPL）/TPL、脉率,S1、S2,ΔYP2-ΔYPL、TP2-TPL作为次要观察指标;计算波峰明显的重搏波出现率;对每位患者运动前后的50 s脉搏波数据个体化分析,再将所有数据求均值进行整体分析。结果: ①16例长期慢病患者(男14女2）,年龄（53.7±12.6,28~80）岁,身高（171.7±6.6, 155~183）cm,体质量（80.0±13.5, 54~98）kg。2静息时YB（91.5±10.8,71.1~108.6）、YP1（203.6±24.7,162.7~236.3）、YPL（127.1±6.2,118.2~140.3）、YP2（125.9±6.2,115.7~137.7）、TP1（137.2±22.3,103.0~197.1）、TPL（368.7±29.5,316.3~434.0）、TP2（422.7±32.8,376.9~494.7）、TE（883.4±95.0,672.2~1003.3）,ΔYP1（112.1±33.8,60.3~157.5）、ΔYPL（35.5±14.2,17.5~66.2）、ΔYP2（34.4±13.3,20.0~62.9）、TE-TPL（514.6±85.4,341.4~621.9）、(TE-TPL)/TPL（1.4±0.2,1.0~1.7）、脉率（68.8±8.4,59.8~89.3）、S1（0.9±0.3,0.4~1.4）、S2（0.0±0.0,-0.1~0.0）、ΔYP2-ΔYPL（-1.2±2.6, -6.5 ~2.5）、TP2-TPL（54.0±10.8,33.6~81.1）。③运动后10 min,YB、 YPL、YP2、TPL、TE减小,YP1增大;ΔYPL、TE-TPL、（TE-TPL）/TPL减小,而ΔYP1、脉率、S1、ΔYP2-ΔYPL、 TP2-TPL增大（P均<0.05）。运动后20 min和30 min的脉搏波变化趋势与运动后10 min保持一致,但从10 min后大部分指标逐渐向静息水平恢复。④静息时16例长期慢病患者波峰明显的重搏波出现率为28.6%,运动后10 min（65.7%）、20 min（77.1%）、30 min（73.7%）的出现率明显提高（P均<0.01）。其中6例患者运动后波峰明显的重搏波出现率显著升高,且能持续到30 min;3例患者运动后10 min出现率上升明显,20 min时开始下降;1例患者运动后20 min出现率才开始升高;2例患者运动后10 min出现率升高后随即下降;1例患者运动后20 min出现率短暂升高后下降;1例患者运动后出现率下降,20 min时开始回升;2例患者运动后出现率不升,30 min时稍有升高。结论: 长期慢病患者的桡动脉脉搏波波形矮小,重搏波不明显甚至消失,单次精准功率运动后,主波增高,重搏波位置降低、幅度增大;具体反应情况应个体化分析。